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艺科学大发展，文艺理论的成绩十分显著。文艺理论队伍因改革开放之初，学识深博、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理论家大多健在，随后，生气勃勃、勇于创新的年轻文艺理论工作者又迅速成长，40年间出版著作之多，远超五四以来的50年。其间，文艺理论界先是清算长期存在的左倾文艺思潮，特别是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基于文艺存在多种多样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的认识，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提法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而老一辈文艺理论家周扬也提出，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上述思想导向下，由于当时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撞击，西方现代文论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我国文艺理论界不仅出版了一批纠正左倾思潮的文艺学教材，还崛起多元思维，就文艺与政治、文艺特性与形象思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的方法论以及文艺创作中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人性与人道主义、新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文艺批评界也就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性戏剧和先锋文学展开争鸣，从而促进文艺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思考。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文艺学论著，恢复了文艺心理学等的研究，还对文艺创作、作品构成、历史发展、鉴赏接受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文艺学教材再次出现一批更新的著作。由于大力汲取西方现代文论的成果，许多著作呈现多种思维、多元探索、多层深入的态势。上世纪90年代在讨论新人文精神的同时，重心更多转向传统文论如何向现代转化的争议，梳理和阐释传统文论和美学成为热点，出版了多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和美学思想史。还出版了古典文艺学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比较文艺学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方面先后推出多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的新著以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研究专著。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导向更被强调，跨学科研究和扩展文艺学外延研究更被重视，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也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理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代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发展的新成绩、新问题，更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树立了新时代的指南。

　　40年间，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成就，我以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入新的高度

　　自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观点开始在我国传播，经历30年代左翼文艺和抗战文艺中产生的多场不同文艺观点的争论，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的密切结合树立了首座里程碑，指引我国走向人民文艺的新时代。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艺思想的左倾，也给我国文艺带来相当的损害。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正确原则的同时，总结了我国文艺发展的新经验、新问题、新挑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提出文艺应担当时代的号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坚持以真善美为文艺的永恒真谛，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精神和美学传统，号召文艺家避免浮躁，正确对待市场经济和新媒体，努力精益求精，攀登文艺的高峰。这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又一座里程碑，为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宽广的道路。这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界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文艺论著方面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新作。如陈涌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论集》，李衍柱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董学文、马龙潜等的《论邓小平文艺思想》等专著。此外，还有陈辽、吕德申、王善忠等先后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著以及陆梅林、龚依群、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都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和诸多概念范畴，勾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方面，给读者提供了广泛的文艺理论知识。而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文艺理论》一书集中全国十多位专家集体编写，七易其稿，堪称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所作的新的努力。

　　文艺理论多层次、多视角探索成就卓著

　　40年来，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政策的认真执行，文艺理论界出现一元主导、多元探索的喜人新局。除了出版钱中文、童庆炳、陆贵山、董学文等多部志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学新著，许多学者还深入研究、梳理我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出版了蔡钟翔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王运熙、顾易生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和侯敏泽推出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卷）以及他和李泽厚、刘纲纪、叶朗等各自关于中国美学史的新著。此外还有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大多著作在材料的翔实丰富和思想线索的明晰方面，均对前人有显著超越。新时期对我国古代文论的专题研究，更出版了大批论著。张光年、王元化、周振甫、曹道衡、牟世金等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以及张少康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吴调公的《神韵论》、杜书瀛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等论著均多真知灼见。除了儒家文论外，这时期对道家和佛家的文艺观也有更多学者进行探讨。胡经之还出版了《古典文艺学》及多卷《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总之，这时期对古典文论不仅在宏观把握上有新见，对重要文论家和重要著作的研究有深入，对于古典文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与范畴也进行了新的梳理和诠释，使之更易于为现代文论所批判地继承与发展。在西方现代文论方面，王春元、钱中文曾主持编译《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14种，广泛介绍了许多国家的著名作家的理论见解：其中包括译介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荷兰学者佛克马、易布斯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等传布较广的著作。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第1-7卷），李醒尘的《西方美学史教程》、邓晓芒的《西方美学史纲》和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推出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下卷以及冯宪光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大量介绍西方文艺理论思想的著作先后出版，确实大大扩展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视界，促进了他们对文艺理论问题更广阔的思考。在面对我国传统文艺实践和西方文艺实践的视野下，体现新的学术水平的文艺理论著作也大量涌到人们面前，先后有王向峰主编的《文艺学新编》、王元骧主编的《文学原理》、童庆炳主编的《文艺理论教程》、何国瑞的《文艺生产原理》、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以及其他新著撰写的反映论文艺学、象征论文艺学、意象论文艺学、主体论文艺学、实践论文艺学、生态论文艺学等，充分展现文艺理论界多向度的探索。此外，文体研究也有相当发展，先后出版了谢冕的《诗歌书简》、吴思敬的《诗歌基本原理》、杨匡汉的《诗学心裁》、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而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叶朗和吴功正分别撰著的《小说美学》、李洁非和南帆等的小说学著作以及谭霈生和朱栋霖等戏剧理论方面的多种新著，对相关文体的审美本质特征及创作规律等，均作了各有见地的探讨。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和儿童文学方面，也涌现了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如钟敬文、乌丙安分别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以及段宝林的《民间文学概要》、陶立璠的《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潜明兹的《中国神话学》、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邓启耀的《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等。此外，儿童文学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建树，如蒋风的《儿童文学概论》、浦漫汀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班马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等。

　　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新成果不断涌现

　　首先是朱光潜、蔡仪、王朝闻、蒋孔阳、李泽厚等老一代美学家都推出自己的美学新著，多涵盖文艺美的研究。其后文艺美学、文化美学将文艺学介入美学和生活文化的领域。如杜书瀛的《文艺美学原理》、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等新著，如陶东风等对文化研究的提倡，还有像涂途的《技术美学》、王善忠的《体育美学》、严昭柱的《自然美论》等对美学领域的拓展。其次是文艺心理学、文艺语言学、文艺社会学、文艺人类学等研究的恢复与开拓。文艺心理学方面成绩尤为显著，金开诚、彭定安、孙绍振、叶纪彬、刘煊、鲁枢元和钱谷融等学者都以自己新的专著丰富了这一分支学科。叶舒宪为建设文艺人类学做出的努力也令人注目。再次是比较文艺学的崛起。除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相继出版，还涌现了像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饶芃子《比较文艺学》等论著。而钱锺书的《管锥编》（四卷），旁征博引中外古今丰富的著作材料进行比较和稽考钩沉，成为这时期跨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此外，董乃斌、程麻主持的《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已出版《符号学文论》《系统美学》《现象学美学》《文学批评思维学》等27种），力图从多种视角和多种理论方法切入文学，发展边缘性的跨学科研究。

　　紧密联系文艺实践的理论批评十分活跃

　　文艺批评由于与当前文艺实践密切结合，它也是文艺理论生成的重要源流。这时期不仅有以具体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微观批评，更有越来越多以作家作品群，以文学现象、流派和年度运动态势、地域运动态势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批评；不仅有纯文学视角的批评，还有侧重政治视角、文化视角、生命视角和心理视角的批评；不仅有唯物史观的批评，还有主体论、系统分析、神话原型、比较文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不同理论方法的批评。文学批评多向度的发展，表现出批评思维的活跃，促进了文坛的“百家争鸣”，也丰富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尤为可贵的是，还出版了一批对文学批评学的建设进行研究与探讨的著作。如王先霈主编的《文艺学中的文艺批评学》和《文学评论教程》等。这时期活跃于文坛的诸多文艺批评家，都对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自己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贡献。而《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等众多专业报刊对推进这时期文艺理论的大发展，也都功莫大焉！

　　从以上有限的简略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文艺理论的多元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而由于致力于对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积极发展的借鉴与吸纳，我国文论不仅外延扩展，内涵也明显深化，出现多视角、多层次的局面。在与文艺实践密切结合方面，在史论结合方面，由于文艺批评的活跃和文艺理论批评史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良好的成果。我相信，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我国文艺理论一定会有更大更广阔的发展。

　　（作者：张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延伸阅读：

　　逐梦40年|开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新境界（张炯）

　　《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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