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高峰（或艺术高峰）作为一个热门话题，正受到各界持续关注，出现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不过，其中也有一个让人思虑再三却又难以确定的问题：当代中国真的能产生文艺高峰吗？如果不能，自然无须多言；如果能，那会是一些什么样的文艺高峰呢？这合起来就是问：当代中国可能有什么样的文艺高峰？对这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当代文艺高峰的构成取向和筑就可能性等重要问题。假如无法达成合理的理解，有可能影响或贻误文艺高峰的建设。不过，这个问题又毕竟带有见仁见智的性质，应当允许开展自主争鸣，便于有关方面集思广益，汇聚共识。如此，这里拟就当代中国可能有的文艺高峰形态，谈点个人的看法和粗浅询问，以就教于方家，聊作一次如履薄冰般的探询吧！至于这种探询中的文艺高峰是否终究能够成为实实在在的文艺现实，却是无法提前准确预测的难事。而在开始这次探询前，有必要先简要梳理已有的文艺高峰形态，便于后面进行对照分析。

敦煌莫高窟（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网站）

　　一、世界文艺史上的文艺高峰形态

　　回望数千年中外文艺史的来路，但见文艺高峰国别众多、体裁多样、样态万千，不同高峰之间竞相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因而很难对其具体究竟予以精确的区分和阐明。而这个问题假如始终得不到合理认识，必然会影响人们对文艺高峰的感知以及当代文艺高峰的认识和筹划。考虑至此，这里不揣冒昧地对文艺高峰的形态作一次初步试探。简要地看，从世界文艺史上文艺高峰生成中作者身份与作品构成之间关系看，可以看到如下几种彼此不尽相同但又不可替代的文艺高峰形态。（笔者曾在《艺术高峰的含义和层面》（《美术》2019年第2期）中论及艺术高峰的四个层面（艺术家、艺术流派、艺术时代、艺术体裁），这里以此为基础而进一步细分为八种形态。）

　　首先一种文艺高峰形态为群体自发式高峰。这类文艺高峰多生成于人类的原始时代，带有人类文明发展早期的质朴而纯真的时代印记。确实，远古神话、史诗等由原始民族集体自发创作的口传作品，大多没有确切的作者，带有集体自娱和民间口头媒介传承的特点。经孔子整理过的《诗经》，还保留着浓烈的原始群体口传文艺的歌乐舞交融的遗韵。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希腊神话作为“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艺术样式或“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其所反映的“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的“社会发展形式”虽然早已消逝，但毕竟属于“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至今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考察这种原始时代文艺高峰，难免需要考虑维柯《新科学》中提出的“想象的类概念”“诗性思维”和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问题，以及艺术的原始起源、民间艺术特性与规律等方面的问题。

　　其次文艺高峰形态或许属于个体自创式高峰。它们一般是由真实的创作者个体创作的（当然也会有师承或参照），并已打上确切的创作者个性化标记，由文字、色彩、线条、图案等人工符号系统构成，例如屈原的诗、汤显祖的《牡丹亭》、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这些文艺高峰不仅名峰有主，而且各具独特个性和个性化想象力，体现出文艺杰作所内蕴的越来越强烈的个性化特质。正如赫拉普钦科所说:“作家不是一具计算机，不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各种各样操作——甚至复杂的动作——的一架机器人。他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个性，他就是以这样一种确定的身份参加到文学过程中来的。”而“艺术的发展，特别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是跟创作个性的鲜明表现分不开的。”（［俄］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第2版，满涛、岳麟、杨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这类文艺高峰从古到今绵延不绝，实际上已成为群体自发式高峰之外的所有其他文艺高峰形态都可能具备的个性化想象力的基础。

　　再次一种文艺高峰当为悲剧体裁式高峰。这是就悲剧、喜剧、正剧、悲剧混杂剧等文艺体裁之比较而言的，其中悲剧体裁被叔本华、别林斯基等先后视为所有文艺体裁中的高峰体裁。“无论是从效果巨大的方面看，或是从写作困难这方面看，悲剧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人们也因此公认是这样。”为什么会是悲剧体裁被赋予文艺“最高峰”的荣耀？叔本华的理由是：“文艺上这种最高成就以表出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0页。）也就是说，“写出一种巨大不幸是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2页。）他是从自己的“生命意志”以及“弃生”的哲学主张角度去论证悲剧的高峰地位的，强调悲剧可以促使观众从人生欲望的可怕恶果中获得抛弃生命的启迪。别林斯基也持类似看法：“戏剧诗歌是诗歌发展的最高阶段，而悲剧则是戏剧诗歌的最高阶段和皇冠。”（［俄］ 别林斯基：《诗的分类和分科》，载《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不过，他的理由与叔本华的有所不同：“没有任何一种诗歌体裁像悲剧这样强有力地控制着我们的灵魂，用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带给我们这样一种无比崇高的享受。而在这根柢里，是包含着伟大的真理，最高的合理性的。我们深深地怜恤在战斗中牺牲，或者在胜利中灭亡的英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如果没有这牺牲，或者这灭亡，他就不能成为英雄，就不会通过他的个性，把永恒的、实体的力量，世界性的、并非转瞬即逝的生活法则实现出来。”（［俄］别林斯基：《诗的分类和分科》，载《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与叔本华从牺牲的悲剧英雄中得出抛弃生命的启示不同，别林斯基从悲剧中感受到“伟大的真理”所蕴含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和“无比崇高的享受”，而其中的关键还是个性化想象力及其精妙传达。

　　还有一种文艺高峰，即第四种文艺高峰形态，可称为主题委托式高峰。这类高峰来自特定个人或机构的定向主题委托订制，即特定个人或机构将其特定主题传达需求委托文艺家个体或文艺家群体去创作，例如敦煌石窟艺术、米开朗琪罗壁画《最后的审判》等。这种由他人或机构委托订制途径生成的文艺高峰的特殊处在于，虽然是命题在先、由个体创作或群体合作而成，却也终究可以出现世界文艺史上独一无二的和不可复制的神奇杰作。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所委托订制的主题与文艺家个体的个性化想象力之间有时难免起初存在一种矛盾或紧张关系，后来逐渐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商、和解或调和途径，最终实现了个性化呈现。像米开朗琪罗的主题委托式创作作品，总是能够让人感受到这样一种从矛盾到和解再到个性化想象力的传达这一过程。特别是在哪怕是他人委托创作的艺术品中，他都能够设法灌注进自己鲜明而强烈的独特个性。“在佛罗伦萨的国家博物馆，有一尊大理石像，米开朗琪罗称之为‘战胜者’。这是一个裸体年轻人，身躯健美，头发馨曲，额角很低。他笔直站着，将膝盖顶住满脸胡须的俘虏的背上；俘虏弯腰曲背，像牛一样向前伸着头。可是战胜者并不看他。正当战胜者要往下打时，他住了手，把忧愁的嘴和犹豫不决的眼睛扭过去。他的手臂向肩部缩回去。他的身子往后仰；他不想再获得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战胜了。他也被战胜。”对雕像《战胜者》的这种独特处理方式，在罗曼·罗兰看来，恰恰寄寓了米开朗琪罗一生的独特艺术个性：“这个英雄犹豫的形象，这个折断了翅膀的胜利之神……其实这是米开朗琪罗本人，他一生的象征。”（［法］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序言》，载《死和变——罗曼·罗兰读书随笔》，郑克鲁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可以说，就世界文艺史上已知的诸多实例来看，主题委托式创作诚然会产生诸多平庸之作或垃圾作品（毋庸讳言），但毕竟也同时有可能产生出高峰之作，其关键之一就在于，是否能够成功地通过委托主题与个性化想象力之间从矛盾到和解再到个性化呈现的过程，实现个性化想象力在质材和形式中的自由驰骋，以及这种自由传达方式臻于至高无上的美学绝境。

　　还想提及的第五种文艺高峰当推风格式高峰。文艺风格通常是指由特殊的符号形式系统中呈现出来的独特创作个性。在歌德看来，这属于“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从而主张“给予风格这个词以最高的地位。”（［德］歌德：《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载王元化编译：《文学风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同他相比，别林斯基更加推崇风格的个性特征：“从文体上则可以窥见伟大的作家，正像从笔锋上可以认出伟大画家的绘画一样。”（［俄］别林斯基：《一八四三年的俄国文学》，载别列金娜选辑，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35页。）风格式高峰的存在表明，一种文艺风格可以一举发展到其个性化极致，如“阳刚”与“阴柔”风格，李白的清新飘逸诗风与杜甫的沉郁顿挫诗风，宋词中的婉约词风与豪放词风，欧洲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等。由鲁本斯、凡·代克、伦勃朗、巴赫等代表的巴洛克艺术，打破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严肃、含蓄和均衡等特质，在绘画、音乐、建筑、装饰艺术等领域崇尚豪华、壮丽和气派，注重情感表现，渲染热烈紧张的气氛，制造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第六种文艺高峰则是流派式高峰。这种文艺高峰形态和后面即将提及的思潮式高峰形态，与风格式高峰之间存在某种相互渗透或交叉的关系：特定的文艺流派和文艺思潮中总是存在着相同或相近的文艺风格特征。如此，流派式高峰应当是由一群社会身份和地位相近，文艺观念、题材和技巧相近，人生志趣和文艺风格相投等的文艺家及其作品共同组成的文艺家集群式高峰，如先秦诸子散文、唐代边塞诗派、宋代江西诗派、明代吴门画派等古代文艺流派，以及海上画派、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等现代文艺流派。对于以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为代表的诸子散文的艺术成就，郭预衡指出：“先秦这个历史阶段，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时周朝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处士横议，诸子争鸣。百家之文，放言无惮，纵横驰骋，最有时代特征。不仅儒墨名法，互相驳辩，各家内部，也有论争。尽管这时各家各派之文，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见萧统《文选序》），但实际上，也都言而有文。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门重视文采，最为明显。老子虽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道德经》)，但其书五千言，几乎都是‘美言’，不能谓之‘不信’。其他各家之文，包括不讲文采的墨家和法家，也都有文采可观。”（郭预衡：《历代散文选注·总序》，载林邦均选注:《宋辽金元散文选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这里总结出诸子散文的“放言无惮”和“文采可观”两大美学特点。可以说，流派式高峰尤其突出特定时代条件下相同志趣对不同文艺家个体的共通吸引。而这种高峰形态在现代大众媒介场的共通思想潮流激荡下则有可能进而拓展为更加广泛而宏阔的思潮式高峰。

　　如果说，流派式高峰有着特定时代背景下文艺家个体间因志趣相通而自动形成的特点，那么，作为第七种文艺高峰的思潮式高峰，在各个存在“思潮”的时代环境条件下都有可能产生：“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不过，比较而言，思潮式高峰更多的是现代性语境下大众传媒场共通性思潮激荡和共通性宣言强势引领的结果，如小说革命潮、五四文艺潮、新时期文艺潮等中国现代文艺潮，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其本身又包含众多流派或思潮）和后现代主义等席卷现代世界多国文艺的现代文艺思潮（有的思潮相互间有交叉）。与前述几种文艺高峰形态相比，思潮式高峰更依赖于现代性语境下大众媒介场所产生的思潮激荡效应，以及其文艺家群体的共同创造力汇聚和共同的个性化想象力集成。当然，还应指出，有的文艺流派借助时代大众媒介场共通思潮的激荡，而同时也成为影响力广泛的文艺思潮。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正是这样兼具文艺流派和文艺思潮性质。“现代主义倾向是最深刻、最真实地了解我们时代的艺术状况和人类处境的倾向，它确保我们在一个似乎没有赐给我们艺术的时代里获得有价值的艺术……现代主义虽然不是我们的全部风格，但却变成了表现我们现代意识、在其作品中充分创造现代经验特征的运动。它也许不是唯一的潮流，但却是主流。”（［英］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胡家峦、高逾、沈弘、李新华、姚渝生、郑利民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最后一种即第八种文艺高峰，不妨称为时代精神式高峰。这种文艺高峰与上述所有七种文艺高峰的不同处在于三点：一是建立在该时代总体精神气质基础上，并高度依赖于此时代精神整体的支撑、塑造和标志；二是其本身由若干种形形色色的文艺高峰汇聚而成，属于任何其他时代都不可企及和不可重复的文艺高峰群集；三是这些文艺高峰群集反过来会被视为该时代精神气质的总体象征。例如，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古希腊艺术、文艺复兴艺术等，其中每一种时代精神式高峰内部又包含了若干独具个性的文艺高峰，可以说是由多种文艺高峰共同组成的林立式高峰。鲁迅曾分析“魏晋风度”的构成，认为汉末魏初的文章风格在于“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而到东晋时则逐渐转变为“和平”或“平和”。至于“魏晋风度”发生演变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其自身，而是与时代环境及其演变紧密相关：“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由于如此，“魏晋风度”终究是当时的时代或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产物。“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3、538页。）再如盛唐气象或盛唐之音，其本身就包括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李贺、张旭、怀素、“霓裳羽衣舞”等众多个性独具的文艺家及其作品。

　　也许还可以列举出一些，但上面的八种文艺高峰形态应当是主要的和不可忽略的。需要指出，它们中的一些本身也是相互渗透而难以截然分开的。例如，除了上面提及的风格式高峰、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以外，这三种高峰形态中就都可能包含若干个体自创式高峰，这里拆开来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特别是时代精神式高峰不仅极大地依赖于整个时代精神整体氛围的支援，而且还依赖于若干形态的文艺高峰群的共同支撑和鲜明的标志作用；再有就是这些高峰形态诚然彼此不同，但除群体自发式高峰外的其他文艺高峰形态一般都把个性化想象力置放在首要地位（因群体自发式高峰所置身其中的原始时代注重群体性想象而缺乏个性化想象力的土壤）。由此看，真正的文艺高峰一般总是让个性化想象力处在关键地位上。

　　这里已多次使用并还将继续使用的个性化想象力一词，或许已经被人们当作过时经典范畴而予以主动抛弃或遗忘了，但我的坚持在于，即便当代早已不可能重返个性化及个性化想象力的经典美学时代了，但面向未来的文艺高峰毕竟还应当拥有必不可少的个性化想象力元素。这种个性化想象力是人类个体在其社会生活世界中应对任何一种外部挑战时激发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主体精神素养和能力。这种主体精神素养和能力的与众不同的独特处在于，可以将个体头脑里摄取和储存的感性印象自由地加工成为新形象或新意象，从而帮助人类个体及同伴更合理地调整或改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而个体的具体社会生活世界境遇不同，其自由地加工感性印象而创造新意象的素养和能力之间也就存在差异。不过，这种个性化想象力并非仅仅依托于传统的个人主义基础，而是一种基于群体共同利益考量的个性伸张。鲁迅指出，现代中国人要想建立“人国”，首先需“立人”，而“立人”则需“尊个性”：“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可以说，这里的个性化想象力属于一种基于群体共同利益考量的个性化幻想，也即基于“人国”目标的“首在立人”的“尊个性而张精神”之道。这也不仅使人想到朗西埃的论述：“我们可以借用德勒兹的哲学术语来解译这句话：小说的平等并不是各民主主体的整体式平等，而是众多微观事件的分子式平等，是个性的平等，这些个性不再是个体，而是不同的强度差异，其纯粹的节奏将医治任何的社会狂热。”（［法］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这里的“个性”应当不是指众多个体相加之和意义上的简单而平均的一致性，而是指“其纯粹的节奏将医治任何的社会狂热”的“不同的强度差异”，也即彼此不同的独立个体意志的相互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式展现。因此，只要人类社会生活世界激流继续奔涌，无论你身处哪种具体生活世界境遇，这种个性化想象力就会相应地被新的社会生活世界挑战给激发出来，帮助人类个体予以积极应战，在积极应战中释放出审美创造的能量。如此说来，基于群体共同利益考量的个性化想象力正是人类个体面对新的社会生活世界挑战而积极应战的创造性精神力量，它终将催生出新的文艺硕果。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文艺杰作所赖以生成和流传的核心精神资源。

　　二、当代中国可能有哪些文艺高峰形态？

　　当代中国可能有什么样的文艺高峰形态？如前所述，这本来属见仁见智问题，不必强求一律。不过，还是可以先从上述八种文艺高峰形态中初步排除掉两种：第一种是原始时代才有的群体自发式高峰，第二种是更多地发源于希腊式命运悲剧传统的悲剧体裁式高峰，因这两者所生成的社会条件一般说来已然总体消逝或生变，尽管不排除个别高峰之作的零星出现。进一步看，一旦具体分析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状况及文艺高峰现状就会见出，在当代中国所能有的文艺高峰形态方面，同时存在如下一些可能的意见。

　　最有可能被提到的意见之一在于，当代中国有可能产生时代精神式高峰。也就是说，当前需要的和可能产生的并非一般的个体自创式高峰、风格式高峰或体裁式高峰、流派思潮式高峰等，而是一种时代精神式高峰。人们知道，时代精神概念可以上溯于黑格尔：“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对于理念的认识、认识到理念就是精神，就是绝对精神。”（［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9页。）而这种“绝对精神”在特定时代会演化为具体的“时代精神”：“政治史、国家的法制、艺术、宗教对于哲学的关系”等“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它表现它自身在政治里面以及别的活动里面，把这些方面作为它的不同的成分。”（［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6页。）由此观点推论，假如一个时代已经被认为生长出伟大文化复兴的时代精神，那么它就必然会同时涌现出相应的伟大的时代精神式文艺高峰。而这种时代精神式高峰可以是其他所有形态文艺高峰的一次集大成式创造，恰好可以代表文艺发展史上文艺高峰所能抵达的一种巅峰境界：整个伟大的文化复兴时代有多种伟大的文艺高峰并存，群峰耸立，交相辉映，共同集束成为这个伟大的文化时代无可替代的总体审美象征。

　　不过，关键问题在于两点判断的落实：一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伟大文化复兴时代精神是否确实已经能够顺利抵达成熟的巅峰境界？假如是，那么它们的呈现有哪些特征，以及属于它们中的一方面的这种时代精神式文艺高峰的总体特征又是什么，还有那些足以共同支撑时代精神式高峰的诸多文艺高峰何在？假如不是，那又还需等待满足以及如何满足哪些基本条件？二是即使这个时代精神的伟大性质业已获得确证，但也有可能遭遇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有时存在的不平衡状况：“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这就让时代精神式文艺高峰的生成，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难以作精准判断及预测。

　　无论有关时代精神式高峰的认识和判断怎样，下面第二种意见也是应当被认真对待的，这就是主题委托式高峰。相信这种形态的文艺高峰是不乏可能性的：既然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作品中已经涌现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类优秀作品（无论其是否称得上高峰），那么，当代中国每年都有的主题艺术创作也有理由产出高峰。当前的主题艺术创作往往可能将艺术资金、艺术政策、艺术产业、艺术家、艺术营销等方面的优质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产出这个时代需要和可能的新的高峰之作，这一点应当毋庸置疑。不过，一条同样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也需要提及：主题艺术创作应当给予艺术家们以自由创作的广阔天地，其中在允许所委托主题与文艺家的个性化想象力之间实现从相互矛盾到相互和解再到独特的个性化传达的自由转化。反之，假如一味追求短期效应而缺乏长远眼光，无法完成上述自有转化过程，必然会浪费宝贵的创作机遇。

　　还有风格式高峰形态也值得注意：一方面，经典意义上的文艺风格式高峰之作有可能不会再度复兴了，这与往昔的属于它自身的特定社会文化条件的弱化或消逝有关；但另一方面，作为个性化想象力的独特形式化呈现的风格仍然具备可能性。当代各种文艺门类的创作越来越趋向于类型化、样式化、媒介化以及跨类型、跨样式、跨媒介等方式，特别是如今十分活跃的网络文学及其在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动画、舞台剧等领域的改编等，或许都有可能激发出新的文艺风格的创造性火花，进而在合适的时候催生出风格式高峰之作？

　　再需要探讨的是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的可能性。这里可能面对正反两方的观点对峙。正方：在当前这个由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融媒体时代或人工智能时代等不同术语去竞相概括的特定时代，产生出与之相应的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似乎都是完全可能的。可能的反方观点：当前的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去思潮、去流派等特定语境，已经无法孕育往昔那种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了。这两方观点想必也都需审慎对待。

　　至于个体自创式高峰的生成，大可报以乐观态度，相信一些个体自创式高峰已经和正在生长及走向成熟。不过，也同时需要听取相反的否定意见：这个时代已经出现排斥个性、无限期推迟个性养成的状况了，真正的艺术个性又能在哪里生长？

　　可以说，上述六种文艺高峰形态的生成都存在各自的可能性，但也同时都无法完全确定，因为世界文艺史上诸多实例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文艺高峰的生成都受到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诸如物质生产、艺术生产、时代精神、艺术家天才等等，从而也都难以提前精准预测。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平衡与不平衡关系的告诫，更可以警示我们，在有关文艺高峰的研究上，尤其需要坚持历史的和辩证的立场，切不可贸然臆测以及盲目乐观。

　　三、通向当代中国文艺高峰形态

　　就建构当代中国文艺高峰这一目标来说，既然上面六种文艺高峰形态都同时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那么，如何让这些可能性确实转变为当代中国文艺高峰的现实取向呢？尽管这其中无法预料和预测的因素很多，但审慎的前瞻性反思和面向未来的主动筹划还是可以的，何妨据此就通向当代中国文艺高峰形态做点思考？

　　在时代精神式高峰的筑就方面，需要着力探询将中华文化复兴这一当代时代精神取向转化为当代中国文艺高峰取向的具体路径。因为，时代精神式高峰恰恰是从时代精神中吸取丰厚的精神滋养的。这里有两点艺术史经验值得重视：一是时代精神式高峰确实取得了难以企及的全面而伟大的精神成就，二是它确实对后世艺术产生出异常深远的开端性意义。曾诞生出但丁、莎士比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拉伯雷等文艺高峰的文艺复兴时代，就被恩格斯直接视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人的时代”：“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那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又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9页。）这里重要的是把握下面几点启示：一是这个时代文艺“巨人”辈出而非孤峰独立；二是这个时代同时产生出哥白尼、路德、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等哲学、自然科学、宗教革命等其他精神领域的“巨人”；三是这些精神“巨人”都是“多才多艺”的，同时兼具文艺和其他若干专业领域的“巨人”式成就；四是这些“多才多艺”的精神“巨人”个个都富于个性化想象力，是独一无二的和他人不可取代的。因而这个时代可谓全面精神领域的个性化想象力勃发的“巨人时代”。而文艺复兴时代文艺高峰，不过是这个全面的精神巨人式时代精神在文艺领域的巨人式显现而已。

　　至于时代精神式高峰在艺术史上的开端性意义，以古希腊艺术的影响力为证：“古希腊艺术在西方艺术史上所处的地位独一无二，既是西方造型艺术传统的源头，也构成艺术史写作的开端。古希腊雕塑尤其成为典范。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古希腊雕塑家在形象和现实的世界之间率先建立了一种新关系，另一方面，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古希腊与古罗马作家有关雕塑家行为的记述，已经成为理解艺术创新的框架。”（［英］罗宾·奥斯本：《古风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胡晓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正由于拥有西方艺术传统的“源头”和“开端”地位，“古希腊艺术是西方艺术史的根本，最初在希腊化时期的中东和近东地区被接受、改变和传播，之后影响到整个罗马帝国。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形成的艺术传统，此后不断地被欧洲和西方世界的艺术家以各种形式进行模仿和复制。研究希腊艺术因而成为研究西方人如何看世界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英］罗宾·奥斯本：《古风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胡晓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从这些有关希腊艺术高峰的论述可以推想，大凡时代精神式高峰总会成为后世艺术史的异常丰厚的精神滋养，即“源头”“开端”“典范”“根本”“根源”等。

　　由此看，当代中国正持续建设的以中华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无论是否确实能够像文艺复兴时代那样产生一大批引领人类未来的精神“巨人”（现在下判断为时尚早），但都应当视为能够与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力资源息息相通，而又同时富于个性化想象力的宝贵的社会精神生产力资源，从而理当成为当代中国文艺高峰的宝贵的精神滋养。而当代中国文艺高峰建设，应当能够优先分享来自这种时代精神的个性化想象力资源。同时，这不仅属于文艺界的分内事，而且也应当同时成为全社会，特别是其中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相关精神领域的分内事。甚至可以说，只有调动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全面和最优质的精神资源，并且让它们相互之间形成自由激荡和碰撞的态势，才能够为当代中国文艺高峰的生成提供最急需的精神养料。因此，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式高峰建设，必然地要求文艺界不能仅仅固守于文艺内部，而是主动地和积极地面向全社会的其他精神领域吸取养分，将它们转化成为文艺媒介、形式、形象、品质和余意等方面实施美学变革的优质资源。

　　说到主题委托式高峰的建设，有必要看到，当代中国已形成一整套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政府资助和民间筹资等结合的多样化和体系化的艺术创作制度：根据年度重要主题传播需要而委托订制艺术作品，涉及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艺术、美术和设计等各个艺术门类。这等于是把这个时代能够汇聚到的包括文艺家、文艺政策、文艺资金、文艺传播平台等在内的系列优质资源，都尽力集中于重点主题创作上（尽管与此同时也还有许多艺术家在持续从事个体式艺术创作，其中也不乏文艺佳作）。此时，对文艺高峰建设来说尤其重要的，可能就应该是充分尊重艺术规律或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进行既富于社会责任感，又能使个性化想象力自由驰骋的，旨在实现个性化表达的艺术创作。假如重大主题创作仅仅着眼于短期社会效益或仅以赚取经济效益为目标，那势必会极大地推迟文艺高峰的筑就，或者不过是建造出一些经不起岁月潮水冲刷的沙上宝塔而已。联系过往文艺史上诸多经验和教训看，这样的警示绝非危言耸听。

　　要想产生当代中国的风格式高峰，就需要寻求个性化想象力与特定符号形式系统创新力实现成功交汇的途径。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创作的风格遗产，以及外来文艺种类繁多风格的借鉴作用，都有可能催化出新的文艺风格来。

　　要在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这两条高峰路径上取得扎实建树，首先需要实事求是地理解流派式高峰及思潮式高峰所赖以生成的当代精神资源状况。诚然，19、20世纪那种旨趣高度相通的文艺流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或思想异常趋同的文艺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已然成为过去，从而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的筑就会遭遇诸多难题，但是，当代社会那些席卷全球的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消费文化、视觉文化或图像文化等思想潮流乃至生活方式潮流，及其对各国或各地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或显或隐的影响，想必仍然会对当代中国文艺高峰的筑就起到这样或那样的形塑作用，而这种作用与其在其他国家产生的作用会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甚至即使在中国内部，也可能会对不同地域生活方式产生有所不同的影响。例如，互联网时代作为一种波及世界各国的普遍性生活世界浪潮，其在中国各地的地区性生活方式中激发出来的生活世界浪花毕竟存在一些差异。正是这些细微的地域生活世界浪花差异有可能唤起彼此不同的地域性文艺创作感兴。如此，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建设有可能会产生出与经典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有所不同的新风貌。但无论如何，个性化想象力都是其中的基本支撑力量；与此同时，创作的风格化或风格化创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无论是流派式高峰还是思潮式高峰都总是以特定的文艺风格为基础的。由此看，风格式高峰又往往可能与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之间存在相互渗透或相互交叉而难以清晰区分的复杂情形。

　　与上面所述五种文艺高峰一般都来自若干文艺家的群体协作不同，个体自创式高峰更多的属于文艺家一个人自己的创作。此时，荟萃当今时代社会生活世界的激越浪花而又同时能坚持个性化想象，应当成为个体自创式高峰的必然选择。实际上，个体自创式高峰堪称其他任何一种文艺高峰形态赖以生成的主体基础，因为正是它能够为其他任何一种文艺高峰形态提供个性化想象力的主体资源。不过，应当充分关注这种个性化创作选择面临的当代世界性难题：当个性化想象力所赖以支撑的经典思想体系或终极性价值观本身遭遇遍及全球的信仰困窘时，文艺家个人靠什么思想资源去编织自己的通向原创境界的个性化花篮？相信有成就的文艺家对此不难找到破解方略：鉴于文艺是人类不满于社会生活世界现状而展开的自由想象的结晶，因而哪里有新的社会生活世界挑战，那里也就有新的文艺创作应战；当新挑战激发新应战时，新的个性化想象力的可能性就会赫然呈现。

　　说到底，任何一种文艺高峰都是基于时代的社会生活世界激流而展开个性化想象力的结晶。要想超越于这个时代，就得首先归属于这个时代；而归属于这个时代的最合适方式，就是从这个注定了会一直沉潜于其中的时代生活世界激流中不时地升腾起来，进入个性化想象力的高空，创造出发源于此生活世界激流、又具有精神超越性意义、并且还能够回头给予置身于生活世界激流中的人类群体以积极的精神感召的美的艺术品。文艺高峰与时代社会生活世界的关系，似乎就应当如此循环往复地进行。因此，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文艺高峰的筑就，诚然会取决于多重因素，但在其中，基于时代社会生活世界激流而展开的个性化想象力毕竟是一个关键环节。

　　四、发掘当代中国文艺高峰建设的精神资源

　　最后，还想进一步就当前建设时代精神式高峰、主题委托式高峰、风格式高峰、流派式高峰、思潮式高峰和个体自创式高峰所需精神资源，作初步试探。

　　要筑就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式高峰，需要考虑当代中国时代精神资源本身的构成状况，其简便易行的办法是寻找其基本要素。一般说来，这里可以简要梳理出下面几个要素：第一，中华古典性传统代表数千年中华文化传统在今天的影响力，简称华古；第二，中华现代性传统是指近现代以来中国参酌外来现代性文化而创造的现代性文化新传统，包括中国现代性改革与革命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等，简称华今；第三，外来文化之积极成分作为借鉴，主要是指中国对外国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的自主借鉴，简称外鉴；第四，当代世界境遇下的中国姿态，主要是指置身于当代世界境遇下的中国着力建构自身中国形象的符号表意系统的创造性姿态，简称华姿；第五，个性化想象力表示当代中国文艺家个体应对来自生活世界激流挑战的独特新意象创造力，简称个想；第六，审美符号形式创新力代表当代中国文艺家运用媒介质材而组合新的符号形式系统以创生新艺术形象的能力，简称形创。如此，可以得到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式高峰建设所需精神资源的如下六种要素：华古、华今、外鉴、华姿、个想、形创，其基本关系如下图：

　　再有就是主题委托式高峰的精神资源，这在当代中国应当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上述时代精神式高峰所需的精神资源，必然会沉落到主题委托式高峰建设上，并同样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和赖以孕育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主题委托式高峰也同时会有更多的属于自身的特定精神资源。这种更多地属于主题委托式高峰的特有精神资源也可包含如下几方面：第一，国家及各级政府思想文化领域的主题创作需求；第二，国家及各级政府思想文化领域管理战略及策略；第三，思想文化界的思想激荡环境及其创造性活力；第四，各种艺术文化产业的创新驱动；第五，艺术界的个性化想象力；第六，艺术界的审美符号形式创新力。以上六方面也可以分别简称为国需、国策、社思、文创、个想、形创，其基本关系如下图：

　　至于其他文艺高峰形态，不妨倒过来论述，也就是依照个体自创式高峰、风格式高峰、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的顺序去考虑，因为它们可以视为一种由小到大、从个体到群体及更大群体的渐次增大或拓展的序列。个体自创式高峰不仅需要上述时代精神式高峰和主题委托式高峰的精神资源的滋养，而且也还需要另一些要素的特别作用，这些要素应集中落实文艺家的个性化想象力的独特呈现：第一，独特的生活世界感遇，简称特遇；第二，特殊的亲身体验，简称特验；第三，以富于个性化特征的新意象去传达新思想的能力，简称特象。

　　风格式高峰特别要求的要素还有：第一，个性化想象力，简称个想；第二，审美符号形式创新力，简称形创；第三，个性化想象力与审美符号形式创新力之间的交融抵达无以复加的特殊极致，简称个形。其基本关系如下图：

　　筑就流派式高峰除了需要时代精神式高峰、主题委托式高峰、特别是风格式高峰的精神资源要素外，还需要如下特定要素的作用力：第一，对共通志趣等的追求，简称趣通；第二，对相近思想理念的追求，简称思通；第三，在相近美学风格或符号形式感等领域的共通创造，简称风通。其基本关系如下图：

　　相应地，思潮式高峰既需要时代精神式高峰和主题委托式高峰的精神资源的作用，更依赖于下列要素的作用：第一，对同一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的共通追求，简称潮同；第二，对同一社会思潮中的美学思潮方面的偏爱和追求，简称美同；第三，在相近美学品位及符号形式感等领域的共同创造，简称形同。其基本关系如下图：

　　其实应当这样说：个体自创式高峰可以成为特定的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的基础；而流派式高峰和思潮式高峰也可以为主题委托式高峰提供借鉴；如上四种文艺高峰可以合起来共同托举起时代精神式高峰的群峰耸立境界。当代中国的文艺高峰，或许应当是由个体自创式高峰、流派式高峰、思潮式高峰、主题委托式高峰和时代精神式高峰等多种文艺高峰形态所共同支撑起来并通向至高境界的。

　　上面所说的，还只是根据对文艺史上文艺高峰形态的初步认识以及对当代中国文艺高峰面临的语境的初步认识，而作初步的理论推导的结果。当然，现实的当代中国文艺高峰建设，比起这种单纯的理论分析来，想必应当远为丰富、多样而又复杂。不如还是沉入这种现实激流去实践和体验吧！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艺发展史与文艺高峰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王一川，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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