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文章目录与摘要朗读版

　　编者按：10月15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同志对《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作出重要批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本刊名誉主编仲呈祥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本刊主编庞井君主持会议。哲学家张世英、评弹理论家吴宗锡、摄影家袁毅平、话剧艺术家蓝天野、画家周韶华、美学家刘纲纪、文艺美学家胡经之、文艺理论家王元骧、文艺理论家陆贵山、音乐家傅庚辰、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剧作家郭启宏、影视导演翟俊杰等发来寄语和祝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本刊顾问邵大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次炤、张德祥，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燕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研究所所长金浩等出席会议并研讨。会议成果将在本刊陆续刊发。

新时代中国舞蹈创作的现状与前瞻

金浩

　　内容摘要：一个时期审美崇尚的变化主要在于时代发展的需求，符合当时审美艺术发展的特点，所谓“变者时也，势也。”本文着力辨析在现象背后的舞蹈言语方式的嬗变以及这种变化的形态含义，梳理并呈现这些舞蹈现象背后的多元文化历史合力。通过对新时代以来舞蹈作品形态进行系统研究，抓住已经出现、正在讨论或发掘有价值的话题，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新时代中国舞蹈创作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擘划之中。

　　关 键 词：新时代　舞蹈创作　传统语汇　当代审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舞蹈百花园应当是当代艺术家驰骋的天地。随着我国舞蹈事业迅速发展，在舞蹈艺术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现象、新变化和新焦点。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创作发展趋势，均呈现出当代艺术家所追求的文化品位、风格意趣及审美取向。从外部的题材形式到内在的编创机理，无不昭示着当下舞蹈创作多样化的共存态势，并在“兼容并蓄”中推动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时代中国舞蹈创作继续向前迈进。而且，作为新时代之初具有预兆性质的文化“症候”，这些艺术动态很有可能影响整个中国舞蹈未来的发展。我们要具有高阶思维来审慎地辨析如何完成对于传统舞蹈体系的传承，并应对新的艺术市场，新的艺术发展机遇等问题，关注诸多新兴的舞蹈样式的艺术命运和消费市场的前瞻。

　　一

　　改革开放40年来，舞蹈创作已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在题材或内容上愈来愈显示出全方位的审美多维探索的趋势。可遗憾的是，真正从内涵切入到当代人的生命精神动态之中，准确地揭示当代人的深层心理，深刻地展现当代人特定生存状态的作品仍不显见。也就是说，尽管目前舞蹈作品数量较多，表现形式也非常多样，但真正称得上体现新时代中国舞蹈创作核心和精髓的作品还很少，缺失了从“高原到高峰”的创作胆识与精神突围，从而使中国舞蹈的当代文化品格及其审美的社会效应和美育鉴赏力的提升受到掣肘。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创作若不着力于触及人的灵魂层面，其作品就很难达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艺术境界。

　　中国舞蹈的发展势头其实与足球射门的情境颇为相似：恰如面临着一次新的机遇与挑战，正要“临门一脚”的我们从技术到心理是否都做好了准备呢？目前的中国舞蹈市场好像形成了一个繁荣景象。不仅像《大河之舞》这样的“国际品牌”在中国引起了轰动；国内的《云南映象》这样的“原装国货”也着实火了一把；“拷红现象”《红色娘子军》仍不时上演；《大红灯笼高高挂》也试图打造西方经典《胡桃夹子》那样的“圣诞大餐”，但在“审美疲劳”中也呈现出中国芭蕾民族化还远未至臻完善。我以为，这里深层次的原因还不在艺术，而在理念上。我们这样一个有过长时间农耕文明的民族也同样有过长时期的思想禁锢隐忧。甚至由于我们的舞蹈创作者自身的局限与束缚，使得文化视野不够开阔，或只沉溺于小众欣赏的意趣之中，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尽管作品非常含蓄，微言大义、耐人寻味，但毕竟铺展不开，缺乏复杂多变的作品结构，只停留在情绪性的表现层级。不可否认，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生活中并不缺少舞蹈，无论是过去的宫廷还是民间，也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放眼当代都市的剧场与电视台的演播大厅，甚至在休闲广场上，我们都能寻觅到不同年龄、职业和非职业舞者们的身影。

《大河之舞》

　　当下的现状是：旧有的传统审美已像冰山一般开始融化，而富有活力的、体系完备的舞蹈作品还远未生成，那么中国舞蹈的“精神家园”路在何方，我们该何去何从？“春晚”力作《千手观音》一夜之间的走红，造就了“古典也流行”的审美趋势，在这里面又有多少偶然性中的必然……由此我联想到，青年一代需要舞蹈艺术的滋养，更需要青春激扬的舞步，所以问题随之而来：什么样的舞蹈最能反映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什么样的舞蹈最能贴近现实生活？什么样的舞蹈最能让当下的中国人欣然舞动呢？

《千手观音》

　　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创作正面临着丰富且深刻的转变，原创者们以一种绝地反击的势头，避免艺术创作的浇模复制而从容地进行着精雕细刻，舞蹈作为不同生命自身感受及体悟的载体，需要不同的述说的言语方式，而要以一种固定的范式覆盖所有鲜活的时代特征显然无以名状，它只能作为一种试验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代的舞蹈审美观是编导思想表达主体需求所直接产生的必然结果，形式上的“嬗变”正是缘于个体与他人不同的实现路径，因此打造具有当代情怀与气派的中国舞蹈艺术仍需要经历一段“生长痛”。

　　二

　　新时代的中国舞蹈“怎么舞”比“舞什么”更亟待解决，舞蹈作品的选题可宏大可微小，但就是缺乏一种思想深度的触碰。历来中国的舞蹈审美既有传统的叙事性，也存在着空灵的意象性，舞蹈是需要对现实有所超越的，它是奔向灵魂深处的艺术。我们继承与保护传统舞蹈，似乎过于看重了传统的艺术范式，而忽略了传统舞蹈的艺术精神。实际上，能真正产生强大的艺术经典性的，主要是各门类艺术的内在精神，因为艺术外部形态总是随着时代发展有所变动。美学家们常说：美总是指向未来的，此意味着美是对未来理想的人类生存状态的憧憬、规划与追求，意味着现实中无定的人们总是对永恒怀有一份形而上的执著。当下舞蹈粉丝的追捧提供了大众传媒需求的信息，它们的传播途径应该是多层面的，早已超出了舞蹈表演本身的概念，因而具备了当代舞蹈文化的传播要素。

　　“诚然，当前的舞蹈领域整体发展还很不平衡，泥沙俱下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创作中所出现的拙作的确不少。其中较为凸现了作品难以明意，形式大于内容的创作现象，也就是动作形式凌驾于内容表现之上，使观众感受到的不是形式与内容呈现的自在自得而是勉强接续且不知其所云的形式整合，忽视了肢体动势、动态与表现的协调统一，由此阻遏了中国舞蹈艺术表现水平的整体提升。”[1]

　　当下一些作品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承前启后的坚强桥头堡，其原因有：“首先，编导过分地执著于技法，忽视了动作技法是为舞蹈作品内容服务的基本原则，应该指出它只是手段而不是创作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通过技法手段来达到传递编导个人的经验、情感及思维意识。”[2]另一因素是由于部分编导自身的专业缺憾。“事实上，这些编导非常明确地知道自身要表现的作品内容，但由于没能充分熟练地掌握动作语言技法以及创作经验、文化素养等方面的不足，因此造成对舞蹈语汇的变化、选择、组织的基调把握不准。其作品成为了无意味动作语言在时空的形式流淌，使观者误以为编导只是游离在猎奇式的表层形式变化，没能与作品表现内容相互协调统一。”[3]于是一类“‘有想法没办法’的作品所呈现出了漂亮的动作语言无力承载丰沛的情感内容，造成了浅薄、贫瘠的作品状态。但目前这类作品依然像彗星一样一再出现，这个过程或许不那么尽如人意，但生堵是堵不住的，只有中国舞蹈艺术体系建构根基坚实了，以更加充实新的空间内壁，蹩脚的‘邯郸学步’才会退为涓涓细流。”[4]

　　舞蹈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它可以提供给我们美的享受或深刻的辨思。舞蹈是通过肢体表达的，舞者的表演固然是美，而怎样运用肢体的表现力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点，即对动作的设计与编排，其更深层次的创作动机则是编导内心对待生活的独特感受。舞蹈创作的思想内涵需要通过动作来呈现，而编导拥有了思想内涵所呈现出的动作才会显得深刻，于是这种积累对于编导就显得尤其重要。就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创作而言，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内涵上，都表现出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业内专家和优秀的编导们也大声疾呼——在强调舞蹈创作当代性的同时切莫要丢掉自己文化的根脉，只有立足于民族传统之上的创造才不愧为是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始终要以民族审美情趣为基调，这是到何时也不会改变的。要创作具有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用编舞技法去提升的问题。但在创作实践中我们却常常看到有些编导过分强调自我的创作盲区。虽然，舞蹈创作不能忽视编导主体性的体验与感受，个性化的表述也将赋予作品新的含义，但完全不顾及观众的接受程度而自说自话，这类纯个人的情绪化表达只是囿于自身的艺术见解，堵塞了舞蹈与审美主体的交互，呈现在创作上就形成了动作堆砌与舞蹈语汇的滥用现象。诚然，动作形式的变幻出新对于当代舞蹈艺术领域的推动无疑是利好的，也凸显出编导避免趋同化、求新求变的心意，但“去意义化”的动作语言只能成为肢体炫技的“无情之举”。

　　就舞蹈创作本体而言，具有传情和达意的双重诉求。它以身体为材料、动作为语言，是以肢体语汇的构织来实现作品传达的艺术手法，承载着对整个故事内容的传递功能，又具有舞蹈自身的审美属性。如何解决好肢体语言的表意化功能传递？如何准确把握其舞蹈属性，并用肢体表演为作品的思想性服务？这是做好一部舞蹈作品最为重要的，也是难点所在。论及肢体语言的类型，主要存在着：一是具有传情达意的肢体动作，这类动作组合能给人比较具象的感受；二是具有某种抽象美感的动作组合，它虽然不表现具体的情意，但能体现诸如抒情的、欢乐的、优美的、雄壮的、庄严的、滑稽的等抽象概括的肢体美感；三是表现某种技巧的动作组合，这类肢体语言虽然也不表达一定的具体情意，而只带有某种肢体动作的技巧美，但从舞蹈本身来看，它有助于意境、气氛、情势、高潮的渲染与促成。

　　从动作的编创角度来讲，舞蹈中思想性的缺少不是由于对动作的解剖和分析不到位，其实每一位开始着手编舞的创作者对于动作设计的技法都是熟稔的，但是思想深度是建构在动作结构之上的，舞蹈创作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眼光与眼界只停留在动作层面，如此舞蹈作为生命之舞的心灵述说只能成为一种奢望。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创作不应是闭门造车，创作者感动了自己，才能打动别人，只有征服了大众贴近了大众，它的发展才会有价值，才会有不竭的推动力。只要我们立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创作，才能真正达到“好舞必大文”的思想高地，也就是说舞蹈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它需要有更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底蕴来作支撑。

　　三

　　德国现代舞先驱玛丽•魏格曼在其自传中所述：“单只是人体动作还不能算是舞蹈，但它是根本的和无可争辩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就不会有舞蹈。当舞蹈者的感情超越出了内在冲动，使不可见的意象变做可见的形象，那就是通过人体动作，才使这类意象能在第一阶段显示自己。那也全靠通过人体动作，才使设计好了的舞蹈姿态得到它那有节奏地搏动着力量的活生生的生命。舞蹈是表现人的一种活生生的语言——是翱翔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一种艺术的启示。目的在于以较高水平来表达人的内在情绪的意象和譬喻，并要求传达给别人。最重要的，舞蹈要求直接传达而不是转弯抹角。”[5]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人们为什么有时在观看舞蹈表演时，所激发的审美上的愉悦，它是通过肢体语言恰切传释着身体符号与信息，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艺术家通过舞蹈将内在精神的跃动，化为了外在的有形姿容。它事实上是个体生命思想的积淀、升华，并转化为作品形式的结果。这就像是感应着的生命律动，使之流淌在舞者与观者共同构筑的诗意般的栖居里。因此，我们来观察当前舞蹈艺术领域的文化流变，就会深切地感受到，所看到的舞蹈现象与作品如同是一个反映时代变化的晴雨表，敏锐地昭示着与之维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历史观和民族自然观，而身处其中的中国舞蹈艺术也必然于无形中遵循着这一规律向前发展。

　　年轻一代舞蹈创作者衍生出来的“梦想”有时并不被舞蹈界主流所看好，而他们却依然自持激情的态度，勇于提出和践行自己的艺术主张，用舞蹈这种人类情感的纯粹手段来反映现代人当下生存与生活状态的体悟。例如，我于10月13日观摩2018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划成果展演《俑2/撞》，的确带给了观众不少的惊喜，呈现在啖尽百味、眼界挑剔的专业观众面前更显得难能可贵。《俑2》以汉代舞俑为原始形态，在历史意识下对“过去的”和“已逝的”进行艺术化、想象性复原。舞者低眉垂手的含而不露；偏头屈肘的三道弯弧；小范儿、小关节及小节奏统统在多媒体光影衬托下被激活，既有与“跨界”介质的结合与突破，又携带了对传统文化的深沉敬意，编导田湉的才思为故物点厾了意象而富有灵韵，窃以为“俑”与“偶”的表现尺度仍需把握和斟酌。《撞》编导池咚咚当晚真是把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撞得咚咚响。当朝鲜族舞蹈元素“撞上”现代肢体语汇，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相撞，也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撞，用“撞”出来的肢体语言解读多元文化赋予我们的生活智慧。乐和舞、黑和白、动和静、守护与创新、速度与激情、暗涌与未知，一切都鼓舞从之、心潮澎湃！我感到这各半台的《俑2/撞》彼此独立成章又相得益彰，青年艺术家们玩出了创意又不失纯粹。再如，10月15日至17日，在广州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评奖活动中，中国首部原创交响乐街舞作品《黄河》成功入围，它标志着这类草根艺术首次进入中国舞蹈界最具权威性的专业赛事评选，并取得前三鼎甲的优异成绩，进而引发了热议。交响乐街舞作品《黄河》彻底解放了动作，以饱满的律动、十足的张力，展示了中国的“母亲河”在新时代迸发出的新鲜活力，它凝聚当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昭示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该作品努力发挥街舞接地气的形式所长，避开街舞艺术手段所短，尝试将西方流行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和文化结合，将音乐的情境加以集中，造成紧张的情势，形成迫切的自觉意志和贯穿性的舞蹈视觉空间。从而在经过择取和填充的一个个有机联系的细节和场景中，形象而直观地将该作品的题旨与特色诉诸观众。

　　我以为，多元化的舞蹈样式和故事题材才能反映一个具有丰富色彩的新时代艺术面貌，况且情感表达有时又不是单一的，单一的东西或以相同的形式呈现，就舞蹈本身而言都是无趣的。我们要给予青年编导们更好的创作土壤与空间以促进艺术生产的良性循环并不断地提升创作者的整体素质。舞蹈创作一定不能使它与变化着的社会审美心理和习惯产生距离，而发现生活的能力、艺术想象的能力与作品的表述能力，这三者的合一才是艺术创作者为之努力追求的新时代文化底蕴。

　　舞蹈编导肩负着新时代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传播者的神圣职责。为此，创作者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审美价值判断的坐标：要为舞蹈文化的历史承续创造些什么？传播些什么？准备将新时代的舞蹈文化引向何方？因为编导的创作过程，即艺术思维的凝结过程，就是编导的审美态度、美学价值观在舞蹈这一精神物化产物体现中的意识过程。无论编导的自觉程度如何，其结果都具有一定的精神意识的文化旨归，即一种自觉的变相，一种无终的更新。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开放心态去迎接新时代中国舞蹈创作的多元化，最终还将融入到世界舞林的时代风潮之中。因此，舞蹈作为文化的活细胞，必须在不断地追求新意中去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在创造、更新下获得艺术生命活力的迸发。

　　诚然，当下的一些舞蹈作品常常显得苍白，或留有不小的改进空间，并未使我们真正获得温馨、充实的艺术享受，守望在跌宕的舞蹈精神家园之外，而舞蹈界对这个问题也一直保持着关注与思考。在每一个人的印象中，都有着对舞蹈精神不同的理解与感知，舞蹈意味着超逸的渴望，它穿越了艺术的斑斓时空，让整个生命随之舞动起来，使自己获得支配生命的热情。我以为，正是因为“舞蹈的工具”人人皆有，大众才会对现实中的舞蹈作品常常感到不满足，总会出现新的审美期待。新时代的中国舞蹈创作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1]金浩：《论当代舞创作中的文化机杼——兼谈赵明舞蹈作品的艺术特色》，《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3][4]金浩：《论当代舞创作中的文化机杼——兼谈赵明舞蹈作品的艺术特色》，《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5]玛丽•魏格曼：《舞蹈的语言》，《舞蹈论丛》1980年第3期。

　　作者：金浩 单位：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总第38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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