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高尔基在1933年发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首倡者和奠基人。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提出并得到广泛运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需要和斯大林的倡导。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1934年9月1日闭幕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中国文学界特别是左翼文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发表了大量介绍和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关 键 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文学原则　形成过程

一

　　现实主义一词按照美国学者韦勒克的说法，很早之前便存在于哲学中。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据说最早出自于德国美学家席勒1798年4月27日致歌德的一封信。席勒本人被认为属于浪漫派作家，但他在该信中却预言“现实主义作者比理想主义作家更好”。[1]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印证了席勒的判断。然而到了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则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提出批评，将其命名为“批判现实主义”，并且在斯大林主导下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对20世纪苏联文学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文学产生深刻影响。

高尔基画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提出，一般认为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代表人物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有关。这主要涉及高尔基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思想。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1928)一文中，高尔基写道，“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定义则有好几个，但是能为所有的文学史家都同意的正确而又十分全面的定义目前却还没有，这样的定义还没有制定出来。……但是在谈到象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列斯科夫、契诃夫这些古典作家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地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2]在《和青年作家谈话》(1934)一文中，高尔基指出，“现实主义，它是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后来又传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流派的特征是它那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的创始者，大半是在智力上超过自己同辈的人，他们在本阶级的粗暴的体力背后，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阶级的社会创造力的衰弱。这些人可以叫做资产阶级的‘浪子’……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3]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高尔基对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给予了认同，并在1933年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文。在该文中，高尔基除用了大量篇幅讨论文学工作的艺术语言之外，特别强调每一个苏联的作家艺术家，必须重视其作品中的深刻原则的“历史性”，强调必须从现在达成的高度去发展观察过去和展望将来的能力，必须和市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切残渣作斗争，把人类引导到新的道路和生活中去。为此，高尔基在文章中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了集中总结，“为了要能好好地烛照出和明白过去恶毒和难堪的卑鄙——就必须发展从现在所达成的高度和从未来伟大目标的高度去观察过去的能力。这种崇高的观点，必须和必定唤起一种高傲和快乐的激情;这种激情会给予我们的文学一种新的音调，帮助它创造出新的形式，并创造出我们所必要的新的倾向——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毫无疑问地，这种现实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事实才能创造出来。”[4]高尔基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苏联文学界也因此把高尔基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首倡者和奠基人。但不少研究者也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提出并得到广泛运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需要和斯大林的倡导。这正如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家吉尔波丁所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两个本质契机”，一是“现实性和浪漫性的统一”，二是“集团性和个人性的统一”。[5]如果说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结合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性和浪漫性的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的话，前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以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则代表了苏联共产党及其政府对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学(即所谓“集团性和个人性的统一”)的需要和倡导。

二

　　早在1932年4月23日，针对此前苏联文学界派别林立、思想混乱的现状和“拉普”(全称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所表现出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联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该决定的内容主要有四点：“(1)取消无产阶级作家团体(“伐普”“拉普”);(2)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3)在其他形式的艺术方面实行类似的改变;(4)委托组织局制定贯彻本决定的实际措施。”[6]该决定的核心是取消此前所有文艺组织，以便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党团组织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以及制定一个统一的思想原则——创作方法，以取代原先“拉普”倡导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然而，“在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决议公布后不几天，‘拉普’领导人就向联共(布)中央递交了一份声明，表明他们对决议持反对态度。为了认真研究‘拉普’的这份声明并作出必要的决定，联共(布)中央曾成立了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由格隆斯基等参加的五人小组。这个小组将代表中央召见‘拉普’领导人，详细讨论关于中央决议、关于建立苏联作家协会及关于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在五人小组与‘拉普’领导人会谈前夕(时在4月底或5月初)，斯大林曾单独与格隆斯基商谈，询问他关于创作方法问题有何建议。格隆斯基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地搬到艺术领域，同时建议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或更确切地称为共产主义现实主义’。斯大林紧接着对格隆斯基说出了一番对于后来整个苏联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话：‘您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对它的表述不十分准确。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您以为如何?’”[7]斯大林的谈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却通过时任全苏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也称全苏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或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席的格隆斯基的讲话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公布。1932年5月20日，格隆斯基在一次莫斯科文学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不要抽象地提出方法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地对待这种事情：作家首先应该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课堂学习，然后才从事写作。我们对作家的基本要求是：写真实，真实地描写我们的现实，现实本身就是辩证的。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8]这实际上代表苏联官方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口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斯大林稍后在1932年10月26日特意安排了在莫斯科高尔基寓所与高尔基和部分苏联作家的座谈会。“斯大林及四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座谈的有苏联作家、诗人和批评家45人。在回答一位诗人提出的问题时，斯大林似乎顺便地谈到：‘艺术家应该真实地描写生活。而如果他将真实地描写我们的生活，那么他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不可能不反映生活中引导它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9]三天以后，即1932年10月29日，全苏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30年代苏联文学界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代表和文学界知名人士共129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从1932年10月29日开幕到1932年11月3日闭幕总共开了六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即是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负责人格隆斯基和吉尔波丁围绕苏联文学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所作的讲话和报告，以及参会人员围绕上述讲话和报告所展开的讨论。[10]在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上，格隆斯基(一译顾伦斯基——引者注)的讲话实际上集中传达和阐述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我们现在作为问题的是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是帮助我们向大众述说所有关乎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和对于无产阶级社会的进行有关的一切的真实，那样的写实主义。那么，以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来写作，是怎样写的呢?——对于这个质问，我们的回答是：写出真实来。不过，我们虽然主张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但也并不拒绝革命的浪漫主义，那是使我们为着未来的斗争，把各人武装起来，更把未来明白指示出来的那样的浪漫主义。”[11]吉尔波丁在会议上所作的《十五年来苏联文学》的报告则全面总结了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联文学的发展，并对苏联文学当前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集中阐述了最新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涵及其意义。吉尔波丁提出，“把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那肯定的及否定的契机上，在那进展的社会主义的根源之下，描写出来的方法，我们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在我们看来，唯有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在我们苏联文学的发展上，是最丰饶的道路。”吉尔波丁同时也强调指出，“我们虽把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作为问题，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和它相矛盾相冲突的。不用说和那正相反，我们是住在英雄主义的时代里的。未来，从未有把它的基本的诸特征，如此明白地指示在人类之前。”[12]此次会议以及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在此前后所做的工作为后来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和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奠定了基础。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经过两年多时间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精心准备，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于1934年8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成功地实现了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对文学发展的组织意图，结束了苏联文学界各流派和团体纷争的局面。同时，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其经典表述如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3]

三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确立，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一开始就受到它的邻国中国文学界特别是左翼文学界的高度重视。早在1932年9月15日，北平出版的《新地月刊》在“世界文艺新闻”栏目中就以《苏联文学艺术诸团体的新阵容——全苏维埃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为题报道了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颁布的《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14]1932年10月15日上海出版的《文学月报》也在“文艺情报”栏目披露了《苏联文学团体改组》的消息，其中提到，“(联共)中央于今年4月23日发表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实行解散了‘拉普’和‘华呵普’。苏联的文学团体，为着执行中央关于设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同盟的决议，决定召集苏联作家的非常会议。为指导已有的文学团体，准备及领导这次大会，设立了一组织委员会。”报道还将该组织委员会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格隆斯基为主席，机尔白丁(即吉尔波丁——笔者注)为书记等23人名单一一列出。[15]1932年12月15日出版的上海《文学月报》还发表了一篇适夷翻译的日本上田进所作《伟大的第十五周年文学》。上田进此文在介绍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的背景下，集中对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后苏联文坛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了评述。该文不仅把《决定》的发表看作是苏联文学运动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并且从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对《决定》形成的来龙去脉及意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上田进此文进而还专门讨论到苏联文学发展对创作方法所提出的要求，认为“这在和创作活动的关系上来看，便成为创作方法的问题”。按作者的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确立——这便是成功地执行今日苏联文学课题的唯一的道路”。作者进而论述道，“现在，创作方法之党派性的确保，唯物辩证的创作方法的确立，已不仅在苏联文学，而且为国际普洛文学的基本口号了。为着要确立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必须站在具体的作品之具体的研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展开创作的论战。旺盛创作的论战，旺盛具体的批评，这样的口号，在苏联，特别从去年以来，更加强调了。”[16]上述文字显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后一段时间里，有关创作方法的讨论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来，因此上田进在评述中仍然把“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理解为苏联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但稍后，上田进发表在1933年7月31日北平出版的《文学杂志》第1卷第3、4期合刊上的长篇述评《苏联文学的展望》，则对苏联文学创作方法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该文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内容，文章一开篇就写道，“下面的记载，是顾伦斯基(按即格隆斯基——引者注)和吉尔普丁(按即吉尔波丁——引者注)在全苏作家同盟第一次组织委员会总会中的报告演讲的介绍。在这里，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是被认为不正确的，而同时却承认有提倡‘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需要。……去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莫斯科开的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总会更把这问题一般化，而被全盘建设起来。”[17]上田进在该文中还引述了吉尔波丁在全苏作家同盟第一次组织委员会大会上的报告。该报告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若干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初步定义：“这样的，把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那肯定的及否定的契机上，在那进展的社会主义的根源之下，描写出来的方法，我们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在我们看来，唯有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在我们苏联文学的发展上，是最丰饶的道路。”上田进在该文中还引述吉尔波丁特别说明他在此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不是领导部门确定的，而是源于苏联文学的创作实践。“自然，我们并不是把它给加以官厅的规定，无论什么事物，假如经过官厅的手续，我们怕就不会到真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确定了。但是我们相信，唯其是站在多少意识着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基础之上，苏联文学才能得到其最大的成果。我们相信，唯有在这条路上进行，才能使苏联文学有所完成，而得到更进一层的发展。”[18]除此之外，上海的《读书杂志》《国际译报》《国际每日文选》《现代》《新垒》，南京的《苏俄评论》等报刊，都刊发了苏共中央改组文艺团体，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相关消息和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周扬(周起应)发表在上海《现代》杂志1933年第4卷第1期上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周扬此时在上海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动态高度关注。周扬在该文中集中介绍了1932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于“拉普”的清算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个新的口号的提出无疑地对于创作方法的发展有着划期的意义，它已经在全苏联的，不，全世界的进步的艺术家之间卷起了一大Sensation(轰动)”，而且将其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认为“新的口号在中国是尤其容易被误解和歪曲的”。周扬针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个新口号在中国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根据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古浪斯基(即格隆斯基——引者注)和书记吉尔波丁在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集中阐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是对此前“拉普”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含义一是对于文学创作方法简单化理解的否定，二是对于“拉普”的小集团的关门主义的否定，而不是对于“唯物辩证法”本身的否定。第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在于，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动力的(Dynami)，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静的(Static)现实主义的最大的分歧点，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最大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大众性，单纯性。”同时，“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英雄主义，伟业，对革命的不自私的献身精神，现实的梦想的实现这一切正是这个时代的非常特征的本质的特点。”因此，“‘革命的浪漫主义’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立的，也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立的，而是一个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的，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19]周扬该文对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高度关注和及时介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对自身发展存在问题的思考，被认为“标示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开始左右我国现实主义思潮，从而使现实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此后，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不久，1934年9月1日出版的天津《当代文学》就在“文坛简报”中及时报道了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21]1934年9月15日出版的南京《苏俄评论》第7卷第6期也报道了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闭幕的消息。[22]该期《苏俄评论》还在《两月来之苏俄》的长篇报道中专门刊发了《苏俄作家大会详记》，较为具体地介绍了高尔基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内容，同时介绍了苏联各共和国代表围绕高尔基的报告以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展开的讨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着实可惊，同时指明苏联文学的兴旺”。[23]此外，上海的《新生周刊》1934年第1卷第34期、《中学生》1934年第48号、《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10期、《现代新闻》1934年第1卷第1期、《文艺画报》1934年第1卷第2期，北平的《世界论坛》1934年第1卷第17期、《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至第4期合刊，南京《时事月报》1934年第11卷第5期，济南《青年文化》1934年11月创刊号等，都从不同角度报道和介绍了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相关信息。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上海《现代新闻》1934年第1卷第1期专门报道了中国新女性胡兰畦女士应邀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中国文人的奋斗》的演讲，被称“极受听众的同情”。[24]上海《现代》杂志1935年4月出版的第6卷第3期在“中外文化消息”栏发表了白涛的报道《作家大会后的苏联文学界》，分别从“本年度作家同盟活动计画”“大会决议的大众化”“基罗夫的死与作家”“苏联选举与作家”“苏联电影十五周年纪念会”“‘儿童文科大学’与出版计画”等六个方面报道和介绍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闭幕后苏联文学的发展状况;[25]上海《木屑文丛》还在1935年第1辑刊载了《苏联作家大会的两个决议》，介绍了“苏维埃作家第一次大会关于高尔基的报告和附加报告的决议”和“苏维埃作家第一次全体大会关于拉狄克的报告的决议”。[26]在整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报刊还发表了一大批介绍和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章，对于推进中国新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中苏两国的传统友谊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对苏联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在文学艺术方面，郭沫若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就已经明确提出，“我们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艺术的残余势力，反对新文艺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文艺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27]在1953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周扬在其所作《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主题报告中，根据苏联文学的做法，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并且特别沿引了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报告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28]此外，中国在1950年代还延请了一批苏联专家来讲授苏联的文艺理论，出版了苏联文艺理论教材，以及具有重要文艺政策意义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1953)和《苏联人民的文学——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报告、发言集》(1955，上下册)等。[29]可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1930年代概念的引入到内涵的探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文艺政策明确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始终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

　　富有戏剧性的是，前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1934年9月1日闭幕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被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然而在1954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上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受到与会作家广泛批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补充报告《苏联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对此做了专门论述。西蒙诺夫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着它对生活的明确的态度以及它从人民利益的高度对人的行为所做的评价，它绝不诱惑人透过粉红色的眼镜去观察现实，也绝不叫人欣赏黑暗和苦难。但是在我们过去二十年的文学生活中，在解释这个问题上却引起了不少的混乱。”西蒙诺夫特别提到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我们的会章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本质给了最简洁的定义，那里面这样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这个定义是完全正确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且表达出我们的社会向文学作品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的实质。但是在会章里接着这样说：‘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本意是想作明确规定的第二句是不能确切的，甚至反而容许有歪曲原意的可能。它可能被了解为一种附带条件：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真实地描写现实，但是‘同时’这种描写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那就是说，好像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正是对这条定义的这种任意的了解，在战后时期在我们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里特别经常地发生，他们籍口现实要从发展的趋向来表现，力图‘改善’现实。正是在这几年里，声名狼藉的‘无冲突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相当多的作品里出现了现在批评界和作家团体正在相当积极地加以反对的那些粉饰生活和甜言蜜语的因素。”[30]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后来通过了包括上述西蒙诺夫等的补充报告。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在1955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争取苏联文学的艺术思想水平的新高涨》，祝贺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闭幕，其中专门引述了对于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修改后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要担当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深刻地了解人们真正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要对他们的体验非常关切，并且要善于用不愧是真正现实主义文学典范的十分动人和易懂的艺术形式来表现。”[31]因此，可以说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实际上对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述及其精神内涵作了重要修改。影响所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开启了苏联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本身的重新解释。受其影响，不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受到巨大冲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引发了更大范围内的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解构潮流，包括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法国作家加洛蒂的“无边现实主义”，秘鲁作家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潮流影响下的不同分支。周扬作为中国受邀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称苏联文学已成为世界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相信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将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做出全面正确的总结，并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苏联文学今后的任务，把苏联文学推到新的发展的高峰，进而鼓舞和帮助全世界进步作家按照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民族特点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共同轨道胜利前进。[32]身处莫斯科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现场的周扬显然能够清晰感受到此次会议对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修正意见，但以周扬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核心此后在中国大力推行的，仍然是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恰好与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精神形成明显反差。这表明，周扬本人以及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全国推行的文艺创作方法，不仅是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思想的引进，而是还有着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及文学艺术自身的深刻原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最高准则，成为全国推行的所谓先进的文学创作方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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