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命题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也为文学创作开拓劳动审美新格局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有力的召唤。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陈志明）

劳动审美的嬗变

现代中国文学高度重视劳动审美和劳动人民形象的塑造。五四时期就出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同情劳动人民“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认同和号召他们奋起反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题材和主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劳动成为崇高的事业，文学创作也以激情饱满的态度对待劳动，谱写了一曲曲“劳动光荣”的赞美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劳动主人翁的尊严与自豪感。改革开放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大解放，也造就了劳动形态和劳动者艺术形象的多样性。以农村题材改革小说而论，从《种包谷的老人》、“种田大户”陈奂生的勤劳农作，到《玛丽娜一世》《鸡窝洼的人家》的多种经营、农商结合，再到《燕赵悲歌》的“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文学创作对各种劳动形态都从“勤劳致富”的价值原则出发，表现出由衷欢欣与赞赏的审美情感。

但在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中，劳动审美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嬗变。一方面，以个人功利为中心的消费主义观念崇尚享乐伦理，一些人和一些作品消解了劳动及其所孕育的道德和美，甚至将勤劳解读成了蠢笨、观念陈旧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在将一切归结为经济关系的资本逻辑中，劳动被抽象为一种交换的可能性，劳动的物质文明创造功能被严重忽视，劳动主体也因为“被工具化”而淡化了对劳动正面意义的感知。文学作品中的劳动审美书写，也随之大大削减了基于社会心理基础的深厚度。于是，农业劳动被描述为成效稀薄的乡村衰败，资本与城市双重压榨下的劳动苦吟曲、劳动者创伤图成为审美的时尚，广大农民工背井离乡参与城市文明建设、并以劳动所得大大改变乡村面貌的艰辛奋斗所包含的正面意义，却遭到了极大程度的遮蔽。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根本点在于审美主体的思维结构中，隐含着重生产关系、却轻视从创造人类文明的生产力出发的观念偏差，没有解决好怎样的劳动、怎样的劳动者才能正面书写的问题。实际上，人类劳动形态的根本基础是生产力，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劳动，到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家庭劳动，再到现代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劳动，劳动形态的嬗变、物质文明的创造都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关联。在此基础上才是以劳动付出和成果分配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基于生产力的劳动本身所蕴含的个体人格和人类文明的光辉，否则就容易陷入关于劳动审美认知的误区。

新时代以来，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为基础快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催生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也改变着传统农耕文明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生产劳动形态相应地以智慧和科技为基本意义维度而呈现出种种重要的新特征，如主体劳动脑力化、劳动工具智能化、生产要素数字化，大大减少对重复性、低技术劳动的依赖，等等。对于传统的生产关系、身心劳动感受和劳动价值观念，网络技术、共享经济的劳动形态也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巨大的改变。

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写作新课题

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世界，是将传统的“自然人类生活世界”转化成了现代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将人类劳动建立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那么，新质生产力则是将后工业文明以现实的形态呈现于我们面前，并以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极大地缩小了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实际上是一种以高科技为基础的人类物质文明创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新一轮历史性巨变面前，文学创作的劳动审美如何扬长避短、继往开来，就成为创作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而艰难的问题。对于新型劳动的空间和场景、内涵与形态，对于其中所凝结的新型社会关系和劳动者地位的演变，都需要重新观察和理解。对于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格局中重建各种人类劳动的平等与尊严，如何在劳动形态大幅度扩张的形势下建构新型“劳动美学”，也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索。针对当前创作将体力劳动作为基本劳动形态，将劳动与艰辛、剥削交融为一体的审美惯性，我们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点应该怎样建构劳动审美的新视野、怎样确立高科技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审美立场、怎样以科技文明背景下的审美诗学看待和表现“技术流”、怎样塑造高科技人格与自然人格有机融合的新型工匠形象，等等，都成为新时代文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当前的文学创作也不是完全缺乏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艺术敏锐。从农村扶贫脱贫题材创作的科技生产力叙事，到工业文学领域的大国工程、中国制造题材书写，再到网络“工业党文学”的企业发展“技术流”叙事和高科技未来的想象，都有着或庄严或谐趣、或纪实或想象的对于新型劳动的审美呈现。但毋庸讳言，相关作品的描述大多局限在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如何取得了物质生产发展新成效的功利层面。扶贫脱贫题材创作铺排喜剧性场面的景观化色彩，大国制造题材创作程式化宏观勾勒的新闻纪录片特征，网络文学想象的奇幻化倾向，都是这种境界局促特征的具体表现。不少“纯文学”作家甚至对高科技题材领域难以置喙，只能顺延着文学本位、日常生活诗学的思维惯性，沉湎于生活景观陈陈相因、审美追求小巧匠气的“艺术象牙塔”，相关作品甚至达不到“主题写作”和网络文学的社会影响程度。这种种创作症候表明，许多创作者并未以新型劳动形态为基础拓宽审美视野，来形成发掘新质生产力之经济、社会、文化、精神心理等层面内涵的问题意识。

推进“有难度的写作”

中国文学界呼唤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已颇有时日，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但在一些具体的创作领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这既因为许多创作者缺乏攀登艺术高峰的强烈意愿，也因为这种攀登需要诸多方面知识与能力的贮备，实在是“有难度的写作”。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新型劳动审美就是如此。

首先，创作者需要改变回望性、“乡愁”式的审美惯性，改变萦绕于日常生活细枝末节而以“艺术的别致”自得的思路，强化前瞻性地面对新现实、大问题的意愿和勇气，来形成艺术创造的新方向。

其次，创作者也需要在新质生产力、“高科技人类生活世界”全面降临之际，进行一次“专家化”的知识结构转型，达成对人文与科技知识的全覆盖，来形成专业化地理解和描述新质生产力、新型劳动审美的能力。

再次，创作者还需要改换思想逻辑、位移审美重心，改变过去单纯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的意义建构方向，转移到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文明新形态创造为基点和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实际状况。这种改变与提升，针对知识、能力格局和思想视野、艺术胸襟已经定型的作家，确实是不容易完成的任务。但正因为如此，能否切实有力地达成这种改变与提升，从而卓有成效地响应新质生产力召唤、开创劳动审美新格局，就成为了中国作家队伍面向新质生产力、文明新时代的一种艰难但意义重大的历史性选择。

（作者：刘起林，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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