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本刊自创刊以来，高度关注文艺评论理论体系建设，刊发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论文，受到广泛关注。本期特刊出国外文艺理论家专论数篇，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别林斯基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对俄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甚至对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丰富，他关于文学批评性质和使命的看法，关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的、美学的文学批评原则的看法，关于倡导有信仰的、真诚的、真率的、有敏锐诗意感觉的文学批评的看法，关于把文学批评当做艺术来看待的看法等等，对于我们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批评，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别林斯基　文学批评　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　批评主体的修养　批评风格　当代启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别林斯基（1811-1848）是中国文艺界顶礼膜拜的人物，当年的理论批评言必称别林斯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新潮文论洪水般涌来，人们渐渐淡忘了别林斯基，在一些人眼里你如果还谈论别林斯基似乎就大大落伍了。近来当我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对待西方新潮文论，当我们为当代文学批评出现的种种问题感到焦虑时，不少人又想起来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其实才活了37岁，却成了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文学批评密切联系俄国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及时总结俄国文学的创作经验，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要求，对俄国文学理论的批评，甚至是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丰富的，他关于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使命的看法，关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原则的看法，关于倡导有信仰的、真诚的、直率的、有敏锐诗意感受的文学批评的看法，关于把文学批评当做艺术来看待的看法等等，对于我们当下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批评，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学批评旨在促进社会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

　　长久以来文艺界重创作而不重批评，一些人甚至看不上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能起什么作用，这是我们当下关心的问题，也是别林斯基当年面临的问题。别林斯基是从文学批评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关系等方面来阐明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使命的。

　　在别林斯基生活的年代，文学批评在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被提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然而社会上也存在对文学批评的种种偏见，一些人把批评等同于骂人和讽刺人。针对这些看法，别林斯基首先给批评正了名，他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做出判断’；因而在广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判断’。因此不仅有对于艺术及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对科学、历史、道德及其他事项的批评。”[1]那么，文学批评同其他批评有何区别，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什么关系？

　　别林斯基首先从文学批评和时代的关系，从文学批评同促进社会自觉的关系这个高度来考察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使命。他指出，“批评总是跟它的判断的现象相适应；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在这里谈不上是艺术促进批评，或者批评促进艺术，而是二者都发自同一普遍的时代精神。二者都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不过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直感的认识。二者的内容是同一个东西，差别仅仅在于形式而已。”[2]在这里，别林斯基深刻指出文学艺术创作和文艺批评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他强调两者都源于社会现实生活，都是对时代精神的认识，离开了现实和时代，艺术和批评都将失去其意义。同时又指出两者在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和体现时代精神方面是各不相同的：批评是哲学或科学的判断，而艺术则是直觉或形象的思维。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别林斯基不仅指出文学批评要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而且特别强调文学批评在促进社会自觉方面特殊的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别林斯基道出了文学批评的重要使命，也道出俄国文学批评区别于欧洲学院式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别林斯基认为一部作品如果只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如果没有发出时代主导思想的声音，那是一部僵化的作品。而作为文学批评如果揭示出伟大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其重要性是不在于这部伟大作品本身之下”。他认为在俄国应当赋予文学批评更大的意义和更大的重要性，他自豪地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还只有在艺术和文学中，因而在美学和文学批评中，才能表现出社会的智能自觉。”[3]在他看来，文学批评要“用简单的语言讲述高深的道理”，“对社会起家庭教师的作用。”[4]

　　别林斯基为什么特别强调文学批评在促进社会自觉方面的重要作用，俄国文学批评为什么具有为一些人诟病的战斗性和政论色彩，而不是他们所欣赏的学院气息，这需要回到俄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俄国文学批评家虽然不乏敏锐的美学鉴赏力，但他们的批评主要是一种富有论战性、政论性的社会批评。这是因为当年的俄国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严厉的图书审查制度和宪警机构的严密监视，使人民失去表达思想的自由，进步思想界只能通过文学和文学批评来表达人民的呼声，文学和文学批评成了反映人民自由思想的唯一论坛，作家和批评家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人民的良心。赫尔岑曾经这样说过，“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论坛上向民众倾述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5]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别林斯基为什么从事文学和文学批评时，也深刻阐明了俄国当时的文学批评同俄国的社会斗争的密切联系。他说：“别林斯基几乎完全献身于文学批评这一点，与当时文艺在俄国所起的重大作用有直接联系，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这一代在艺术方面有特别天赋。文学所以起杰出的作用，是因为这是可以稍微自由讲话的唯一论坛……艺术在这样的时期总会努力追求思想，追求审美需要和思想需要的结合，所有一切社会激情都通过这气门直冲出来。”[6]别林斯基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批评依然需要成为时代的鼓手和人民的良心。

　　其次，别林斯基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关系，从文学批评促进作家创作自觉的角度来考察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使命。他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他说：“作为进行批判的主体的内容跟作为被批判的客体的文学的内容是一个东西，差别只在于形式而已。艺术家和文学家是用自己的作品直觉地表达其对艺术和文学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和文学是跟批评齐心协力地一起行动，互相对对方发生影响的。”[7]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如果发现不了新的艺术天才和新的艺术领域，而被远远抛在后面，那将是对文学批评致命的打击。批评应当赶在艺术的前面，为新的艺术扫清道路。例如，在德国发生的文学变革不是由伟大诗人完成的，而是由批评家莱辛完成的，他写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对当时德国文学运动起过极大的影响。作家艺术家凭其艺术知觉表达新的事物、新的思想，而批评家则是凭其思想，揭示了其创造的意义，确立它们各自的创作原则，促使文学创作中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由自发走向自觉。同时，别林斯基还进一步揭示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文学批评既然是对文学做的一种批评、一种评价，那它要依据一定的社会利益、一定的审美理想、一定的文学理论观念来进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学批评需要在一定的文学理论观念和方法论原则指导下进行，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根据，而文学理论也需要从文学批评中不断汲取新鲜的思想和经验，不断得到发展。批评不仅是文学理论对实际的运用，也是根据艺术实践来发展和创建理论的努力。相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文学批评更接近于创作实践活动。因此，别林斯基指出，“文学理论的长处在于它的理论体系的完整和系统，而批评则不断进展，向前进，为科学搜集新的素材，新的材料，这是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8]“不断运动的美学”，这是别林斯基对于文学批评，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最精彩的概括和阐释，它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关系，发展文学批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离开文学理论指导的文学批评是行不通的，别林斯基认为“批评的目的是把理论应用到实际上去”，“是用思辨来检验事实”[9]。在他看来，“进行批评——这就是意味着要在局部现象中探寻和揭露现象所据以显现的普遍的理性法则，并断定局部现象与其理想典范之间生动的，有机的相互关系的程度。”[10]理论指导的意义在于使批评家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看到事物发展的趋势。我们当代一些批评的不足就是缺乏理论的指导，也就是缺乏理论的深度。提高批评的理论水平，当务之急在于提高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其次，文学批评又不能死守一成不变的文学理论，别林斯基认为：“美文学的法则也是通过接受它们所依据的新的事实而发生变化”。[11]他指出批评是“不断运动的美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批评不能固守原有的理论和法则，而必须面对新的创作实际修正、丰富原有的理论和法则，进而创造新的理论和法则。别林斯基当年就是没有固守旧的理论和旧的法则，而是依据普希金创作和果戈理创作的“新材料”，提出了“人民性”“典型”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现实主义的新理论。当今文学批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也是最大的机遇，这就在于需要不完全固守原有的理论，而是根据新的文艺现实，根据网络时代和大众文化时代的文艺形式，大胆地修正原有的文学理论观念，创造出新的理论观念，并用它指导文学批评。比如在大众文化和日常审美活动中，审美因素是否还占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审美成分和其他成分如娱乐成分、科技成分、工业成分、商业成分是什么关系？传统所理解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表现形式有什么变化？接受主体的参与、分享和互动程度是否有更大的提高和质的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实践加以探讨，并逐渐形成新的理论观念来指导当下的文学批评。

　　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原则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而评价是要建立在一定观念和原则基础上的，明确了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使命之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原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别林斯基当年面对的是欧洲各国的文学批评原则和俄国的文学批评原则，但他并没有固守俄国的文学批评原则，也没有机械照搬和亦步亦趋地追随欧洲各国的文学批评原则，而是从俄国新的文学实践出发，在批判吸收和综合分析前人文学批评原则长处和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极富创新性的文学批评原则，这就是把美学批评和历史批评有机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历史的、美学的文学批评原则”。这一文学批评原则的提出，无论在俄国文学批评史还是欧洲文学批评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突破。

　　别林斯基在《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一文中明确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因而也是错误，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源泉，同一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点。”[12]

　　别林斯基关于历史的、美学的批评原则的提出，是有历史针对性的，它扎根于俄国新兴的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反映了俄国和西欧文艺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别林斯基之前，在俄国特别是在西欧，在多种社会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和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不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都有自己解读文学的独特角度和独特优势，同时在方法论上也有其片面性和缺陷。

　　别林斯基首先面对的是在康德、谢林“纯艺术论”影响之下，在欧洲各国盛行的“纯美学分析”批评，这种理论和批评宣扬文艺和社会生活无关，与社会功利格格不入，主张脱离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纯美学”的分析。他们认为审美不涉及利害，不涉及存在，只涉及形式。别林斯基肯定美是艺术的不可缺的条件，但他又认为艺术不可能没有社会历史内容，文艺批评不可能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康德

　　别林斯基随后面对的是德国式的“理想的、思辨的”哲学美学批评和法国式的“实证的、历史的”社会学批评。

　　当年西欧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形成对文艺做历史考察的新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但是，这种历史批评大都从抽象的观念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其结果往往陷入抽象的思辨。就黑格尔而言，他的哲学美学充满历史辩证法思想，他的艺术批评充满历史主义精神。他在美学研究方法的突出贡献就是使美学具有一种历史感。他用历史的方法考察了艺术发展的历史，把世界艺术的基本脉络分为三种类型：象征性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而这种对艺术发展的叙述和看法又是从艺术和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这个观念和意义推导出来的。他认为艺术是理念和感性形象，即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精神活动。正是二者之间的平衡和这种平衡被打破构成了艺术发展的脉络，形成了艺术的三种历史类型。这种批评观念和方法富有历史主义精神，有很强的历史感，但它是从理念出发，不是从现实出发，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思辨。

黑格尔

　　19世纪上半期，斯塔尔夫人和泰纳又先后提出文化历史学派和社会学学派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主张评价文艺现象和文学作品，必须考察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种族、地域、气候等的影响，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民族精神上和历史上的真实。这类批评观念和方法受实证主义哲学和进化论的影响，要求文学批评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精确性，在方法论上往往陷于主客关系的机械决定论，也忽视了艺术不同于一般文化历史现象的审美特征，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解释还只着重上层建筑范畴，没能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推动文艺发展的根源。

　　19世纪30年代，俄国文学批评由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评原则转向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纳杰日金把历史发展的观点引入文学批评，为俄国批评打下坚实的美学基础，但基本上还是受德国式理论思辨的影响，缺乏现实的社会分析。普希金倡导的美学批评也还局限于“揭示作品的美和缺点”，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根源和社会功能等领域。

　　别林斯基所面对的上述欧洲和俄国的各种批评观念和方法都有优势，也有其局限性，对此，别林斯基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重要看法，他说：“我们甚至现在已经对任何一种欧洲批评都不能感到满意，看到他们每一种里面都包含着片面性和排他性。我们已经有某种权利可以认为，在我们的批评中，所有这些片面性会汇合调和成为多方面的、有机的（而不是庸俗的和折衷的）统一。”[13]显然，别林斯基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就是在批判吸收和综合先前多种批评观念的合理因素，克服片面性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他强调科学的文学批评应当兼顾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两方面，而且特别强调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

　　首先，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活动，应当把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品格和审美价值提升到第一位，决不能忽视艺术的美学需要本身。他明确指出：“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14]以往有人觉得别林斯基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分析，不重视审美评价，这是不符合别林斯基的主张和批评实际的。只能说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别林斯基的批评更侧重于社会历史分析，但他始终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独创性、作家的个性特色，关注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符合其艺术内容的一致性和完美程度，他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分析必须以作品艺术形象体系和表现形式的具体美学分析为基础和前提。

　　其次，别林斯基又认为文学批评不能只局限于美学的批评、只局限于分析文学作品的美和不足，而必须对文学作品进行历史的批评，必须对作品从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观点加以考察，对作品作与其内容相适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分析，指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意义。他认为“每一部艺术作品一定要在对时代、对历史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在艺术家对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考察；对他的生活性格以及其他等等的考察也常常可以用来解释他的作品”[15]。在他看来，“那些极其充分而有力地表达了时代最真实、最重要和最富于特征的艺术作品，将比任何东西活得更长久”，而“那些不能体现或不能充分体现这些条件的作品在另一个时代终究会丧失其意义”[16]。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别林斯基认为在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价值时，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确定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充分而深刻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反映出了时代的精神。

　　别林斯基把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融合当做文学批评的要求和理想，这是同别林斯基对文学批评对象——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文学批评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

　　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艺术描写的对象是活生生的具有历史内容的现实生活，文学批评必须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做出社会的历史的批评。同时，文学艺术又是用形象，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推理来反映生活，它能诉诸读者的想象，打动他们的心灵，因此文学批评又必须对文学做出美学的评价，看看它们如何用形象的描述来打动读者的心灵。别林斯基指出：“美是艺术必不可缺的条件，没有美也就不可能有艺术……可是光有艺术还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特别在我们今天是如此。”[17]他明确地指出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分析的批评、历史的批评“是必不可缺的。特别在今天，当时代坚决地采取了历史倾向的时候，如果没有分析的批评，那就意味着杀害艺术，或者宁可说是把批评庸俗化了”[18]。

　　别林斯基倡导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结合，还同他对文学批评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分不开。在别林斯基看来，批评就是“判断”，“批判总是要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是对时代的认识[19]。因此文学批评在俄国生活中不仅是帮助读者欣赏作品的美，对文学作品做出美的评价，它还具有促进社会自觉的特殊作用，它还必须对文学作品做出社会历史评价。他说：“目前，还只有在艺术和文学，因而在美学和文学批评中，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社会的智能自觉。”[20]别林斯基拿俄国文学批评同德国和法国的文学批评作比较说，“在批评之国的德国，批评是理想的、思辨的；在法国，批评是实证的历史的。”而俄国文学批评的目的是“应该不仅追求科学的成功，并且还追求教育的成功。我们的批评还应该对于社会起家庭教师的作用。用简单的语言讲述高深的道理”。为此，他提出把德国式的注重理论思辨的逻辑方法和法国式的注重实证的历史叙述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认为这是使文学批评“变为深刻而易于公众理解的唯一方法”[21]。

　　当我们回顾了别林斯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和美学的批评原则的过程时，从他身上强烈感到一种民族主体精神、一种创新精神、一种科学精神。他从欧洲文学批评吸取养分，但又不机械照搬，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继承本民族的文学批评传统，但又不断向前推进。他曾经满怀深情并充满自信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俄国批评史也正如俄国诗歌及文学史一样，表现了从统治在欧洲的意见的回声转变为独创的对艺术的看法这一渐进的追求……我们甚至现在已经对任何一种欧洲批评都不能感到满意，看到它们每一种里面都包含有某种片面性和排他性。我们已经有某种权力可以认为，在我们的批评中，所有这些片面性会汇合、调和成为多方面的、有机的（而不是庸俗的、折中的）统一。也许，我们的祖国、我们伟大的俄国的使命，就在于把从前仅仅排他性地显示于西欧的全世界历史性发展的一切因素统统融合于自己一身。”[22]别林斯基这段话可以激励我们的文学批评力戒成为欧洲文学批评的回声，尽快成为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批评。

　　做有信念的、真诚的、有敏锐诗意感受的批评家

　　如何在文学批评中践行历史的、美学的批评原则，别林斯基认为关键在于批评主体，在于批评家自身需要有多方面的修养，需要有高的要求，其中如“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的热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这是公正无私的态度源泉——不受外界诱惑的本领。”[23]

　　在批评家的众多品质中，别林斯基最看重的是信念，是献身精神，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对文艺事业的热爱。在他看来，批评既然是判断，那就有代表谁去判断的问题，文学批评既然要促进社会的自觉和文学自觉，其判断就不能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社会人类的。他说：“根据个人的遐思怪想，直接感受或者个人的信念，是既不能肯定任何东西也不能否定任何东西；判断应当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个别的人，人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想，而不是代表自己个人去判断。‘我喜欢，我不喜欢’等说法，只有当涉及荣肴、醇酒、骏马、猎犬之类东西的时候才可能有威信。”[24]为此，他希望批评家“必须与时代并驾齐驱，成为当代知识的占有者”，为此，他希望批评家“做自己社会和时代的公民、儿子，把这个社会的利益摄为己有，把自己的追求同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25]。他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写出了一千多篇文学批评文章，用文学批评作为武器，同沙皇专制制度展开斗争。他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我们必须受苦，好让我们的子孙过得快乐一些……我将死在杂志岗位上，叫人在我的棺材里，在我的头下放一本《祖国纪事》。我是一个文学家——我带着痛苦的，同时又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说出这句话，我为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我的生命和我的血。”[26]别林斯基这种坚持崇高信念，为文学批评的事业献身的精神，也深为西方批评家所折服，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指出，“他具有一种令人瞩目的博大格局，献身于本国文学和国家的社会进步事业的激情，这在西方是难以比肩的。”[27]

　　为了促进文学批判的健康发展，别林斯基认为文学批评家应当有高度原则性，应当倡导一种直率的批评。当年俄国批评流行着一种不良的风气，批评家评论作品不是根据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是看作者名气和权威。早在《文学的理想》等文章中，他就抨击这种不良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不存在信仰真理的问题，他们仅仅相信权威都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理性——这样要省事得多。”[28]别林斯基认为文学批评家要担负起艰巨的责任，直率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后来他根据批评家的不同态度，把文学批评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直率的批评，一种是“躲闪的批评”。他指出，前者“不怕被群众所笑，敢于把虚窃名位的名家从台架上推下来，把应该代之而起的真正名家指点出来”，后者“虽然同样地了解问题，却阿谀俗众，审慎地，用暗示，带着保留条件来说话。”[29]后来，别林斯基在总结俄国文学批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批评的讲话》里进一步阐明批评家批评态度的重要性和纠正批评界不良风气的重要性。他说，“按照对从事批评的人的态度来说，首先应该把批评分成两类，一种是真诚的、恳挚的批评，有信念、有原则的批评，还有一种是抱有打算，做买卖的批评。”他坚持着前一种批评，反对着后一种批评。同时，他强调，真诚的有信念的批评必须建立在科学真理的基础上，才可能是有力的，否则“这种信念也可能是强烈的，深刻的，无私的；然而，它却是错误的。”[30]这就是说，真诚的直率的批评同信念、同原则、同科学相联系，而躲闪的批评则同私利、同钱包、同买卖相联系。别林斯基本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就为这种有信念、有原则的、直率的批评树立了榜样。当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遭到种种非难和攻击时，他挺身而出，给予高度评价，而当果戈理写出《与友人书简选》为农奴制度辩护时，他当即写下《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痛斥果戈理的背叛行为。

　　在文学批评家的种种修养中，别林斯基最看重批评家的审美感受力。有人认为批评这门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他指出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人们可能多少有些美学感受，但“批评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31]而在批评家稀有的才能中，别林斯基认为首要的是强大的艺术感受力，是敏锐的诗意感觉。他说，“敏锐的诗意感受，对美文学印象的强大感受力——这才是从事批评的首要条件，通过这些，才能够一眼就分清虚假的灵感和真正的灵感，雕琢的堆砌和真实情感的流露，墨守成规的形式之作和充满美学生命力的结实之作，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伟大的才智、渊博的学识、高度的教养才具有意义和重要性”。[32]别林斯基当年强调批评家需要有强大的艺术感受力，需要有敏锐的诗意感受，针对的是一些批评家死守已经过时的文学法则，片面的强调理智和教养，他们“常常只被理智所支配却没有感情的成分参与在内”，他们常常“把自己喜爱的思想视为诗歌，或者抓住适量的概念就来应用和证实自己的美文学思想”[33]。别林斯基强调艺术感受力是批评的首要条件和积极意义就在于指出批评应当从艺术感受出发，而不能从理念和法规出发，原则会闹出“错过了大象，却把甲虫当成宝贝”的笑话。当然，别林斯基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只强调感受和情感而不重视理智，他指出，“在美文学方面，只有理智和感情完全融洽一致的时候，判断才可能是正确的”。[34]

　　把文学批评作为艺术对待，把批评也变成艺术

　　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普希金的文学批评时，曾经指出，“真正的批评家是艺术家自己”，“他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家”，“他的批评文章，他的艺术批评讲义应该变成独特的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批评的艺术家，——正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现象。别林斯基当然是这种人物。”[35]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别林斯基的确是一位把文学批评作为艺术来对待的批评家，在他那里“批评也变成了艺术”。他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艺术，十分重视文学批评技巧，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风格，文学批评在他那里达到了卢那察尔斯基所期待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境界。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之一是熔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于一体，既有哲学批评的理论深度、历史批评的历史洞察力，又有美学批评的艺术感受力，既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又有微观的细致分析，显现出一种视野开阔、气魄宏大、分析精到、深刻动人的艺术效果。

　　以早期的《文学的幻想》（1834）为例，这是别林斯基获得广泛声誉的成名之作。在这篇论文里，他从文学史的角度纵览了从罗蒙诺索夫时期到普希金时期的文学史，指出改革阶段文学发展的特征和存在的弊病，具有一种宏大的气概。同时，他又对改革时期主要的文学家代表，诸如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卡拉姆辛、茹可夫斯基、普希金逐一加以评论，确立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史”和“评”之中，又深入思考了俄国文学民族性的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他指出“‘民族性’是我们时代美学的基本东西”，“民族性变成用来测量一切诗歌价值，以及一切诗歌荣誉的巩固性的最高标准试金石。”[36]他认为民族性不仅“包含在俄国生活画面的忠实描绘中”，更重要的是要表现俄国人特有的对事物的看法，表现他们“所特有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37]别林斯基通过对民族性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的阐述，使得论文对文学史的概述和对作家的评述显出了理论深度，最终达到了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者自然地融合。

　　再如别林斯基评论普希金创作的一组13篇论文（1838-1841），不仅按历史顺序概述了俄国民族文学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评述了普希金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评述了普希金从早期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到30年代现实主义奠基之作《叶普盖尼•奥涅金》的创作历程，而且从中历史地探讨了俄国文学是如何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同时在文学史的概述和各个时期作品的评述中，又探讨了“激情”“人民性”“现实主义”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史的宏观眼光、论的理论深度、评的精彩品味，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全面展现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全部魅力。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独特风格之二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理性精神和抒情性的结合。他的批评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动人，既有深刻的哲理性，又有浓郁的抒情性，达到情理交融之境，使“批评也变成了艺术”。他的成名作《文学的幻想》充满理性和历史主义的精神，也充满激情，他批评当时模仿西欧的弊病，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文章的开头就以浓郁的抒情基调对当代文学的现状发出感叹：“你们还记得那个幸福的时期，当时我们的文学勃发出一些生气，有才能的人一个接一个，长诗一篇接一篇，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杂志丛刊一本接一本陆续出现；你们还记得那个美好的时期，当我们这样以目前自傲，这样寄希望于未来，并且夸耀我们的现实，更夸耀着甜蜜的希望，确信我们自己的拜伦们、席勒们、司各特们吗？呜呼！你，O，bon vieux tenps （法语，啊，过去的好日子），到哪里去了，这些可爱的梦想到哪里去了，你，诱人的希望到哪里去了！”[38]

　　别林斯基还特别善于用形象的语言阐释深刻的理论问题，并且渗透进自己的感情。例如他用“熟悉的陌生人”阐释典型特点，用“含泪的笑”阐释果戈理的艺术创作风格。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描绘的是彼得大帝旨在打开通向欧洲门户而临海建立彼得堡这座城市的历史功绩，也描述了因城市临海引来的水灾给底层小人物带来的灾难。别林斯基在评论中谈到普希金在作品中如何处理历史的必然和人道立场的复杂关系时，谈到二者的矛盾和张力时，他是带着十分动人的感情阐明这个深刻的理论问题的。他说，“我们凭着温和的心灵承认整体是超过局部的，但我们并不会拒绝对这个局部所受的苦难表示同情……第一眼看到这个巨人骄傲而毫不动摇地耸立在普遍灾难与破坏中，仿佛象征般地体现自己创造的坚不可摧，我们内心虽然不能没有颤抖，但我们意识到，这个裹着铜甲的巨人虽然不能保护个别人的命运，可是却能保障民族和国家的安全，历史的必然性在他这一边”。[39]在这段话里，我们既领悟了对历史必然性和人道立场之间的富有弹性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论阐述，也感受到了别林斯基内心的纠结和颤抖，批评家的情感尽在其中。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独特风格之三是批评体裁的灵活多样并富有时代感。他曾经说过，“对于伏尔泰的规律‘一切艺术种类都是好的，除了枯燥乏味的以外’，我们的时代坚持要做如下补充：‘和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因此，完整的法则应当是：一切种类都是好的，除了枯燥乏味的和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以外”[40]。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文学进程和层出不穷的文学新现象，别林斯基运用了灵活多样的文学批评形式，更新和创造了一系列文学批评形式，有综述概评（年度文学批评）、作家专论和作家系列评论（评论普希金的11篇文章）、文学纪事、书刊消息、杂志与文学短评等。这些文章长短不一，但都有实实在在的内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如《书刊消息之一》，类似书讯，只有几百字，是介绍果戈理的新作《死魂灵》，但敏锐地指出这部小说同果戈理先前写过的小说相比，以前的小说都显得“苍白而较弱”，而这部小说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其中最具有特色、最被看重的是文学年度概评这一体裁，从1840年起，他每年写出一篇概评，一共写了八篇，写年度概评的难度很大，要阅读全年度的作品，了解全年的文坛状况，并做出评价，但别林斯基却非常认真做这项工作，每篇概评写起来洋洋洒洒，多则七万多字，少则三万多字。他在每篇概评中，对该年度的各种文学倾向、值得注意的作品、批评和杂志的状况都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及时总结经验，批评不良倾向，扶植新生力量，给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他认为这种概评“给文学带来生气——不但文学家，其实公众也对之感到莫大兴趣”。他也特别指出，“我们的时代的‘概评’必须更加认真，更牢靠：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狂捧自己教区的人和骂倒其他教区的人，不在于抒情地抒发一段感情，把刹那间的成就引为自豪，而在于通过对事实的认识，来阐明问题的实质。”[41]别林斯基这种富有洞察力和充满激情的文学概评以其独特的风格开创了一代新风。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文化精神与俄罗斯诗学”（项目编号：16JJD750007）阶段性成果。

　　[1]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74页。

　　[2]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75页。

　　[3]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76页。

　　[4]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6页。

　　[5]　[俄]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7卷，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56年，第198页。

　　[6]　[苏]卢那察尔斯基：《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63页。

　　[7]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99页。

　　[8]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3-324页。

　　[9]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3-325页。

　　[10]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74页。

　　[11]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

　　[12]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95页。

　　[13]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615页。

　　[14]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95页。

　　[15]　同上。

　　[16]　[俄]《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53-1959年，第287页。

　　[17]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852页。

　　[18]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95页。

　　[19]　同上，第574-575页。

　　[20]　同上，第576页。

　　[21]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5-326页。

　　[22]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615页。

　　[23]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4页。

　　[24]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73-574页。

　　[25]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7-18页。

　　[26]　[苏]波斯彼洛夫等著：《俄国文学史》（中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614页。

　　[27]　[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317页。

　　[28]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51页。

　　[29]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11页。

　　[30]　同上，第662-663页。

　　[31]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324页。

　　[32]　同上，第224页。

　　[33]　同上，第223页。

　　[34]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24页。

　　[35]　[苏]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2-24页。

　　[36]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61页。

　　[37]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10页。

　　[38]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2页。

　　[39]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4卷，辛未艾、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697页。

　　[40]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9卷，莫斯科：科学出版，1953-1959年，第302页。

　　[41]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84页。

程正民老师

　　作者：程正民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3期(总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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