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之年，中国文艺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迸发活力，呈现蓬勃生机，不仅各艺术门类绽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光芒，数字艺术、网络文艺、艺术产业等领域也迎来发展新机。为总结梳理年度文艺发展新貌，本刊约请多位专家学者立足不同文艺领域，盘点收获、把握趋势、前瞻未来，以期更好地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024美学：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美学体系建设

【内容摘要】 2024年，中国美学积极响应国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致力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建构中国特色美学体系，深化美学原理研究以夯实体系建设之基，汲取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精髓，纵深开掘中国美学独特性、标识性思想理论及其范畴体系的逻辑肌理，探源开阔中国美学史与地域文化研究范式，同时与外国美学互通互鉴，主动回应AI技术等带来的学术挑战，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创新活力，彰显了美学学科的生机与深度，为新情态下人类文明与教育发展提供了中国美学智慧。

【关 键 词】 2024美学 话语体系建构 美学理论 AI时代新挑战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美学体系任重道远，既需熔古铸今、汇通中西，夯实美学基础理论研究根基，采撷丰厚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提炼概括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命题、范畴、理论、方法，又要融通现代美学学科话语与思想理论，结合百年来美学理论探索实践，逐层渐次构筑具有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现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

一、熔古铸今：夯实美学基础理论研究根基

2024年，学者们在比较视域下探赜美学原理，从美的本质、审美经验等层面深度阐发了“象”“意象”“情感”“情动”“共感”“实践”等概念范畴，为各美学分支、思潮发展及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为跨文化美学对话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象”与“意象”

在中国哲学和美学中，“象”占据重要地位，涵盖了宇宙论、本体论及艺术创作和生活实践等诸层面，体现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和审美追求。然而，在世界美学视域，“象”的本体论地位难以界定。彭锋认为，这是因为“象”同时具备“再现”与“在场”双重特性，这种特性赋予了“象”一种“居间性”或“双重性”。在当代图像学和艺术本体论研究中，“居间性”或“双重性”是被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但这一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二分本体论框架下难以获得充分解释，而在中国哲学的三分本体论框架下，通过“象”与“形”“影”“纹”“言”等相邻概念的对照辨析，可以确定“象”的本体论特征，显示“象”在艺术表达和理解中的潜力。就中西方的“象”理论，徐辉认为，中国的意象论和西方(德勒兹)的拟像论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皆为传达宇宙万象之源的“永恒的神秘”。这种“永恒的神秘”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为“道”，在西方哲学中体现为本体论中的本体。因此，具有普适性的“意象”在西方艺术哲学中可称为“拟像”。借鉴拟像论的思想资源，能够丰富中国意象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概念。仲霞认为，“意象”包含主客同一性、知情合一性、审美超越性等多元且深刻的内涵，能够弥补西方美学缺少相应概念的理论缺陷。毛宣国反对将中国美学的意象理论与西方美学的摹仿论简单类比，指出这种类比会造成对“摹仿”概念的误读和对中国意象美学精神的遮蔽。他将德国的“气氛美学”“显现美学”与中国意象美学作比较，指出前两者在破除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重视审美的感性与当下性方面与中国意象美学存在共同点，但都限于审美感知阐释，而意象美学则是在重视审美感性和当下性意义的同时高扬审美的精神内涵，对美学未来发展更具启示意义。

(二)“情感”与“情动”

“美学”(aisthetikos)一词源自德语，意为感性，来自动词aisthanesthai，表示感知。从词源学及“美学”被接受的历程看，美学的核心议题是人对美的感受，包括对象的形象性和主体的愉悦感受。章辉在梳理世界美学发展脉络基础上指出，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游戏、家族相似和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否定了美的本质的存在，从而挑战了美学核心议题——审美愉悦的起源和特性。然而，美的本质关系到人类独有的情感愉悦、人的自由和可能性，反本质主义无法抹杀其存在。美学是人学，肯定人的自由和多样存在，艺术是这种自由的符号化和媒介化。因而当前美学研究应回归审美本义，坚持美的本质，深入探讨美的哲学、艺术哲学及各类艺术理论。就情感状态与意志的关系而言，在近代思想史中，霍布斯将情动理论与个体的欲望能力相联系，对后续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卢春红通过回溯18世纪西方思想中情动理论的演变，提出情动理论在探讨意志的普遍性时，从合法则性转变为合道德性，并通过意志之主观原则指向先天意义上的“情动”概念。她认为，康德对“兴趣”概念的阐释成为理解这一转变的关键，通过剥离兴趣与对象之间的关联，突显了理智兴趣在自由层面的积极意义，即在与对象互动中促进诸能力的自由协调。这一转变也使情动在审美判断中以“精神情感”的形式恢复了其感性本色，并以“威力”的方式彰显了无形式背后的情动意涵。关于情感与认知，李永胜认为，以克罗齐、科林伍德、鲍桑葵等人为代表的表现论美学通常将“情感表现”作为界定艺术的标准，倾向于在人的心灵结构中寻找情感和艺术的依据，未能充分认识到情感与认知的内在联系。对此，杜威的经验论与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为解决表现论美学中情感与认知的对立提供了新思路。

(三)“共感”与“媒介”

人的审美活动与心物共感及表现媒介相关联，其研究触及生理、伦理、语言、文明等多重领域。在AI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情态下，相关审美经验等本体论的研究正面临革命性考验。从2018年OpenAI发布GPT-1，至2023年GPT-4和Gemini面世，生成式AI技术尤其是大型自然语言模型的应用达到新高度。对此，各领域学术研究都面临革命性变革。在美学本体论层面，ChatGPT不仅模拟了人类大脑神经元、情感和语言的交互作用，而且在社会智力的形成和个性自由发展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刘方喜认为，创造并使用语言文字等符号、进行语元组合运动，体现了人的符号系统造型智能。人按照有用的规律进行概念化符号造型、语元组合，个人智力汇聚为社会智力，以认识自然的物元组合运动规律，并通过物质系统造型改造自然。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实例性符号造型、语元组合，个人智力自由组合为社会智力而得到个性的自由发展，同时展示了自然物元的个性和丰富性。ChatGPT具有强大的符号系统构建能力，其生成的文本具有的非概念化、实例性等弱共识特性，也是审美共感的基本特性，体现了符号造型、语元组合的美的规律，因而将引发一场美学革命。吴冠军指出，生成式AI技术呈现了人类与世界进行深层次乃至在物理底层重新展开沟通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AIGC(AI generated content)可被重新定义为“an impossibly great civilization”，并可对勘反思“人际互动”与“人机互动”：在生活中，人对他人的反应是由一系列事件和话语累积所触发的，而在与AI交流时，话语的选择同样决定了AI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倾向。在生成式AI引发的美学革命中，世界在物理或政治层面的化成重点不在于定义“美”，而在于通过互动创造“美”。只有在人与人、人与非人类之间无界限的创造性合作中，才有真正的美的可能性。彭佳则从符号现象学出发，探寻了“共感”在不同媒介维度上的生成机制，提出了共感美学的整体框架：按照身媒、身媒与语言媒介的转译、身媒和其他媒介的融合三个向度，共感可分为心物共感、物类同感和联觉通感，其主要的发生机制为心物遇合、物类聚义和跨渠道映现。随着从具身到离身、到再具身，身体作为媒介或其部分，对物象的生成类别和机制起着重要作用。

(四)“实践”与“评价”

实践美学认为，“美的根源”与“美的本质”皆植根于实践之中，实践是审美体验的源泉，也是审美价值实现的过程。在对实践美学的探赜中，孔天伊、徐碧辉聚焦“度”的本体性意义，认为“度”并非“本体”本身，而是具有本体的某种特有属性，“度”的本体性基于人类生产—生活(即实践—实用)提出，展现为理性内化，指向由特殊到一般的“反思判断力”的可行性路线，是人开始拥有和享受自己作为主体对外在世界所形成的普遍形式感的关键。因而“度”从根本上回答了“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实践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其影响力及应用广泛程度胜于生命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等其他美学思潮。关于美的本质，学者们还尝试探索了不同的美学理论生长点。例如，谭好哲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黄药眠曾提出“美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审美的评价”的观点。“美是评价”的观点以“美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的基本论断为理论逻辑前提，提出并阐述了三大核心主张：美以人的存在而存在、“审美现象首先应从生活与实践中寻找根源”、“美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的把握”。这些观点曾在认识论美学范式中发出了价值论美学研究的先声，对当代学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极具启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引，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了根本途径。在王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7卷第1期“重大项目专栏：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研究”中，推出了《允许另一个世界存在：审美先锋派的理论诉求与乌托邦倾向》《从“主观美学”到“辩证美学”：阿多诺对康德美学的超越及其启示》《历史的沉浸：〈共产党宣言〉的革命剧场生成》《马克思“美的规律”论与鲍列夫美学体系的建构——基于〈美学〉的考察》等系列论文，从多元学术视角系统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与范式转换，赋能美学原理研究在新时代绽放蓬勃活力。在“两个结合”思想的引领下，美学原理研究的深化不仅是对中国美学体系学术根基的巩固，更是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升华。

二、深耕厚植：纵深拓展中国传统美学研究

2024年，中国美学研究领域收获了两项重要成果，分别是王振复著《中国文化美学文集》(八卷本)和高建平主编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四卷本)。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美学学术资源，也为世界美学对话提供了中国视角，为未来的美学研究和文化传承夯实了根基，同时激励后学秉承前辈治学精神，覃思抉奥于中国美学领域。此外，由刘成纪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通史研究”立项，显示了国家对系统化精研中国传统美学的高度重视，以助于开掘中国美学独特性、标识性的思想理论，为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王振复著《中国文化美学文集》(八卷本)

高建平主编《20世纪中国美学史》(四卷本)

(一)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逻辑肌理

中国古代精深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一系列概念范畴之中，呈现于诗论、书论、画论、乐论中，如“道”“气”“象”“心”“情”“境”“神”“韵”“味”“赋”“比”“兴”等，彼此关联，相互融通，映射着独特的审美化的中国哲学。然而，数量众多的中国美学范畴是否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存在自身的逻辑原点(即绝对形上的本原本体性范畴)、并可借此构成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王振复认为，中国美学具有独特的范畴体系，它以中国哲学兼美学的最高范畴“无极”为逻辑原点；具有双重哲学本体，即绝对之无的本在性无极与相对之无的次在性太极的对应结合，以无极为“一级本体”、太极为“二级本体”；具有三大人文支柱，即历史哲学意义的“道”、文化意义的“气”与审美现象意义的“象”；具有由 “道、气、象”三者构成其各自所统摄的范畴群落及其相融的基层“建设”，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四维的逻辑网络，由此呈现出有序而深邃的思性诗性化、诗性思性化的人文特点，渗溶着中华文化所特具的生命意识。中国美学深受中华文化人生情韵和诗性意趣之陶染。金雅提出，“我”之涵濡美成是中华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凸显了美学与美育并举、审美与人生互融、大美与大我互映的民族特征，呈现出主体意识之自醒和理论话语之自觉，突出表现为以无我、化我、大我等为话语表达的大美构象。无我、化我、大我之美构，以美情立基，以大美弘旨，倡扬真善美和融、知情意行和合的美思美趣，崇扬超拔、旷逸的生命美构，彰显了美学回向人、解放人、超拔人的本体立场和人文本根，昭示了中华美学的民族诗情及其鲜明的人生美育向度，对当代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有深刻启示意义。

(二)中国古代美学史及思想新开掘

近代以来，人们倾向于根据中西文明的差异，用西方文明的海洋属性逆向描绘中国，称之为“乡土中国”,并称其文明为“黄土文明”。然而，海洋的维度在中国历史中从未阙如过，并为中国美学史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与研究路径。刘成纪认为，“海洋”通过审美的方式被融入到国家地理空间的构建中，这种构建涉及对海洋的哲学定位、海内与海外的划分、四海的排布等，是在赋予原本无序的世界一种合理秩序，并使其自洽化，由此形成的海洋认知则具有鲜明的“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性质。对于宽泛意义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这种海洋观念至少有三重价值：一是它的四海观念对陆基的中国起到了边饰作用；二是它的海洋想象为中国美学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系统；三是海洋观念向现实实践的下贯，为传统形态的“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持久的范型。韩经太从主体论、生存论、实践论层面重新解读了老庄思想的意义，认为老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创造性智慧的哲思美论：在主体论层面，借由老子“有名”“无名”之辩与庄子“有待”“无待”之辩，展现了相向超越的主体精神；在生存论层面，借由庄子“鱼水之喻”中“坐忘”与“相忘”的依存关系，揭示了“相忘”论背后的社会生态文明理念；在实践论层面，借由庄子技艺美境的寓言，揭示了其挑战极限的典型人格和“与忘言者言”“无厚入有间”的实践论核心议题。唐善林、张飞翔溯源先秦儒家美学思想，提出“学以成人”贯穿孔子哲学，是一种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理想、“君子人格”为现实指向的终身学习型理论和审美生活方式。理论上，它以“人性视域”为中心，连接人道与天道；实践上，形成了家、乡里、家国、天下的“同心圆式”结构；美学上，既体现出对天道人道统一的阔达生命气象的追求，也体现为在审美自适、共享和共在中达到的内心和谐、有序、愉悦状态与外在行为之周正、高雅、圆融。

(三)古典美学问题再思考及新启示

2024年，众多学者在世界美学视域下重新探讨中国古典美学议题，阐发了其当代价值意义。杜书瀛将李渔美学思想的核心标志归纳为“生活美学”，指出李渔的艺术创作和理论阐释呈现了生活美学内涵，其著作《闲情偶寄》堪称中国古代生活美学代表作，涵盖戏曲创作、园林建造、服饰设计、饮食烹调等各生活领域，展现了李渔对日常审美体验的深刻洞察，为现代生活美学贡献了宝贵资源。薛富兴探讨了中国古代山水画在“外师造化”方面的不足，认为中国古代山水画家未能在认识自然上做好深入探究内在之真的格物致知功课，哲学上未能培育出独立对待和呈现自然的根本立场，导致山水意象程式化严重，无法建立起表现“外师造化”的语言及技法系统。在当代语境下，如何开拓出以自然为本的新型山水画成为新课题。余开亮从审美经验角度纵深阐明了北宋山水画的美学精神。他认为北宋山水画以“如真性”视觉风格引人入画，由此生发了物我合一的参与式审美体验。观者通过审美想象与画中元素互动，构建人在画中行、望、游、居的理想山水世界。通过“三远”法，北宋山水画创造出流动、立体、无限的空间，实现了观者与画中山水的身心腾挪和天人合一的审美超越，使观者获得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连续性审美经验，在愉悦身心的同时激发成德守志的政治实践动力。

(四)关于地域文化的中国美学阐释

为从美学角度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更有力地延续中华民族文脉，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周宪广泛吸纳传统与当代美学理论，将长江文化视作文化原型，以“母亲河”为其美学特征，创造性地探究了母亲河的文化意涵。他认为，长江具有从万物到文化的孕育创生意义，具有民族家园的建构功能，蕴含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智慧特性，并以其地理和人文的融通形塑整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刘成纪则围绕黄河流域古代王城代表洛阳展开美学探索。他认为，中国传统天下观是一种从王城出发的天下观，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洛阳具有非凡的意义。周公营洛标志着中国传统王城从自在发展向自觉建构过渡，使其成为中国传统礼制城市的典范，而对“洛阳旧制”的复制则构成了认识中国王城史的主干性线索。洛阳的历史变迁，从意义赋予到废墟化，使其逐步成为意象和中国美学精神的映像形式。因此，解读中国美学需重新审视城乡关系，聚焦王城中心，并探讨其如何扩展为审美化的天下观或天下视野。

2024年，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紧密围绕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钩沉探研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肌理，深耕拓进中国美学史及经典学说研究，运用中国美学理论诠释中华文明代表性地域文化特质，提炼和阐释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

三、互鉴共生：命运共同体下外国美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美学建立在以生命体验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基础上，着眼于人人共有的人性，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与世界美学的对话中，外国美学研究为中国美学打开了广阔的参照系，也为中国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启示和镜鉴。

(一)对社会的美学启蒙

从西方美学历程看，其发展既不断深化对美和艺术的哲学探讨，也不断通过探究个体与共同体、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和审美经验在个体自我实现和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促进个体自我意识觉醒，为社会提供批判和反思的路径。朱会晖指出，康德美学以自由自律的理性超越工具理性之滥觞和感官沉溺，以理性和积极的公共交流克服偏见、迷信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尊重每个人的意志自由与尊严，倡导有原则的多元主义，超越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以人文教育抵御量化、商业化和平庸化，以美与艺术自然涵养超然、雅化、自律的灵魂，弥合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自然的裂谷，为人类面对社会诸多不确定性挑战提供指引。冯庆从德意志审美启蒙文化现象出发，梳理了其从理性主义到浪漫主义“新神话”的范式转变过程，分析了鲍姆加登和莱辛如何以美学促进哲学启蒙和实践理性的培育，以及激进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如何通过编织民族的“新神话”让诗性的创作和阐释介入意义生成的过程，来缔造新的审美启蒙范式，使哲学成为公众文化资源，并实现共同体内部的伦理建构。同样聚焦于18世纪美学和道德哲学，吕洪灵反向探讨了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如何通过以道德与情感判断为特征的美学批评开拓了近现代美学议题。他认为，以哈奇森、休谟和埃里森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哲学批评学派将道德哲学、情感认知与美学思辨紧密联结，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感受在审美讨论中的重要性，并将趣味作为审美讨论的重要对象，关注趣味的标准、同情的作用、想象的属性与运作，以及美与崇高等，促进了审美哲学的发展。

(二)对技术的美学救赎

美学不仅在社会启蒙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文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救赎意义。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美学思想以批判性视角深刻揭示了技术进步可能引发的个体异化、文化同质化以及感官经验的商品化等，在引发探讨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和社会责任的同时，引导技术朝向更加有益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美学的救赎。杨光从阿多诺现代美学批判的核心向度“Mimēsis”(摹仿)的辩证法出发，认为尽管技术复制在表面上看似繁荣，但实质仅为“重复”，而艺术通过其摹仿技艺，能够吸收转化复制的技术，使媒介技术的“复制”功能成为技术时代艺术的重要摹仿对象，从而在生产差异之“重复”的“摹仿辩证法”中，实现技术的美学“救赎”。杜德则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出发，解释了在商品化和物化影响下的审美意识怎样被操控和限制，以及怎样通过公众的觉醒和审美活动的重构来实现突破。他指出，伴随“物化”现象的蔓延，艺术品的自由精神被某种言语操纵，公众的审美能力受到限制，表现为过于关注局部而放弃主体认知，不但以对象化的量掩盖了主体性的质，且将集体的事物打散为孤立的原子，使公众陷入迷惘，因而迫切需要基于卢卡奇观点的公众活动分析及突破可能寻求美学“救赎”。

(三)存在中的美学趣味

个体如何通过意向性与世界互动，以及如何在这种互动中发现意义和价值，不仅涉及美的趣味和对美的追求，而且涉及对存在本身的深度理解和体验方式。尚杰将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情景美学描绘成一种“无用的”激情，指出萨特以自己的方式，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意向性方法，直接描述日常生活场景，搁置了传统哲学的概念先见或者某种间接性，而以陌生的眼光看待以往所熟悉的事物，体验到某种莫须有的思想情趣，从而激发了生存意义上的美学趣味，催生了一种跨哲学与文学领域的美学分析。在艺术实践中，存在中的美学趣味则体现为对时间的深层次感知和体验。董丽慧探讨了莱因哈特对时间展开的多重艺术探索。她认为，莱因哈特代表作“时间之方”实践的是对抗资本主义剩余劳动时间的“生命时间”，而他在构建错时性艺术史时间轴的尝试中，以“后历史艺术”之名实践的是利科现象学意义上的“归并时间”。在由宋元山水画生发出的“非时间”的终极时间体悟中，莱因哈特又与德勒兹的“空时间形式”相遇。这种对多重艺术时间的重构开启了一种兼容当下与永恒的思考维度。

美学宛如熠熠星光，照见人的精神，灌以社会诗意的温度，为人类铺就救赎之路。在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对话互鉴，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携手书写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美学新篇章。

四、交叉融合：新时代美学跨学科互鉴前沿研究

2024年，美学在与文化、生态、艺术创作等多领域的互通互鉴中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路径与方法，体现出跨学科的前瞻性。

(一)文艺美学新面向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彭吉象认为，“文艺为了人民”是该讲话的最重要核心，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人民才是艺术作品的最高评判者。接受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在欣赏过程中才能产生并表现出来，尤其是艺术作品的审美教育、审美认知、审美娱乐等诸多功能，只能由鉴赏主体自己通过审美再创造活动来实现。因此，切实践行“把人民当作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是新时代催生优质文艺创作的关键要诀。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中国学者提出并展开了文艺美学研究，这一原创性学科有效推动了文艺学与美学的民族化、中国化。李永新指出，在“两个结合”精神的引领下，文艺美学的“出发”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密切关注现实，阐释和重建中国古典美学富于生命力的范畴及其体系。文艺美学的“再出发”一方面深入文学艺术的物性媒介层面，探索艺术间的跨媒介互动，捕捉艺术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将文学艺术视为表意实践，从汉语特性出发，探讨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联，推动“汉语文学”“汉语诗学”“汉语美学”等理论的进展。张进聚焦21世纪以来文艺美学领域出现的一股推测“事物间性”的热潮，认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遵循关系优先性地位，强调事物间性的内在构成性；而哈曼、莫顿等人的“客体导向本体论”将后撤的实体作为本体论前提，使事物间性成为漂浮在物体面前的感性配置空间。两条路径都试图超越现代哲学的“相关主义”，走向梅亚苏的“伟大的外部”和庄子的“不期精粗”。这些研究有助于记录存在物之间的多种关系，并创建新的间性关系，继而通过扭转既有的生存模式引导人类走向一种未来共存的新生态。

(二)后艺术时代艺术

20世纪初以来，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升级，艺术经历了深刻变革，不再仅仅局限于七大门类(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而扩展到包括电影、摄影、广播剧、电视剧等新型艺术形式。这些新型艺术与文化工业紧密相连，展现出与原有艺术不同的美学原则和功利性。张法将这一新的艺术发展阶段称为后艺术时代。他认为，后艺术时代的艺术具有三大特点：四个场极(先锋艺术、大众艺术、电型艺术和设计艺术）；三类对立(先锋艺术与后三类艺术的对立)；四圈互动，即先锋艺术之圈、大众艺术之圈、电型艺术和设计的艺术部分之圈、非艺术部分之圈的互动。在艺术表现上，后艺术时代西方绘画主要探索“虚”和“时”的表现，这与中国和印度的古典绘画存在相似之处和明显差异。就此，可以通过西方的古今之变与中西印的艺术互鉴深层次理解西方后艺术时代中的艺术特质。在中西印思想互鉴方面，张法认为三种文化在形象哲学上有不同的思维路向：西方在实体—区分型思维下侧重三维空间之form(形)，由之形成image(形象)理论；中国在虚实—关联型思维下强调四维时空之“象”，由之形成形、象、气合一的理论；印度则在是—变—幻—空的思维中，看重一维时间之rūpa(色)。中西印思想的相互借鉴，有助于在多元文化互动中深化对形象问题的思考。同样针对重释和介入艺术实践，王大桥、冯乐群基于考察斯蒂格勒艺术观念提出，当代美学家不断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美学对感性的桎梏，重返“感觉与意义”，特别是情感生成机制问题。斯蒂格勒将艺术置于可感物的存在模式中，强调艺术“技艺”面向感性的重构，尤其以“工业艺术”调和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使数字艺术焕发独特的感受力，蕴含重塑感知方式与意义的潜能，推动了美学与艺术的重新结盟。

(三)跨界审美新视域

王一川将中国古典美学“文心”传统与现代电影学相融合，提出文心电影学。他认为，“文心”作为“文”与“心性”相交融的结晶，在艺术作品中具象化为艺术形象系统时产生文心形象。文心电影学以文心影像研究为核心，需要基于“文心合一”理念研究中国式“文心”与美学之“美”在影像体系中的融合，推动“文”和“心”与电影艺术语言融合，具象化为文心影像。申扶民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对生态美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认为康德强调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性为生态审美提供了认知基础；他的自然目的论饱含对自然的关爱和尊重，为生态审美赋予了伦理维度；康德美学主张通过自然审美实现人的自由，将德性与自然审美联系起来，成为生态美学回应当今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韩伟则结合现代人类文明进程提出，意象蕴含了跨越时空和艺术门类的艺术思维特质，开展意象创构与生理学、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能够为未来美学研究开辟切实可行的探索路径。对于科技迭代催生的艺术门类和审美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范式变革，董树宝指出，从康德的“自由游戏”、席勒的“审美游戏”，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再到麦克卢汉的“人的延伸”理论，在游戏与审美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内在关系，使“游戏的人”向“审美的人”逐步演变。数媒时代，审美主体从自然人向人机合一的赛博格主体转变，呈现出实时操作反馈的互动性、虚实交融的跨界性与沉浸式审美体验，这对审美研究与美育提出了新机遇、新挑战。

跨学科互鉴为美学研究注入了多元活力，拓宽了审美与艺术创作的视野与维度，并推动美学与当代社会文化紧密结合，使美学研究更具现实针对性与时代适应性。

五、负重致远：中国美育步履与新时代课题

美育是美学理论的实践延伸，通过培养人的审美感知、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能力，提升个体与社会的审美文化水平与精神境界，进而反哺美学研究。从20世纪初蔡元培提出美育至今，中国美育已走过百余年，伴随新世纪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高质量需求，美育方兴未艾。

(一)中国美育历程考察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育是在清末“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郭一璇指出，早期中国美育研究如蔡元培、王国维借鉴康德思想等提出并系统阐释美育理论，深研“美的本质”，关注“审美心理”，强调“审美意志”。在此基础上，自闻一多、鲁迅等结合马克思主义谋求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开始，中国美育走出了一条从“西学东渐”到“本土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中国化道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知行合一”的过程。汪禹池指出，中国当代美育已没有传统治国安邦的现实指向与近代救亡图存的政治需求，而更加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净化、人格熏陶及全面发展。这种以人为本、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性完善的美育旨归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特征。新时代美育通过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健全人格、和谐社会，有赖于社会、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共建。许洪林、代志东、卢思霖基于考察中国社会美育的百年历程和形态变迁提出，作为主流趋势，社会美育实施方式日益多元，覆盖面扩展至全民。然而，在责任机制、协同机制、发展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及实施路径方面，社会美育尚待完善，边界问题仍需明确，学科建设亟待加强。

(二)审美教育原理探究

近年来“社会美育”备受关注，姚文放溯源其概念提出者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认为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体现为“以美育代宗教”与“社会美育”的双线结构，形成一主一从两大线索，其中“社会美育”以陶养感情、提升精神为旨趣，构成其美育思想的第二原理。就蔡元培提出的审美概念“创造”，张振认为，蔡元培借鉴罗素“占有冲动”与“创造冲动”概念，将“占有”与科学、知识、功利相关联，将“创造”与美术、情感、无私相关联，并以后者匡正前者，主张美术和美育的创造性潜能既指向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生机的陶铸，又指向超越功利主义，以推动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层面的美育，其核心任务都在于培育人的审美能力，即审美教育。刘旭光认为，审美教育是通过追寻自由愉悦而展开的教育活动，其核心原理是“愉悦即教养”。由审美而带来的愉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超功利性的自由愉悦，而这种自由愉悦本身可以将感性感知、情感体验、意义反思、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育做单个强化或自由组合，进而使审美成为一种教育形式，使愉悦转化为教养。

(三)美育新征途新路径

在美育中，美育教师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是美学知识的传递者和审美能力的培养者，更是情感心灵的抚慰者、创新思维的激发者、个性发展的促进者，其素养直接关联于美育的实施与效果。面向AI时代新需求，殷瑛、郭声健探讨了未来美育教师的主体及其美育素养结构，提出美育教师素养的五大要素：以美育情怀为基，以美育意识为魂，以美育规律为道，以创新能力为要，以复合知识为翼。他们指出，美育素养是一种综合性素养，需要渗透至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培养美育情怀、设计开发美育课程、强化美育实践。戴璐进一步提出，AI时代的艺术人才培养需将人工智能素养作为核心素养和专业胜任力，将“技”以为用的底层逻辑贯穿技外之“道”，推进通识、创新、思维、伦理和审美能力等多维素养培育，以迎向新智元时代。在当前我国社会美育实践中，博物馆美育作为重要支脉，其价值日益凸显。徐望基于文化资本理论，从“场域”角度探讨了博物馆场域空间、博物馆审美场域、博物馆美育场域，提出博物馆场域在空间属性上具有虚实融合的特性，博物馆审美场域高度凸显经验性，而博物馆美育场域则是基于实物和经验的实体场域。美育实体场域中的审美活动依赖于观众的文化资本展开，反映并促进了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其创设的审美情境能够强化审美经验，推动新的文化资本的生成。

在新时代，美育面临着审美标准多元化、审美场域多维化、审美需求多样化等挑战，需要学者们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时俱进地创新教育理念与方法，构建契合时代精神、兼具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色的现代美育体系。

结语

2024年，中国美学呼应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着眼于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有新思路新境界，聚焦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建构中国特色美学体系。学者们研精毕智，在深化美学原理研究基础上，纵深开掘中国传统美学独特性、标识性思想理论及范畴体系的逻辑肌理，探源开阔中国美学史与地域文化研究范式；同时与外国美学互通互鉴，努力为AI发展新情态下世界文明与教育发展提供中国美学智慧。

在深入学术探索外，美学界还举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中的中国特色艺术哲学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美育学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构”研讨会、“语言＆话语：艺术表达与美学建构——第三届美学与艺术研究学术研讨会”等，着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深化对美学、美育及艺术理论的系统性开掘，推动艺术哲学发展与体系建构；举办中华美学学会2024年年会暨“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中国美学的理论资源”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中国古典美学高端论坛、“设计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发展”论坛等，纵深阐释中国传统美学资源，探讨其在现代社会的转化及焕发活力之路径；举办“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前景”学术研讨会、“现代西方美学核心问题及其本土化”学术研讨会、“生态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论坛等，将中国美学深邃思想置于全球化视野下，博采众长以增强国际对话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全球互联的当代浪潮中，中国美学展现了适应新挑战的韧性与活力，彰显了学科的生机与深度，呈现出根植传统又拥抱创新的学术新貌，为深入贯彻文化强国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撑。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林琳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2期（总第113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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