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代以来，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交流互鉴就一直在进行着，现代诗歌就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百年来，新诗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本期刊发一组文章，围绕新诗的发展历程、美学追求、艺术特性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推动新诗创作和理论评论繁荣发展。

　　内容摘要：“五四”时代的诗歌先行者敏锐察觉到了中国旧体诗固有丰富中的匮乏，因此师法西洋，将世界优秀的诗歌作品引进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师生延续了“五四”开启的向西方学习的传统，致使一批经典作品和有成就的诗人的产生。中国现代所有重要的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西方的诗歌经典中吸取了母乳般的营养。外国诗歌在新诗百年的历史中不间断地输送着世界诗歌的营养，从形式到内容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创造性发展，启发了中国人的灵智，开启了中国人更为广阔、更为浩瀚的诗歌的天空，与陌生的、全新的世界相识，且融为一体。

　　关 键 词：中国新诗 外国诗 诗歌史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诗的天空，现在我们有了另一个诗的天空。

　　过去的那个天空是辽阔的，有点古老、宁静，然而寂寞，它让我们回到过去，回到古老的宁静;现在的这个天空是同样辽阔的，它对我们却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同时，更值得珍惜的是，它是充满活力和朝气的。

　　我曾在南中国海滨夏天的夜晚，望着天边的星星，反复吟诵那些不朽的诗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些诗句让我忘记当时的战乱与饥饿，忘记身边的苦难，在遥远的辉煌中忘记眼下的贫瘠与困苦。它让我做一个远离尘嚣的旧梦，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忘却，极而言之甚至是一种麻醉。而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一片全新的天空，它不仅仅是新鲜的、充满活力的，且是战胜遗忘而“不忘当下”的，是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同一个节拍、同一个脉搏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因同时拥有两个天空而变得富有起来。这种富有，当然是精神层面的和审美层面的。

　　为什么说“五四”那批先行者了不起?因为他们敏锐地感到了中国固有丰富中的匮乏。他们告诉我们，只有中国的古旧，不够;中国应当拥有新的天空，并面对新的世界。他们告诉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他们告诉我们要“以夷为师”。“夷”这个字有歧视和自大的意思——旧时的中国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周边都是不开化的蛮夷。现在排除这语言背后的傲慢心态，所谓“夷”，就是西方的新世界。“以夷为师”，就是放眼看世界。西方世界对比当时的中国是先进的，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其中也有中国诗人)漂洋过海到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向世界所有先进国家学习物理、化学、天文、航海，也学习文学和诗歌。我们由此结识了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开始的异邦歌者与诗人，结识了莎士比亚和拜伦、雪莱、雨果、歌德、海涅、席勒，一直到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松尾芭蕉和泰戈尔，还有阿拉贡、聂鲁达和希克梅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多么幸运，不仅有从《诗经》《楚辞》到汉魏乐府、盛唐李杜和两宋苏轼、陆游、李清照的珍贵遗产，又有上面提及的那一长串闪光于世界的、绵延不绝的光辉名字。我们不仅拥有了古旧的辉煌的诗的天空，同时又拥有了另一个同样辉煌的崭新的诗的天空。感谢我们的先人引导，一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开始不再孤独，与陌生的、全新的世界相识，且融为一体。

　　尽管我们有三千年辉煌的诗歌历史，它们滋养了世代的中国诗人，但可以断言，要是没有惠特曼，就不会有郭沫若狂飙突进的《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以及《天狗》的狂吼和《立在太平洋边上放号》的排天巨浪。郭沫若自言，他在“五四”当年的内心积郁，是被惠特曼唤醒的，他不仅找到了“喷火口”，而且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就是说，他“五四”当年的创作激情，以及表达激情的方式，无不受到《草叶集》的深刻影响。同样道理，在鲁迅那里，是那些他所景仰的“摩罗诗力”，启迪了鲁迅那些充满反抗和批判精神的写作，并以这种写作唤醒中国民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大家都承认，中国现代所有重要的、杰出的、伟大的诗人，他们的创作无不“自然地”流淌着中国传统诗歌的血脉，但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西方的诗歌经典中吸取了母乳般的营养。胡适是不必说的，他坦然承认，他的译诗《关不住了》是他“新诗创作的新纪元”。他的《尝试集》中有一些是译诗，他把这些诗，理所当然、不分彼此地当成了自己的创作。从写作的渊源看，戴望舒与法国诗，徐志摩与英国诗，冯至与德国诗，特别是艾青，艾青的诗全然可以看作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尽管他的诗歌内涵也全然是中国的。在艾青那里，他可以用完全欧化的语言抒写他对一个中国奶娘母亲般的深情。他在北方的冰雪风沙中吹响的凄厉军号，与他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芦笛，血肉相融地汇成了一体。在国土沦亡的年代，诗人心中的激情和眼中的“泪水”，是与法兰西的自由传统和浪漫精神完美结合、融汇的产物。

　　中国所有的有成就的现代诗人，不管他承认与否，无一例外地都是《诗经》、楚辞、李杜苏辛的传人，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吮吸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西方从希腊罗马开始的诗歌传统的乳汁成长的。广而言之，他们可能都是异域“大堰河”的“养子”。我无法细说这些中国现代诗人所受到的西方影响的事实，只能以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为例来说明，即使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中国诗人依然如饥似渴地坚持着向西方获取营养的事实。王佐良对此有一段叙述：“这些诗人们多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范学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深夜：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1]

　　当时西南联大简陋的校园里汇聚了闻一多、朱自清、冯至、燕卜荪等一批热衷于促进中国新诗走向世界的前辈诗人，在他们的引导下，联大的年轻诗人理所当然地延续了“五四”开启的向西方学习的传统。而需要强调的是，在此时，中国的诗歌主流(不说全国，也是相当广大的国土)却是全力推进与之相悖的新诗的本土化(实际是所谓的民歌化)的方向，这是当时几乎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对比之下，这些西南联大的师生所致力的却是有异于这个大潮流的另类实践。昆明的这座校园，在当时一片“民歌化”的整体气氛中，实际上是一座诗歌的“孤岛”。在这里，还有一段引文可为当日诗歌继续“向外看”的佐证，引文的对象是英国教授燕卜荪：“我们对他所讲的不甚了然，他绝口不谈的他自己的诗更是我们看不懂的。但是无形之中我们在吸收着一种新的诗，这对于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倒是一副对症的良药……当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更好懂，他的渗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何况我们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除了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开过救护车，还来过中国抗日战场，写下若干首颇令我们心折的十四行诗。这一切肇源于燕卜荪。是他第一个让我们读《西班牙》这首诗的。”[2]

　　当日中国正深陷外国侵略的大苦难中，为了民族自救，中国的西北发出了诗歌回归民族传统的号召，提倡向古典和民歌回归是适应救亡形势的需要，当事者要把文学和诗歌的创作引向广大的战争支持者能够欣赏的、亦即适应所谓的“喜见乐闻”方面来。这样一来，当然就忽略了，甚至相当程度地放弃了“五四”新诗创立的师法西洋的初衷，西化的道路因此被认为是错误的。在西北根据地，人们开始批判文艺方向上的“大、洋、古”，在此氛围下，昆明联大校园的追求与坚守就不仅是孤立的，甚至是有点儿“悲壮”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坚守，致使了一批经典作品的产生。文献记载，冯至完全仿效西方的《十四行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诞生的：“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3]更重要的是，这种有效的阅读和创造，使新诗能够持续地获得外国诗歌的营养，为此培养了一批视野开阔的、后来被称为“联大诗群”(包括九叶诗群的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等人在内)的有成就的诗人，他们成为在“文革”后兴起的新诗潮的坚定支持者。

　　外国诗歌就这样在新诗百年的历史中不间断地输送着世界诗歌的营养，从形式到内容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创造性发展，是它启发了我们的灵智，开启了我们更为广阔、更为浩瀚的诗歌的天空。外国诗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全面的，本文无法尽数，但要告诉广大读者的是，就连我们现在新诗的书写方式，包括标点(使用或不使用)以及分行、断句或跳动、留空等已成习常的手段所带来的便捷和愉悦，甚至是惠特曼式的狂啸，马雅可夫斯基式的奔放，他们的歌唱方式，都是中国不曾有过的，是我们学习引进的成果。我们因这而丰富。因为我们除了传统的一个天空，还同时拥有了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新的天空。

　　至于我本人，我是怀着感恩的心情讲述这一切的。我中学学英语，大学学俄语，毕竟依然“文盲”一个。借此机会，我还要向由外国诗的引进而扩展到那些为这种引进“搭桥”的人们感恩，是他们的翻译工作让我们能够听到来自“天国”的福音，为我们揭示了另一个天空的深邃与美丽，他们曾经经历过艰难的路径。今年是新诗诞生100年，此刻我想起的不仅有中国古典诗人，还有那些生活在他国异邦的诸多文明中，用他们的创作启迪并滋养了我们的外国诗人。

　　[1]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此文为《穆旦诗集》附录，见黄礼孩、陈陟云主编：《新诗九十年序跋选集》，《诗歌与人》2009年第1期。

　　[2]王佐良：《穆旦：由来和归宿》，《外国文学》1987年第4期，第60-63页。

　　[3]冯至：《十四行集》序，明日社，1942年。

　　*谢冕：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史静怡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总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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