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多年从事美术教学、美术史论研究的体会来说，我深深感到，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文艺规律和文艺创作原理，而研究文艺规律和创作原理，是繁荣文艺关键之关键，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我国20世纪文学艺术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问题告诉我们，凡是我们的文艺政策、组织措施、理论主张是符合文艺发展规律和遵循文艺创作原理的，文艺创作就会欣欣向荣，如“五四”之后的一段时期文艺思想、思潮和创作的活跃，延安时期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在普及基础上富有生活气息的文艺创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年代初文艺界的新气象，1963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按照毛主席和中央精神在广州会议讲话之后文艺界的热烈反应，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文艺界的持续三十多年的新景象。显然，这几个历史时期的文艺发展是比较尊重创作原理的，主流舆论是重视文艺的特殊规律的。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文学艺术属于上层建筑，不仅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还和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具有政治倾向性，是为某种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是任何历史时期文艺无法回避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都十分精辟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耳熟能详了，但很难说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对这个问题都有充分和深刻的认识。我个人认为，几十年来阻碍我们文艺进一步发展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些模糊的看法，或简单地将文艺视作为当前政策服务的工具，或仅仅看作装饰、美化生活的手段。举个例子，最近俄国前美术家协会主席、人民艺术家西罗多夫来北京画院举办个展，和我国一些画家和评论家交谈，他说：好，我们今天到场的都是“医生”啊!我们一些画家听了有些不解，我们是艺术家，怎么是医生呢!他接着解释说，文艺家是用自己作品提升人的情操和感化人的思想的，治感情和思想的病。他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中外文艺理论都有类似主张，中国古代文艺现论强调寓教于乐，就是这个道理。高尔基说过，文艺作品作用于大众，如使人服药，甜的外表，苦的内核，因其外皮甜、爽口，使人乐于服用；因其苦，有药的功能而能治病。即使娱乐性的文艺，也是以其格调和趣味提升人们思想情操的。我们还要继续反复宣传文艺的功能和作用，要进一步提高文艺家对自己肩负社会责任的高度自觉性。
　　另外，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和怎样体现它的意识形态性，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有人常常误以为只要作品选择了相关的题材，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需知，文艺是通过形式语言诉诸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影响人的感情的，形式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是艺术作品赖以传播的基本条件。作品首先要让大众接受，要让人喜闻乐见，作品的喜闻乐见是中外古典文艺传播学都关注的命题。各门类艺术都要运用力求使观众乐于接受的表现方法，即使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提出艺术形式“陌生说”，其理由也是为了阐释艺术形式不以陈旧的方式展示给大众，而以少见的甚至从未见过的陌生、新鲜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大众在新奇中产生了解究竟、予以接受的愿望。文艺服务于政治，体现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忌用口号式的、直白的表达方式，而应该把主张、理想、观念包含在使人动情动心的形式语言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家要花大力气研究形式规律，研究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文艺有记载历史的功能，记事性是文艺功能的应有之义，但在记史和记事的文艺作品中同样要用富有感情和富有诗意的形式语言加以表现，不能简单地罗列人物和事件，给人枯躁无味的感觉。举最近我接触到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美术作品所得到的印象，我国不少艺术家的作品满足于描写具体的战役，说有记事功能吧，不如看当时那些战斗场面留下的残缺不全的摄影画面；说有艺术感染的作用吧，面面俱到，缺乏动人的细节，缺乏别出心裁的表现语言。也有前几年创作的好作品，如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大幅油画和雕塑作品《家破人亡》等，但这类作品不多。与此同时，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俄国艺术家反映卫国战争主题的近80幅油画作品，是苏联时期创作的，创作时间涵盖1945年至80年代，作者多为苏联人民艺术家或功勋艺术家，给人印象深刻，在我国观众和艺术家中引起强烈反响。举两幅作品为例，都是小题材、大内容，精心构思，以小见大，感人至深。一幅画题目是《告别》，描写一位为战争苦难折磨得面容憔悴的年迈母亲送别儿子奔赴前线，在战火弥漫的背景下母子爱国豪情和难以离舍的诀别之情交织在一起，认真欣赏起来令人心碎。另一幅作品题目是《1941年，列宁格勒》，画面冰天冻地，远处依稀可见流动的守城士兵，主要场面是一位疲劳而坚毅的中年女性奋力拉着载着取自冰封涅瓦河水的雪橇。作者用较为单纯的黑白灰辅以赭色的悲壮色彩和严峻的块面构成，表现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深受战争苦难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当时，德国法西斯围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900天，城内断电断水，粮食匮乏，城市居民由于饥寒交迫有300多万人丧生。
　　以少胜多、以一当十是文艺创作需要坚持的原则，这一原则既是对作品质量的要求，即文艺作品不应以数量取胜，而要追求高水平高质量；同时，对具体作品的表现语言也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老一辈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曾经以“一以当十”为题发表过文章和出版过文集，我想，这一主张的原理虽来自我国古代哲学和美学，但也是朝闻先生长期从事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包括对当时艺术创作存在问题敏锐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独特心得和体会。
　　说起王朝闻先生的理论见解，是与文艺传播学和接受学原理有关的，还有一个我认为对当今文艺界特别有现实意义的，我把它概括为“适应论与征服论”。文艺作品首先要让大众乐意接受，在感情和趣味上要适应大众的水平，不要把大众拒之于门外，但适应不是迎合，而是为了让他们在欣赏的过程中获得满足的同时有所提高，文艺作品提高人们的认识和审美水平，实际上是对观众的一种趣味、感情乃至思想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征服”吧！文艺家要走在群众的前面，作品不能停留在与群众相差无几的一般水平，更不能迎合群众的低级趣味。适应和征服，都是对大众的尊重。你把一般水平甚至低级趣味的作品呈现给大众，实际上是对要求不断提高审美水平的大众的轻视和不尊重。朝闻先生的这些论述。是对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普及与提高辩证关系的精辟阐释。不久前，低俗的文艺一度泛滥，受到一种说法支持，那就是高雅的艺术群众看不懂，收视率低，这种说法常常用统计观众、听众的人数来支撑。我不敢说这种统计数字不准确，但用这种方法来为推广一般水平甚至低俗趣味作品辩护至少是不科学的，它不懂得文艺前赡性和导向性的原理。文艺要走在社会和群众的前面，一切好的、高雅的艺术总是要经过人们从不懂到似懂非懂最后到比较懂的过程，要培养大众对高雅艺术的仰慕感，有仰慕感便会暗暗鼓励自已去接近它，学会欣赏它。古今中外的文艺经典都是先受到少数精英的赏识才在大众中广泛传播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看热闹的人逐渐懂得一些门道，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文艺创作要永远保持一定的艺术高度和思想高度。
　　文艺界目前存在的林林总总的大小问题，诸如文艺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与生活、与大众、与传统、与外来艺术、与市场、与固守本门类规则与跨界发展也就是固本与拓展，文艺评论如何坚持原则，等等，都可以也只能从文艺规律和原理的角度去分析、研究，方能找到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以及最近中央发表的关于繁荣和发展文艺的重要文件，之所以值得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因为这些讲话和有关决定是在对我国文艺现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根据文艺发展规律作出的，也给我们理论工作结合各种文艺门类的创作原理去加以具体阐释，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我粗读刚刚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有个特别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在分析问题时旁征博引，引用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经典文艺家的作品和一些经典论述。有人问，文艺规律和创作原理在什么地方，怎样学习?回答是，在古今中外经典文艺家的作品和他们的创作心得和体会里，在总结、分析这些创作经验的艺术历史和理论著作中。一位真正的文艺家，包括文艺理论家不认真读书和研究大量名作，是难以入艺术之门的。我们要在文艺领域提倡大家多读书、多观摩和研究经典作品的风气，还要给他们提供这种可能。说到这一点，我们很惭愧，我们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历史上留下了无数艺术瑰宝，我们到哪里可以对几千年的艺术遗迹有个大致的了解?至今没有一座真正的美术馆能承担这个任务。我们多么需要有像样的系统陈列古代和现代美术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啊!
　　文艺家、文艺评论家以及普通民众都需要从这些作品中来感受我们中国的智慧和几千年的文艺创造。我在此也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
　　*本文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在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摘要。

　　（责任编辑：张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