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942年5月，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延安文艺界的现实情况与革命事业的需要，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与加强党对于文艺工作领导等根本论题，形成指导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毛泽东文艺思想。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的新现实，对于我国文艺事业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在上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引下，教育培养了好几代文艺理论工作者，他们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均作出不同的贡献。

【关 键 词】 延安文艺座谈会 文艺为人民 党的领导 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2022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80年来，《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与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与基本理论，取得了巨大成绩。而《讲话》本身也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发展，其影响、教育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讲话》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其“文艺为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成为国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成果。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使我们更加坚定地继承《讲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新时代将之发扬光大。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下，中国的新文学与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一步影响着世界。

一

《讲话》的产生意味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际密切结合的产物，具有极其深广的政治文化前提与历史条件，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也凝聚了全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讲话》发表之时的1942年的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当时延安的“鲁艺”“文抗”“抗大”“陕北公学”等文化教育单位，汇聚了无数来自国统区的进步的文化与文艺青年，其中不乏著名的文学家如丁玲、周扬、艾青、萧军、萧三，等等。这些文学家怀抱着对革命根据地与抗日事业的向往，怀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有的文艺家本人还是共产党员，具有丰富的革命经历。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尽管组织上入了党，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政治上缺乏坚定的党的立场，思想上没有完全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们由国统区的“亭子间”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产生了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创作“自由”与党的领导、以歌颂为主还是暴露为主、文学家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问题上出现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问题1941年就大量出现，而集中反映在1942年的3月，先后出现文艺界的不和谐节奏。当时的报纸刊登了大量揭露延安所谓“官僚主义”与“黑暗面”的文章与漫画，包括著名杂文《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墙报《轻骑队》《矢与的》等，都轰动一时，连毛泽东晚上都打灯笼去看墙报，更加引起前方回来的将士的反感。贺龙说：“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王震看过《矢与的》墙报后则对范文澜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在与党员作家艾青谈话时说道：“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刊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问题于1942年2月被正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先后找了二十多名党内外作家与艺术家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与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因秦邦宪工作忙，正式座谈会以毛泽东与凯丰的名义主持召开并发出正式请柬。可以说，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这就为座谈会的成功召开、特别是其讲话的高质量高水平奠定了基础，也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文艺座谈会历经了1942年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及毛泽东的《引言》，中间有三次大会讨论， 四十多人在会上发言；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做了著名的“结论”，提出了“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的根本问题以及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讲话》一直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全文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它的发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讲话》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以“文艺为人民”作为核心观念，包含深广的理论内涵。毛泽东在“引言”中结合当时延安的现实提出了著名的五个问题。第一是“党对于文艺的领导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立场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诚如毛泽东所言“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诸如主张政治家与艺术家绝对平等，绝对的创作自由，文艺应该完全脱离政治，文艺与政治殊途同归，文艺政治好像儒释道平分秋色，等等。毛泽东站在革命事业的高度看待这个重要论题。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文武两条战线，也就有文武两支队伍，就依靠这两支队伍来战胜敌人、教育人民。他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斗争。”毛泽东从文艺是党领导的两支队伍之一的高度来看待党对于文艺的领导，的确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共产党员作为党的队伍的成员之一，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作家文艺家，这种关系在宣誓入党之时就已经决定了，是不能动摇和犹疑的。结合当时延安的现实，重温《讲话》，教育深刻。

第二是“态度问题”，对于解放区是“歌颂还是暴露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敌我关系的分辨问题，他指出：“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当时的延安有的文艺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分辨不清的，声言还是“杂文时代”，应该“揭露阴暗面”等，发文揭露延安的诸多不平等，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舞升平”“到处乌鸦一般黑”“要写太阳里的黑点”以及“延安妇女地位低”，等等。这些杂文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大做文章。毛泽东认为态度问题也是立场问题，因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这样的分析的确深刻到位，诚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第三是“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也就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延安作为抗日根据地，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不同于原来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学生、职员和店员。当时，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有些文艺工作者没有正视这样一个根本变化，仍然以国统区的服务对象作为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出现“关门提高”的问题，即所谓演洋戏、唱洋歌、写知识分子的私密感情，等等。延安老百姓说鲁艺是“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鲁艺严重脱离延安的工作对象——工农兵的情形。

第四是对于工作对象——工农兵的熟悉、了解与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毛泽东说：“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他进一步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朱德同志参加了座谈会并做了精彩的插话，对于思想感情的转变他作了极为深刻形象的比喻。他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多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朱德同志这里讲的“投降”是指思想感情转变的重要性、艰巨性与长期性，打动了参加会议的众多文艺家。直到许多年后，会议的参加者对此仍然记忆深刻，即便今天也仍然具有深刻意义。

第五是学习问题，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当然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当时延安的某些文艺工作者思想有些混乱，主张所谓抽象的“人性论”与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当时提出要表现“永恒的爱”等等。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指出：“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结论”的长篇讲话，涉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如何为”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党内关系及党外关系问题、文艺批评问题，最后是关于文艺界的整风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整风运动的深入与《讲话》的发表，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区特别是延安文艺界的状况。首先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讲话》的号召，走与广大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改变“关门提高”的偏向，走向群众之中，走向抗日前线，涌现了一批广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包括大秧歌、歌剧《白毛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改变了中国革命文艺的面貌，奠定了几十年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对于《讲话》重大意义的深入研究与宣传，除了党中央的有关文件与文艺家们发表的学习体会外，当时最有力的文本就是周扬于1944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包括其著名的“序言”。该书分“意识形态”“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等五辑，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高尔基、普列汉诺夫与鲁迅等人的言论整合在一起。周扬还发表了长篇“序言”，鲜明地阐述了《讲话》的价值意义，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读本。……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正确”。又说“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周扬的这本书及其“序言”在研究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上价值不同寻常。第一，他首次提出“毛泽东文艺理论”，说明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艺理论体系；第二，他将毛泽东文艺理论及《讲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理论放到同一个系列加以论述，不仅阐明了其内在的继承性，而且阐明了毛泽东文艺理论的经典地位；第三，正确阐明了《讲话》的“中心思想”：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也就是“文艺为人民”，这恰是《讲话》的核心与最重要的贡献。该书特别是其“序言”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在给周扬的回信中写道：“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明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意见，当然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讲话》。《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经典论著的地位由此确定。

8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重温《讲话》，思考其巨大的价值意义，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讲话》加以研究。我想从现在最流行的“话语”理论来重温《讲话》。因为，我们文艺理论界的个别同志一直在说什么“失语”的问题，好像在现代文艺理论领域特别是国际文艺理论领域，我们中国已经“失语”。这其实是一种我们内部的“误读”，严重忽视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讲话》在当代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价值意义。因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讲话》提供了不同于其他版本的“话语模式”。很明显，《讲话》在1942年发表之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统治的“西安模式”的“延安模式”。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回顾当时延安的“歌颂与暴露”的争论时写道：“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那么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毛泽东认为其区别还是在于“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两种模式的划清，在今天风云激荡的世界大变局中，面对某些试图对我国进行“颜色革命”的文化与文艺还是很有必要的。再一种就是“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区别。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讲话》借助了当时苏联的经验，包括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关于文艺是革命事业齿轮与螺丝钉的论述。但《讲话》是完全从中国的实际与中国的经验出发的，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从理论上来讲，毛泽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方略，完全从中国出发，区别于苏联；1937年他又先后发表了著名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区别于斯大林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苏联意识形态负责人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讲话”中简单化地将哲学史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的荒谬论述。而文艺为人民及其对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强调，使得《讲话》成为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经典。8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当然，回顾历史也是为了直面历史，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的《讲话》的价值意义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但任何历史事件都难免其时代的局限，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的《讲话》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表述等，显然这些表述是不科学的，此后均作了一定的修正。但放到当时延安时期、抗日战争的环境之下，对于文艺从属于政治与政治标准第一的问题，我们应该能够理解。至于后来文艺界整风运动出现的扩大化与其他个别问题，党中央乃至毛泽东均有及时的纠正与必要的说明。

二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长达80年的历史中一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1949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国家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根本方针。此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断补充完善，使之由“为人民服务”发展到“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之“二为”方向，又进一步补充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双百”方针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此后毛泽东又在“形象思维”等方面进行了发展丰富，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更加完备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此后，党的领导人均给予文艺事业高度重视，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出自己的贡献。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祝词，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文艺为人民”的方针。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重要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又多次发表文艺方面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讲话》的继承与重要发展，是我们党新时代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足时代高度，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将之发展为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文化自信，创作出具有民族精神并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并走向世界。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包含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时代文艺学论题。第一，立足时代，阐释了新时代文化与文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他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从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阐释“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第二，论述了新时代文学艺术界的基本任务是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论述了发展文艺的基础是“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文艺战线迎来新的春天，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但也警示大家“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克服浮躁，立足创新，“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第三，进一步论述了繁荣文艺的根本原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出“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而其论述则从新时代出发，以“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与“向人类提供中国经验”等层面展开。所谓“人民需要文艺”即需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要；而“文艺需要人民”是因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所谓“文艺要热爱人民”就是要解决文艺家对于人民的感情问题，“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最后是“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第四，针对当前一些人价值观的缺失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提出“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关于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与底气，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山东大学《文史哲》回信中又一次提到，说明这是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一以贯之的要求。在新时代，在国际范围内文化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努力弘扬中国精神，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显得愈加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予文艺理论工作者以巨大的鼓励与力量。长期以来，因为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中国自己的哲学、历史与美学持有异议，文学理论等人文社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西释中”的倾向，制约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予我们以信心与勇气，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生巨大变化，必将在不久的未来收到明显成效。第五，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根据新情况、新特点、新格局、新变化、新的文艺形态，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讲话》的关键词之一是加强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那么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关键词之一仍然是加强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特别是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与新挑战，加强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会面对一系列新的课题，更需要加以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指导我们的重要原则和方针。

三

自《讲话》发表80年来，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产生的历史，也是其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影响并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创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足以在世界文艺理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绝对不是所谓的“失语”。在当前西方盛行“后理论”即解构论文论的语境下，也许正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努力走向世界之时。当代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在他的《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和争鸣》一书中指出：“西方前卫文论，未把无能解读文学看作是一种危机，但是，对我们来说，他们的徒叹奈何，却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对西方文论我们已经洗耳恭听了一百年，是不是该让他们听听我们的话语了。第二个一百年就在我们脚下，时代在召唤着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二十一世纪有出息的学子，任重道远。”上述孙教授的论述为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希望。在《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我们需要很好地回顾80年来广大文艺学家继承吸收发展《讲话》的成果，这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80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文论发展大体分1979年前的贯彻探索时期、1979年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以及2012年以来的新时代新形态理论涌现时期。1979年前，主要是学习贯彻《讲话》并进行某些探索，首先包括延安时期的周扬与何其芳等参加了座谈会的文学家与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以教材的形式呈现，例如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1959年编辑出版的《文艺学新论》就列有七章：第一章，革命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第二章，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第三章，文艺应该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第四章，文艺作品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第五章，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第六章，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标准；第七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就是我们当年上学时使用的教材，基本上按照《讲话》的纲要，原原本本地阐释《讲话》的精神。当时其他学校的文艺理论教材也大体如此。除了教材之外，在漫长的80年岁月里，在党的领导下，在《讲话》的培育下，一大批文艺理论家走向理论一线，写作出版了与《讲话》紧密相联的理论成果，几乎涵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各个领域。

《文艺学新论》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文论最重要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来说，从毛泽东开始的几代党的领导人都特别强调了党对文艺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我们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中国的理论家们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理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与探索，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政治”关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上坚持文艺意识形态的“本性论”，认为文艺的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学范畴，也是哲学范畴，既具有批判性功能，也具有描述性功能”。同时，在新时期，童庆炳(1936—2015)等提出了著名的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在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前提下，突出了文艺的“审美特性”，将“审美的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一论述相因并相别于西方的相关理论，但却具有明显的中国现实性。同时，在广义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理论家也进行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探索。杨晦(1899—1983)提出关于文艺的“公转与自转”关系的理论。在1947年《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中，杨晦指出，“要是打个比喻来说，文艺好比是地球，社会好比是太阳。我们现在都知，地球有随太阳的公转，也有地球的自转。其实，就是文艺也有文艺的公转律和自转律的。文艺发展受社会发展限定，文艺不能不受社会的支配，这中间是有一种文艺跟社会之间的公转律存在；同时，文艺本身也有文艺自己的一种发展法则，这就是文艺的自转律。”很明显，杨晦的理论有其科学性，优于此后韦勒克提出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分法的机械性弊端。

其二，关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这是一个文艺学领域的基本论题。西方素有“客观的模仿说”与“主观的反映说”之争。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著名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之说，但坚持生活是文艺的“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也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从以上论述中获得启发，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文艺与现实关系的理论。蔡仪(1906—1992)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在《讲话》的感召下进行文艺的现实主义研究，认为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是真实地描写现实，“不仅是指表面现象的，同时也是指内在本质的”，“也就是‘描写的一切真实性’，创造艺术的典型”。李衍柱则集中地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曾经出版《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与《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等成果。他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论述的起点，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黑格尔“这一个”理论的唯物主义改造以及毛泽东《讲话》的典型理论，清晰论述了作为现实主义基本范畴的典型理论的价值意义。王元骧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审美反映论的学术立场，高质量地完成了中国审美反映论的理论阐释，建立起他特有的“情感中介的文艺反映论”。他认为“文艺不同于科学，它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情感不同于认识，它作为认识主体对于能否满足自身需要的客体所产生的态度和体验，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属性，而是一种关系的属性，目的不在于判明‘是什么’，向人们展示‘实是的人生’，给人以知识；而是追寻‘应如此’，亦即人们所期盼和梦想的一种‘应是的人生’。所以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价值意识。”

其三，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理论。“文艺为人民”是毛泽东《讲话》的主旨所在，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成为我国文艺的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进一步将之发展为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他指出，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在党的领导下，文艺理论界对于“文艺为人民”的观点进行了自己的发挥。早在1957年钱谷融(1919—2017)就阐释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当时被某些人批判为“离经叛道”，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特殊性的一种探索。他说：“假如我们的一些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家们，只知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政治、社会等等方面的理论、原则，直接转入文艺领域的话，那么，这一领域虽然不见得真会成了个‘致命伤’，恐怕也就不免要成为一个多灾多难的领域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十分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认为：艺术之所以(有)别于历史，是在于历史讲的是人类的生活，而艺术讲的是人的生活。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这个‘人’，当然也并不是整个人类之‘人’，或者某一整个阶级之‘人’，而是具体的、个别的人。记住文学是‘人学’，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都可以避免了。”很明显，钱谷融在这里是探索文学相异于政治的特殊性，并没有否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但这种探索还是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文学是人学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可以包含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内。新时期，陆贵山也对文艺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了自己的探索。他说：“马克思主义既见物又见人，并在物的后面发现人。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论述得很全面并非常精到。马克思对人的界定：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问题上，从群体的意义上说，认为人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地解放自己；从个体的意义上说，又特别主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钱中文在新时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也是一种新人文精神，是文学人民性理论的深化。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含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其四，关于“文艺与传统文化” 的关系的理论。毛泽东提出了“批判的继承”与“推陈出新”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增强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及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针。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文艺学思想的继承发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徐中玉(1915—2019)早在1944年就有关于“民族文学基本信念”的论文发表，倡导一种“抗战建国”的民族文学，认为“文学应该集中全力，密切配合以全民族福利为根据的政策策略，发挥出煽动、组织、行动的作用，成为抗战建国的一种武器。”新中国成立后徐中玉全力投身于中国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试图将当时盛行的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与苏联文论统一起来，融为一体。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文艺理论，就是要把这三个摊子结合起来，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王元化(1920—2008)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的理论特点，并写作了《文心雕龙创作论》，试图将古今、中西以及文史哲结合起来进行全新的研究。他认为，“除了把《文心雕龙》创作论去和我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外，还需要把它去和后来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进行比较和考辨。这种比较和考辨不可避免地也包括了外国文艺理论在内。但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自然不能抹杀其间的历史差别性，而只应该由此更深入地去究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实质，更鲜明地去显示我国传统文论的民族风格。”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将其“神思”“体性”“比兴”与“熔裁”等，与现代文论想象、风格、意象与创作过程等相比较进行研究，是一种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探索，意义不同寻常。陈伯海在当代文论上力主“生命论诗学精神”。他说：“什么是中国诗学的主导精神呢？据我看来，也就在于它从民族文化母胎里吸取得来的生命本位意识。正是这种生命意识，贯串着它的整个机体，支撑起它的逻辑构架，渗透到它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它独特的民族风采和全人类意义。”

其五，新时代的文艺新形态及其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艺的时代性，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在继续坚持“二为”方向的前提下，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大力倡导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倡导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新的文艺形态；坚定地提出“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使得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出现新的气象，一系列新的文论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是生态文艺学，由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当时处于边缘性地位，现在逐步居于主流地位，涌现出一批这方面的老中青理论家，在国际生态文艺学与环境美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其代表人物是鲁枢元等。鲁枢元早在2000年即出版《生态文艺学》一书，2012年出版《陶渊明的幽灵》并作为国家外译项目翻译介绍到海外。鲁枢元较早提出自然、社会与精神等生态三元论，与西方的三重生态学几乎同步。以鲁枢元为代表的中国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工作逐渐被海外重视，得到西方学者的转引与肯定。网络文艺学是新时代对于日益发展的网络文学的理论总结与指导，其代表人物如黄鸣奋等。黄鸣奋长期从事网络文艺学研究，1998年出版《电脑艺术学》，2001年出版《超文本诗学》，2004年出版《数码艺术学》，2011年出版《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六卷本)，他在网络文艺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20世纪以降，图像文化逐步盛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逐步发展，其代表人物如赵宪章等。赵宪章近期全力探索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借鉴西方语言学、现象学与符号学理论，立足中国文学艺术符号表意的独特性，提出富有原创特点的文学图像论，其专著如《文学图像论》，主编八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新时代以来还有一大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理论家活跃于学术界，其中有的理论家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巨大影响力。

总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及其《讲话》发表的80年，是党领导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取得辉煌成就的80年，也是一代又一代文艺学学者在其教育与影响下成长的80年。我国文艺学在其影响下，几乎在每一个分支领域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业者之多，成果之丰硕，领域之拓展，均令人为之瞩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的增强，我们有了更多的底气与骨气。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学精神、美学精神与美育精神，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曾繁仁 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6期（总第81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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