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历史上的文艺高峰，虽奇峰林立、各不相同，却有个共通处：都出自寂寞中的筑峰人。屈原在放逐中哪曾想过《离骚》的身后大名;“瓦灶绳床、举家食粥”的曹雪芹，更不曾预测到自己被时人贬为“小说小道”之《石头记》竟能在一百多年后获取“百科全书”式美誉;鲁迅应该也不会料到，他的“呐喊”和“彷徨”能成为后人景仰而又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些筑峰人注定是一个个寂寞的个体，心无旁骛地仅仅守定自己的艺术目标，并且甘愿为它付出一切代价。屈原、曹雪芹和鲁迅都是这样甘于寂寞而且异常执着的筑峰人。

　　当前中国文艺环境早已今非昔比，文艺家已拥有前所未有的筑峰环境与条件，但是，新的困扰不能不思量，那就是文艺家能否抵御商业诱惑，克制急于成名的渴望，守住内心寂寞，坚持最初的梦想?这些，都将会给他们以同样严峻的考验，直接关系到其筑就的文艺高峰的精纯度。这个精纯度，应是艺术家即筑峰人的个体人生体验、美学构型与历史关怀等的水乳交融的结晶体，应承载着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真的筑峰人会不顾一切地锁定它并向着它靠近。这个时代不正需要这样的甘于寂寞的筑峰人吗?

　　其实，这还不够，这个时代还同时需要另外一种人——文艺高峰的测峰人，这就是文艺评论工作者或文艺评论家。他们虽不承担筑峰之重任，但也身负测峰之使命。因为，真的文艺高峰自身总是寂寞无语的。它本来已然如高峰矗立，却总不以高峰自居自傲，不需要也不善于自测自量，反倒如一马平川般平易近人。这使我不禁想到孟浩然《宿建德江》中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两句。真的筑峰人往往拥有开阔的胸襟和淡泊的心境，令我们产生远天低垂而与近树相连、水中明月清澈得与人相亲相近的奇妙感受。此情此景，恰恰需要来自测峰人(包括公众)的出于同一信仰的测评和鉴赏。

　　测峰人需怀揣面对文艺高峰的信仰之心，以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尺去测评它们，认真辨别真山与假山、真品与赝品、真纯与假纯等，再发出来自内心的“心赏”(冯友兰语)。要完成这一测量与“心赏”任务，测峰人也自然需要拥有筑峰人般的甘于寂寞之心，一样受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经得住冷落。金圣叹评《水浒传》和《西厢记》、宗白华景仰“晋人之美”、李长之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想必都与被评者或筑峰人有着同样的孤寂和孤寂中的高洁情怀，否则就无法形成心灵的共振，对任何高峰就都测不准了。弄不好，还会错以假峰充高峰，以假山作真山，那就不仅贻笑大方，而且贻害无穷了。

　　今天，在通往中国文艺高峰的崎岖山路上，既需寂寞的筑峰人，也需有着同样寂寞之心的测峰人，他们的分工不同，但做着同样的工作。

　　*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2期 总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