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计算机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已经广泛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形成了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然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当代新媒介（或称新媒体）艺术实践在对生活世界和时代精神的诠释、反思、批判等层面上，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辨析，可以从媒介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艺术生产传播的现实状况两种言路进入，并最终汇合成关于技术与艺术的双重伦理性的探究。

　　媒介技术哲学的伦理思考

　　自从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著名观点，其实就已经昭示了一种关于人与媒介之关系的技术哲学表达。在泛媒介的语境下，这种延伸论首先成为一种媒介技术哲学的存在论表达。各种作为技术、工具、人工制造物的媒介，成为了人类身心的延伸。比如，工具是手的延伸，轮子是脚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的延伸，电磁技术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等。人类塑造了媒介，媒介又反过来重新塑造了人类，改变人类的存在模式。换言之，任何一次媒介革命都将人类从一种技术性“存在”转化成了另一种技术性“存在”。

　　斯蒂格勒也曾指出，技术本身作为没有生命的代具，却决定了人类这一生命存在的特征。此外，媒介技术还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作为一种环境影响着人的存在。在媒介技术哲学的存在论表达中，还蕴含着一种认识论表达。从伊尼斯关于媒介的传播偏向思想，到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即环境”命题，都说明媒介不仅延伸了人在世界中的感官，也建构了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

　　根据泛媒介的技术哲学逻辑，以计算机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同样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换、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若同时借鉴唐·伊德的技术现象学理论，可以在新媒介技术与人之间归纳出四种关系。其一是具身关系，例如在网络视频电话技术的帮助下，人的眼、口、耳得到了延伸，能够与不在场的人进行类似于面对面的交流。其二是解释学关系，例如基于GPS和移动互联网的地图导航软件，能帮助人了解城市的交通规划。其三是背景关系，例如人们已经被大量的电子屏幕和互联网信息所包围，无论是否关注到它们。其四是他异关系，例如今天已经出现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于人的计算机人工智能。

　　那么，在新媒介作为一种涉及人类在世界中存在的技术哲学范畴得到确立之后，更重要的则是进一步思考有关它的伦理问题。一种应有的姿态需要同时超越单纯的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重新理解人类与新媒介技术之间相互“中介”、相互建构、相互生成的复杂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类的处境是什么样的？新媒介技术为人类提供了什么”等重要问题。

　　新媒介艺术脱离生活

　　新媒介带来的“数字技术”与“赛博空间”已经叠加进了人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时空之中，新的媒介塑造了新的存在，新的技术开启了新的经验，新的工具发掘了新的知觉。人的存在模式在新媒介世界中产生变化，同时也以新媒介技术为艺术带来改变，新媒介（新媒体）艺术应运而生。

　　中国的当代“新媒介”艺术实践，限定在一种与大众文化工业相对的前卫艺术范畴内，指的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支。具体而言，在国外的媒介创新、技术进步、文艺思潮、哲学观念等多重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就已经开始了新媒介技术的运用，发展到今天主要集中在数字图像艺术、数字摄影、数字影像装置艺术、数字互动现场艺术、虚拟现实艺术（VR）、互联网艺术、数字动画艺术、电子游戏艺术等方面。如今，独立艺术家越来越多地介入新媒介艺术的创作中，各大艺术节和展览也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介艺术作品。

　　然而这样的投身，究竟是基于一种真正对于新媒介时代的艺术和技术的双重思考，还是仅仅跟随着一种名利场中的潮流、风尚，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首先就源自于对当代艺术的质疑。如比格尔所指出的，历史前卫艺术曾经尝试着批判艺术体制、打破审美自律，并将艺术重新融入生活实践领域，然而这种尝试已经宣告失败。而作为后前卫艺术的当代艺术，包括新媒介艺术在内，似乎从一开始就走向一种丧失了意义和价值的“多元主义”。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人持丹托“艺术终结论”那样的观点，艺术的形式或许还会发展，比如今天的新媒介艺术，然而艺术不再肩负时代精神的历史使命，“一切皆可，一切皆得为艺术”。最终，艺术很可能陷入布尔迪厄所警示的状况，在物质和精神上依附于经济力量与市场制约。

　　有些当代新媒介艺术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商业资本的趣味，创造一些待价而沽的新媒介艺术奇观，等待着进入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美术馆、画廊、拍卖会等共同组成的流通圈。换言之，这些艺术实践最潜在的动机可能更多地是对资本逻辑负责，而不是对普通受众、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所谓“艺术本身”负责。这其实就是当代新媒介艺术的最大问题，它并未进入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或者说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之中，并未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

　　肩负技术与艺术双重责任

　　应该看到，许多中国当代新媒介艺术，无论是展示性的还是互动性的，即使作出了在新媒介技术与形式上的尝试，其实仍然只是为感官提供了一种新奇的景观，并没有在杜威美学的意义上使人的“经验”得到提升，都处于一种对当代世界的意义失语的状态。反之，这些艺术的大部分观众也处于对其失语的状态，难以进行交流，难以从中找寻价值。

　　如果说前卫艺术曾经努力在进行想象力创新的同时进行媒介技术的探索，那是因为艺术家相信某些媒介、技术、技法是具有内在批判性、解放性作用的。那么，从目前的新媒介艺术实践来看，甚少有人真正在这一精神性的层面上进行思考。这并不是要求艺术家去进行一种观念性的艺术智力游戏或者成为唯技术论者，而是说艺术实践在今天至少应该尝试从技术与艺术双重责任的角度出发，对所谓的社群或者共同体负起责任。在此，可以借鉴杜威的美学与技术哲学的思想资源，在他那里，艺术与技术都强调一种责任，即事关整个共同体之文明进步的伦理观。

　　正是在“责任”伦理观的意义上，中国当代新媒介艺术才会展现出应有的力量。虽然理解艺术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一项挑战，但艺术家确实也应该尝试唤起可供社会共享的意义与价值，使得名为“艺术”的事物真正延伸到这个生活世界。阿斯科特说过，新媒介艺术最鲜明的特质是联结性与互动性。这意味着新媒介艺术天然地蕴含了朝向生活世界中“共同体”的特质，而中国当代新媒介艺术目前并未能为一种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生长提供养料。这个世界由于新媒介技术的不断更迭而不断变化着，可以说，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也是在不断生成中的。这本该成为新媒介艺术的一个机会，一个结合技术与艺术、凝聚理性与感性，来反思和表达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新媒介时代精神的机会。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当代新媒介艺术不缺乏形式，唯一缺少的是思想。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地说，缺少的是一种对于技术与艺术双重责任的思考，正是这种思考的缺失才造成了失语。巴赫金曾说，任何说话者本人都或多或少是答话者。中国当代新媒介艺术应该能够肩负起责任，在不再失语的情况下，始终都是艺术家在提出问题之后，首先作出回答的尝试。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指向的就是前文所探讨的新媒介技术哲学的伦理问题，即“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类的处境是什么样的？新媒介技术为人类提供了什么”，以及“新媒介艺术能够为人类提供些什么？”显然，在对于技术与艺术双重伦理问题的思考和表达中，中国当代新媒介艺术才有可能真正具有方向感和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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