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因为自成体系而妄自尊大，但也没有必要因为不同于“他者”而妄自菲薄。从“文化他信”中挣脱出来，给予自身传统以客观确定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新时代的起步当是必不可缺的

　　■ 如何在民族复兴大格局中注入新视角、新观念、新方法，善于从全球变化和自身实践的结合中总结新经验，提供新认识，提出新思想，成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进学立派、走出国门、汇入世界绕不开的关节点

　　■ 电影理论学派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团体和个体共同发力的结果。领军人物是学派的灵魂，对于领军者和策动者，除了功底学识的要求，更有品格胸怀的期许

　　在建构文化自信的当代语境下，探讨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建设绝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就其普遍性意义来说，它是一个不断发生、发展的变动过程，离不开传统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团体与个体、策动与呼应等多种催生要素。这些要素在不断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以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共同推动理论研究向前发展。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指导研究，不但要探究理论学派发生发展的基本要素，而且要弄清不同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内在规律，进而对理论学派发生发展的合理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做出科学、学理的阐释。

　　在我看来，以下几对关系尤为值得重视。

传统与现实——备好认识自身的基础课

　　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讲思想，必注意其连贯性。换言之，思想必有其传统。这一时代的思想，必在上一时代中有渊源，有线索，有条理。故凡成一种思想，必有其历史性。在社会发展总体进入新的时期的当代语境下，中国电影生产要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必须有理性的牵引，有传承的支撑。因此，从前瞻性的角度思考中国电影理论学派建设，必须以后顾的方式认识和阐释传统。只有清楚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确切地把握我们到哪里去。

　　较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科技发展和国力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导致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相对不足。辐射到影像上，我们热衷于推崇那种“去中国化”“去实践化”的唯理论范式，习惯于“把中国电影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视野加以理论化考量”，难免对自己的理论传统缺少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思维一旦形成模式，就很难摆脱自己设置的二流身份和角色认定。实际上，文化本无好坏之分，只有形状和特色之别。中国电影批评的实践理性色彩，追求经世致用的理性自觉，造就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特别重视艺术直观和整体把握，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在世界电影理论之林中建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价值评判体系。特别是中国的实践哲学，始终强调以社会为基础，以民生为圭臬，同时又特别重视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个人内心修齐治平、齐家治国的自我转化，强调实践智慧必须转化为实践的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这就为理论的自足、开放和成长预留了空间。李泽厚先生晚年推崇“情本体”的思想，强调情理合一、合情合理，其实就是对中国这种情理结构的重新体认。

　　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将取决于主体和客体、创作和受众之间的情理互动结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因为自成体系而妄自尊大，但也没有必要因为不同于“他者”而妄自菲薄。目下重要的关磊在于，怎样从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中找到契合处，在瞻前和顾后的联系中找到平衡点，因为只有找到与现实相应同时也与历史资源对接的榫头，这种建构才能奠定在厚实的根基之上，才有助于形成包容历史、现实和未来元素的 “更高的有机体”。尽管对于历史资源的重新阐释可能引发分歧，但是从“文化他信”中挣脱出来，给予自身传统以客观确定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新时代的起步当是必不可缺的。

国际与国内——在交汇融通中提出新思想

　　电影理论批评既是对过往历史经验的集成和总结，又是对电影整体发展的系统化整合和提升，所以一刻也离不开国际视野，离不开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学习和借鉴。

　　20世纪中叶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掀起以来，世界文化日益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后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批评，既汲取了世界电影文化的充足养分，也具备参与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可能。新世纪以来，中国智慧、中国创造、中国力量正在积极融入与带动世界电影发展，有力有效地改变世界电影发展的未来蓝图，从这个角度说，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反过来，全球化为中国电影理论学派的建构配置了全球资源，提供了各种开放丰富多元的域外经验和参考，使中国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基点上融入全球电影产业新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交汇融通、互利共赢的全部要义在于，既要坚定地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又要勇于超越本土历史与现实，对于当下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实际存在的诸多问题，诸如经济主义盛行、方式方法单一、与生产实践若即若离、创造创意能力不足等问题，要善于从世界经验中寻求参照和解答。

　　过去我们在国内与国际比较方位上，习惯以“相形见绌”来解释、估价中国电影理论生态，一味放低身段，甚至自我矮化，现在看来并非完全必要和符合实际；但是，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有了些许进步而沾沾自喜，甚至闭目塞听，自我感觉良好，又有可能坐失与世界潮流砥砺共进的难得机遇。电影人国际视野的形成，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和世界大势、国力角逐、民族认同、文化走势、个体素养、终身学习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何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格局中注入新视角、新观念、新方法，善于从全球变化和自身实践的结合中总结新经验，提供新认识，提出新思想，成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进学立派、走出国门、汇入世界、贡献人类绕不开的关节点。

团体与个体——才能与个性充分实现方得学派之果

　　从世界电影史考察，电影理论学派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团体和个体共同发力的结果。比如著名的蒙太奇学派，除了库里肖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爱因汉姆、斯波蒂斯伍德、卡斯蒂这些闻名遐迩的电影艺术家个人的出色发挥，还是和“团体”的凝聚、放大作用互为因果的。他们有的是师承关系（如爱森斯坦、普多夫金都是库里肖夫的学生），有的是思想观念的组合（如爱因汉姆和卡斯蒂、安德鲁形异质同的主张）。同样，著名的《电影手册》派也是如此，巴赞、杜卡、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杜马契和里维特，每一位都是成就卓著、个性鲜明的电影思想家，但他们紧紧围绕在《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周围，历数十年而不衰，共同营造了学派的思想大厦。恰如一句学术名言曾指出的：“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人，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也总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建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当然也回避不了这一艺术生长规律。

　　过去我们对于“团体”和“个体”都有些忌讳，生怕“团体”演变成“俱乐部”，担心个人发展成 “主义”。其实，中国传统美学历来奉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差异，而且还应该欢迎和鼓励这些差异，把它们看成是丰富国家思想艺术形态的必要条件。学派并不扼杀其成员的自由研究；而确保个人才能和个性充分实现，学派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繁荣。这是一对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相信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生态的持续向好，团体建构和个体发展一定将赢得更宽松更自由的生长空间。

策动和呼应——领军人物不可或缺又颇为难得

　　精神生产在本质上就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它是人类全面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精神生产过程中，尤其需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它通过人的历史创造活动表现出来。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中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他们在理论视野、研究深度、投入程度、社会担当上全面传承老一代的风范，潜心著述，引领全局，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下电影理论批评的主要力量。同样可喜的是，借助互联网的持续“升温”，新的一代青年理论批评人才如鱼得水，崭露头角。新媒体和大数据的结合，不但使他们能够轻松地越过门槛抒发情怀，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代表性的发声者。

　　但是应该承认，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现在的中青年学者还缺乏老一辈电影理论批评家那样的胸襟格局，其策动效应也就望尘不及。想当年，钟惦棐先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成立影评学会、搭建电影美学小组，析理论，评作品，提主张，推新人，使电影理论批评出现了少有的热烈场面，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影响。令人遗恨的是，壮心不已的钟惦棐先生突然辞世，钟门弟子四散而去，学派萌芽胎死腹中。钟老这样的将才帅才可遇不可求！我们于此愈发深切地体察，领军人物是学派的灵魂，千军易得，一帅难求，缺乏学术领袖对成员的吸引力、成员对团队的向心力、成员之间的黏合力，学派的建构便无从谈起。实事求是地说，对于领军者和策动者，除了功底学识的要求，更有品格胸怀的期许。策动之功，是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是难以计算个人得失的，有时可能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风险。在物质主义影响许多行业的时代，做到这一点尤为艰难。担负使命的勇气，既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份事业的无比热爱和真诚之心，更应来自于我们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来自于内心的强大平和，以及对于艺术人生的敬畏之心。中国古代曾留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历史佳话，今天的学者大家能否续写这样的当代篇章？我们翘首以待！

　　总之，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大目标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吹响了新的进军号，从无到有，由破土萌芽到参天立地，其艰难自不待言，唯有持之以恒、矢志不移，才会有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发生发育、健硕成长的未来。

（作者：李建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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