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美学研究，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美学的发展趋势，研究和阐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面向当下中国人的审美和艺术实践，使美学为当代社会服务。20世纪的西方美学，经历了从心理学转向，到语言学转向，再到文化研究对美学的冲击的过程。20世纪的中国美学，经历了世纪之初引入“美学”这个概念，世纪前半叶以“美学在中国”为主，致力于外国美学介绍和综合，同时也结合中国人的审美和艺术实践进行阐释和发展，形成了重视审美无功利的静观派、通过艺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生派，以及推动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三条线索。1949年以后，中国美学经历了1956年至1964年的“美学大讨论”、1978年至1985年的“美学热”，以及世纪之交的“美学的复兴”。与文学和文化相呼应，我们可以将这三段分别称为“新开端”、“新时期”和“新世纪”。

　　从20世纪末开始，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美学研究的理论语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艺术载体的更新、艺术的新流派新风格兴起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变化，都影响和冲击着美学研究。旧有的书斋式仅仅依赖哲学思辨从事美学研究，被宣布为过时了。旧有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旧的做美学的方法，也不断有人呼吁更新。2013年，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19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要建立“超越美学的美学”。他认为，西方传统的美学已经过时，今天的美学家要走出这种传统的美学体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美学。这种新美学，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美学”的更新，而是在世界美学的新格局下，各民族共同参与的，包含了各种文化因素的美学。在世界美学新的发展中，中国学者要加入进去，并贡献自己的智慧。本文试图从以下八个方面，说明新时代的新美学所实现的跨越式发展。

　　第一，“美的本质”理论在哲学基础上得到了更新。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在“美学大讨论”中形成了“四大派”，分别是“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世界的自然属性”“美是客观世界的社会属性”“美是主客观统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年的“美学热”时期，这些理论的持有者仍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在原来论文观点的基础上延展成书，并在细节上作了许多修正和丰富。这四大派在基本哲学观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于主客二分的二元论的立场。在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当时的一个流行的认识，是人要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而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对自然的认识、征服、改造,将精神性贯注到物质之中的过程。在谈到人对美学的欣赏时，仍将它与认识论联系起来，而依照当时所理解的认识论，认识被理解成是对对象的反映，审美被理解成是对审美对象的反映。至于美的“主客观统一”的观点，仍是“在物为刺激，在心为反应”式的主观与客观的合一。

　　怎样从理论上克服这种主客二元论，在美学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立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哲学家们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被理解成“实践”观的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观点，成为美学家们试图在美的本质问题上作新的突破的思想武器。从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开始深入反思美学中的二元论倾向。此后，从生命、身体、生活的线索来研究美的各种流派被建立起来。近年来，还有一些从中国传统哲学出发研究美的“意象”“生生”“人生”的新的思考。这些研究者各自作了深入的思考，并形成了系列的著作。这些工作，对于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汲取资源，适应当代现实和当下艺术的需要，进行美学体系的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尽管如此，围绕着“美的本质”这一话题，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首先，将自然看成是人的对象，包括认识或改造的对象，还是看成是人的环境，人生活在其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观。自然首先是人的环境，然而，人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才将它对象化，以实现对自然的认知。当马克思将“自然”看成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之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打破人与自然界限的努力。其次，对美学家所常说的“人生”，是从“生命”“身体”“生存”“生活”这些概念的现状循环的意义上去理解，还是从“实践”，即“动作”“活动”“行动”“生产”“创造”这些更强调作出某事某物的意义上去理解。这里面有“主动性”程度的差异，需要作进一步的辨析。再次，在美学界，各家各派都共有一种从“人的本质”出发研究“美的本质”的做法。这已经被视为天经地义，谁也不能违反。但这种理论中所包含的割断从动物到人进化的连续性，幻想曾经有一天，由于打制了第一把石斧，就一下子成了人，并开始有了美的想法，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这种观点的逻辑是，从人与动物的差异处寻找“人的本质”，例如认为人劳动，动物不劳动，而劳动才能创造美。继而将这种“人的本质”直接等同于“美的本质”。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存在着缺失。不管人的美要比动物的美高多少，“美的本质”不能从人与动物的差异点上去生发和推导。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否定进化论，将达尔文所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一种思辨的方式重新拾起。

　　因此，围绕“美的本质”问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种研究，对于在美学研究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引领美学研究的各个分支的进一步发展，可起核心推动力的作用。

　　第二，“科学美学”的新发展。现代中国美学的早期，就有着科学传统。世纪初的“美学”概念引入，五四时期请来“赛先生”，都为初建时期的中国现代美学灌注了科学精神。在这里，“科学”一词可取广义，即讲科学，破迷信，也隐含着狭义的理解，即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运用数学的方法，达到可度量的准确结论。

　　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出版《文艺心理学》一书，致力于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来研究美学问题。这部著作使用了当时在国外流行的“心理距离”“移情”“内摹仿”等学说，结合中国审美和艺术的实例进行分析，给美学研究带来了重视心理学的传统。

　　到了1949年以后，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尽管其本身仍只是围绕着哲学认识论展开的，但引发了对“艺术思维规律”的关注，也激发了更多研究者向心理学寻找方法。这种研究趋势在1978年以后的“美学热”中就更加明显。一些借用普通心理学研究成果对审美心理进行研究的著述，一些对国外审美心理研究成果的译述，以及一些对人的审美心理模型作出设想的论述，都相继问世。

　　近年来，一些借鉴神经生理学、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对人的审美心理进行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能见度。现代科学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生理学和心理学，如果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融合，会具有强大的力量，形成此前不可想象的研究能力。

　　然而，科学与美学如何结合，对于研究者来说，仍是一个挑战。美学研究会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推动下发展，但不能变成生理学和心理学。美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要比人的生理和心理大得多。既包括超越单个的人研究的，关于人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因素，还包括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艺术及其形态、门类、风格、流派，等等。

　　审美活动不仅是单个人面对审美对象所产生的活动，在这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美学”要作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将之置放在一个更合适的学术和学科的框架之中。

　　第三，对审美对象性质分析所使用的范畴，对艺术特征描述时所使用的术语，对艺术批评中所使用的关键词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汇聚了不同的思想来源，其中有传统美学的范畴研究的现代延伸，有艺术学中的概念辨析，有分析美学所使用的批评术语分析方法，也有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研究法，等等。例如，“崇高”和“优美”、“幽默”和“滑稽”，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分析美学通过对“艺术”概念分析，致力于对先锋艺术现象的解读，在艺术家那里受到普遍的欢迎。文化研究者又以关键词研究为抓手，把握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产生巨大影响。

　　这种对词语和范畴的研究，是当代学术受到语言学转向洗礼后出现的新面貌。在美学和艺术学的术语中，凝聚着重要的理论和艺术感受的成果，是美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词语研究出发，是一种跨越学术体系、流派的研究，可以克服各体系和流派自身的封闭性，从而可从一些具体的观念出发，进行理论上的比较。

　　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思想中的术语和关键词特别丰富，是一座理论的富矿，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但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中的这些术语和关键词，有一种特点，这就是绵延久远，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例如赋、比、兴、物、气、体、骨、韵、感、悟，等等，从上古到晚清，被人们反复使用，在使用中不断被赋予新意义。概念成了概念史，又成了理论发展的一个侧面。

　　通过这种术语和关键词所构成的概念研究，可以进行中西比较，发现其异同，说明中西思维方式的同与异，通过比较，促进理论的建构。中国古代美学中的术语和关键词，具有直接来源于对审美和文艺的感受性特点，与西方美学范畴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特性有明显区别。这种比较，有利于理论的深化。

　　第四，从传统汲取资源，将美学理论建构在美学史研究之上。近年来，有多种多卷本的美学史著作问世，其中既有中国美学史也有西方美学史，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这些美学史的整理、叙述和研究，对中国美学研究起到了为学术和学科研究奠基的作用，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也展示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实力。但是，史与论的关系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历史不能简单地构成现实理论的依据。理论的形成，固然要对既有资料和方法继承，也要面向现实，对现实审美和艺术实践的经验进行整理、提炼和提高。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之中，到处存在着“半美学”，它包括人的日常生活审美趣味，也包括诗人、画家、音乐家，以及电影电视导演的美学追求。这些都是美学研究的基础。从“半美学”到“美学”，这是一个接受现实推动的过程。因此，美学发展源泉中有“源”，这是生活和艺术实践中的“半美学”，也有“流”，这是中国和外国的美学史上的美学。

　　其次，“史”与“论”总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在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有美学理论，才开始建构美学的历史。最早的美学史著作，就是在美学这个学科建立起来以后，才出现的追溯学科史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倒着写”的历史。美学理论中有什么内容，人们就会从既往的历史中寻找对应物。然而，美学史并不仅仅是“倒着写”，也在“正着写”。学科历史的研究，会推动该学科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了解中外美学史，为发展美学理论研究服务的原因。

　　再次，历史不能只是两部，即一部中国史和一部西方史。同样，美学史也如此，不能只有两种，即一种中国美学史和一种西方美学史。这种模式的形成，是教学的需要，有实用性，也能成为写作的惯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美学家们，都在写两种史，一种是本国的美学史，一种是西方美学史。日本和印度是如此，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努力向这方面努力，在西方美学的冲击下，写出自己的美学史。如果跳出这种“冲击—反应”模式，看到从古到今世界艺术和审美的观念和趣味在世界各地交流互动的事实，从而更新视野，将中国和西方都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

　　总之，对于古代和外国，不能泥古不化和泥洋不化，还是要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场。从古代和外国的美学中汲取营养，为当下美学研究服务。

　　第五，将艺术研究放在核心位置。在当下，国内学界有着一股美学与艺术学分离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与艺术升科有关。在学科分类上将艺术的地位提升，使艺术研究具有更大的学科空间，对于促进艺术研究的发展繁荣，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中国的美学研究从来就不是按照学科分类，仅仅在哲学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由哲学系的少量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以来，大学的文学系和外语系，许多研究人员都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同样，在艺术研究中，有许多的论题，需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关于艺术的本质、定义、起源、各门艺术的共同特性和各门艺术各自的特性，以及艺术的时代性，“艺术终结”的话题所带来的挑战，艺术与生活的区分和连续性，艺术的边界与这种边界在当代被打破和如何重建，等等。艺术中有很多哲学性话题值得研究。研究者需要从属于一个学科，但艺术发展中所具有的问题却是客观存在，不是由学科所创造出来的。艺术问题本身，要大于为研究这些问题而设立的学科。

　　现在有一些艺术系科的人喊出“要艺术学，不要美学”的口号，认为美学研究占据了艺术研究的空间，这是狭隘思维的结果。美学在研究艺术问题，艺术学中有美学，这一道理长期存在，并不因艺术的升科而改变。

　　第六，新技术对美学研究所带来的挑战。在古代社会，艺术与技术有着天然的联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如此。然而，正是在艺术对工艺的超越过程之中，才产生了现代艺术体系，并形成现代艺术概念。

　　当代新技术的发展，迫使艺术概念发生新一轮的变化。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字曾经改变文学的口传性质，印刷术使史诗变成小说，报纸带来文学副刊和小说连载，出版业的繁荣带来通俗文艺大量出现，文学上网与网上文学的独立又反过来使纸质文学面临危机。新技术也造成绘画和雕塑制作方法的变化，一方面在摄影、投影、喷绘等技术的辅助下，使仿作和仿真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降低了艺术再现的价值，迫使艺术走向抽象和概念化。在像歌舞戏剧等各种表演艺术中，古老的“光”的美学由于新光源的出现，以过去无可比拟的各种手段使用光，形成了巨大的艺术表现力。在影视技术中，过去几十年，我们亲眼见证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发展。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技术，声音、色彩、清晰度水平的提高，带来表演风格的变化，带来艺术表现的新的可能性，也带来传播的广度和便捷程度的发展。

　　除了艺术的这种变化外，技术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所使用的日常工业制成产品，大到汽车和装修好的住房，小到电脑、手机、家用电器，构成了新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产品求新求美，是一种自然的要求，决定着我们的消费选择，也决定着产品生产的追求。然而，当代社会由于这种求新求美，出现了一股新的推动力，这就是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反向的推力：不是生产促进消费，而是消费在推动生产。更为具体地说，不是生产产品满足人的消费，而是消费本身生产出来。例如，品牌本来只是质量的保证，使购买者看到熟悉的、曾使用过的品牌感到放心，用得习惯，但消费主义却使品牌变成时尚，不是以其功能使用者满足需要，而是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时尚的挎包是如此，时尚的汽车也是如此。生产合适耐用的挎包可满足需要，生产名牌挎包就有了超出实用的意义，价格就会相应地成倍上扬。这种消费主义的追求，就造成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形成一种对无所不在的美的追求。这对艺术构成一种挤压，学艺术不如去学设计，学好设计，使工艺艺术化了，却造成艺术本身丧失存在的空间。

　　艺术要在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双重的压迫中生存，起到对生活的匡正和改造的作用。改造艺术，也改造生活，克服资本所造成的消费主义的影响。美学在这种技术所带来的挑战中，不能站在技术的对立面，以反技术的立场和怀旧的态度来确立审美的理想。相反，跟进技术的发展，不被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甩在后面，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思考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新的时代，什么才是这个时代的美。美学要针对科技带来的社会的新发展形成自己的理论建树，而不是跟随这个时代的变化作出被动的描述。

　　第七，生活中的美学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由于消费主义而使它具有了贬义。在社会生活中，人对于发展，总是有着两种态度，一是赞成，一是反对。有一种反对发展的呼声，从生态环境、生活质量、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提出问题，主张不发展的权利。然而，发展和进步总是不可阻挡的。人类只能在发展的同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而不可能将发展的脚步停下来。

　　这种认识也决定着我们应该形成相应的美学观。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有一个新与旧、保护与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美学研究者应该持介入的立场。

　　乡村的美起源很早。在早期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到处渗透着对美的感受，与当时人的信仰形式和休闲方式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评价中，大都涉及的是乡村美。“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没有什么奇景奇人奇事，但写出了一种乡村风景的美和乡村生活的美。近代以来，特别是过去的40年，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以来经济模式的变化造成自然经济的破产，形成乡村的破败。当下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造成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如何建设乡村，留住乡愁，又使农村和农业现代化，这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任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我们都喜欢去看一些优美的传统乡间小镇。但是，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许多乡间小镇都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原本极美的小镇村落，早已面目全非，有的是由于乡村在经济上的破产而被破坏，有的是在建设过程中缺乏美的意识而破坏。在当前的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美学要起重要作用。在建设过程中让美学介入，强化美的意识，对于形成什么样的乡村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城市美学的研究也应该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华民族原本是一个农耕民族，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最近几十年迅速城市化，正在使民族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的增长，满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许多人“进城”的需求。然而，城市的迅速发展，难免造成按照一个模式建设，形成“千城一面”现象。对于一些刚刚进城的人，有吃有住即可，但城市的建设不能满足于此。要让住在城市里的人有家园感，喜欢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居住地感到满意甚至自豪，这是一个大课题。城市之美，也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城市的活力，是由城市的经济实力、便捷的各种服务、开放的程度等等组成的。在其中，城市的文化积淀，对城市故事的发掘，对城市从街道、社区到景观天际线的设计，对各种资源的利用，都很重要。让城市有机生长，既有当下的美、协调、适用，又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综合因素。所有这些，都对美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第八也是最后一条是美育。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孔夫子讲“诗教”，讲诗的“兴观群怨”作用，都与美育联系在一起。在欧洲，柏拉图驱逐诗以及亚里士多德捍卫诗的真理性和作用，都是从文学的社会作用处着眼。贺拉斯提出诗要“寓教于乐”，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美育命题。通过审美和艺术的活动，实现知识、修养和人格的提高，就达到了美育的目的。

　　在欧洲，谈到美育，很自然就会想到席勒，他认为人具有两种冲动，一是“感性冲动”，一是“形式冲动”。前者是感性的，受直接的欲求所支配；后者是理性的，受强制性的规则规范所驱使。包括自然和艺术在内的美的对象，是“活的形象”，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可以成为“游戏冲动”的对象。游戏是人成为人的标志。人由于游戏才成为人，人成为人才游戏。游戏是一种理性（规则）与感性（欲求）的结合。受功利和目的的支配去活动，这种活动又时时守着规则。这有一点像孔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但他讲到要到古稀之年的70岁才能达到，对席勒来说，那实在太晚了。本能的人化和规则的内化，要从童年的游戏中就开始通过学习而实现。杜威也重视美育，反对教育中的死记硬背，主张在生活劳作之中进行教育。

　　在中国，蔡元培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深入人心。蔡元培主张“美育”，认为这可以取代“宗教”，这一方面有五四时期讲“科学”，破宗教迷信的意义，也具有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在重视理工教育时，用美和艺术进行补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实际上，无论是席勒还是蔡元培，倡导的通过“美育”来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主张，都具有理想和空想的色彩。美育要落到实处，通过教育实现人的改造，这并不完全是空想。这是一种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工作，只说不做，就是空想，说了去做，面向做去说，这方面的空间非常巨大。

　　美育既与学校教育中通过审美和艺术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全面健康发展联系在一起，也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联系在一起。实现社会理想，建立理想社会，需要有美育的维度。富国强兵固然重要，人的心智开发和审美教育也很重要；财富积累重要，品味建设更重要。

　　在新时代建设美学，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美学的基础理论，继承传统，面向时代，建设好美学的各个分支。这是超越了旧美学以后的新美学，建设这种新美学，不能沿用过去的那种闭门造车，凭空构造大体系的做法，那只会做学术上的无用功。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场，充分吸收中国古代美学中有益的资源，吸收西方古代美学中有价值的营养，坚持通过开放与当代包括西方美学在内的各国美学进行同步对话，从而实现自主创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让多元的世界美学中增添我们这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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