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简介：1941年生，安徽泾县人。著名美学家，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高教美育研究会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与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学术顾问，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山东大学“985”项目“审美文化研究”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文学理论》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生态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人文学部召集人，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2005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多次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奖。2011年获山东省第五次社科特殊贡献奖、2007年获山东省社科一等奖、1994年与2003年获山东省社科二等奖，同时获得教育部社科优秀奖等其他多项学术奖项。2009年1月韩国成均馆大学颁发专门署名的奖牌，以表彰他“在中韩学术交流中做出的杰出贡献”。曾繁仁教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等重要报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出版专著《西方美学范畴研究》《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生态美学导论》《美育十五讲》《走向21世纪的审美教育》《现代美育理论》《西方美学简论》《西方美学论纲》与《美学之思》等，主编《中国美育思想通史》《中外美育思想家评传》等。

　　一、走上美学研究之路

　　胡友峰：曾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首先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下，您是如何走上文艺学和美学研究道路的？

　　曾繁仁：1959年，我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1964年8月毕业，之后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当助教，当时正面临“四清”等政治运动，无法安心于专业。直到1972年，学校开始恢复教学，自己才走上文艺学的教学之路，但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当时教研室需要开设西方美学课，教研室主任狄其骢先生让我准备这门新课。我从1981年开始了西方美学课程的教学，1985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西方美学简论》，开启了文艺学与美学的教学科研生涯。

　　胡友峰：我注意到，审美教育是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您的大量著作和文章都与此相关，能否说说您为什么如此重视审美教育的研究吗？

　　曾繁仁：我的审美教育研究是从1981年开始的，当时有两个契机。第一是自己经历了十年“文革”，痛感“文革”中美丑颠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成为我从事审美教育的最大动力；第二是当时山东省教育厅在山东大学(以下简称“山大”)举办高教干部培训班，让我给这个班上美学课。我当时讲的是审美教育课，效果非常好，很受欢迎，这促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审美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85年，我在这次讲稿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美育十讲》一书。在我看来，美育不仅是现代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通过培育想象力成为发展现代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能成为拓展人的思维、平衡人的性格的重要手段。我觉得美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就是说，审美教育让每个人即使不以艺术为志业，也能够用艺术的、审美的态度去看待生活、社会和人生，让每个人都能有健康的审美观与较强的审美力、创美力。

　　胡友峰：那接下来我问一个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受猎奇心理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当前人们似乎出现了审美疲劳，反而热衷审“丑”，对于丑陋、低俗、暴力、血腥的内容更感兴趣。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审美教育在面对这一现象时能有哪些作为呢？

　　曾繁仁：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回答。其一，从理论层面，应该将美学范畴的“丑”与日常所谓的“丑”区分开来。美学范畴的“丑”是一个美学问题，在审美的范围内，所谓“审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经验”，也就是说所有的事物只有让人产生“肯定性的情感”时，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美”的形态，否则就不是“美”的，例如，日常生活中使人恶心的事物就不是“美”的；其二，从现实层面，当前随着网络时代与消费时代的来临，人们的审美超越了传统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艺术，特别是经典艺术，美的边界有所扩张。对于“美”的视、触、听觉问题，传统的“理性判断先于感性”的模式应该有所调整，但审美是“肯定性情感经验”这个底线不能突破。我们认为，如果不是“理性判断先于感性”，那也应该是“理性判断与感性相伴”。总之，“美”“丑”之间还是应该有界线的，那些挑战人类情感底线、令人恶心的事物不应成为审美对象。

　　胡友峰：我国很早就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把审美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认为当前我国审美教育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您对这一现状有哪些建议？

　　曾繁仁：当前，国家层面对美育给予很高的重视，认为美育是一种“培根铸魂”的伟大工程，已经提得很高了。但实际贯彻中，效果还有待提高。首先，广大人民的审美素质有待加强；其次，我国的艺术活动审美水平普遍不高，商业化趋势严重；再则，是大、中、小学教育过程中，美育并未真正融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还是处于工业化中期，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素质上有待提高。但是，我们可以具有超前意识，将审美教育做得更好，这会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我的建议是，国家应该从总体上实施美育，包括教育，也包括社会文化与社会风气。这应该是更加重要的，单单依靠教育难以奏效。

曾繁仁《美学之思》(左)《美育十五讲》(右)

　　二、生态美学的探索

　　胡友峰：从21世纪初开始，您发表了大量文章，倡导一种新的美学形态——生态美学，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关注并投身于生态美学研究的呢？

　　曾繁仁：这也有两个契机。其一是有感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1987年秋，我有机会乘汽车跨越山东与河南，亲眼目睹当年乡镇企业发展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可以说是黑水遍地，雾霾漫天，非常严重。发达国家几百年后才遇到的污染问题，我们在短短的20年中就发生了，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国家也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认真地倡导可持续发展，整治环境污染问题。我个人觉得，人文社会科学应该有所表达，要倡导一种使人走向诗意栖居的美学。其二是2001年秋，中华美学学会、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与陕西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生态美学会，使得我有机会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发言，从此走上了生态美学的研究道路。

　　胡友峰：对，您在文章中说过，生态美学是“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那么，与以往的美学话语相比，生态美学“新”在何处？

　　曾繁仁：这一点，我曾经在《生态美学导论》这本书的“代序”中专门说过。我认为，生态美学有六个方面的新突破。第一是美学的哲学基础的突破，就是由传统的认识论过渡到了唯物实践存在论，以及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

　　胡友峰：传统认识论指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所探讨的问题吗？

　　曾繁仁：关于这一点，可以上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美学大讨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中兴起的实践美学，这些讨论大都将美学问题视作认识论问题，讨论美在主观、客观，或是主客观相统一的问题。而我们的生态美学就要突破这种传统的认识论，将美学问题立足于唯物实践存在论。其实这里的唯物实践存在论也并不完全是新东西，因为早在1844年至1845年间，马克思就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论。马克思提出，要从人的感性的实践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事物，要求“内在尺度”与“种的尺度”相统一，以此来阐释美的规律。马克思秉持一种唯物实践观，在他那里就已经超越了传统认识论，因此我们说在认识论阶段来讨论美学问题，还处于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阶段。

　　胡友峰：这种唯物实践观如何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联系呢？

　　曾繁仁：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实践观其实包含甚至超越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代存在论，我们将它称为一种崭新的唯物实践存在论。在认识论阶段来探讨美学问题，人与自然还是处于对立的关系。而只有进入唯物实践存在论，人才能从主客二分转向与自然界须臾难离的在世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我们的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观及其所包含的存在论哲学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是不同于传统实践美学的简单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第二是在审美对象上的突破。多年来，在黑格尔的影响下，美学界一直认为，我们研究美学，就是在研究艺术哲学，因此都重视艺术，而忽视自然审美。

　　胡友峰：这种重视艺术轻视自然的态度也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

　　曾繁仁：对。所以在这一问题上，生态美学就突破了传统的艺术中心主义。所谓生态美学，首先就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因此我们认为，生态美学不仅包含自然审美，而且也包含艺术与生活审美。第三是在自然审美上的突破。传统美学，都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自然审美问题，提出了“人化的自然”这个著名的概念。我们认为，自然审美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有没有实体性的自然美，其二是自然审美究竟是不是“自然的人化”。

　　胡友峰：那么，生态美学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曾繁仁：我们认为，首先不存在实体性的自然美，因为我们把审美视作人与对象的一种关系，它是一种活动或过程。所以，绝不是对象那里有一个实体性的美，等着我们去发现。其次，我们认为自然对象身上有一些美的特性，这些特性与我们的感官发生交互的时候，我们就与对象产生了一种审美关系。这种特性，我们称之为审美属性，审美就是对象的审美属性与我们的审美能力之间的交互过程。第四是在审美属性上的突破。以往的美学话语都受到康德的影响，把审美属性视作一种超功利、无利害的静观，这种观点还把审美感官限定在了视听器官，排斥了其他感官能力。

　　胡友峰：这跟西方灵肉分离的传统也有关系。

　　曾繁仁：没错。把视听能力与精神性相结合，把其他感官与物质性的欲望相结合，这样视听与其他感官就区分出了高级与低级。我们认为，在艺术审美上，康德的静观美学是成立的，但是把这种观点放到自然审美上就不合适了。我们更认同当代西方环境美学所提出“参与”的概念，认为在欣赏自然对象的时候，是眼、耳、鼻、舌、身全部感官的共同介入。第五点突破是在审美范式上。古典的美学范式有哪些呢？对称、和谐、比例等，这些都是形式方面的。这是源自西方古希腊的传统。生态美学突破了传统美学的形式范式，提出了诗意栖居、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四方游戏等自己特有的审美方式。最后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地位。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对于东方美学、中国美学都持否定态度，他们可能重视我们的艺术，但是不重视我们的美学。比如《美学史》的作者鲍桑葵在书里就很明确地写着，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意识还没有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这其实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他们完全拿西方现代工具主义的美学理论来套用我国古代非工具、非思辨的美学理论。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美学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生态美学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美学的契机。我们把中国传统美学中大量的、极为有用的生态审美智慧首次开掘出来，而且西方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其实也大量借鉴了我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像儒家的“天人合一”、《周易》的“生生为易”“元亨利贞”、法家的“道法自然”等提法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成为我们建设生态美学的宝贵资源。生态美学在这一点上有助于实现中与西、古与今的会通。

曾繁仁《转型期的中国美学——曾繁仁美学文集》

　　三、生态美学的中西互鉴

　　胡友峰：您刚刚也提到了环境美学，我们知道，西方的环境美学也十分重视生态和自然环境的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您认为中国的生态美学与西方的环境美学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

　　曾繁仁：西方环境美学早在1966年就开始提出，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环境美学是以英美分析哲学为其哲学基础，以科学认知主义为其旨归的，它们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其“环境”概念就包含“人类中心”内涵。我们试图在借鉴环境美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一种“生态存在论美学”，以区别于环境美学。

　　胡友峰：所以您所提出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是在借鉴西方环境美学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的。

　　曾繁仁：是这样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出现得更晚，自然要对包括西方环境美学在内的理论进行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这些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不只是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审美理论进行批判，也对西方环境美学有所突破。我刚刚说，环境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不彻底，这是英美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比如，环境美学的代表学者卡尔松，接受的是英美的分析美学传统，在自然审美的模式上还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模式，这种主客二分模式依旧隐含着一种“人类中心”的倾向。他虽然重视自然环境，但是毕竟缺乏一种生态的整体视野。卡尔松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自然全美”。这个观点又过于极端，带有明显的反人文主义的倾向，走向了“生态中心主义”。我们所追求的生态原则和生态前景，不应该是概念上的绝对平等，而是一种相对平等。我们更认同奥尔多•利奥波德所提出的生态环链思想，要追求万物在生态环链上“各司其职”的相对平等。所以我们倡导既不走向人类中心，也不走向生态中心，而是一种“生态人文主义”。

　　胡友峰：您能具体解释一下“生态人文主义”吗？

　　曾繁仁：当代生态美学观、文学观、艺术观等一切生态理论所遭遇的核心问题是生态观与人文观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当代生态观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是否导致“反人类”的问题。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之前有学者批评我们提出的生态美学是“无人美学”，我们也都在思考，还写了文章进行回应。

　　我们所说的“生态存在论”，就是要扭转过去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思维。批评我们是“无人美学”，还是在用对立思维来思考问题。我们反对人类中心，绝对不是“反人类”，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我们要跳出这种对立观念，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中心主义”是把人从他(她)生存的环境中抽离出来，这样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我们认为，人不可能摆脱自然，人与自然是须臾难离的关系，人是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生态本性”的。所以，首先从哲学观念上，我们就要摆脱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模式，而必须走向“此在与世界”的存在论模式。人与自然万物绝不应该对立，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可以对自然予取予求。相反，人和其他自然万物一样，在生态环链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也不应该超越这样的权利。在权利范围内，人可以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材料。这才是我们倡导的“生态人文主义”。这一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从而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我们借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为指导。我们不应像实践美学那样过分强调人的实践，结果出现了“自然的人化”理论，而是坚持社会实践和物质第一性的原则。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生态存在论美学？就是因为看到了生态环境破坏对人类生存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生态环境破坏就是工业革命时代过度张扬“人类中心”的严重后果。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种种后现代理论的产生，就是为了反思这种过度强调人类中心的现代性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不仅不是“无人美学”，还异常关注人的生存。我们的目标是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的“诗意的栖居”。

　　胡友峰：另外，西方也有重视实践的生态美学，包括我们传统的美学理论也谈自然美的问题，您所提出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与这些理论又有哪些区别呢？

　　曾繁仁：应该说，这些理论都是我们发展生态美学、建设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需要借鉴的资源。先说说过去在美学大讨论中广受关注的自然美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蔡仪是客观派的代表，在过去被视为机械唯物主义。现在，我们从生态美学发展的角度再来看他的某些观点，感觉应该对他进行重新评价。

　　胡友峰：您不久前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自然生态美学”一词，把蔡仪视为我国自然生态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曾繁仁：对，自然生态美学涵盖的面更宽，包含蔡仪先生的自然美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生态美学论题。但是自然美论也应该被视作我国生态美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对于自然美论，生态美学与之是继承与反思的双重关系，生态美学实际上是生态文明时代对传统美学继承改造的结果。

　　当然，蔡先生强调认识论，与分折哲学的认知主义一致，不包含人的生存问题，有很大局限性，但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存在论试图将人与自然环境在存在论基础上加以统一，我们更强调美好生存淡化存在本体，更多结合中国实际，同时与海德格尔有所区别，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

　　胡友峰：那如何看待西方重视实践的生态美学呢？

　　曾繁仁：应该说，我们提出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与西方重视实践的生态美学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看西方的生态美学，一种是景观生态学，强调可操作性；另一种其实还是环境美学，强调在自然环境欣赏中加入生态学的知识。这两种，我们觉得只是弱版本的生态美学。我们强调人的生态本体论，而它们只是将生态知识纳入美学体系中，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在它们的美学体系中只起到了工具的作用。这与我们旗帜鲜明地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说，人类中心主义在工业革命时代，是适应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时代需要的，在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对人类的思想、政治、经济等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阶段，一系列的经济、文明、生态问题催生了一大批后现代思想，在这种语境背景中，我们必须要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胡友峰：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进行归纳，生态美学对自然美理论的超越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曾繁仁：生态美学要求一种新的生态视角，它对自然美理论的超越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批判的视角。过去我们讲“自然的人化”，现在要回归到自然、环境和生态。其次是欣赏对象上，我们欣赏的自然应该是复杂多变的自然本身，而不是自然的人化形式；在欣赏态度上，不应该是琐碎浅薄的，而应该做到严肃深入。再次是人的存在问题。人是生态系统中的存在，不能从生态系统中脱离出来独立存在，更不能是人类中心存在。最后是审美欣赏与道德的关系。对自然的欣赏，应顾及生态伦理，而不能采取道德中立的立场。

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左)《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右)

　　四、从“生态”到“生生”

　　胡友峰：您在文章中提到，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美学，而中国传统的“生生美学”就是对黑格尔这一“美学之问”的回答。在您看来，“生生美学”如何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曾繁仁：我在201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中回答了这一问题。首先，“生生美学”回答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的问题。我们认为，“生生美学”是一种中国形态的价值之美与交融之美，区别于西方的实体之美与区分之美；其次，“生生美学”是一种中国形态的生命美学。所谓“生生”乃生命的创生，其审美乃是对生命伟大之处的“体贴”；再次，“生生美学”回答了中国古代美学有美学理性的问题，说明中国古代生生美学包含着丰富的道德理性精神。

曾繁仁《西方美学简论》(左)《西方美学范畴研究》(右)

　　胡友峰：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联系到学界讨论的较多的“以西释中”以及中国理论话语“失语症”的问题。

　　曾繁仁：是的。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时候，经常采取的是“以西释中”的方法，总是用西方的概念范畴来解释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文艺学和美学研究中，出现了中国话语“失语症”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警惕西方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在美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黑格尔和鲍桑葵。前面我们说到，这两位美学家认为我们古代的美学还没有上升到思辨理论的地步，还是“前美学”的水平，这显然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误读。西方学者不熟悉中西方在哲学文化背景上的不同，但对于我们本土的学者来说，就不能完全“以西释中”，至少要在中西哲学观点差异的基础上发掘中国古代美学的价值。当然，对于“失语症”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被过于夸大了。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确实还处于建设之中，但是现代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美学话语，我之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我个人把宗白华的思想概括为“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我个人认为，像宗白华先生的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现代美学话语的代表之一。

　　胡友峰：您认为“生生美学”对于当前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怎样的价值？

　　曾繁仁：我们的“生生美学”，试图以“生生”这一特殊审美范畴，与欧洲存在论美学之“存在”、与英美环境美学之“环境”相并立，成为国际生态环境美学之一维，构建具有中国特点的生态美学形态。欧陆存在论美学主要使用阐释学的方法与话语，而英美环境美学主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话语。我们将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智慧概括为“生生美学”。它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行为，既不同于英美环境美学的分析之科学性，也不同于欧陆存在论美学的阐释之结构性，从而与国际其他生态美学话语形成对话。我们的愿景是希望能使“生生”成为生态美学共同的理论范畴，得到国际学者共情的理解和适度的接受。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生生美学”完全能够作为生态美学之东方呈现而成为国际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友峰：2020年新春以来，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您认为这与生态危机有关吗？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所提倡的生态美学有何作用呢？

　　曾繁仁：在疫情发生后的这几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受到触动。一边是感慨于医护人员无私奉献的大爱，一边是反思人类狂妄无知打破自然的平衡所造成的严重的生态灾难，同时也悲痛患病离世的同胞们。联系实际，思考我们的生态美学，我想到最多的就是生态美学的要义乃“生生”之大爱。

　　此次新冠肺炎的泛滥，酿成人类大祸，至今没有终止，给我们以空前的震撼与深深的反思。一方面，我们感动于医护人员“维护生命、救死扶伤”的献身精神，他们的崇高精神，他们的无私大爱，可以说正是一种生生之美。这次疫情也让我们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们必须吸取这次疫情的教训，形成“敬畏自然，自觉维护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道德精神。我们过去说“人定胜天”，在这种时候，我们还有勇气喊出这样的口号吗？如果不能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怎么可能有人类更好的生存呢？再有就是生活作风的改变。过去我们提倡节俭，反对铺张。随着经济发展，商业社会要求个人无限制地消费，就有可能造成生态资源的大量浪费。但是，在这次疫情期间，大家都“宅”在家里，买东西都靠网购，我们应该能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要义就是“够了就行”。减少个人的消耗，不只是减轻地球的负担，也是对人类后代和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说，我们传统文化的“生生”精神，是活在当下的，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继承和发扬。

曾繁仁《生态美学——曾繁仁美学文选》

　　访后跋语

　　2020年4月2日，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学校还没有开学的消息。带着与生态和生命相关的困惑，我前往曾繁仁教授的家中，对他进行采访。这次采访，我主要围绕着曾老师的研究领域，从西方美学、审美教育、生态美学、生生美学几个方面展开，曾老师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

　　曾老师1959年留校任教，1981年开始从事西方美学的教学，1985年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西方美学简论》。多年来，曾老师一直从事着美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在西方美学方面，曾老师每年都开设西方美学课程，常年招收该方向的博士生，并指导他的博士进行该方向的研究。除了《西方美学简论》，他后来又出版了《西方美学论纲》《西方美学范畴研究》等著作，这些都是他总结课堂教学得出的成果。正是在对西方美学有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曾老师敏锐地注意到生态美学将是美学发展的新方向之一，并一直投身于这一前沿学术问题的研究中。当然，除了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曾老师在研究方向上的选择，也反映着他的现实关切。正如采访中所说，曾老师目睹了现实中惨烈的生态问题后，为践行人文学者的现实使命，而试图从美学理论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除了现实关切之外，曾老师的研究还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立场。作为一个研究西方理论的中国学者，我们该如何看待西方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误读，该如何避免“以西释中”，该如何在中西对话中发现和肯定自身传统的价值，该如何评价现代中国学者的成果？曾老师一直在持续地思考和探索，并努力去回答这些问题。随着研究的推进，“生生美学”是曾老师思考上述问题的最新成果。曾老师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总结为“生生美学”，预期它将与欧陆存在论美学和英美环境美学并立，成为建设生态美学的重要一维。除了美学理论，曾老师也很重视审美教育的研究。《美育十五讲》是曾老师自己较为看重的一本著作。学界普遍认为这部著作全面且新颖，它也是该领域最为畅销的著作之一。2017年，由曾老师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是我国第一部美育思想通史，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

　　我曾经开玩笑地对曾老师说：“您治学的劲头一点也不像个老人。”曾老师已年过八旬，却仍然笔耕不辍，而且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十分重视创新，要讲新观点。他仍然担任着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近年来也不断地开拓着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学术这条道路上，曾老师一直像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一样勤奋，祝曾老师的学术之路永远长青！

　　采访人：胡友峰 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8期（总第59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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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8期目录

　　“生生美学”：对黑格尔“美学之问”的回应

　　新时代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大家谈：美育如何为人民美好生活赋能

　　生态美学的建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