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2021年5月25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在京召开“建党百年与文艺评论”专题研讨会(点击查看)。会议由中国文联指导，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的支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出席会议并讲话。仲呈祥、胡友笋、张炯、陆贵山、朱以撒、罗怀臻、路侃、汪涌豪、傅谨、饶曙光、李新风、刘琼、屈健、张萌等文艺评论家出席研讨。研讨会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刊发部分与会者发言，以飨读者。

攸关文艺评论的两次政策调整

仲呈祥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文艺评论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来开展，方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党领导文艺工作，如果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算起（他们对文艺都发表过很重要的见解），笔者认为，到了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全面系统的方针政策，是集大成者。之后，党领导文艺的方针政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一路走来，发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阐述的党领导文艺的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探索、新境界。历史进入新时期、新时代以来，笔者认为有两次党对文艺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重要政策调整，对文艺评论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一次是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根据对文艺评论界、文艺理论界实践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整个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所产生的积极的和负面的影响，深刻指出，不要再提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当前的政治。当时全场掌声雷动，因为他道出了一个真理，即马克思精辟阐明的政治地、经济地、历史地、哲学地、宗教地、艺术地把握世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但诸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虽然彼此联系，却并无“从属”关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抗日战争具体大势的需要，曾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胡乔木同志非常深刻地问过，为什么我们有一些文艺大家，比如四川的巴金、沙汀、李劼人，他们最优秀的经典作品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巴金的《家》《春》《秋》，沙汀的《淘金记》《还乡记》《困兽记》，以及艾芜的《南行记》等。解放以后，我们的政治条件、政治环境更好了，为什么他们反而没有写出超越自己经典作品的新作品呢？问题的症结便在于和平建设环境里我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处理。后来笔者听沙汀同志作了解释，他说因为创作《淘金记》《还乡记》《困兽记》是“我要写”。那时，他从延安返回四川安县睢水关，躲在一家闹“鬼”的酱园铺里面写。周恩来同志叮嘱说，国民党要抓你，你不能出头，你好好调动你的生活积累、感情积累写小说。这就是“我要写”。小说里的生活烂熟于心，小说里的人物呼之欲出，可以说是到了夜不能寐、不写不快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沙汀说，我做了领导工作，主要精力在培养人才、繁荣创作上，为周克芹（后来写出了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样的好作家、人民的作家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深入生活，去了解实际，不像写《淘金记》的时候，那个白酱丹活在他心里呼之欲出，不写不快，令自己夜不能寐。沙汀创作《青杠坡》时，实际上是从“我要写”变成“要我写”了。这个变化是极为深刻的，由此我们理解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在和平建设时期需要更妥善地处理。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到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3]，是战争环境里面揭示的真理，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也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就要防止简单化地用政治思维去取代审美思维、艺术思维，不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谈不上科学的文艺评论。

　　因此，当时小平同志指示《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社论，提出了“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文艺简单化地从属于政治。没有这次重大的调整，就不可能有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艺的复苏和繁荣。正是“二为”方向的提出，解放了思想，带来了繁荣。这一次调整，令笔者印象很深，受到的教育也很深。但是小平同志是大政治家、是辩证法大师，他同时又注意到这样提出之后，一定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从属于什么？后来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见。他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4]他指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文艺就要为这些服务。再后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人又从过去把文艺简单化地从属于政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文艺从属于市场，用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来把握世界，出现了一种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唯码洋、唯经济效益的错误倾向。

　　同时，还有的文艺家主张脱离政治、远离政治，出现了一种把文艺纯粹从属于个人的倾向，认为文艺就是表现个人的所思所感，完全个人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沉溺于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5]。上述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这个事实启示我们：从文艺创作到文艺评论，特别是在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上，必须彻底摒弃那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非“左”即“右”的单向思维，而是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那种科学的系统思维，即全面把握、关注变化、兼容整合、辩证和谐的科学思维。

　　第二次调整，笔者认为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发展阶段之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进行的文艺与经济关系的调整。因为出现了一股来势不小的、用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的思潮，将文艺简单化地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造成了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和观众群体性审美鉴赏修养的严重滑坡。十八大以前就出现了这种倾向。习近平总书记集中在两个很重要的指导文艺评论的口号、攸关文艺评论的标准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一个是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越来越明晰。我们有一段时间，着重地、甚至是单一地强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统一的，好像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后来逐步明确了，确实还存在不统一的时候，那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当两个效益不统一的时候，必须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就直面现实地证明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是都能统一的，它也有不统一的时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直面现实的一种勇气。

　　与此相呼应，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在会议上强调，文艺创作应该追求的三点是：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而且笔者注意到，自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之后，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提出，优秀作品就是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没有再提观赏性了。而且此后习近平总书记的历次讲话中也没有再出现过“观赏性”的字样了。这就证明两个效益的关系问题，是我们进行文艺评论、把握文艺评论标准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再者，习近平总书记沿用了江泽民任总书记时期提出来的文艺批评标准的“三精”原则，即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取代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这在理论上更清晰化、更科学化了，也是指导我们文艺评论的重要原则。在笔者前些天参加的一个会议上，一位电影集团的领导同志还在强调观赏性，还在说不仅要有思想性、艺术性，还要有观赏性。实际上，这个问题从哲学思维上已经很清楚了：思想性、艺术性是创作美学范畴的概念，其逻辑起点是艺术品自身的品格；观赏性是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其逻辑起点是观赏者的接受效益。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的、抽象的概念放在同一范畴里推理，这样的判断是不科学的，容易造成思维混乱，就好像还有一个自立于艺术性之外的观赏性。其实，艺术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便包括靠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与美学品位去吸引、感染受众，解决观赏性的主要方面不是在艺术品自身，而是在于净化我们的社会环境、鉴赏环境，以及提升观赏者的人文素养、文化修养、审美情趣。在今天，只消看看还有人把昔日将文艺简单化从属于政治的倾向又演变成了文艺从属于“政绩”，有人还在以票房收视率论英雄，就足见真正与时俱进地为了培根铸魂处理好文艺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任重道远。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总第69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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