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献礼片的审美探索和价值追求（齐伟　刘学华）

2020-01-13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齐伟　刘学华收藏

　　编者按：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电影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在推进电影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新时代电影事业繁荣发展，本期以“新时代电影发展研究”为主题推出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新时代献礼片的审美探索和价值追求

齐伟　刘学华

　　内容摘要：2019年国庆档创造了多项电影票房新纪录，“史上最强国庆档”的盛况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和驱动力。三部电影《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紧密围绕“献礼”这一关键词，在创作内容上以新时代主流价值为引领不断探索创新；在创制模式上协同合作、集体创排、联袂参演，在影片排映上聚合式投放；在市场宣发上三部献礼片的“绑定”形态和“组合”话题，有效调动了大众的“爱国热情”和“观影热情”，爱国情感与电影消费之间实现双向联动。三部献礼片的票房佳绩说明了今天的中国观众整体审美水平、情感需求和价值标准正在迅速提升，主流价值和市场融合的创制理念正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共识。

　　关键词：国庆档　献礼片　主流价值　传播效果　电影评论

　　2019年国庆档不负各界对其“史上最强”的预测，推出了《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机长》“三强鼎立”的献礼片阵容，刷新了多项票房纪录，互联网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就整体市场表现而言，今年的国庆档期拥有现象级“爆款”献礼片和“最强”档期面貌。这不仅表现在突破50亿票房[1]收入的电影消费层面，更以其显著的节庆属性广泛地参与进“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话语体系中。2019年国庆档影片围绕“献礼”这一关键词，在电影生产、宣发和消费的多个环节中呈现出主流价值引领、集体创制和情感联动等特征，触发了电影文本与社会情感之间的联动。

　　一个国家/地区电影市场的成熟有赖于电影档期的充分分化。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以贺岁档（含春节档）、暑期档为核心，五一档、七夕档、中秋档、国庆档等为辅助的电影档期格局。对于2019年的电影市场而言，传统的贺岁档、暑期档两大档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其他众多电影档期中，国庆档因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大事件的强关联及其“献礼”特征而尤为值得关注。基于以上观察我们需要追问的是：2019年国庆档献礼片在继承优秀主旋律电影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哪些新探索？在献礼片的创制和市场化运作方面呈现出什么新特点？

　　一、以新时代主流价值为引领

　　一般来说，献礼片的创作主要聚焦于重大革命历史时刻和时代英模，通过展现推动国族历史发展的事件及人物彰显国家意志，完成“向祖国和人民献礼”的艺术使命。2019年国庆档三部献礼片虽题材不同、内容各异，但于主题意义层面都在力求以新时代的主流价值为引领，展现“人民的集体记忆”。画面影影绰绰间，既有“方五洲”“林治远”和“刘传健”们，又有各行各业中的“攀登者”、弄堂街坊、以及塔台工作人员。在叙事手法上，它们化重大史实为“身边故事”，最大限度地通过艺术与生活的交响唤起时代共情。

　　1. 在传统延续中探索类型创新

　　作为当代中国影史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电影现象，以大规模的组织创作形态出现的献礼片最早可追溯到国内四大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推出的《林则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等18部重点电影。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市场化运作和类型化模式融入进2009年《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的创作中，为献礼片创制提供了新经验。不难发现，献礼片的创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创制模式上形成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导演经验融合与当红明星集体参演的新形态，但在整体叙事风格上依然呈现出鲜明的“主流价值”色彩，题材聚焦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时代英模人物，主题表达相对“高调”和“直接”。在2019年国庆档三部影片（见图1）中，《攀登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献礼片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传统的延续。与此同时，体育冒险等类型元素的凸显也是该片在献礼片类型创新层面上的一次“攀登”。

　　首先，作为献礼片，《攀登者》在题材选取、人物塑造和叙事模式层面体现了对献礼片经典传统的延续。在题材选取上，《攀登者》根据1960年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北坡登顶珠峰的真实事件改编，符合经典献礼片青睐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传统。人物塑造上，它着重展现了方五洲、曲松林、李国梁等个体攀登英雄形象，对人物性格的描摹突出体现了“为国登顶”和“不畏牺牲”的攀登精神。同时，影片也塑造了为“攀登事业”奉献和牺牲自我的中国登山队的英雄群像。这样一种凸显主要人物和塑造英雄群像的方式同样是对经典献礼片人物塑造模式的沿用。而叙事模式上，影片以“为国登顶”作为人物行动和情节推进的主要逻辑。尽管影片中没有传统的“正邪”“善恶”等推动情节发展的二元对立元素，但是雪山环境、极端气象、突发险情等攀登珠峰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因素恰恰为情节推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困境”。正是在方五洲、曲松林、李国梁等人一次次挑战恶劣环境以及最终成功登顶的情节推进和人物成长过程中，影片完成了主题表达和情感深化。

　　《攀登者》是一部相对“规范”的献礼片。但由于影片中体育冒险元素的类型运用和珠穆朗玛峰本身所具有的视觉奇观，都让这部因袭传统的献礼片多了类型期待感和奇观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献礼片的类型边界。具体来说，对于体育冒险元素的运用，体现在影片对装备、体能训练、专业术语和气象术语的展现，同时还涉及了当时国内外登山水平的对比等，形成了献礼片甚至是中国类型电影创作中少见的“专业攀登”景观，而其中很重要的看点就是如何将“专业攀登”视觉奇观化。尽管有评论认为电影中登山队员面对雪崩冰崩所展现出的能力过于夸张[2]，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电影所坚持的真实，并不是复制现实的真实，而是电影作为艺术的真实。也就是说，与是否契合现实环境的规约相比，方五洲等登山队员的动作呈现是否符合影片本身所构建的艺术假定性情境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所展现的“动作奇观”、大场面的影像风格和特效处理等方面都不是着力于复制现实的真实，而是以一种看似疏离于现实的“奇观”呈现方式完成对“为国登顶”和“不畏牺牲”的攀登精神的真实再现。

电影《攀登者》剧照

　　2. 以个体视角讲述家国历史

　　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主旋律电影特别是献礼片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如何呈现和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或者说如何恰如其分地“摆放”这些重大事件一直都是主旋律电影创作中的重点与难点。在这一点上，2019年国庆档的三部献礼片显现出与以往大多数主旋律电影不同的创作取向：将曾位于“前景”位置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挪移到“景深”处，而这些事件的创造者，一个个面目清晰的“人民”被置于前景。这其中，《我和我的祖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和我的祖国》选取了新中国70年峥嵘岁月中与亿万人民息息相关的七件大事，但其着力点放在了每一个“我”上，以及“我”和“祖国”的故事中。七个短片立意既不在庙堂之高也不在江湖之远，而是以平凡个体的视角讲述每一个“我”和“祖国”的故事。具体来说，《我和我的祖国》聚焦于重大史实下的普通个体，选取了传统献礼片中的副线人物担纲“主角”：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背后的“无名”科研人员、北京奥运城中的的士司机、阅兵方阵之外的“备飞”女兵等。可以说，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些“主角”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其陌生之处在于，这些人并没有进入普通观众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审美经验中；其熟悉之处在于，正是这些影片中与重大事件看似距离“很远”、实则“密不可分”的一个个“我”构成了大众熟悉的概念——“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同样也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七个短片没有回避重大历史时刻，却择取了它们背后一个个面目清晰的个体，并建立起一种个体与国家之间看似“弱”实则“强”的关联。

　　影片中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从前景化为景深，“主角”以个体的清晰面貌取代了以往献礼片中“人民”这一整体形象而被特写表达，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观众对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情感体认，形成了特殊的文本效果和审美体验。如影片开篇的《前夜》，讲述了开国大典前夜，天安门广场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等人争分夺秒克服重重困难，保障开国大典上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顺利升起的故事。不论是影片结尾处运用“从伟人背后看开国大典”的视角，还是最终聚焦在黄渤饰演的林治远眼含热泪的镜头，影片的镜语一反以往献礼片着力塑造伟人和英雄人物形象的手法，显示出对银幕上的小人物予以近距离且内敛的凝视。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与举国人民倾注热情的奉献精神，通过一个未曾被关注的小人物的心理和行动表达出来，使得主题意义不减，故事情节性凸显。

　　《我和我的祖国》将重大时代环境后置为背景，让一个个看似远离重大历史事件中心的普通人走到镜头中央。这种“陌生化”的艺术处理和创作取向促成了情节上的吸引力和情感上的亲近度，唤起了观众对“我”和“我的祖国”关系的再度审视，强调了二者间相互成就且不可分割的主流价值。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3. 即时书写带来强烈“时代感”

　　《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都尝试对经典事件和素材进行深度开掘，力图建构新的审美体验和情感联动。但献礼片的创作素材库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它从来都是回眸历史，指涉当下，同时也面向未来。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经历和经验着的当下能否进入献礼片的“素材库”？今天的电影创作者如何遴选又如何呈现“正在经历和经验着的当下”？进而如何使之成为新的国家记忆？以上这些也是新时代语境下献礼片创作必须要回应的。2019年国庆档的“逆袭选手”《中国机长》便有力地回应了上述问题，为我们展现了新时代的某些“新鲜事”也可以很“中国”、很“重大”。该片讲述了一件发生于2018年的“新鲜事”，并以献礼片的形式完成了对当下发生的社会事件的即时书写，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极具“时代感”的审美体验。

　　《中国机长》改编自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航班在高空遇风挡玻璃空中爆裂的紧急事件，其作为当下“重大事件”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献礼片的创作而言，其难度首先显现在时间层面，即“事件发生”与“影片上映”仅仅相隔一年多的时间。其次，国内媒体对此事件“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全媒体的地毯式“信息轰炸”，使大部分观众在走进影院前已了然剧情的发展走向，这样的题材留给主创团队的创作空间相当有限。不过，创作者们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在于如何充分挖掘“川航事件”的重大题材特征，使之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国庆献礼片。最终，国庆档的市场反馈和观影口碑给出了肯定的回应。这样一种由人民正在创造着的历史事件不仅可以进入献礼片的素材库，而且能收获较高的认可度。那么，《中国机长》是如何将一个带有舆论热度的“川航事件”打造成为带有“重大”意味的献礼片？又如何讲述“川航事件”这个中国观众已了然于胸的故事？

　　影片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这场灾难“是什么”，而是它“如何呈现”。今天的主流电影观众是十分熟悉好莱坞式的灾难片类型模式的。因此，如何满足他们对于灾难片叙事模式的一般期待便是影片主创们的首要任务。具体来说，《中国机长》对川航“空中遇险”这一主要情节进行了“拆分式”讲述，这不仅没有打断其整体叙事的连续性和紧张感，反而有效补充了影片在“灾难悬念”上的缺失，满足了观众的某种类型期待。具体来看，影片在111分钟的时长内共设置了三处强情节段落，分别是第31分钟开始的“飞机驾驶舱右窗爆裂”、第59分钟开始的“飞机冲入暴雨云层寻求突围”以及第74分钟开始的“飞机备降”。三处强情节段落分置于影片“前—中—后”位置（如下图），持续并强化了灾难叙事的紧张节奏。各情节段落均持续了5至7分钟，影片利用成熟的特效技术营造出了灾难现场的紧张与震撼，使整体观影效果极具真实体验感和视觉快感。这一类型化的叙事结构保证了影片表情达意的“标准化”。

《中国机长》以时长划分的情节段落简图

　　如果说影片因为采用经典灾难片的类型叙事结构而显得有些“常规”的话，那么，影片在人物塑造和细节的处理方面则既是创新的又是中国的。影片镜头的焦点始终没离开“人”——乘客、机组成员和地面保障人员等，甚至在有限的篇幅中塑造了“乘客”这一集体角色的个体鲜活形象。影片中“他们”是与父母置气的叛逆青年、是看望殉职战友的老兵、是归家的拉萨母子等。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里面的“乘客”之一，但很少有人能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乘机之外的其他经历。影片中承担“前情交代”和“结尾抒情”功能的两处重要段落（见图2），既在节奏和情感上与“灾难时刻”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又生动展现了中国民航事业的规模、现状、运行流程以及航空、消防和军方应对危急事件的保障能力。最后，作为献礼片，该片并没有着力打造“飞行事故”或“民航奇迹”这种耳熟能详的“灾难”类型，也没有着力描摹刘传健机长的个人英雄形象，而是通过对“英雄机组”及其背后更大的“集体”的塑造，诠释了“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的主题，完成了一次对新时代“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的情感传递和历史记载。

电影《中国机长》剧照

　　二、集体式创制与聚合式投放

　　献礼片是新中国电影史中最具辨识力的电影形态之一。“几十年来，大部分代表性的主流影片几乎都可纳入其中，而国庆献礼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3]新世纪以来，以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出品的一系列献礼片为代表，国庆档的整体面貌从制片模式到文本形态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节点，国庆档的献礼片既延续了此前的传统，又有了新的拓展。从电影创制层面来看，2019年国庆档整体呈现出“集体式”创制与“聚合式”投放的双重特征，具体表现在当前中国电影产业的核心力量协同创制、影人联袂参与创作以及献礼片集中排映等方面。

　　1. 影业协同与影人联袂打造

　　2019年国庆档三部献礼片《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机长》呈现出影业协同、影人联袂的“集体式”创制特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电影商业模式与主流价值相融合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4]影业和影人集体参与国庆档献礼片创制，既是商业模式和电影消费市场的选择，也是中国电影行业践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具体显现。

　　国庆档集中行业优质制作力量，广泛辐射全社会的献礼片创作模式并非没有先例。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就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体式”献礼片创制特征。上至制片企业抓准时机，集结业界精英，严格把控制作水准；下至放映方对片源及时统筹协调、加大排映空间等。经过十年的发展，2019年国庆档再次形成献礼片的集体式创作和集中化排映的格局。据统计，2019年国庆档三大献礼片参与创制的电影公司超过90家（如下图），这无疑是各大影业的一次集体发力，形成对献礼片品质的综合把控，以及在产业运作层面的保障体系。

《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出品、发行及创作团队概况[5]

　　新时代语境下，“集体式”创制模式又呈现出“合作—分工”的结构特征。首先，影片《攀登者》的创制由国有电影企业牵头，积极与多家民营电影企业合作，不仅为单部影片的创制积蓄了优质资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产业融合趋势的积极探索。其次，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两部影片的创制中，互联网电影公司形成自身再细化的产业链分工，一定意义上为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经验和示范。例如，阿里影业上游集中精力与传统电影公司合作完成创制，下游着力发挥互联网电影公司的优势，通过专业数据平台（灯塔）、购票平台（淘票票）、电商平台（淘宝）等开展线上全方位引流，形成强曝光与高流量的宣发效果。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社交渗透进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星”影人作为公众人物，其面向大众的发声、引导和影响力越来越重要。众多“明星”影人往往会在国家重大时刻和社会事件发生之时，通过社交平台明确“表态”。2019年国庆档献礼片的“集体式”创作集结了当今影视圈的“半壁江山”，形成了较强的话题性和吸引力。类似的“全明星阵容”并不是常规电影创作的演职员合作模式，但近年越来越多地成为了献礼片的创作选择。众多影人“齐聚”国庆档银幕之上，他们以出演献礼片的某个角色来表达个人的爱国情感、价值选择和行业担当。在观众欣赏层面上，这种“集体式”银幕景观还形成了一种“以集体创作献礼集体记忆”的独特观感。[5]

　　首先，《我和我的祖国》在导演阵容上组成了“中国电影梦之队”，具体指的是陈凯歌、张一白、管虎、徐峥、宁浩、薛晓路、文牧野七位导演的结合。而在演员阵容上更是由黄渤、张译、葛优等一批演技和市场号召力兼备的演员组成。其次，《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也分别打造了“明星版本”的“英雄机组”[6]和“攀登男团”[7]。第三，在这些“明星面孔”背后，值得关注的还有香港导演的加盟。《中国机长》和《攀登者》分别由香港导演刘伟强和李仁港执导，这在一方面体现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影视行业的协同发展，集体参与献礼创作；另一方面还表现出类型电影范式与经典港片创作经验的融合。这三部献礼片由多位知名导演携一众演员集体创作，虽然也有不足和遗憾，但不失为一次创作上的突破性尝试。参与献礼创作的演员热情高涨且演技整体“在线”，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大众对于部分青年演员的成见。

　　2. “聚合式”排映凸显国庆属性和档期需求[8]

　　2019年国庆档相较以前，除了在票房数据上直观体现的“历史新高”外，在档期内上映的影片类型分布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形成一种“回归”态势。这种“回归”既是对标早年国庆档排映影片类型构成上的回归，也是面向国庆节自身节庆属性的回归。2009年国庆档票房收入1.88亿元，增幅13.25%，占全年票房总收入62.06亿的3.03%[9]，献礼片《风声》在当年取得了票房和口碑双赢。但此后几年间，国庆档并没有继续成为献礼片的阵地，反而形成了多元类型电影同台竞技的局面。每年的国庆档票房冠军也分属于以《画皮》和“狄仁杰”系列为代表的武侠神怪片、以《心花路放》《夏洛特烦恼》为代表的喜剧片以及以《无双》为代表的犯罪悬疑片。这样的现象并非背离了国庆档的档期逻辑，而是国庆节的假期属性力压节庆属性成为其商业优势。回到2019年的国庆档，三部献礼片《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机长》的日排片占比总和始终保持在90%以上，票房总值突破49亿元（如下图）。

《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票房及排片数据（票房单位：亿元）[8]

　　就春节档和暑期档而言，影片的类型差异化投放是顺应市场需求的选择。与之相反的，2019年国庆档期间献礼片的集中排映，有力凸显了档期节庆属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既取得了可观的电影消费效益，形成了阶段性突出的观影偏好，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献礼片和国庆档之间相互成就的关联性。节庆属性的回归意味着献礼片要肩负起献礼祖国和人民的艺术使命，承担起社会情感层面、文化层面乃至票房层面的动员任务。

　　综合来看，献礼片的“集体式”创制和“聚合式”排映模式切实转化成为了可观的票房效益。诸如三部献礼片在上映前期均取得了预售票房“破亿”的成绩；历时不到四日超越了2017年国庆档八天票房纪录[10]；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与《中国机长》连续多日的单片单日票房超两亿，实现了国庆档影片票房“双十亿”的突破（如上图），并于10月6日跃升至2019年内地票房榜第五名和第六名。[11]对此有评论称：2019年国庆档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电影行业大阅兵”，各“献礼方阵”都迎来了高光时刻。[12]

　　三、“爱国”情感与“国庆”档期双向联动

　　在新时代语境下，2019年国庆档三部献礼片表现出了在主流价值表达与电影消费市场主动融合的新探索，以及电影档期意识层面的新发展。令人瞩目的票房成绩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史上最强”的档期面貌所包含着的独特“观影偏好”，同样是观众和市场面对以上新探索、新发展和新尝试的重要反馈。通常情况下，观众在某一电影档期内的观影选择往往呈现出“偏好个性化”和“类型差异化”的特征。换句话说，面对档期内电影“扎堆”的局面，观众会倾向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电影类型，且很少连续观看同类型的多部电影。2019年国庆档期中的一个独特观影现象便是“连刷三部献礼片”。需要追问的是，观众对献礼片的集中需求和偏好从何而来？它又如何发展成为一种“连续观看三部献礼片”的消费方案？

　　201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包括大阅兵等在内的一系列国庆活动共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和节庆仪式感。一方面，2019年国庆电影档期提供了爱国情感表达释放的契机，“观看献礼片”成为中国观众在国庆节的重要文化选择之一。另一方面，高涨的“爱国”情感所形成的献礼片观影偏好和消费行为也强化了“国庆”档期市场的“献礼”特性。整体而言，“爱国”情感与“国庆”档期显现出双向联动态势，具体表现在档期内大众观影需求和偏好的集中，以及情感认同与电影消费行为的转化等方面。

　　拥有七日假期的国庆档往往能够吸引众多影片的进驻，并使各片方在有限的档期时段里“各显神通”地竞逐观众的电影消费预算，因此，国庆档本身具有形成票房“小高潮”的潜质。相较于春节档阖家观影逐渐成为“新民俗”，近几年的国庆档期虽然拥有等同于春节的消费时段，但在节庆属性的市场开掘层面仍有较大空间。2019年国庆档的三部献礼片正是契合了档期市场的内在需求，并以其显著的节庆属性参与进“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话语体系中。大众面对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的关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一系列重要活动，“爱国情感”的积蓄达到了某种峰值状态。对于国庆档期间献礼片密集的宣发“攻势”，大众的观影选择以“爱国情感”为纽带，形成了对“献礼片”相对统一且集中的观影偏好和需求。在国庆期间，观看献礼片成为了大众文化消费层面上的一种“国庆”仪式。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2019年国庆节是“逢十大庆”的重要时刻，社会各领域都展现出与之辉映的空前盛况，电影消费层面也表现出相对独特的景观，出现了在以往档期或其他献礼片上映过程中未曾出现过的“三部献礼片连刷”效应。《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在题材或类型上是没有强关联性的，但他们在宣发、预售、产业数据对比和互联网评论等方面都呈现出紧密的联系，突出体现在三部献礼片的“点映日期”相继经历了定档、提档和“撞档”的一系列变动。三者原定于9月30日同步上映，但在9月19日《我和我的祖国》率先宣布将于28日提前开启点映后，25日《攀登者》《中国机长》也发布了将于28日点映的消息，三部影片再次形成“鼎立”局面。片方主观上选择同日开启点映的“撞档”行为，客观上形成了“三强组合式”的话题效应和电影消费方案，很快引发了互联网话题发酵。随后，在影片上映前期微博平台涌现出诸如“国庆档三强提前点映，你选谁？”或“你最期待哪一部？”等线上投票活动，形成了三部献礼片的“绑定”形态和“组合”话题。

　　实际的电影消费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三部连刷”成为了2019年国庆档观众最重要的观影方案之一。通过对豆瓣、微博和bilibili等网络平台的观察可见，“2019年国庆档”的相关内容大多是以三部献礼片的结合与对比所产生的话题。首先，在点映期间互联网影视数据平台频繁更新三部影片的排片占比、票房排行和头部影片预测。其次，在全面上映后，普通观众和自媒体也开启了对三部影片的系列观照和对比讨论。因此，“三部连刷”的观影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大众在互联网上进行电影评论和对话的“发言权”。

　　这样一种独特的观影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同时打破了观众在同一档期内的观影消费“类型预算”和“数量预算”，达成“史上最强”的票房成绩和档期面貌则属情理之中。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主流媒体、影片官方、自媒体和普通观众对于电影的舆情反馈，形成了再一次的口碑式营销。其中，主流媒体和影片官方持续对献礼片内容、票房数据以及影片之外的国庆事件（如大阅兵或社区活动等）进行报道，有意识地将“献礼片”与“国庆节”相结合，这种密集式的内容传播，形成了对大众的“爱国热情”和“观影热情”的双重调动，有效地将潜在的观众群体转化为实际电影消费者。

　　整体而言，2019年国庆档突出体现了爱国情感与电影消费之间的双向联动。在这一背景下，观众的爱国情感和国家认同被充分激发和调动，转化成为2019年国庆档献礼片的“爆款”现象和“三部连刷”效应。当然，这种“联动”和“转化”不只在短暂的档期内显现，并非表现为突发性、临时性和阶段性的特征，而是暗合了当前中国电影创作和观众审美偏好的内在转向逻辑。近年来《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等新主流大片表现出在商业价值层面的影响力和主流价值层面的引领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下中国主流观众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感官刺激和“娱乐至死”的价值追求。在中国观众整体审美水平、情感需求和价值标准提升的今天，主流价值和市场融合的创制理念正在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共识。这三部献礼片的票房佳绩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以主流价值为引领的中国式大片正在稳步走进市场、走向观众。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无疑，“史上最强”的头衔已然彰显了2019年国庆档的独特性和新时代献礼片取得的广泛社会效益。《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机长》在创制模式和创作内容上的多样性尝试、以及对国庆档期属性的市场开掘，一定程度上也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制和市场化运作树立了新标杆，提供了新探索。对2019年国庆档“献礼景观”和“档期面貌”的当下审视，同样是对中国电影“档期意识”的未来思考。值得期待的是，新时代语境中的电影档期在价值引领、资源聚合以及情感联动等方面都将发挥显著作用。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青年文化与中国电影新业态研究”(项目编号：2018CC02595)阶段性成果。

　　[1]　崔汀：《牛掰格拉斯！2019国庆档50亿票房创历史》，Mtime时光网http://news.mtime.com/2019/10/07/

　　1597752.html，2019年10月8日。

　　[2]　高雪滢：《〈攀登者〉胡歌角色原型夏伯渝：电影有点夸张》，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

　　2019_10_02_520061_s.shtml，2019年10月2日。

　　[3]　钟大丰：《国庆献礼片60年巡礼（1949~2009）》，《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第5页。

　　[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2015年10月14日，来源于新华社。

　　[5]　图表根据灯塔专业版的内容整理而成。

　　[6]　“英雄机组”：影片宣发所使用的词汇，指在影片《中国机长》中由张涵予、欧豪、杜江、袁泉、李沁和张天爱等还原演绎的川航3U8633航班机组。

　　[7]　“攀登男团”：影片宣发所使用的词汇，指在影片《攀登者》中由吴京、张译、井柏然和胡歌演绎的中国攀登队主要成员的组合。

　　[8]　图表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计算，采用四舍五入计算法保留两位小数，故可能与实际数值存在细微误差。

　　[9]　王鹏：《中国电影档期常态化与价值联动研究——以近五年(2007-2011年)国庆档中国电影市场为例》，《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