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罗竹风先生是在1993年4月20日田仲济先生杂文讨论会上相识的。会议由山东师范大学主办，在济南召开，邀我参加。报到后，主办方把我和老一辈杂文家罗竹风安排住一个房间。罗老是著名的杂文家，著有《杂家与编辑》《行云流水六十年》等，是上海市杂文学会的会长，担任过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后来把主要精力转到辞书编纂上，任《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我们见面时，这位老革命兼老学者、老作家已经83岁高龄了。这个机缘使我们一老一少两个老乡在短暂的时间里成了莫逆之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杂文作为一种文学门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曾经活跃一时，出现了一大批杂文家，如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唐弢、聂绀弩等人。“十七年”时期，杂文也一度颇为兴盛，形成了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心。北京出现了吴南星(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马南邨(邓拓)的《燕山夜话》;上海出现了林放、罗竹风、何满子、郑拾风、冯英子、陈虞孙、柯灵、黄裳等一个杂文作家群。但杂文却从来是个敏感的话题，在文学史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罗老1962年因发表《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挨了批，被贬去《辞海》任专职副主编。其所带来的伤痛，到晚年还记忆犹新，交友谈吐也不免谨言慎行。我在会上发言说：从田老的《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以及50年代出版的《微痕集》所写的那“一鼻，一嘴，一毛”中，从他所使用的杂文这把匕首上带的血光中，不仅看到了那个大时代的全体及其种种样相，触摸到了涌动着的时代的脉搏，体验到生活于当时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凉与辛酸，也鲜明地感受到作者那激人感奋的心路历程。读着这些写于50年前的篇幅短小但容量很大的作品，还强烈地感应到它们的现实性，时时引起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鸣;渗透在作品中的那些鞭辟入理的剖析，那些发人深省的警示，那些刻骨铭心的妙语，以及那些与闪光的思想融为一体的历史典故的运用，仍然是那样充满着思想和艺术的活力，仍然显示出作者不凡的身手和艺术创造的新鲜感。总之，说真话是杂文之所以是杂文的真谛。罗老大概是听了我发言中的这段话还对口味，才打消了顾虑，与我这个晚辈放心地交谈。

　　会后我把发言稿《文章不是无情物》拿到报刊上发表了，但编者朋友把其中关于说真话的一段给删去了，我心中多少有点不快，于是便把删去的部分加了个《立此存照》的标题，拿到最边缘的开放城市珠海的一家《明镜报》上发表，并在前面加了一个“小引”：“……文章见报当天，经手的编辑朋友来电话，称文章在付印前被删去了关于说真话的那一节，请我谅解。我说我很能谅解此事。田老的成就长期受到文坛冷淡，只要不把意思弄拧，也就算了;这个意思被删去，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虽然过去了几个月，可心里总不是个味，总是对曾经说过的那些话放不下来，希望见见天日，见见风凉。下面就把被删去的那几段文字移录于此，立此存照。”这篇文章的遭遇，促使我提笔给罗老写了一封信，向他倾诉心曲，并把短文寄给了他。罗老收到我的这封信后，从疗养地青岛给我写来一封回信说：

　　“小朋友”：

　　……

　　在济南时间不长，有幸同吃同住，留下了深刻印象。忽奉手书，如空谷之音，如见故人，快慰无似!

　　说真话应当是起码的为人准则，然而现在真是谈何容易!有人说：我们是患癌扩散不治之症，东未扶起西已倒，天下滔滔者皆是也，以至是非不明，黑白颠倒。关于反腐败，上海就流传两句话：见了兔子就开枪，见了老虎就烧香。又说：三十六个文件管不好一张嘴(指大吃大喝)，二十四个文件拴不住两条腿(指公费旅游、出国)。还有最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一骗到顶;下联：上级吃下级，一级吃一级，一吃到底。横批为：皆大欢喜。

　　我以为杂文作者应当“采风”，查民隐而观党风。其中真有一针见血、淋漓尽致说真话的佳作，比起官们的哼哼呀呀，说了半天，越说越糊涂的假话相比，真不啻天壤之别!

　　我和田老(田仲济)常有书信来往，也不过“相濡以沫”而已。

　　我认为文章是无用的，□竟然自找烦恼，因而好久不再说假话了。把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别的方面，例如编纂辞书之类。《汉语大辞典》经18年风雨，12卷已于1993年底出齐，总算善始善终，完成了一个系列工程。此外，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人名大辞典》已出成果。个人认为，投入的劳动没有白费，还是很值得的。

　　写杂文需要钻空子，正像当年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样，寻找边沿薄弱环节，这样也许还是可以说几句真话的。不然，就只好拍马溜须抬轿子，甘做奴才了!匆匆，问全家好。

　　罗竹风 拜

　　1994年4月10日

　　罗老从我寄给他的一篇小文生发开来的这番议论畅酣淋漓，叫我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强调了“说真话”不仅仅是对写文章的要求，而“应当是起码的为人准则”。他还强调，杂文作者应当“采风”，目的在“查民隐而观党风”，从而写出一针见血、淋漓尽致说真话的佳作来。现在媒体上滥用了或误用了或歪曲了“采风”的原意，把本该是“查民隐而观党风”变成了到下面走马观花，游山观景，或者送戏下乡，而不再是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搜集老百姓的故事歌谣，调查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和所思所想。

　　田老在一篇《说真话》文中也说过大体相同的意思：“说真话的人少，说真话也真不容易。俗话说：‘说了真话，误了自家。’” “虽然从小学生起就教育着说真话，也仍是无济于事的，反而显出了问题的严重，连儿童教育家都注意到了。因为已成风成俗，谎言者虽明明知道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可不能不冠冕堂皇，有声有色地说。这在要人们的应景文字和谈话内特别显得明白。正好像死了人一定发讣文发哀启，讣文哀启里也定是那一套。” 此话说得耸人听闻，却又切中肯綮。

　　说真话对谁都是一种起码的做人的品德，对一个肩负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神圣职责的作家来说，就尤其重要了。有哪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作家，是宁愿以说谎话为职业的呢?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作家、每一个时刻都能做到说真话的哩。

　　*刘锡诚: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胡一峰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 总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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