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文学史发展的规律看，每当一个国家处于社会变革的当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就会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精神，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从而创作出具有高峰性质的作品。“高峰”作品也就是文学领域中被人们公认的顶尖作品，这类作品通常具有史诗性、震撼性、经典性等特点。

　　高峰文学作品的史诗性在于，它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所做的描绘，如同一幅形象化的历史画卷，因而构成一种另类的历史。高峰文学作品的震撼性在于，这类作品在内容和风格方面波澜壮阔、大气包举，不但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社会的生存状况、政情变化、人际关系，还能体现该时代人们的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精神面貌，因而能够打动、感染读者，唤起他们在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强烈共鸣，起到令人激动、振奋人心的艺术效果。高峰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在于，这类作品具有普通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哲学高度，诸如深广的人生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阔大的宇宙意识，在艺术叙事方面更是炉火纯青、臻于至境，在描写众生生存境遇之时，能够穷形尽相，曲尽世情之妙，让不同年龄和水平层次的读者都能接受，且在理解和解释上可以各取所需。

　　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中华民族的发展已经处在了历史大转折的当口。按道理说，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文学领域应当产生一些在创造上具有原发性、在影响上具有恒久性、在价值上具有普适性的品牌作品，能给当下的读者在审美教育层面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活力和思想酵母，成为中华民族文艺伟大复兴之途中文学发育和成长的起点。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呈现给人的是另外一种景象：网络上存在着的文学作品虽然数量惊人，但在内容上缺少思想深度，缺少令人崇敬、令人感动、令人荡气回肠的成分，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在艺术创造上缺乏艺术美的意味与成分，过于追求娱乐化倾向，矫情、造作与无厘头的语言成为许多网络文学作品的常态；纸质文学媒体上的作品，也同样存在产出质量与数量不成正比的问题。在2015年的全国文艺工作者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1]。

　　如何破解文学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这一理论难题?笔者认为这一难题的解决取决于作家能否站在时代的精神前沿、精准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既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之所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之所需，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中华文明孕育下的国人固然有重视实用理性的传统，更有重视精神和理想追求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中表现为这一特殊的精神维度：人们可以承受生存之“重”——诸如痛苦和磨难，却忍受不了生命之“轻”——精神理想和价值目标低俗乃至缺失的生活状态。

　　一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时代精神”

　　要了解“时代精神”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首先要弄明白“时代精神”这一概念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意义。

　　“时代精神”是18世纪开始出现的一个语词。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围绕人的解放与社会发展等政治目标，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一些能够引领文学话题的宏大语词，诸如“人道”“人民”“人民性”“时代”“时代精神”等。这类概念不是启蒙主义者在书斋里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词汇，而是18世纪西欧诸国社会矛盾与问题在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阶级矛盾尖锐、革命暗流涌动，社会革命急需战前的意识形态动员。上述宏大语词是从政治角度描述文艺与社会关系的富有鼓动性与感染力的文学概念，启蒙主义者借助它们在文学领域进行宏大叙事建构，对民众进行精神模塑。由此人们可以明白，启蒙思想家研究文学的真实目的是想借文学之酒杯，浇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之块垒，所以他们特别关注文学作品是否表现它所属的“时代的精神(l'esprit du siècle)”[2]。“时代精神”这一宏大语词在西欧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狄德罗所用的“l'esprit du siècle”相应的“Zeitgeist”“spirit of the age”“spirit of the time”在德国与英国流行开来。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英语世界以“spirit of the age”“spirit of the time”为名的专著有多部，可见“时代精神”这一概念影响之深。“时代精神”这一概念不但影响了启蒙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而且也深深影响了19世纪史达尔夫人、泰纳、朗松、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斯宾塞、卡莱尔、赫兹里特等思想家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和分析，从而成为大多数欧洲思想家共同关注的理论话题。在文学研究中，一些批评家以“时代精神”等宏大语词为逻辑根基，建构起了以集体伦理和“大我”为社会舆论导向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

　　在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时代精神”这一概念也被引入到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降，在文学批评中使用“时代精神”者不乏其人。但是，以“时代精神”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甚至是主导标准，则是在1949年以后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界还一度就文学批评中的“时代精神”问题进行过大讨论，只是由于极“左”政治因素的干扰，学者们最终也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来。当然，讨论该问题的学者们在认识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讨论者科学精神欠缺，鲜有人对此概念的内涵进行逻辑上的梳理和剖析，大多数使用者对“时代精神”的含义不甚明了，许多话说了等于没说。从当时诸多有关“时代精神”的论文来看，一般研究者都把“时代精神”理解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写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相关的政治政策要求，等而下之者甚至把“时代精神”理解为最高领导者的政治意图。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样理解“时代精神”十分“安全”，它能够保证研究者“政治正确”，至少保证其不会“犯政治错误”。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思维根本不可能触到时代精神的本质上去。在这种思维和概念影响下的文坛不可能产生“高峰”水平的作品，因为在此概念影响下的作品顶多是时代的“政治传声筒”，而“政治传声筒”性质的作品，一般都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不可能传达出真正的“时代精神”。

　　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从主体论哲学的角度对“时代精神”漠视个体存在的理论缺陷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经过文学表现“大我”还是“小我”的激烈讨论，“时代精神”几乎成了决定论和一元论的代名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其后又因形式主义文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冲击，文学界“躲避崇高”的声音直上云天，以“时代精神”为代表的文学宏大语词淡出文学研究和批评，此后再也无人提起。从“时代精神”为核心批评标准到抛弃“时代精神”这一批评标准，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文学是人学，记录和展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精神状况，从时间维度说是文学家的历史责任，从空间角度说是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所以文学研究丢掉“时代精神”这一维度怎么说都不应该。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风貌的记录、一个时代精神状况的见证，其作用不唯史家不可替代，统计学家亦不可替代。在此意义上，文学创作和研究必须重提“时代精神”，从逻辑的维度重新理解“时代精神”。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呢?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概念，谈论者必须从逻辑上对“时代精神”的内涵考辨分析，才能说得清其人文意义。笔者认为，“时代精神”在内涵上具有四个逻辑维度。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一是“时代”。“时代”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时间维度。从时间维度考量，时代变迁会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貌，此即古人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3]671。不过，“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示时间量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概念，其实际内涵包含时间(历史)与空间(社会)两种成分。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单纯的时间流逝并不会对文学发展造成什么特别的影响，影响文学变化的因素是时间序列(“时”“代”)中的“运”——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趋势。所以“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仅仅指某个“历史年代”“历史时段”这类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内蕴着社会生活状况(世情)的时空一体概念。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675，这表明在他眼里，时、空两种因素在影响文学发展方面是一体的。“时代”概念的空间化还表现在，它常常与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的语词合用，用以描述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比如“农耕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这类概念。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二是“精神”。“精神”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意识维度。从语法关系上看，“时代精神”中“时代”只是一个修饰词，其核心词是“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精神”是指人在伦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风貌，“时代精神”因而是指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状况、世道人心，诸如价值、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人性中的善恶美丑状况等等。“精神”之维在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活动最不能够承受的就是生命活动中的“轻”——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自然生存状态。没有了“精神”，文学就成为没有生命力的花瓶；就连唯美主义的理论鼻祖康德也认为，如果没有精神(崇高)成分，文学只能产生纯形式的平庸之作。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三是“世界精神”。“世界精神”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Der Weltgeist)，而是现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亦即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精神。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世界已变成“地球村”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不受其他国家文化上的影响而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圈子内。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理念都是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文学活动不能脱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精神”。

　　如果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量，“时代精神”内涵中还应该包含“人文精神”及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时代精神”中的时间之维固然决定了万物皆变、无物常驻，但万物在常变中也会有不变，比如人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以及对人文关怀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以人的价值与尊严为目标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不变的追求。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而言，“时代精神”只有在它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诉求之时，才能得到这个国家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因此这一概念必须内在地包含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以歌德的剧诗《浮士德》为例，浮士德自文艺复兴以降在西欧文学界几乎成为一个文学母题式的人物，16世纪的英国作家马洛曾以之为题材写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剧本并被搬上舞台，但真正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的作品却是德国作家歌德以同名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浮士德》。与马洛等其他西欧作家相比，歌德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物揭示了近代西欧各国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开拓奋进、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因此他的剧诗为西方人所普遍接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才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4]。

　　二 高峰作品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之所以强调“时代精神”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是因为时代精神与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精神水准相对应。文学作品所表达或隐含的“时代精神”就是作家对其所属时代的物质及精神生存状态所做的艺术化的叙事，是该时代国家经济、政治境况及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集体意识的投影。文学作品所透视的时代精神的深度决定着文学作品在认识层面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在这种意义上，作家要创作出高峰文学作品，就必须对“时代精神”具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较高程度的把握。然而，就当下的社会语境而言，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才是符合生产高峰作品所需的社会精神呢?

　　(一)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面向政治、不忘初心的人民精神

　　文学中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作家的社会价值认同，包括社会政治认同。在“政治”一词的理解上，这里必须加以特别说明。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传统中，文人们常常把“政治”理解为“权力政治”或“权力者的政治”，在这种政治观的支配下，他们在创作时只会揣摩权力者的意图、图解统治者的有关政策。这种情况下的文学创作违背创作的基本规律，其作品要么沦为阿谀奉承性的颂圣之作，要么成为给统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进行鼓吹的宣传品——高峰性质的文学作品当然与此类作品无缘。新中国政治不同于旧时代政治的地方，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不是以统治人民而是以服务人民为目标。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目标就是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他们满意的日子，让人民实现最低限度的“中国梦”，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

　　对于作家来说，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表现社会现实以及人民群众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就是文学最大的政治目标。习近平同志对此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事实上，坚持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问题上不变的宗旨。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的“人民立场”“人民文学”的宗旨一直没变，因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5]。职是之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并要求作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映好人民心声”。[1]作家要坚持“人民文学”的导向，就必须在心里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疾苦，不能让“人民”成为一个空无所指的政治符号，不能行事与人民的利益相抵触，却又在口头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并且仅仅是以“人民”的名义。

　　(二)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精髓是“写实”，这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界一直把realism译为“写实主义”的重要原因。“写实”就是要直面充满了矛盾、差异乃至对立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6]。从目前的文学创作情况来看，许多文学作品脱离实际，胡编乱造，人民群众不爱看。要解决这一尴尬境况，作家在创作时就必须面对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对生活中的光明面要热情讴歌，对生活中的矛盾、缺陷、错误、丑恶也要表现——遮蔽与回避生活中的假、恶、丑并不等于假、恶、丑不存在，更不意味着矛盾和问题会自动消失。矛盾和问题的表现尺度大一些并无大碍，揭开矛盾和问题的盖子反倒有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不敢正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出了事一味捂着、盖着，只能使矛盾越积越大、问题越积越严重。高峰作品一定是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作品，也就是敢于真实反映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作品，一定是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的作品。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就是因为它触及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特权和腐败问题。近年来，春晚小品越来越不为人们喜欢，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反映社会问题、正视矛盾冲突的成分越来越弱，这是舞台艺术领域违背我党“实事求是”这一优良作风的不良结果。

　　(三)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在这种传统中提出的。“百花齐放”自然不会只是一种声音，“百花”中有一两株丑花甚至“毒花”影响不了文学的发展。即使在政治领域，存在一些杂音乃至敌对的声音都属正常，文学领域存在杂音更属正常，其存在既翻不了船也塌不了天，不必对之大惊小怪，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因批评而亡国，更无一个政权因为文学而被颠覆；相反，历史上一个政权的倾覆，往往是因为统治者堵塞言路、闭目塞听，以致在敌人兵临城下时，尚自以为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实际上，通过文学对社会问题进行艺术化地批评，本是社会自我改进、自我增进活力的一种途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有问题决不怕批评，更不怕文学方面的批评。贾樟柯、莫言、阎连科、余华等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作家，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他们中间没有谁因此受到政治处理，这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在艺术领域里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历史上看，如果文学领域只有歌颂和遮蔽，高峰作品就永远无从产生。《诗经》《离骚》《三吏》《三别》《水浒传》《红楼梦》这类中国历史上的高峰作品，哪个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批评?歌颂和遮蔽多、批评和揭露少是这些年文坛有高原少高峰的重要原因。“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7]，毛泽东同志的告诫言犹在耳。为创作松绑，减少人为的桎梏和禁区，已成为创作高峰文学作品之所需。

　　目前的中国由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的换代升级，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正义与邪恶之间如反腐与腐败、反特权与搞特权、民众渴望公平正义与少数人拼命维护既得利益之间的斗争无声而激烈；有些地方权力部门塌方式腐败，由此导致公权力信用缺失；民间社会在道德方面失范、滑坡，人心浮躁、迷惘，意义与信仰缺失。习近平同志洞幽烛远，对此指出：“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1]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才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8]；正是看到了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之严重性，习近平同志才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敢于“说真话”[1]。从逻辑上说，如果文学作品不敢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那就证明“文运同国运”“文脉同国脉”没有“相牵”“相连”，证明作家是在回避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则作家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假话；在废话和假话充斥的文学作品中不可能产生高峰文学作品。想创作出高峰作品的作家，必须知道人民群众爱什么、恨什么、喜什么、忧什么。从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说，文学表现的对象越是复杂、越是接近真实的人性，则其对象的审美张力就越大，文学阐释的理论空间也就越广，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就越加耐人咀嚼，如此才有希望走向艺术创作的高峰。

　　不能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只包含“光明面”或“光明面”占压倒因素的社会精神，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光明和前进，有时假、恶、丑的东西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并甚嚣尘上，正如习近平同志说的那样，“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8]。事实上，正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邪恶压倒正义的情况，才导致各种人间悲剧的产生。如果文学作品只强调表现“光明面”，奸佞如高俅、堕落如西门庆等文学形象就不可能在文学画廊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悲剧形象也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时代精神”是各种矛盾的聚合体，不同矛盾对象间的对立、对抗和斗争，时代的卑微和猥琐、沉沦与堕落等，都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艺术化地表现。但是，这种情形在文学创作中有不小的阻力。这首先有不良的传统文化基因。由于历代统治者好大喜功，中国“颂圣”文化历久不衰，文坛马屁精代不乏人。少量有良知的文人为了避免直言贾祸，对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创作中触及它们时，也多采取隔靴搔痒的话语策略，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受苏俄和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极“左”思维在国人的大脑中根深蒂固，以致有些人以“弘扬主旋律”为借口要求作家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一看到直面矛盾、揭露社会问题之作，马上蹦了起来，从“阴谋论”的角度指斥为“敌对势力”“抹黑中国”。1962年，李建彤作品《刘志丹》被指控“利用小说反党”，株连上万人。这一历史教训告诉后人，把虚构等同于现实、把文学等同于政治并习惯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定性的极“左”思维不消除，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从产生。

　　(四)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

　　从话语层面考量，任何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都必然是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镜像，作家在表现“时代精神”时，不管他本人自觉还是不自觉，其作品都必然会打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的国家主流社会精神，也就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国的主流社会精神，从而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一情形要求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8]，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社会理念熔铸到作品的内容中去。

　　三 作家应当怎样去创作高峰作品

　　中华民族若要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就必须有足够的软实力，比如在文学领域多多产出一些震撼人心的精品之作——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当下的中国已成为GDP世界第二大国，“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更是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和机遇，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作家若能把握时代机遇、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传神写照时代精神，则其作品必能开一代风气、收振聋发聩之功效，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晴雨表。作家在写作时如果无视时代的精神状况，则其作品无论如何精雕细琢，也必流入浅斟低唱之列，难以有大格局、大气象——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习近平同志才对作家们提出了如此殷切的期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8]

　　作家怎样做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创作出具有高峰性质的作品呢?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因为创作成功与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作家的主体性状况，因为作家在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是他本人所理解、所认识的“时代精神”，他怎样理解、怎样表现完全取决于他的思维深度和认识水平，因此每部具体的作品中所透露或展现的“时代精神”都是作家主观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极端而言，每个作家所理解的“时代精神”在本质上都是他自己的精神。作家能否精准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取决于他是否具有下述几种意识。

　　(一)鲜明的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内含有两个维度：时间之维的当下性，现实之维的切身性。切身性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性，也就是作家个人所体验、理解了的民众的切身性。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就是指文学创作应当面向自己时代人民的生存现实，积极关注现实生活、社会问题、大众愿望，面向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需要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旅文学”，把握社会的脉搏律动，敏锐捕捉人民群众的物质诉求和精神需要，直面社会生活中的缺陷和矛盾，与人民共命运，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在时间维度上，作家的“时代意识”绝不可局限于“当下”性的理解、认知，他必须放眼未来，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超前意识，因为文学是“镜”更是“灯”——烛照国家和民族前行的明灯，它不仅要“反映”“再现”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要“预言”“表现”未来的社会生活。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看，优秀的作家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在看护自己时代的同时又常常超出自己的时代，成为未来社会的预言者。雪莱说“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9]，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二)敏锐的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她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让人民对执政党满意，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在此意义上，“政治意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认可程度、满意程度的意识。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反映了这一意识，“时代精神”的现实之维才能得到凸显，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从而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等才算得到了实现。换言之，“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意识，而不是“权力意识”。作家必须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作为艺术品写给艺术接受意义上的读者看的，而不是写给相关的权力者看的。作家如果只是两眼向上，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没有长远的生命力，因为在艺术接受的意义上，就是职业的审查者也不会喜欢充满宣传语调的作品，一如黄片审查者对黄片也感到恶心想吐。

　　文学表现政治，不等于在作品中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席勒化”——文学作品的说教化，反对把文学作品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当下的中国作家必须摆脱以文学为宣传和舆论工具的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在认识和表达方面加以思维转型。20世纪前期，美国作家辛克莱的“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在中国文坛受到普遍误读，以为文学就是政治斗争中的舆论宣传工具。实际上，辛克莱这种说法只是就文艺客观上具有宣传效应的性质而言，并非鼓励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赤裸裸的政治说教或宣谕，因为谁都明白，蜕化为宣传品的文学作品，由于艺术水平低劣，没人愿意看，结果自然是有心开花花不发——一心进行宣传，宣传效果反而无从实现。

　　退一步说，即使利用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宣传，也要讲究宣传的策略和方式。提升艺术水平，把文学作品打造成艺术品牌、走出国门是宣传；把政治意图或宣传意图隐藏在叙事或形象之中、寓教于乐也是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虽然是指文学作品可以传达思想(道)，但那思想是融化在艺术叙事中的精神理念而不是直白说教的逻辑概念；即便文学作品所载之“道”关乎政治，那也只能是理念层的政治而不是政策层的政治。不唯如此，文学作品在“载道”时，必须是化学性质的“表现”而不是物理性质的“位移”。换言之，文学家在“载道”时，应根据文学艺术的规律把相关的政治理念溶解在叙事中，如同给小孩儿吃的苦药片裹在甜甜的糖衣内一样，充分顾及读者的艺术口味。从辩证思维的角度说，不宣而宣，是为上等之宣、高级之宣。例如，《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优秀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刻意进行政治宣传，但比起那些刻意宣传政治的作品，其社会效果要好上百倍、千倍。

　　(三)强烈的批判意识

　　“文学批判”是指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的对象进行艺术化地鞭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存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东西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文艺家的社会使命就是对社会生活中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对象开展批判和斗争，作家回避假、恶、丑的对象等于助纣为虐，最终也同他人一样要共同承担这问题的恶果。从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况来看，鲁迅所批判的民族劣根性如奴性、冷漠、麻木、暴戾等仍然有不小的市场，近些年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等问题十分严重，然而，在文坛上很少看到作家对这类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许多作家在创作时逃避现实，回避假、恶、丑，报喜不报忧。这种思维状况既是明哲保身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因袭，也是“隐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主义之果。道德理想主义的恶果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不符，人物形象又拔得太高不近人情，结果谁也不想看，谁也不相信。这种类型的创作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鲁迅指斥这种行为是艺术上的“瞒和骗”。鲁迅认为，社会天天都在发生变化，作家应当“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10]。如果作家回避现实，加入“瞒和骗”的社会大联欢，其作品无论是说A还是道B都是假的。

　　(四)崭新的世界意识

　　“世界意识”也可以表述为“全球意识”或“国际意识”。在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文化趋向类同化的今天，由信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渗、融合的趋势有增无减，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社情、国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旧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文学创作常常会陷入方枘圆凿、龃龉难入的尴尬情形，无法在精神上引领人民的行动。在此情况下，作家应当有“世界大历史”的观念，在思维上超出传统的家国情怀，胸怀“世界”而不是胸怀“家国”，在视野、格局、境界上超出前代作家，怀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5]。在全球化时代，胸怀个人乃至胸怀“家国”的作家，其作品所呈现的“时代精神”在格局上必然是“小时代”；胸怀世界、胸怀天下，作家才能突破经验局限，在精神格局上呈现为全球环境下的“大时代”。高峰作品必然是书写“大时代”的作品，“大时代”之大不仅指作品在精神、思想上大气包举、震撼人心，也指作品所表现的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时代精神”之大——不专属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所期待于作家的：“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8]。这样的作品才能显出大国的气度和风范，才有资格引领世界文学潮流。

　　(五)多元的包容意识

　　世界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混合体，因而不存在黑白分明的“时代精神”，更不存在单一维度的“时代精神”。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并不都是正剧或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丑剧，有时是闹剧。所以，文学创作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假、恶、丑的对象，因为掩盖矛盾和问题不等于矛盾和问题不存在；把矛盾和问题的盖子掀起来，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即以当前思想界的状况而言，“左”“中”“右”各种思想互相激荡，其中“左”“右”两派思想尖锐对立、势同水火，但从实质来看，双方的理论目标殊途同归：分歧双方的思考均因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满，都希望社会发展和进步，并没有一派希望中国变乱、变坏。就此而言，作家在描述这种现象时，必须对不同立场持多元观念和包容态度——深刻的思想和认识往往来自于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平静如水的生活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从世界文学史的情况来看，越是矛盾和问题多的时代越容易出现高峰作品，各国文学史上都不乏此种例证。多元理念与包容意识源自人内心的强大和自信，目前中国在世界上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都在逐步提升，作家在社会观念、社会立场等方面的观察上没有理由不自信。

　　(六)形上的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就是超越日常功利需求、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哲学意识。超越意识就是作家在创作目标上的“广度”“深度”“厚度”意识，因为它超越了经验因素的局限，跨越时代和种族，是终极意义上人人都得面临的生命意识，所以能够获得人类普遍的心理共鸣。以《天问》《春江花月夜》《卡拉马佐夫兄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几部作品为例，它们对人类生存的意义进行了深度的精神拷问，因而获得了普通文学作品所缺乏的精神品位和深度，成为文学经典之作。之所以强调文学作品的超越意识，因为文学属于审美文化的类型，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文学作品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化高度与深度的精神窗口，文学名作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领域里的精神名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能给人们带来审美和娱乐，还能在人格教育、境界提升、文明陶冶、意义建构等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人们说“文学是人学”的主要原因。只有多多产出建立在超越意识上的文学精品，文学才能在文化的意义上满足国内民众的需要，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文化内需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在总体上有了较大规模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品位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习近平同志才要求作家“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1]。就文化外推而言，“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倡议目标的实现，其根基是为相关国家的民众提供具有较高审美品位的文学精品，在美的形象与叙事当中给人们提供艺术层面的道德、伦理、意义、信仰、理想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养料，从而使“时代精神”获得超时代的思想深度、精神厚度和意义广度。

　　作家在具备上述意识以后，能否精准把握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上乘水平的高峰文学作品，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艺术工程，是一个常人难以窥其堂奥的黑箱。要创作出高峰性质的文学作品，作家就必须具备比普通作家更多的付出、更强的能力、更大的胆略、更高的见识、更深的功力。当然，仅有主观因素还不够，再高明的创作者也需要创作上的客观条件，比如宽松、自由的思想、政治环境等。从历史上看，有时候这类客观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作家创作时的主观因素。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2]Diderot Denis. de Denis Diderot:pub.sur les manuscrits de l'auteur:an VI[M].Paris:Deterville,1798:175.

　　[3]刘勰.文心雕龙·时序[M]//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42-143.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3.

　　[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8]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2).

　　[9]雪莱.为诗辩护[M]//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ZDA26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执政文艺意识形态管理经验研究”[14BZW007]；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形态生成研究”[2015-YXXZ-09]。

　　（作者：张清民，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外文论与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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