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目录与摘要

　　内容摘要：《我不是药神》虽然在形象塑造、细节处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但是因为触及社会的痛点、带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力作。同时，它也塑造了一个平民英雄，一个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的济世英雄，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影中少有的正面形象，因此而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通过该片也可以看出，电影不仅仅是娱乐的艺术，更是载道的艺术。

　　关 键 词：我不是药神　现实主义　英雄　载道

　　电影自产生之日起，首先在于满足我们的声色感官，这是一般观众所需求的，自然也是导演精心设计和演员全力演绎的，故而电影被人们称为娱乐的艺术，这也诞生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好莱坞电影。自高科技介入电影以来，科技所带来的视角与听觉等方面的感官享受将这类电影推向类型化和极致化，导致很多电影只是追求视觉享受，“过把瘾就死”。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电影的初级阶段，这些过于重视技术而轻视艺术内蕴的电影往往都是昙花一现，在电影史上不会有它们的位置。电影的高级阶段是寓教于乐，也就是说在娱乐的基础上达到扬善惩恶、伸张正义、净化灵魂和认识美、认识世界、追求真理等目的，这类电影便被称为艺术电影。当然，这里并没有将以市场和娱乐为目的的类型化电影与艺术电影对立起来，艺术电影也不能只追求意义和形象而与市场对立起来，那又走向了反面。艺术电影首先要有强烈的娱乐功能，但它的目的不是止于娱乐，而是止于至善。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的观点来讲，纯娱乐的类型电影表现的是色相世界，只为满足眼耳色声感官，而好的艺术电影则不仅要有色相世界，还要通过它们达到法境界，止于至善。虽然佛教提倡还要超越法世界，达到涅槃之境，才能到达真理的彼岸，但就一般观众来讲，只要能通过对色相世界的认识而达到法境界的超越，就已经是至高境界了。

　　青年导演文牧野的新电影《我不是药神》播出后，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与同时期播出的另外两部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和《西虹市首富》相比，口碑要好得多。《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更多地表现了高科技的感官享受，自然也有佛教的教育，但给观众的感受是此种教育也被形式化，没有入心，而《西虹市首富》则更多地追求了娱乐，在色相世界里游泳、欢笑，灵魂则被深深地遗忘，它们到底没有进入法境界，此为遗憾。《我不是药神》则有别于它们。电影既没有把法理镂空成《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的光怪陆离的形象组合，也没有太多说教的色彩。它比起姜文的《邪不压正》来讲，技巧很不成熟，很多地方都像是新手上路，但是，因为它怀着最为原始质朴的艺术情怀，使电影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求法的道路，所以，它尽管也在追求声色所带来的各种快感，满足了感官的需求，但其最终的目的则在于追求正义、良知，满足了观众对现实的批判和正义的渴望，获得了观众们久违的掌声。故而，《我不是药神》便被评价为新世纪以来少有的现实主义电影力作，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回归的一次华丽转身，同时也给浮躁的中国电影注入了一股新鲜且充盈的元气。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表现的色相世界和法境界进行解读。

　　内在冲突与精神超越

　　在美学的发展历程中，中西哲学家对美感的体验各自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西方哲学家经历了古典时代柏拉图的理性美、康德时代的形而上之美，以及黑格尔时代的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绝对理念之美，之后便进入分崩离析的存在主义之美（有加缪和萨特的荒诞之美、海德格尔的思之美等）和荒诞离奇的后现代之美。它的遗产是灵与肉的冲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冲突。一定意义上讲，那个古典时代统摄肉体与灵魂、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总体性价值崩溃了。尼采在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他也疯了”（鲁迅语），他所追求的那个超人世界在强调个人主体性存在的路上“精神失常”了。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弗雷泽等试图从人的梦境、潜意识、知识以及实验室的数据等方面重新建立人的精神图谱，考古学家试图从实物着手建立稳固的宇宙史、生命史与人类史，但这一切都遭到福柯的否定。在福柯看来，这些看上去稳固的知识在把人符号化、知识化的同时，将人解构了。人是什么？不明白了。其实，仍然是人的总体存在找不到了。那么，什么是人的总体存在呢？这是西方哲学界有影响的人士们目前苦寻的问题。

　　中国哲学家则经历了先秦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庸之美、魏晋时代的清谈之美、唐时代的开放包容之美、宋明理学时代的禁欲之美，然后便进入西学侵入的人性之美，直到当下的无名之状（有人称之为多元存在，但它肯定是一场灵与肉冲突的多声部的喧哗之状）。那个统摄天地人的总体性精神坍塌了。它的遗产同样也是灵与欲的冲突、知识与知识的冲突、实体世界与虚体世界的冲突。因为技术的领先和对科学的崇尚，实体世界越来越受到重视，虚体世界越来越被忽视，所以，宗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否定，精神世界也遭到时时刻刻的怀疑，物质世界在一天天地强大，感官的享受也一天天地饱满，但虚无的精神世界则在不断地破碎中、重构中。从国家意识形态来讲，指的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任重道远；从艺术形态来讲，则是人的总体价值的重新建立；从人的角度来讲，则是与身体欲望相依存的精神价值的重建。

　　《易》云：“一阴一阳谓之道。”阳为物质世界，乃实体世界，阴为虚无的精神世界，乃虚体世界。只有两者相互补充，达到平衡，世界才是饱满的、自在的。同样，人的显在身体和感官是阳，而我们的心灵世界为阴，肉为阳，灵为阴，只有两者平衡才是幸福的，才能像道家所讲的那样“致虚静”，像儒家所讲的达到了中庸之道。老子的《道德经》第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若是这种理论用在人身上也一样。人的身体就像那户牖，而我们称之为“心”或“灵魂”的广大无边的地方是空的，但恰恰是有用之地。故而，人的各种欲望、各种感官都不过是老子所讲的那“三十辐”、那“一毂”，最终都是为了虚体存在的“心”或“灵魂”。只有它们相互共振，达到平衡，人才是完满的，幸福的，自由的，自在的。这不但是古典时代的追求，同样也是现代人的追求，但是，现代人却面临着色相世界的魅惑，尤其是当东西方古典时代建立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被打碎之后，那虚体世界的建筑便坍塌了。人们以为，物质世界的丰饶完全可以抵消虚体世界的匮乏，甚至有一种意识认为，物质世界可以占领虚体世界。这显然是错误的，人只有身体，没有灵魂时，会是什么怪物呢？总之，那定然是人的异化，是人性的极端化。技术尤其是数字网络技术无限地开发了电影的表达手法，通过声光电和各种手法使人的感官享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还有可能获得更为惊讶的快乐的享受。但是，无论如何，人之所以为人，电影之为艺术，最终还在于到达那个虚体世界，使那“心”或“灵魂”的存在得到抚慰、满足甚至更大的需求，以便平衡极度丰饶的实体存在，使灵与肉达到完美统一。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主人公程勇是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商贩，不但卖着假药，还贫困潦倒，老婆走了，父亲病着，孩子没时间管，总之生活陷入困境，对物质存在着极大的渴望，但他也有底线，有孝道，爱孩子，总之有善根。他被迫去印度走私抗癌药是为了救父亲，当然同时也是救自己，但在发财的道路上他也有自己的底线，最低限度地赚钱，还同情穷人，帮助病人，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此时，他的实体世界经历着磨难，但虚体世界相对而言则是饱满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拥有了更多的要求，他需要更多的财富，需要女人，需要爱，但他又不想违法，所以当他成功之后，在实体世界得到满足之时，便不愿意往前走了，他把走私的权利让给了别人，一心一意地做合法生意，过平凡人的生活。此时，他内外合一、形神兼备、虚实合一。他是幸福的。

　　电影在描绘他那段困顿生活时，采用了一种撕裂的方式，使他与周围的人都充满了内心的冲突，都生活在矛盾之中。首先是他自己，生活在一种灵与肉、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之中。父亲需要大笔的手术费用，而他又拿不出来；老婆要把孩子带去国外，他虽十分地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好好抚养孩子；他虽不想与老婆离婚，可老婆一定要与他离婚；他做着小本生意，可连房租也付不起，巨大的对比使他生活在撕裂中，这也迫使他铤而走险。另一个人是吕受益，他是一个病人，得了病因为贫穷而生活在极大的困境之中，后来终于无药可救自杀了。是他走进了程勇的小店，告诉了程勇“致富之路”，但程勇起初并未接受走私，是父亲的高额手术费迫使程勇打通了他的电话，此时，吕受益与程勇是相互救助的关系，他们也因此生活在一种因果之中。第三个是刘思慧。程勇在酒吧里看到她在跳艳舞，性感的大腿和挑逗性的身体语言是整部电影中最色的镜头，但她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个工作而做的，而是因为女儿生了病，需要高额的医药费用才不得已这样做的。当程勇送她到家里时，她洗了澡，程勇也早早地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准备一场久违了的性爱活动。这时，思慧的女儿突然出现，打消了他与思慧做爱的念头。当思慧坐在他的双腿上催促他快点完成这个纯肉体的活动时，他的灵魂出来反对了他，于是，他选择放弃。这是他与思慧的关系从单纯的老板与职工、男女关系突然升华为灵魂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第四个人是黄毛，电影中最底层的一个人。在家乡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被遗弃的不可救药的叛逆者，他想着总有一天要回去，让家乡认可，但是，在电影中所有角色中，惟有他的心中还有纯粹的友情、正义。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因为抢药而与程勇相识，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第五个人则是牧师。他本是一个上帝的信徒，但上帝并没有直接治好他的病，他也得求助于“上帝派来”的人——程勇。教堂里的那场对话是整部电影的戏眼。程勇说：“上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吕受益给他纠正这是佛教语言，但程勇说，都一样。此时，电影无形之中借程勇之口讲了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不要彼此分得那么清晰，要彼此承认，彼此融合，因为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两者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救人。但是，也恰恰是这种佛教和基督教所拥有的共同精神为这部电影找到了其超越色相世界的法境界。程勇和所有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最初的联盟。

　　然而，程勇的原初意愿并非真的只是为了救人。他最想的是摆脱困境，在赚一些钱的基础上救人。挣钱是第一位的，救人是第二位的，这就有了后面的果。当他发现自己因为走私可能会踏上犯罪道路时，便将走私权利让给了他曾经的对手假药贩子张长林。那天夜里，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家时，其实按正常思维来看，他不做走私活动也是正常的，可是，大家不欢而散，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最初的愿望不一致。程勇与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已经达到了目的，可是，其他人还在被拯救的路上。他们把程勇当成了英雄，当成了救世者，可是，他们最终发现他只是一个贪图利益的小商人。所以，他们的精神之路断了。他们再一次陷入从前的撕裂之困境。惟有一个人得救，那就是程勇。他的实体世界充实了，成了一位经营服装生意的小老板，这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虚体世界达到了平衡，正正当当开始过着他的平凡生活。

　　这并没有错。他并没有一定要救那些人的责任，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他得过他自己的日子，他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之前的因果并未了断。有一天，一个女人找到了他，是吕受益的妻子。她告诉他，吕受益自杀未遂。他去了，尽了朋友之情。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吕受益最后竟然自杀了。这对他来讲，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撕裂。

　　人性深处的善良被朋友之死而惊醒。黄毛对他的态度也再一次地唤醒着他的精神世界，于是，从未泯灭的良知在他的虚体世界里开始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促使他一夜之间超越自己，成为那个“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地藏菩萨。他在赎罪，赎自己之前把走私权卖给张长林的罪，赎舍弃朋友的罪。然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讲，重新走上一条明摆着是犯罪的道路，且义无反顾地把自己赚的钱都赔进去，最后真的走向牢狱生活，这种精神的升华似乎并不是两个朋友的死就能让他如此。电影在这个方面的塑造并不成熟，或者说不能清晰地说服观众。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教堂去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实，早在程勇、牧师和吕受益三人玩笑式的对话中就已经解释了一种潜在的精神升华之路。当程勇再次踏上印度时，他看到一尊巨大的神像走过街头时，有一种莫名的东西附着在了他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隐喻，我们可以称之为泛神化的宗教信仰，可以称之为佛教精神，也可称之为上帝精神，总之，他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蜕变，真正成为一个怀着大爱进行布施、拯救众人的英雄。

　　这是他甘愿牺牲自己的事业、名誉、家庭，甘愿坐牢的唯一精神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精神副线。2000年前，中国从印度引进了佛教，使佛教慢慢地与儒道两家融和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为何到西天取经说得很清楚，他说，虽然中国人文教化兴盛，但没有解决人生死问题的大道，而印度的佛教恰恰能解决中国人的生死之道，所以才去西天取经。说到底，就是从西方世界引进宗教。2000年后，中国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使中国人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暂时摆脱了贫穷落后，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药品被西方世界控制——这也是一个隐喻，它说明我们的核心技术仍然被西方霸权世界控制；二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再一次出现了问题。恰好印度又是这种“假药”的合法生产地，所以，程勇再次踏上西去印度的道路，到西天取药。这既是现实，又充满了隐喻。

　　这也是我要用佛教精神来解读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虽然电影中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宗教的佛教活动，没有道场，没有拜佛的行为，也没有谈论灵魂、佛法，但是，电影还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佛教的济世情怀，当然，这也是基督教的救世思想。在这里，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不是以宗教示人，而是以最为普通的精神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带有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向度。

　　色相世界与表达快感

　　在批评家看来，这部电影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因为它触及了社会最底层的现实，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了一些社会现实。这在近十多年来的电影中是不多见的。同时，电影又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在塑造英雄形象、弘扬济世情怀，深深地感动了所有观众。这在大乘佛教看来，触及现实便是着相，但真正的菩萨也只有在着相中舍弃自我、拯救众生，这才是真正的佛教精神。从今天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菩萨本不生病，但为了拯救众生才生病，才住世，才着相，才可能去拯救一切角落里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勇就体现了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今天中国和整个世界需要的精神。所谓色相世界就是能看得见的一切，恰恰也是菩萨要去体验的世界，因为那里生活着众生。恰好电影就是影像表达，就是色相世界的光影。在那些光影里，英雄得以塑造，众生得以拯救，善得以张扬，恶也得以批判。那么，电影是如何来表现这个色相世界和塑造英雄、奖善惩恶的呢？

　　电影首先表现的是程勇陷入经济、婚姻、家庭等困境的世俗之相，是苦。程勇每天都品尝着这些生活中的苦难，同时也幻想摆脱这苦难。当妻子要与他离婚带孩子去国外的时候，他的这种苦达到了最初的痛点。而当父亲病重急需钱来支付高额的手术费时，这种苦达到了极端。他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他跟着吕受益到一群排着队买高价药的病人那里时，当他看见刘思慧为了女儿不惜出卖色相的时候，他发现了另一种更为广大的苦难。然而，此时他看见的这些苦难并没有真正令他产生悲悯的大情怀。他看见的是药品市场。当吕受益死去，他在医院感受到了生命之苦，并看到那么多与吕受益一样的病人的苦难；当他第二次走私看见中国有无数的病人时，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苦难。这便是人们所讲的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对底层民众生活苦难的反映。这使我联想到当年佛陀出城看见无数陷入苦难中的百姓时，决定出家修行，让众人解脱苦难。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怀。程勇虽然不能与佛陀相比，但是那种精神路径是一致的。他看到那么多的痛苦着的病人时，他的内心升起了一种伟大的精神。这是他的精神涅槃升华之时。这是这部被称为现实主义电影所张扬的精神和理想。电影在表达这些苦难时，可谓用尽了心思。最后，当警察曹斌在面对一位老妇人时，老妇人流泪说道：“警官，谁家能保证不会生病呢？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此时，电影对苦难的表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电影将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和诉求表达得令人落泪，甚至欲拍案而起。

　　其次电影表现了欲。首先是爱欲。电影中有几次表达爱欲的细节，第一次是程勇与妻子离婚的场面，是爱欲的破碎；第二次是程勇与刘思慧之间的欲望未遂，却是灵的升华；第三次则是吕受益与妻子的爱的表达，是爱的升华。它们彰显出人对爱的渴望。其次则是贪欲。第一次是程勇踏上走私之路时的贪念，第二次是当他发现自己可能会身陷囹圄时的自私，这两次都有其合理性，因此人们不觉得他们在贪。电影最能表现贪欲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药品的真正控制者——那个德国企业在中国的代理人，这是有隐喻的。他们不仅令中国那么多病人无法治病，同时，他们还控制了整个世界的药品市场，断绝了人类的善念。这是恶。是他们最终将善的使者程勇送进了监狱。另一个则是假药贩子张长林。电影中将这个人的贪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出卖高价药、假药，还用卑鄙的手段迫使程勇把药品的走私权给了他。电影在表现这个人物时用了夸张的手法，强烈地激发了观众对这个人物的憎恨，为塑造程勇这个正面人物打下了基础。这是电影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表现之一。

　　再次是情。情是人性中最美好的存在，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近些年来，不论是国内电影，还是国外电影，都似乎不愿意在情字上下功夫，而是在市场和技术的驱动下，在演员的颜值上大做文章，在技术上大力渲染，在叙事技巧上各种反转，反而忘记了人最为宝贵的叙事就是对情感的叙事，这是常识，这部电影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以情动人。程勇虽为妻子所弃，但他不失情义，所以他会得到黄毛的尊重和牺牲，所以他会得到刘思慧、吕受益、牧师的敬爱，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会第二次踏上为别人、为陌生人、为众生而走私的道路。电影中对情感的表达，还有吕受益夫妻之间爱的悲剧之美。当然，最令人动容的还是程勇第二次走私，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朋友和那些陌生的病人们，这种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的英雄之美最能激发起人们的崇高精神。他不挣一分钱，只为病人。后来，听说印度那边出了问题，新进的药品比他出售的药价要高时，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便把自己做服装生意挣下的钱贴到差价上。此时，他已经不简单地是为走私，而是真正地救人了。电影就是一步步在情感上把这种崇高感推向了高潮，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英雄。最后，当他坐着囚车从法院里出来时，看见无数戴着口罩的病人们在沿街送他，这令他无限感动。此时此刻，电影也把这种崇高之美推向了极致。

　　最后是世间法。电影中的世间法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作为人情世故的世间法，如友情、亲情、爱情等；第二个是作为社会的世间法，如打击走私、卖假药，维护法律和社会稳定等；第三个则是超越这一切之上的永恒的正义、善良、爱的法则，此乃大爱、大善。第一个世间法我们前面已经论述得很多了，第二个世间法则是电影中一直贯穿的一条副线，它的目的既是要揭示出人间之苦和不平和非正义，又要赞美正义、善良与爱的崇高，因此，这条线是不能缺的。恰恰也是因为对这个世间法的真实描绘，才使电影表现出极大的批判社会之恶的快感。电影中有三个人是这条线的完成者。第一个是德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他明明是一个中国人，但并不为中国人的苦难而动丝毫的同情心。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具。第二个是公安局长，他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他并没有去想这些命令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如果用阿伦特的观点来讲便是“平庸之恶”，他仍然是一个工具，不具有理性的观念。第三个则是警察曹斌。他本来是恨自己的姐夫程勇的，但是，在一系列的办案过程中，他的理性和良知被一次次唤醒，他摆脱了“平庸之恶”和工具性。也是他，在程勇出狱后第一个去迎接他，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如果换作是刘思慧，当然也很好，但那可能就出于个人的情感了，而曹斌则不然，他代表的是社会的良心。于是，这也就自然而然到了第三个世间法了，即超越自我，到达普遍的正义、善良、大爱的境界。程勇被判刑，这是前面说的法律层面的世间法，这个要遵循。也正是因为如此，电影也便带上了悲剧的色彩，达到了令人欲哭无泪的境地，使电影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达到了高潮。但是，这也自然将程勇推向了更高层面的理解。法律是因时因地而制定的，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但是，有一些世间法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正义、爱与善良，这是超越时代的存在。在与法律进行暗中较量的时候，第三层面的世间法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悲剧力量和崇高精神。电影播出后，人们对电影的探讨也多在这个层面，这说明虽然人类无法为正义、爱和善良给出一个法律上永恒不变的条文，但是，它是人类心中共同的愿望、法则。电影在这个层面达到了持久而广泛的共鸣。

　　总之，这部电影虽然在形象塑造、细节处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但是因为触及社会的痛点、带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力作。同时，它也塑造了一个平民英雄，一个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的济世英雄，这是1980年代以来电影中少有的正面形象，因此而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通过该片也可以看出，电影不仅仅是娱乐的艺术，更是载道的艺术。结合后来电影引发的社会反思和国家对药品市场的管理，足以说明这部电影达到了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这是令人感慨的。相比过去“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来讲，当下的文学似乎已经失去这样的力量，也有被影视和新媒体边缘化的倾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自1980年代先锋文学以来，作家们强调文学不再干预政治，不让文学承担社会功能，所以作家们都进入“身体写作”和私人叙事的窠臼，导致文学与社会热点、政治脱节，使文学变成了脱离现实的自说自话，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文字游戏；另一个原因则是技术的发展使影视艺术达到空前发展的好时期，这也培养了人们通过影视艺术认识和批判社会、传播正义与良知、推动社会进步的认知方式，这从一定意义上取代了文学在几千年来的载道功能和教育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对电影重新认识，重新定义，使它接过文学的接力棒，影以载道，使电影不仅仅成为娱乐的工具，还具有认识社会、教育社会的功能。

　　作者：徐兆寿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总第37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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