【内容摘要】 文化是支撑文明前行的动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依靠中国文化不断实践、不断创造的持续内在支撑。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对于人的“和”的心境的培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对“和”的追求相适应。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从孕育到演化再到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文化机制。这种机制体现在向“和”的理想迈进中在不同时代以“言志”与“载道”为核心的辩证讨论中。进入近代，这种讨论与古今、中西之争相伴随。在新时代，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守正创新”思想突破了中西、古今之争，体现出当代中国人思考文艺问题时的文化自主性，也赋予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贯穿性。

【关 键 词】 中华文明 连续性 中国传统文艺思想 贯穿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第一大特性便是“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世界视野和历史高度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与生命力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那么，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是如何呈现这种连续性的？我们还能不能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价值呢？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迄今还有没有旺盛的生命力呢？

文明是因人类文化积累而呈现的显在形态，即我们能够看到的样态。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呈现的观念形态，是在不断实践和创造中支撑文明前行的动力。文明是人们回头看时已然的样态，是文化作用的结果；文化是不断行进的样态，是不断实践、不断创造的样态。文化的行进支持着文明的延续。中国文化是孕育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母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国文化不断实践、不断创造的持续内在支撑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从孕育到演化再到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文化机制。我们从这种机制中可以看出因文化实践和创造的持续支撑而呈现的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化的实践与创造集中体现在通过对人的教育而达致“和”的境界的追求上，这种追求体现在推动文明前行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亦然。

针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我们可以从《尚书》讲起。中国最早论述艺术的典籍出自《尚书》，《尚书•舜典》云：“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舜典》是在教育意义上讨论乐舞问题的，目的是要用乐舞教育青年人养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平和性格。那么，乐舞为何能发挥这种作用呢？恰是因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就说明诗、歌、乐、舞可以让人的心志获得抒发的机遇。心志得以抒发，人才能获得“和”的心境。而“和”的心境又恰是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之于个体的人的核心价值。诗的言志功能在《毛诗序》中进一步展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把人的情志与言、叹、歌、舞等行为结合起来，认为人的言、叹、歌、舞是人的情志的表现方式。《毛诗序》进而把情志的表达与世之治乱结合起来思考，认为诗歌、音乐等艺术可以反映出天下的兴亡治乱，最终指出先王把诗歌、音乐作为敦厚人伦、美化风俗的缘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早期论述中，就已把艺术与人的情志间的关系、艺术与人的和的心境间的关系、艺术与天下兴亡治乱间的关系作为核心命题来考量。

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对于人的“和”的心境的培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对“和”的追求相适应。这种培育首先是从“人”讲起的，最先涉及人的品格，即人格问题，从而把人格之“和”与社会理想之“和”对接起来。这个特点我们从儒家典籍《礼记》中即可看出。《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把一个人从“格物”到“平天下”的八个环节讲得很清楚，“物格”方可“知至”，“知至”方可“意诚”，“意诚”方可“心正”，“心正”方可“身修”。从“物格”到“身修”是个人人格的完善，但个人人格的完善并未停留于人格完善本身，其目的是要“家齐”，进而“国治”，最终达到“天下平”的理想。人们对“天下平”有诸多理解，但无论何种理解，都未脱离在个体人的和的心境基础上升华到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际和睦、社会和谐的核心思想。所以，我们从这八个环节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以个人人格的完善最终达到“天下平”的理想实现的可贵之处。这种思想落实到艺术上，我们可以从《礼记•乐记》中看出，《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音乐不仅体现在个体人格之和，也体现在天地之和——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之和上，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乐记》所传达出的“和”的基本信息。而从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整体脉络而言，《乐记》针对音乐所体现的基本信息也对其他艺术门类发挥了巨大影响。

“诗言志”可以说是针对个体的人格教育来立意的。这种立意源自对个体人格的“和”的心境的实现。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是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角度而言的。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论语•阳货》)，则是从诗的功能上而言的。孔子利用这种说法把“诗言志”具体到个体的人的情志表达及其面对社会时的主体功能和融入功能上。主体功能体现在个人情感的表达(言)、个人兴致的生发(兴)、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姿态和批评姿态(怨)，融入功能体现在个人与他人处理关系时的基本状态(群)。这两大功能也体现出文艺的基本功能。可见，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不仅在对人的主体性的建构上是自觉的，而且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上也是自觉的。这种自觉建构的姿态决定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既不脱离人，又未脱离社会的能动性。

与对个体的人的情志的抒发与性格的涵育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艺还体现出“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文学艺术需要“言志”，但还不能仅仅止于“言志”，还要“载道”，即传递“道”的信息。而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道”与体现个人情感的“志”又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周易•系辞》中，由阴阳观念所生发的自然之道就是在对立统一观念支配下的万事万物的“和”，是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大和”。“大和”和于“世”(世间万物间的对立统一)，“小和”和于“心”(世间万物在个人内心的反映)。没有对“大和”之道的尊重，就不会有个人情志得以抒发的“小和”的实现。

“道”所呈现的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我曾把这段话解释为：“承继阴阳而生成宇宙万物之道者即谓‘善’，而成就万物之道就是人的先天使命——即‘性’。仁者通过阴阳之道成就仁德，智者通过阴阳之道成就智慧，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用之而不觉。”由此可见阴阳之道的广大。《周易•系辞》由阴阳观念而生发的“道”是顺应自然之道，强调人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在顺应自然之道的基础上成就万物，也体现人的“仁德”与“智慧”。所以，顺应自然之道与成就人的个体品格之间就形成了密切关系。

最早谈论“志”“道”关系的言论出自孔子。他在《论语》中指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是直接把“志”与“道”联系起来讨论的，孔子所言之“道”是建立在仁德基础上的道，是让人不脱离仁德而又与特定技艺相伴随的道，也是追求“大和”的道。刘勰的《文心雕龙》承接了对“大和”之道的追求。

《文心雕龙》在其首篇《原道》中即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刘勰把文学与天地自然的演化规律联系起来，认为天地自然现象正是“道之文”——即“道”的显现。刘勰紧接着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认为阴阳两仪所生之道只有人才可以理解，强调人识道的主体性。人在参道过程中可以生心，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的“心”是对自然之道参悟后的“心”，是对事物有了认识之后的“心”，也是体现个人在悟道过程中生成的“情志”之“心”。所以在刘勰看来，道虽天然，但需要人的主动认识，惟有人才能认识道之原理。道是人心参悟之后的“心得”，有心得才能立言，进而才能使“文明”，“文明”方可使“道明”。这里透露出“文以明道”的基本道理。“文以明道”启发了后世所讲的“文以载道”的基本思想。

“文以明道”的思想被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和柳宗元所承接。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他对尧舜周孔先王治世之道的尊崇，其弟子李汉在为《昌黎先生集》所作的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者，贯道之器也。”从而使“文以贯道”的观点彰显于世。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言论是针对唐人文风时弊而言的，意在强调不能以夸饰之辞伤及对道的表达。承接韩、柳思想的是宋人周敦颐。他在《通书•文辞》中说道：“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敦颐的思想也是在批评宋人为文的浮夸之风时建立的，他把道直接与务实之“用”挂起钩来认知，进而强调文学应强调务实之道方能传之久远，极力反对仅“第以文辞为能”——仅停留于单纯辞藻技艺的文风。到了朱熹这里，强调：“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在朱熹看来，道是根本，文是枝叶，二者有主次之别，又有根叶般的联系，反对“文”“道”分离。

如果说孔子把人之情志与和之大道结合起来思考，让人把个人情志瞄向对于仁德的追求，刘勰把文艺创作与对大道之参悟结合起来思考，让人把创作的志趣瞄向对于事物发展规律之道的追求，那么韩愈、柳宗元、周敦颐、朱熹则强调了文艺创作对务实的尧舜周孔先王仁德之道的追求。自唐至宋，无论是韩愈所言的“文以贯道”，柳宗元所言的“文者以明道”，还是周敦颐所言的“文所以载道”以及朱熹所言的“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与汪尚书》)，都密切关注“文”与“道”的关系。强调“文”对“道”的尊崇，也是强调“文”对个人之“志”的尊崇，更是对个人之“志”朝向规律之“道”的尊崇。而所谓规律之“道”又是朝向“和”的大道。诗言志，志成文，文载道，道求和。这个逻辑链体现出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基本体系，一直延续至清代。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都曾被作为攻讦或维护的对象被热烈讨论过，尤其是针对“言志”与“载道”各自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其争论的核心问题要么是对二者的含义作不同的理解，要么是把二者对立起来看待。这些看法又基于中西、古今之争的时代背景。之所以如此，都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有关。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崛起和中国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需要中国人在文化上作出清醒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从“全盘西化”到“中体西用”，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到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守正创新”，基本呈现出中国文化从被动发展到自主抉择的基本脉络，这个脉络也体现出中国文化面对时代变化的自我调节机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守正创新”突破了中西、古今之争，体现出当代中国人思考文艺问题时的文化自主性。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不仅没有消弭，反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崛起之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对“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认识基础上所生发的对“和”的审美理想的追求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诗以言志，可言人民之情志；文以载道，可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贯穿性，不仅是我们在文艺道路上坚持文化主体性、守正创新的自信依据，而且也是让中华文明赓续不断、延绵不绝的自信依据。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廷信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总第100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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