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文论呈现出何种发展特点?新时代中国文论又将走向何方?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多元丰富的发展格局
谈到4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用三次转向进行了概括。第一次转向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方面,文学领域的论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活跃了思想,开阔了眼界。第二次转向是21世纪,面向世界,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的国际对话。第三次转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在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文放看来,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可谓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人们致力于为文艺正名,强调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可谓文艺理论的“向内转”。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方法热”,是引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形成的新方法,推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文化研究更关注社会、历史、现实、政治,从自律论转向他律论,推动文艺理论“向外转”。
“40年来文艺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历史变化,面临着外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内在的学术学科环境的迭变,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发展格局。”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认为,40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变化,也是时代精神、文化价值、社会理想嬗变的一种映射。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文化热、方法热,到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大众文化潮、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直至21世纪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意识形态思辨、文学本土性与全球性的考察,都反映出文艺理论界不断寻绎理性学术话语、建构中国文论体系的努力。
促进中外文论的融通
近年来,构建本土话语的文论体系成为学界共识。当前文论研究也将重点放在如何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以及怎样做好当下的文论建设上。
“在以往40年文艺理论的嬗变中,我国文学理论较之西方是处于后发状态的,但却是以加速度介入这一进程的。”姚文放认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很多理论问题往往是被西方文论激活的;另一方面,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相碰撞,会激发出强大的理论活力。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反思和批判西方文论,促成中外文论的融通和互补,进而推动文学理论的长足发展。这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谈到中国文论的发展,高建平认为,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一些专门从事外国文论研究介绍的人,固然可以只是‘拿来’,但仅满足于这一层次还是不够的。研究的下一步是要用实践去检验,用‘拿来’的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有所取舍。再下一步,就是自主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高建平表示,近些年,中国文论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世纪之交的文论的种种变化,为新的文论建设准备了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
坚定文化自信
新时代基于文化自信的文艺理论,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一种自觉追求。新时代文论要在深刻挖掘、整理、阐释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自觉吸纳20世纪的文论实践,充分借鉴域外文论成果,走出一条守正创新的道路。李凤亮表示,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未能跟上快速变化的文化现实,文艺理论教学不能适应学生的文化体验。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建设,需要坚持现实关怀、问题导向、跨界思维和方法创新,重视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急剧变化。
结合当代美学正在经历低潮之后复兴的背景,高建平建议学者重视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的结合。通过文论与美学研究的结合,创造文学艺术的精品,有效深化文论研究,建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艺理论。
谈到新时代文论创新的话题时,李凤亮表示,学者要克服固步自封与盲目跟从的双重迷失,更加关注、探究新的文化形式及功能变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扎根中国大地建设面向未来的文论新形态。不断提升面向学界和社会的双重影响力,成为有效阐释、引导和催生新文化的重要思想引擎,呈现文艺理论持续守本创新的适应力与创造力。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吉方表示,在新时代,中国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传统与文学定位,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创造出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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