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中国文艺传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力量。作为中华文化土壤中培植和生长出来的精神花朵，中国文艺具有与生俱来的文化传承优势。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文艺长期以来以其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蕴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还因为中国文学素来以其中华美学精神和民族艺术形式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乃至于中国文艺对于中华文明的形塑已经深入到了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机理中，如盐入水，融化于无形。这就是中国文艺在建设中华文明中的巨大力量的特殊表现。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之际，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对于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路径。

（图片选自《典籍里的中国》）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文艺的建设与发展，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文艺事业始终是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鲜活文化现场。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建设与发展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要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要在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由此才能广泛而深入地激活中国本土优秀文艺传统，全面促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力量的文艺大发展与大繁荣，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添砖加瓦。诚然，传统在古代，但传承在当下，新时代文艺家必须要致力于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全方位地激活中国古代优秀文艺传统，因为正如中华文化传统具有连续性一样，中国文艺传统也有自身的连续性。我们的文艺家不能简单地割裂传统，人为地制造中国文艺传统的断裂，而应该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文化立场和文艺态度出发，创造出具有高度人民性的文艺作品，积极融入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勇敢地肩负起新时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首先就表现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它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走自己的文化道路，而且决定了中国文艺必须走自己的艺术道路。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和文艺自信，要在新时代文艺创作中自觉地彰显中华文化传统和中国文艺传统的连续性，反对那种割裂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和文艺传统的创作倾向。与中华文化传统一样，中国文艺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百花齐放，在历史上诞生了无数的中国文艺经典作品。但曾几何时，我们的唐诗宋词沦为了“旧体诗词”，我们的戏曲沦为了“旧剧”，我们的话本和章回小说沦为了“旧小说”，还有我们的古文骈文更是沦为了“谬种”“妖孽”。毫无疑问，在中华文明进行深度现代转型的一百多年前，我们的五四先贤将中华固有之文艺传统以一个“旧”字以蔽之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那种彻底告别民族文艺传统的激进话语姿态所产生的历史流弊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值得一百年后的我们警醒并反思。诚然，中国文艺传统中存在糟粕与垃圾，但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文艺传统中的精华和血脉，这才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现代文艺的精神根底。今天谁也无法否认，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上，那些曾经以“旧”的名义被打倒或排斥的诗词联语、小说戏曲、古文骈文的巨大历史贡献，更无法否认近百年来民族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曲艺所取得的巨大文化成就。如果说当代的传统文艺的发展主流是与时俱进，由旧开新；那么当代“新文艺”的发展主潮就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调整那种西洋化或精英化的“纯文学”和“纯艺术”观念或范式，要彻底激活中国式的“大文艺”和“杂文艺”传统，大力推进中国文艺传统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复兴。

中华文明不仅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它还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感，不断加强文化传承意识的同时，还要大力强化我们民族文化的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诗经·大雅·文王》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向来不畏惧接受新挑战，虽历经沧桑而百折不回，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毅，还有“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都显示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历史进取精神和文化创新意识。具体到文艺创作领域，中国古代文艺传统虽然绵延至今，但有因有革、代有新变，中国文艺家不断因时势变迁而创造出新的文艺形式，或者对旧有的文艺形式进行改良革新，以此冲破固有的文艺藩篱。他们深知“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国文艺要想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不断创新，不断追求新的文艺境界。清代以来，从焦循的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到王国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再到五四时期胡适立足于进化论而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始终充满了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相对而言，文艺形式的更新换代比思想内容的与时俱进更加缓慢，但这也符合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发展规律，我们不能以此苛责前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艺的创新意识得以大爆发，不仅本土的民族文艺形式得到了充分的改造和利用，而且我们“别求新声于异邦”，大胆引进外国文艺样式，创造出了以新诗、话剧、油画、交响乐、影视、网络文艺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艺新品种，而且在不断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加以改进，催生出了一大批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艺经典作品。可见在中国文艺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是固有的民族文艺形式不断加强时代化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是引进的外国文艺样式不断进行民族化和本土化改造，由此彰显了中国文艺巨大的创新能力和无限的发展潜能。

我们永远不应忽视的是，中华文明还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中，尽管我们在古代屡经历史起伏，也曾在近现代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但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和永恒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所以中国文化向来倡导家国情怀、推崇民族气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历史典籍和文艺作品向来褒扬忠臣贤良而鞭挞奸佞小人，与此同时对历史上那些不辨忠奸、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乱世衰世则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由此达到激浊扬清、明辨是非的精神境界。在中国文艺史上，以屈原、杜甫、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夏完淳、秋瑾、闻一多、艾青、田间、夏明翰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诗人及其爱国主义诗篇永远彪炳史册、光悬日月，而在中华现代书画、戏曲界，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程砚秋等大师级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具有民族气节的千古佳话。与之相对应的是，无论一个文艺家的审美造诣有多高，倘若在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上有亏，那就无法得到历史的原谅，至少其历史地位要大打折扣。比如古代的钱谦益、现代的周作人，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所以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家要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底线，要永远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要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大力弘扬中国文艺的爱国主义传统，做一个具有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当代文艺家。不仅如此，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家还要在文艺创作中高度重视有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要擅于塑造具有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文艺形象，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用文艺作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以高尚的爱国情怀巩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如果说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那么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担当。一部中华文明史，既是中华民族内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与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所以中华文明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史，虽然也曾出现闭关锁国倾向，但整体而言体现了一个世界大国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开放型文化胸襟，一直推崇多元并存、和谐共生的国家文化生态和世界文化格局。比如中古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深度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由此不仅在唐代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禅宗文化形态，而且直接催生并促进了近古时期宋明理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熟。近现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历史倒悬之中，更是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借鉴世界范围内先进的现代性文化和理论话语资源，从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科学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无不受到国人的青睐和大力传播，由此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新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更是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仅坚持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致力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包容性。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家应该秉持中华文明从古典到现代历久弥新的包容性文化传统，要善于学习和勇于借鉴外国文艺理论与实践资源，不管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我们要以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方法博取中外众多文艺流派之长，大力推进新时代中国文艺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畅谈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时，最后提到了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反对穷兵黩武。在中国古代文艺史上，谴责战争、呼唤和平、关注民生的经典作品不计其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是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写下的旷世经典诗句，至今充满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实际上中国古代无数的边塞诗人无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在歌颂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同时总是怀抱着对战士作为普通生命个体的无限关切和悲悯。进入近现代以后，虽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在坚持为了民族解放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同时，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旧坚持推进和平、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始终坚信和平与发展是符合世界人民需要的历史潮流。所以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诗人中，以闻一多和艾青为代表，他们的诗歌中同样充满了热爱和平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古至今一以贯之，这是中华民族值得世界人民尊重的传统美德，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人性美和民族精神正能量的外在表现。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家要在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大力凸显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要在处理历史和现实题材时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勤劳善良、兼爱非攻、仁者爱人、民胞物与、厚德载物、齐物不争的和平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总之是要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和平崛起的新时代新中国形象。

（作者：李遇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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