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物赋形”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表现论中的重要命题，揭示了文学艺术构思后的传达阶段应是一个自然而然、兴之所至、不拘法度的过程，体现古代文学艺术随物应机、不主故常的创作原则。该命题关联“感兴”“天机”“活法”等重要诗学观念与概念，亦是中国古代文论“以水喻文”批评传统下的重要产物。对这一命题历史发展的梳理以及当下价值启示的探索，或可为当下的文艺创作与创新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随物赋形”的提出

“随物赋形”作为画论命题最早出现在北宋苏轼为蒲永升画后所作的跋文《画水记》中，苏轼在文中说：“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他指出，孙位能画出水的变态，即“活水”，故而位列最高品第的逸品。苏轼强调所画对象作为客观之物，其外在形态，在自然的变化之中，并非是僵死的、固定的，而是变动不居的。作为画家，应该把握对象的鲜活形态。

苏轼提出“随物赋形”的命题，源于他对于水作为道与万物相通之媒介的深刻认识，他曾在《滟滪堆赋》中将水不自为形、跟随地势起伏变化而改变自身形态的特点予以深刻阐发：“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后来苏轼又“以水喻文”，在《自评文》中将“随物赋形”的命题内涵拓展至文论中，他自评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记述了自己的诗文创作如同万斛泉水，随处都可以涌出，抛开刻板修辞技法，在笔随意到的自然过程中传达诗意。如同其《题西林壁》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生动诠释。苏轼还将“随物赋形”的内涵延展至治国理政与为人处世之道中，在《仁宗皇帝御书颂》中，他写道：“君子如水，因物赋形。”他将儒家思想的“比德”观念、禅宗的“随缘自适”与道家思想对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思想予以继承与生发。对于苏轼而言，他的一生也正是对“随物赋形”内涵的生动诠释与鲜活实践。

苏轼以水之喻为线索，在论文、论画、论人、论世中，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地诠释了“随物赋形”的多重意涵，辐射至文学、艺术、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这一命题对后世诗文注重“活”与“变”，重视行止天成、随物应机等创作原则的确立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二、“随物赋形”的历史发展

“随物赋形”的命题虽正式出现于北宋，但其发端却可追溯至六朝时期。谢赫《古画品录》提出“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论画主张，侧重对外物的模仿；陆机《文赋》中提出“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揭示不同的物象需要不同的文类体裁来展现；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出“随物以宛转”的主张，强调诗人的创作要在对外物的随顺体察中，依据其形貌特点进行构思。上述“随物”观念启发了苏轼“随物赋形”命题的提出，相较于六朝时期的“随物”主张，苏轼强调从外物中摄取再加以构形，注重作者与外物的契合程度，强化了“形”的主体因素。他将作者、物象与形象三者在命题中予以统一，强调在心物交融、物我为一的状态下，作者跟随内心激荡之气而任运自由的传达过程，这是一个由“物”到“形”，由形似到神似、心似的创作过程。

作为文学艺术创作中形象构思的普遍性法则，这一命题不仅对诗学“活法”观念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实践。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将“随物赋形”等同于“元气”之充盈，在于作者与物象以及诗文中的形象之气的贯通无碍与化合为一。如王若虚《滹南诗话》评白居易诗云：“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强调白居易的诗之所以入人肝脾，源于诗人内心激荡之气与宇宙鼓荡万物之气化合，生成元气淋漓的诗意世界。由此，将“随物赋形”归结为元气的摩荡嘘吸。其二，以“随物赋形”阐释诗文创作不失法度，却又不拘泥于法度、变动不居的特性。如宋代吕大圭《春秋五论》写道：“圣人之笔如化工，随物赋形，洪纤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间。”元末宋濂《刘兵部诗集序》提道：“所谓缓急丰约，隐显出没，皆中乎绳尺。至其所自得，则能随物赋形，高下洪纤，变化有不可测。置之古人篇章中，几无可辨者。”二人以“随物赋形”阐释诗文创作如同乾坤化育万物的自然而然、初无定质，圣人之作便是达到了自由创作、姿态横生的境界。清代文论家赵翼《瓯北诗话》评价韩愈的诗文创作时说：“盖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骤，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然律中如《咏月》《咏雪》诸诗，极体物之工、措词之雅；七律更无一不完善稳妥，与古诗之奇崛判若两手。则又其随物赋形、不拘一格之能事。”可以看出，“随物赋形”亦可用于评价同一作者不同文体的创作特点，强调千变万化、不拘一格中寓于必然之理。无论古诗、七律，无论叙事、说理，作者都能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变换表现手法。

历代文论家与诗文创作者延续苏轼“随物赋形”命题的精髓与意涵，或是探索分析上乘诗文创作的共性特征，或是分析某个文学家诗文作品的创作特点，他们将“随物赋形”与与之相关的诗学范畴、命题与观念予以整合、关联，扩充了该命题的内涵与适用范围。

三、“随物赋形”的当下价值与启示

“随物赋形”命题由苏轼提出后，一直延承至今，它不仅成为宋至清时期诗文批评的重要依据，在技术赋能文学创作、催生多元文学形态的当下，它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随物赋形”的命题孕育着一种去除定见的创造精神，体现的是由“物”之本然到“形”之应然的超越过程。它源于作者内在需求的冲动，指向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在感兴、天得的契机下与自然物象触遇，不拘法度、不计形貌得失，任心灵、情感鼓荡驱使、振笔直遂、听笔之所至的产物。文学的创新正是基于不可遏制的、自然而然、如有神助的创作发生瞬间心物交融所生成的不同形态，它是生生不竭的，它是作者生命能量的释放，更寓于作者对宇宙天地、人文社会的深度思考，这不仅是“随物赋形”命题的核心与根本所在，同时也是应对当下技术赋能文学创作与创新问题的重要依据。人工智能基于超强的算力，已然具有极强的文学写作能力、模仿能力与文学资源的整合能力。如今，对于形似的追求、文学文本的仿写与批量创作已然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期，苏轼“随物赋形”的命题就越是能散发其理性的锋芒，它所揭示的文学创新之规律正是在于作者在自由传达的过程中，文学作品的唯一性、独创性与不可模仿性得以彰显，它是超越于形似的心似状态，是作者思想情感与生命状态的印记，而人工智能却无法复制创作者的情感体验与生命状态，它的所谓“创造”只是基于已有资源的再建构。故此，当下的文艺创作者，应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主体性和情感创造力，强化文学的情感性表达与具身性关联，在尊重自然与现实、讴歌时代与人民的创新征途中，融入深邃的思想与充沛的情感，去除定见，不拘泥于既定的形式和规则，任由心灵驱使，在水的智慧引领下，让文学创作与创新回归其本然，回归到它的灵魂深处。

（作者：张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主任，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谷疏博，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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