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自此，“三大体系”建设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共同面对的重大理论命题。艺术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中国艺术学的“三大体系”建设，乃艺术学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艺术传统悠久，积淀深厚，音乐、美术、书法、戏曲、舞蹈、设计等门类皆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相关的考古发现与史料文献数量惊人，中国古代涌现出的各门类理论著述不胜枚举，皆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学“三大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学人付出了艰辛努力，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已颇具气象。

“三大体系”之中，学术体系是核心。学术体系是指围绕系列重要主题形成的相互关联、相对完整的知识和理论，其中，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等体现了学术思考的深度和智慧，具有支撑作用，处于关键位置。学术体系还表现为相关的代表性学者、学术流派、重要论著以及评价体系等要素。本文以学术流派为例，讨论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的建设情况。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邹君栋）

中国艺术学派的传承

学派是有着共同或相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学派一般具备得到普遍认可的代表性学者和标志性成果，体现出一个学科的研究力量和受关注程度。艺术学界形成的学术流派，同样体现出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创造力和学术影响力。

客观地说，在中国艺术学百余年的研究历程中，形成的学派并不多。晚清至民国时期，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引入了西方艺术学，他们学兼中西，研究领域广泛，如王国维在甲骨学、文学、戏曲学、诗学、红学等领域，皆具开拓性。这批学者成长于特定的历史际遇，往往是“但开风气不为师”，没有形成学术流派。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相继成立了众多艺术类高等院校以及专门性研究机构，中国艺术学研究走上建制化，步入了正轨。艺术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名家大家辈出，出现了若干为学界认可的学术流派。

戏曲学领域有“前海学派”之说。“前海学派”指的是以张庚、郭汉城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群体，因其当年办公地址位于北京前海西街而得名。这个群体遵循共同的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并出版了以《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为代表的一批影响较大的论著。“前海学派”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戏曲研究中，强调戏曲发展的多元因素，肯定人民群众在戏曲艺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在研究方法上，“前海学派”坚持理论研究与戏曲舞台、戏曲演员密切联系，使理论贴近戏曲行业、贴近戏曲创作演出实践。

音乐学术界推举“杨黄学派”。“杨黄学派”发端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杨荫浏、黄翔鹏的学术思想、治学理念为典范，聚焦于音乐史学研究。“杨黄学派”注重资料建设，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学术旨趣与“前海学派”深相契合。

21世纪以来，艺术学研究持续升温，尤其在2011年，艺术学脱离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研究者相继提出建立艺术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如在影视领域，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中国动画学派引起了世界性关注。2010年以来，黄会林等学者提出了“第三极文化”“共同体美学”“电影工业美学”“中国电影伦理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并自觉转向以“中国电影学派”为轴心的中国学术体系建设。他们一方面强调中国电影的本土性与主体性，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构建中国电影学派这一理论体系，使中国美学精神融入艺术理念之中。此外，还有中国音乐学派、中国舞蹈学派、中国艺术学理论学派等提议。

需要看到，在中国艺术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尤其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流派并不多见。这一困境也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还有待继续努力。

艺术学学术体系建设的未来指向

整体来看，艺术学研究在上百年的历程中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在史、论、评等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经典性著作和代表性学者。在戏曲、音乐等领域，甚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流派，中国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建设已蔚为大观。

不过，各门类的发展并不均衡。中国音乐学、戏曲学等历史积淀深厚的学科，研究队伍庞大，研究成果丰硕。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专题史的研究，皆非常丰富，其史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已经基本成熟。此外，像美术学、舞蹈学、话剧学和影视学等学科，亦有大量史学著作出版，学术体系的架构亦基本成型。曲艺学的成果则相对较少，与中国悠久的曲艺传统不相匹配。在各门类研究中，同样存在一些共通性的问题。第一，戏曲、音乐、舞蹈等门类的史学研究，过于偏重古代，对于近代和当代的研究尚显不足。第二，古代艺术史研究偏重于某些时期，对另一些时期关注不足。第三，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存在较严重的脱节现象。第四，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或过于倚重西方理论的现象。针对这些共通性问题，在今后的学术体系建设中，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艺术学术界应加强学术史研究，培养史学意识，拓展学术视野，寻找短板，认清不足，有针对性地弥补与完善。在具体研究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丰富史料、增强史识，提升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理论研究者除了往后看，研究史学还应多关注当下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艺术创作与艺术现象。从实践中总结理论，增强问题意识，为理论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从而摆脱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理论滞后于实践，无法有效指导实践的窘境。

三是艺术学术界应注重提升原创意识。面对渊博厚重的传统与异彩纷呈的当下，应入乎其内，脚踏实地，加强研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讲述中国故事、能与世界对话并为外界所认同的原创性理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是艺术学研究者应具有跨学科意识。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相通性，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皆能为艺术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方法，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论断，在更广阔的视域中理解艺术。因此，研究者应放开眼界，向其他学科借鉴与学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与建构目标及评价标准研究”（23ZD01）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修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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