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呼吁和期待创构宏观文艺学

——专访文艺理论家陆贵山

韩宵宵

　　陆贵山简介   1935年生，辽宁辽阳人。1986年晋升为教授;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1993年被国务院学科组评定为文艺学博士生导师，1985-2000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现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第一首席专家、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顾问、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杂志顾问、中国电视理论研究会顾问、“全国拔尖人才”文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委等。

　　著述300多万字，主编700多万字，其中个人专著8部，合著和主编20多部。重要著作有《艺术真实论》《审美主客体》《宏观文艺学论纲》《人论与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潮》《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等，汇辑出版《陆贵山论集》(2卷本)和《陆贵山文集》(8卷本);在全国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其中被《新华文摘》《高校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50多篇。 承担全国社科基金和教委科研项目多项，多次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大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被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全国马列文论研究分别授予“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和“马列文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近年来陆贵山教授一直在热切地呼吁和期待创构宏观文艺学。这种宏观文艺学实质上是大文艺学、元文艺学，或可称为战略文艺学。他希望学界同仁能够树立一种大文艺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具体来说，为什么要建构宏观文艺学，应当如何建构宏观文艺学，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论建设又应如何推进，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本刊编辑部专访了陆贵山教授。

　　一

　　韩宵宵(以下简称“韩”)：近年来，您一直在倡导建构宏观文艺学，首先想请您谈一下建构宏观文艺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陆贵山(以下简称“陆”)：错综复杂和持续不断的学术论争，每每给我上课，都会引发我的沉思。学术论争中的各种文艺观念、批评模式、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创作方法、艺术精神都是各有道理的。诚然，这些不同的道理之间或许会有大道理和小道理、真道理和假道理、浅道理和深道理、软道理和硬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的差别，但都不失为一种道理。通俗地说，学术研究即是摆事实，讲道理。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种文艺观念之所以流传下来，总是包含着真理的因子。文艺论争各方所秉持的文艺观念都是有道理的。有的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实际上往往是这一层面和领域的道理和那一层面和领域的道理之间的博弈。有道理的文艺观念永远存在。有道理的文艺观念之间的战争尽管不会结束，但永远没有赢家。凡是有道理的文艺观念是不可能消失的。那么，各种文艺观念所蕴含的道理之间的道理是什么呢?我深切地感觉到，应当谋求创构一种宏观文艺学，研究各种文艺观念所蕴含的道理和道理之间的道理，建设一个有机的学理系统。学术工程本来是一个由各种学理有机组成的宏观的网络世界。宏观文艺学通过研究文艺观念所蕴含的各种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其置放在大文艺学框架中的合理的位置和坐标点上，以求得各种学理之间的合理结构、良性生态与和谐发展。

　　经济领域存在宏观调控问题。研究那些带有统领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经济问题，专门设有宏观经济学。我想，文艺领域同样存在着一个宏观调控问题。从大视野研究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以及这些重大的文艺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开创文论研究的新局面，建立文艺活动的新秩序，效仿宏观经济学的样子，创建文艺学的一个新学科——宏观文艺学是适时的、需要的和可行的。

　　从大的方面看，我们人类历史地形成了两种根本性的思维方式：一是微观的分析思维;一是宏观的综合思维。这两者是相对的、彼此关联着的。文艺也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微观世界，也包括宏观世界，这两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世界。文论世界好比一张图画，既有宏大的构图，又有精美的细部。只看到宏大的构图，看不到精美的细部的视觉效果是空泛的，只看到精美的细部，看不到宏大的构图，又可能会执迷于一点。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大问题是由一些局部的个别的小问题组成的，但这些个别性和局部性的小问题脱离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大问题是说不清楚的。明智的学者，应当手操两面镜子观察文论世界，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或同时并用，或交替使用。对文论的微观研究和对文论的宏观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考察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需要运用大文艺学的思维方式。为了研究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创构宏观文艺学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重要的。我有时想，建设文艺学和打仗一样。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打仗需要战略和战术。战术只是实现战略的手段，战略比战术更加重要，正确的高超的战略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文艺学的宏观文艺学也可以称为战略文艺学。

　　新时期以来，西学东渐，经过本土化的深刻过程，促发了很多新的文艺观念和方法。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和中国经验催生了各种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文化思想，为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创新，建构宏观文艺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源。可以预见，如果说20世纪是以微观研究和分析思维见长的时代，那么新世纪可能是以宏观研究和综合思维取胜的大综合、大创新的时代。只有大综合，才有大创新。西方学术思想史上，有三次文化思想的大创新。第一次大创新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对所属时代的文艺观念和文学现象进行了综合创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大文脉：一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一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第二次大创新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他们所进行的学术创新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巅峰，至今令人敬仰;第三次的综合创新是随后到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以非常客观、理性和冷静的态度，从黑格尔那里抛弃拿来辩证法，从费尔巴哈那里抛弃拿来唯物论，综合创新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唯物的，唯物论是辩证的。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对学术思想进行宏观综合创新研究提供了杰出的范例。

　　二

　　韩：作为宏观文艺学建设的倡导者，我们了解到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能否具体谈一下?

　　陆：我对创建宏观文艺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选择大文艺学研究，是我的学术道路发展过程中必然的逻辑结果。逐步树立文论研究的大视野，比较自觉地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探索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以及这些文艺理论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我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特色。我是一步步走向宏观文艺学研究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出版了《艺术真实论》，主要研究文艺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关系。80年代末，我出版了《审美主客体》，主要研究文艺与审美的关系。新世纪初，我出版了《人文与文学》，主要研究文艺和人的关系。之后，我出版了《宏观文艺学论纲》，尝试把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和人的关系、文艺和审美的关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文艺的三大观点：即文艺的历史观点、文艺的人学观点和文艺的美学观点;相应地提出了文艺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文艺的人文精神和文艺的美学精神;相应地提出了文艺的三大理念：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当代中国的文论界相继掀起了注重“内部规律”的形式语言符号研究热、文化研究热、生态研究热。这些社会文化文论思潮，启发我深切地感到《宏观文艺学论纲》中所论述的“文与史的关系”“文与人的关系”和“文与美的关系”的覆盖面显得狭小，应当进行更加宏观、辩证、综合的理论创新。我吸纳了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美学、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的文艺文化学、研究内部规律层面上的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成果，提出由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的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学的理论框架体系。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是：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生发出各式各样的自然主义或生态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学科形态是生态美学或生态文艺学;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总结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学科形态是文艺社会学;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提炼出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学科形态是文艺人学;研究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概括出各式各样的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学科形态是文艺美学;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可以凝结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学科形态是文艺文化学;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抽象出各式各样的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学科形态是文艺文本学。

　　文学研究开始进入多元对话和综合创新的时代。我意识到，凡是具有合理性的文艺观念或学理系统都拥有自身的疆域、人口和主权，都拥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同文艺观念和学理系统之间的差异可以形成一种张力结构和竞争机制，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有利于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合理性的这个学理和那个学理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以邻为伴和与邻为善的关系，应当是互补互激、并存共进的关系、应当是互相尊重和平等对话的关系。任何一种学理，如果脱离了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盲目性。相反，只有从与宏观文艺学的整体的学理系统和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得准确到位的阐释。任何一种学理都是有边界的，一旦超越自身的适用范围，随意侵占相邻学科甚至危及这个学科的生存权力和发展空间，肯定会酿成学界的论争。

　　应当承认，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文学的观念模式、学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同样应当是系统的，是多维度和多向度的。把握和驾驭文学的学理系统本质及其价值、功能和作用，必须采取多维度和多向度的研究方法。只有打开宏大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才能俯瞰和驾驭宏观文艺学所蕴含的各种学理系统。为此，我首倡从四个向度来探寻文学的系统本质：从横向和广度上，拓展文学的本质面;从纵向和深度上，开掘文学的本质层;从流向和矢度上，捕捉文学的本质踪;从环向和圆度上，把握文学的本质链。从上述四大研究向度上，把握六大文论学理的生态、发展和相互关系，即运用宏观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对具有系统本质的文艺进行广度研究、深度研究、动态研究和关系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对应物，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具有坚实的现实生活的根据。世界万物都是有广度的存在、有深度的存在，都处于运动状态，都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中，在关系中发展，在关系中创新。因此，可以相应地做出这样的科学概括，即真理是全面，真理是深刻，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关系。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只有从真理存在的四个向度上，才能从关系中，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动态地把握真理和真理的发展趋势。

　　三

　　韩：在您所做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中，无不体现出大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呢?应当如何牢固树立这一思维方式，进而推进宏观文艺学建设?

　　陆：创构宏观文艺学，需要宏观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只有树立这种大文艺学的思维方式，才能梳理和解析一些相关的文艺观念和学理系统，为创构宏观文艺学搜集和积累深刻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这种大思维方式的灵魂和核心是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熟练地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对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宏观、辩证、综合的创新研究。这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如下：

　　其一，文艺和自然的关系与文艺和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带有母元性质的大问题，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涌现出两种全然不同的理念，一是“人类中心论”，认为世界以人为中心，自然界应当屈从和服务于人;另一种理念主张世界以自然为中心，人只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人要敬畏和依附自然。从学理上说，这两种思想都是偏执的。“人类中心论”从人的需要出发，征服自然，甚至无节制地掠夺和损害自然，造成对自然生态和自然环境的摧残和污染;“自然中心论”以维护自然的名义，限制人向自然的索取和开发，使人不可能获取必要的物质资源和生活资料，影响和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妥当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不能只看两者相对立的一面，应当不断发现、培育和建构两者相协调的一面。从根本上说，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母亲养育了人类，人类要孝敬和回报母亲。两者的关系应当是哺育和反哺的关系。人类和自然作为“生命的共同体”，理应和谐相处。人类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精灵，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的保障和生命的绿色。自然的非人化和人类的非自然化，都是不合理的、行不通的。应当扬弃两者的片面性，综合两者的合理性，使两者有机融合，建立生态平衡，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自然的人类化和人类的自然化的美好前景。

　　其二，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与文艺和人的关系。研究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依据历史主义的观点;研究文艺和人的关系，导源于人本主义的观点。从学理上说，运用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研究文艺都是有道理的。“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两种文学观念都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鍵是，不能把这两种学理割裂和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历史学派，特别重视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压抑了对文学的人学研究，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弹，涌现出对文学的人学研究热潮。这种强势的对文学的人学研究取得了显赫的成果。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些主张“文学是人学”的研究者，强调文学的人文属性时，自觉不自觉地贬低和消解人的社会历史属性，甚至以对人的社会历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为口实，把这种研究斥为“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有人在反对“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同时，把对人的社会历史属性和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本身也反掉了。这是不慎重的。有对文学的正确的社会历史研究，也有错误的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对文学的人学研究和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不完全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因为，人和社会历史是无法绝然分开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人，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人总是一定时代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人文思想工作者，包括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都毫无例外地生活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结构之中。恩格斯指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1]人是具有共同性的，但又不是抽象的。对文学的人学研究，强调文学的人文属性，突现文学的人文精神，凸显文学对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作用;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注重表现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强调文学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凸显文学对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的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文学既要表现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在表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没有社会的进步，不可能有人的解放;没有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也不会有历史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革。历史老人带领人们和社会携手同步前进。我们应当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视为历史发展的同一个过程和同一件事情。用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压抑对文学的人学研究，或以对文学的人学研究消解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都是违反辩证法的。时下高扬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两个响亮口号的深刻蕴含，既是对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对文学应当表现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社会历史的全面进步的肯定和提倡，也是对文学的人文属性、对文学的人学研究、对文学应当表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肯定和提倡。

　　其三，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关系。两者的关系问题是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文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实质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非主体化或去客体化都是片面的。应当指明的是，不是我们只要客体性，不要主体性。不是的。我们的学术立场是主张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和单方面强调主体性或单方面强调客体性的矛盾。脱离主体性强调客体性或脱离客体性夸大主体性，都是违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点。从哲学上说，两者存在着三种关系，即客体对主体的决定作用、主体对客体的反作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应当综合考查文艺主客体之间的复杂表现。总的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可以偏重，又不能偏废;维护适当的平衡，又要允许合理的倾斜。有突出表现客体性的创作和作品，如叙事性的创作和作品、现实主义的创作和作品;也有着意表现主体性的创作和作品，如抒情性的创作和作品、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或泛表现主义的创作和作品。必须承认，即便是上述这些突现主体性的创作和作品，也同样植根和来源于现实生活，不同程度地包含现实主义精神的底蕴。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的客体性压抑了文艺的主体性，造成了文艺的主体性的强烈反弹，引发“最新美学原则”的崛起，涌现出一批先锋派的实验小说的问世。此类文学样式所负载的生活内容和表现形式有所创新，但由于游离生活和过于精英化，并没有真正“崛起”。这个文学事实说明，消解和抵制文学的客体性的创作和作品是行之不远的。同理，用文学的客体性贬损文学的主体性的创作和作品也会流于冷漠和苍白。可见，用文学的主体性“反”文学的客体性，或用文学的客体性“去”文学的主体性，都会使文学遭受到同样的损害。前者可能滑向“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后者可能陷入“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这里需要指明的是，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硬说成是“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并不是什么“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是对的，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能动反映论也一并批掉了。我们的文学事业同样要处理好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关系，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不解放思想，不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的文学事业不能创新、无法前进;但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客观规律，又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

　　文艺世界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都应当熟练地运用体现辩证法精神的对立统一规律加以解析。除上述所论外，还需要阐明下面一些文艺理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问题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意识形态和审美的关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文艺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关系;对文艺的科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关系;文艺的价值论和反映论的关系;文艺的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艺表现思想和感情的关系;语言文化和图像文化的关系;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关系，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关系，阐述功利和审美的博弈;文艺的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文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文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文艺的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文艺的主导和多元的关系，如此等等。

　　四

　　韩：具体到现实的学术领域，是不是存在违背或忽视大文艺学的思维方式的现象?我们应当如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和纠偏呢?

　　陆：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肯定会这样或那样地歪曲和遮蔽真理。一点论、片面性、走极端，违反“适度”的原则，无异于用过于肯定的方式来否定自己。列宁说，真理再向前走一步，有可能滑向荒谬。学术上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破坏文化的良性生态，是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的，并可能引发“学术内战”。学者们都应当努力发挥自己优化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学术专长，做学术园地的拓荒者和创业者。真理是朴素的，学者们也应当像真理那样朴素，谦虚谨慎，尊重他者，发展自己，切忌顾盼自雄、唯我独尊。中国有些成语和古诗对防止和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具有警醒意义，如“坐井观天”“一叶障目”“瞎子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理论工作者的“自恋情节”“夜郎自大”“目空一切”，无异于自我“捧杀”，或引起他人“棒杀”。

　　我们经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对象本来是辩证统一的存在物。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由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驱使，硬是要一个吃掉另一个，造成学术生态的恶性循环。一种有合理性的观点反对另一种有合理性的观点，形成强烈的反弹，势必给另一种有合理性的观点提供指责和攻击的口实，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所谓“否极泰来”，出现学术活动的回归现象和钟摆现象。这是一种频繁发生的带有规律性的学术现象。这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的实际表现是“折腾”。从文艺的主客体关系而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很“折腾”，忽而用主体性“反”客体性，忽而以客体性“去”主体性。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人权取代了神权，人道主义思想被推崇，主体性理念被弘扬，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至“语言学转向”后，语言消解和遮蔽了主体，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福柯、德里达、斯特劳斯等学者，又宣扬作为主体的人死了。他们竟然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作为主体的人只不过是人文学科“构造的一个幻象”，“人文科学不是构成人，而是消解人”，人的主体性最终会“像沙滩上的脸一样被抹去”。新历史主义崛起后，又重新强调客体性，主张通过文本返归历史。最近又出现了一种宣扬客体性的物质主义批评。当代中国也“折腾”，自己“折腾”，从坚守客体性，到狂热追求主体性，现在又开始强调客体性。同时也跟着西方似乎“晚半拍”地亦步亦趋地“折腾”，当客体性主导中国文坛时，西方掀起表现主体性的热潮;当中国追求文艺的主体性时，西方又通过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返归文艺的客体性了。这种学术思想的轮回现象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文艺的主客体的辩证关系是不能相互取代的，也是不能彼此消解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吃一个”的关系，而应当是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关系。有的人总是觉得讲文艺的客体性不好，容易故步自封，流于保守。殊不知不讲条件，违背客观规律，一味地夸大主体性，并非是好事。中国现当代的革命史、建设史和思想史上，曾屡屡由于不恰当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人民和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如革命战争时期置中国的客观历史条件于不顾，不断发动激进主义、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城市暴动，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上个世纪50年代歌颂“大跃进”的诗，神化主体性，把人的创造性吹上了天。“大跃进”导致60年代初的灾荒和饥馑，据说还有那么多的平民百姓死于非命。恩格斯告诫我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2]难道我们因违反辩证法而受到的惩罚还少吗?历史留给后世的惨痛教训，应当使我们牢牢记住辩证法，变得更加睿智和聪明起来。

　　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看，“折腾”得更是厉害。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大体上是正常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畸变。自“为文艺正名”“重写文学史”“主体性论争”到“审美意识形态论”都这样那样地消解和限制政治。有的学者秉持纯审美的理念，发表了一些极端化的观点，主张文艺和政治离婚，居然否认和蔑视政治题材和军事题材的作品的文学性质，贬抑鲁迅，妄论茅盾的《子夜》不是小说，而是政治文件。殊不知有坏的政治，也有好的政治。极左思潮影响下，首先是把政治的位置“摆错了”，更为严重的是把政治的性质“搞变了”。不加分析地反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连同文艺和“好政治”的关系也一并反掉了，使去“政治化”“非主流化”越演越烈。当代中国文论和西马文论相比，真是惭愧。西马文论的一些领军人物处心积虑地通过文学介入和干预政治，中国当代的一些文论家则千方百计地回避和消解政治。难道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把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整肃和调教得非常懦怯和恐惧，相当一部分人心悸未泯，失去了血性和勇气，使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变革精神有所退化。新历史条件下，能否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关涉到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理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令人困惑的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却漠然置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也缺乏坚定的信仰和足够的热情。实际上，作为文艺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其间，消解和抵制理论和理论研究的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3]只有科学的新理性，才能克服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发酵和蔓延。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存在着混乱，创新中也表现出浮躁。这种境况下，为了建立文艺的新秩序，又不得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号召唱响主旋律、倡导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方向和党性原则。正所谓“物极必反”。一种学术话语，讲过头了，又不得不退回来重新言说。“正”说过了，便成了“枉”，纠“枉”才能归“正”。但“矫枉”不必“过正”。

　　我主张当代中国的文论结构应当是有主旋的多声部合奏，即“一体、主导、多元”的有机统一。这实质上是一个学术思想的“共同体”。不能把主导思想降为普通的一元，也不能把普通的一元上升为指导思想。无多元的主导或无主导的多元，都是不可取的。我至今仍然记得俄国体验派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说过的至理名言：一台戏要有主角，同时每个演员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又都是主角。各种学术观点，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是主角，都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

　　长期以来，本人摸索出一种符合辩证精神的阐释模式。这种阐释模式是尊重对立统一规律，确立具有辩证关系的对象和对象之间的既平衡又倾斜的存在形态。如以文艺的主体性和文艺的客体性的关系而论，我主张两者的有机统一，产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向主体倾斜，产生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泛表现主义;向客体倾斜，产生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把主体性推向极端，可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把客体推向极端，可能滑入“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我们应当鼓励两者的融合状态，支持两者的倾斜状态，尽可能地防止和克服两者的极端状态。但也要尊重和珍惜那些有价值的“深刻却片面的真理”，只有把这些“深刻却片面的真理”整合到大文艺学的学理框架的系统中，才能创立文艺理论的丰富合理、和谐有序的生态结构。为了适应创构宏观文艺学的需要，学者们应当积极地吸纳人类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为此，必须自觉地树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

　　五

　　韩：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您认为它是否符合宏观文艺学的理论构想?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建设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文论?

　　陆：我对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文论有一个框架式的设想。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实质上是一种宏观文艺学，即大文艺学。这种大文艺学拥有大视野、大框架、大结构和大学理，因而，它的覆盖面广，适用性强，说明的问题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思想史上的一切学说和学派。这种哲学使学者得以站在思想的巅峰上俯瞰文艺的整体面貌。唯物辩证法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成就，克服了唯物而不辩证或辩证而不唯物的片面性，综合创新为一个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结构理论把文艺视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强调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

　　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拥有强大的理论优势：关于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论，阐明了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突现了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问题置放于历史结构的范围内加以解析，把人理解为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主张“以人为本”，把文学理解为“人民的文学”，人民是文艺的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文艺源于人民、需要人民，为了人民，从而凸显了文艺的人本主义的学理系统;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文艺的审美属性，认为文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产物，强调艺术美高于生活美，追求真善美的有机统一，从而体现出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实质上是认为文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统一。从社会历史、人学和审美有机融合的高度观察文学艺术，使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拥有大视野、大框架、大结构和大学理。此外，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和自然的关系，即生态主义学理系统、文艺和文化的关系，即文化主义学理系统、文艺和文本的关系，即文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也有许多深刻精彩的论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从上文所述的四个向度，对六大文论学理系统，即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自然主义或生态主义文论学理系、文化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进行宏观的、既唯物又辩证的综合创新研究，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文艺学是可能的和可行的。

　　为了创构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选择和积累丰富的、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提高解析重大文艺理论问题的自信意识和自觉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建设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文论是通过和相关文论的对话来实现的。

　　通过中西对话，体现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的世界性。我主张对丰富的西方文论采取开放、选择、鉴别和分析的态度，既反对以西方的现当代文论马首是瞻、崇洋媚外的洋教条主义，也要承接和吸纳其中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特别是应当把那些所谓“深刻片面的真理”加以改造和重塑，填补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那些空疏和相对薄弱的部分。应当指明的是，西方时兴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从整体和全局上说，并非完全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所谓“南方为橘，北方为枳”。然而，真理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合理的、有益的文化思想都是全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我为主，取而化之，外为中用，对增强中国当代新文论的世界性是必要的。

　　通过古今对话，体现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处理好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我认为传统不仅仅指古代，还应当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革命文论传统，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经验。既要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优势，也要认清中国古代文论的局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两种倾向。我们要努力对中国古代文论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加以辩证综合的创新研究，完整表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性成果，以凸显民族性。不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展示他们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所做的杰出贡献，同样要更加关注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成果，梳理、汇总和提升文艺评论家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的开掘和拓展，对扩大学术阵容，提高学术质量，突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中国当下的文艺实践和中国经验，体现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和时代感。我们应当坚守“实践第一位”的观点。新的具有当代性和时代感的文艺理论是从新的文艺实践和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新的文艺观念是从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和文艺思潮中显露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当从新的文艺创作、批评模式和思潮形态中捕捉和发现新的文艺观念，进行理论概括，催生新的学理和学理系统，创造富有当代性和时代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文论。为此，必须改变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实践相隔膜、相脱离的状态，加强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的真诚合作，为建设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文论而共同努力。创构大文艺学，是学术界的大工程，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我特别希望有出息、有信仰、有追求、有能力的青年学者树立雄心大志，攀登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的高峰，实现创构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历史性的伟大创举。杜甫的《望岳》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愿与同仁共勉。

　　访后跋语: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三年，没有听过陆先生的课，实在是一种遗憾。幸运的是，因为工作关系，得以专访先生，雀跃之情自不必说。

　　跟先生预约采访时间时，我提议说9点方便吗?先生回复：“10点为好。躲过高峰期。”采访当天，我与同事来到先生家中，只见客厅精致的圆茶几上已摆好茶具和洗净的樱桃、红枣，果品还透着鲜亮的水珠。采访过程中，先生不断嘱我们多喝水，北京的天气太干燥了。这份来自文艺理论大家的关照，着实让人感动。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跟着先生的思路由点及面、由东到西，慢慢走进他所构建的宏观文艺学的大厦。在这里，没有非此即彼的执拗，也没有唯我独尊的傲慢，不同的理论以其各自的合理性互补互激、并存共进：文艺的人文属性和社会历史属性并行不悖，文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相伴相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因其具有大视野、大框架、大结构和大学理而成为宏观文艺学的理想形态。

　　临别，先生拿出几块制作考究的手帕说，这是去日本时带回来要分给学生的，赶紧挑一块自己喜欢的，你们今天来访就是我的学生啦。能做先生的学生，何其荣幸。这蓝色的小手帕，我将一直珍藏，让这份温暖伴我前行。

       *韩宵宵：《中国文艺评论》编辑

       *责任编辑：史静怡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7期 总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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