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与中国式现代化文艺观的历史生成研讨会暨国社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艺术理论发展研究”中期推进会

2024-06-18

阅读：来源：“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微信公号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收藏

6月15日周六，“民族形式”与中国式现代化文艺观的历史生成学术研讨会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艺术理论发展研究”项目中期推进会，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均斋报告厅顺利召开。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分别从四大单元出发，在项目推进会的背景下，从不同学科、多个角度共同探讨了“民族形式”与中国式现代化文艺观的历史生成。

会议现场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开幕发言

在开幕式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以“高谈阔论何处找，未名湖畔寸寸宝”为引言，指出研讨紧扣“民族形式”这个关键词，围绕民族形式与人民文艺观、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民族形式的历史发展、新时代建构等核心问题的要义展开讨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管理中心项目主管姚宇航从三个方面对社科重大项目提出了要求：在政治站位上与责任担当上，要承担引领性责任；保持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注重学术的应用性；坚持优良学风、严把关口，注重人才培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彭锋从个人的学术和创作实践，提出在思考民族形式之时，不忘贯穿国际化的思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艺术理论发展研究”首席专家唐宏峰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缘起：“民族形式”是中国现代文艺观念中的重要概念，它既是三四十年代的一场重要的文化论战——其中毛泽东对民族形式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指出要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又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想中的核心议题，“民族性/民族的形式”及其另一面“现代性/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乃至其延长线上的“人民文艺”“民间性”“社会生活”等内容构成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理论选择。开幕式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新教授主持。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致辞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管理中心项目主管姚宇航致辞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致辞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课题首席专家唐宏峰介绍会议缘起

会议进入研讨阶段，专家学者分别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第一单元民族形式的理论话语

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崔海亮教授的发言以《文化主体性与文艺民族性的重构》为题，探讨了延安时期文艺民族性的觉醒与建构。通过新启蒙运动和文化统一战线，延安文艺思想界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建构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李道新教授则分享了1940年10月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的史料，呈现出与会者围绕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定位、发展方向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民族救亡运动展开激烈讨论的历史现场。参与的人来自不同的阵营，不同话语折射了国际关系、政党博弈，以及各地域的电影厂之间的不同。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旭光教授对“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的内涵做了细致的探析，指出“民族文艺”理论话语贯穿20世纪中国文艺建设。最初，该话语体现民族主义意识，区分中国文艺与西方文艺。随后，中国共产党将其与大众形式相结合，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抵制文化西化。同时，也承认其他文化形式的民族性，强调民族共同心理结构和历史民族形式的辩证统一。最终，将民族文艺视为革命文艺，服务于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采用民族民间的旧形式，宣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内容。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则探讨了“民族形式”问题在中苏两国的不同发展路径及其内在矛盾。苏联强调“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将政治与文化、内容与形式割裂，导致形式最终消融内容。中国则将“民族形式”视为“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词，强调通过诉诸民众情感生活，将民众转化为人民政治的主体。

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分享

第二单元民族艺术的知识形态与实践形态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黄键教授讨论了“民族形式”在首版歌剧《白毛女》中的探索和实践，尤其分析了延安音乐领域对民族形式的响应，包括冼星海的音乐创作、延安音乐采风运动和新秧歌运动。并仔细分析《白毛女》体现了民族形式的方式，指出其借鉴民间音乐、戏曲板腔体、西洋创作技法等多种元素，最终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经典之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石天强副教授提出民族形式艺术中的“尘俗风韵”问题，通过引入奥尔巴赫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尘俗”概念，分析齐白石与任伯年画作中的“俗”在“雅”生成中的基础作用，和肖像画中的“传神”与“典型”塑造，展现尘世中人的精神风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吴键副教授以《“艺术”何以为“学”——四部之学与近代中国的艺术新知》为题，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艺术学兴起的思想根源，探讨了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和刘师培四位学者如何从传统四部之学出发，构建新的艺术观念。康有为从子学出发，强调艺术的实用功能；蔡元培从经学出发，将艺术教育视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从集部出发，将艺术置于文学之下，认为其具有怡情悦志的功能；刘师培从史学出发，将艺术视为历史的产物，并强调其“实用”“礼文”和“怡情”三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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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战时语境、延安文艺与民族形式问题

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一川的报告题为《“民族形式”视域下的心性现实主义范式》，首先指认“民族形式”的现代性属性，通过回顾茅盾和周扬对“民族形式”的探讨，提出“民族形式”并非仅指民族生活的外在表现，而是指民族生活方式的现代构型形态，涉及民族心理、习俗等多方面内涵。最后将“民族形式”与“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相结合，分析该范式以中国式心性论智慧涵濡外来现实主义精神，具有真善交融、典型传神、地缘化教育等特点。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金浪教授以《从“民族形式”看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为题，探讨了战时中国美学思潮中的“民族形式”与“美学中国化”现象，以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三位美学家为例，分析了他们在战时如何通过美学研究，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进行现代转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路杨汇报《“民族形式”的生产机制：延安文艺的经验与启示》，强调“文艺”与“形式”的整合性，将不同体裁、媒介、生产方式纳入同一框架，并整合新旧文艺，探索形式与内容、文化与政治、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演讲分析了“在地化经验”对民族形式的影响，指出艺术家需要尊重民众的认知习惯，例如古元根据观众反馈对木刻作品的调整；艺术家使“新年画”创作更符合现代审美和现实需求等等。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闫爱华教授的报告《观念如何成为武器——抗日救亡背景下的“摄影武器论”及其实践》指出，“摄影武器论”作为宣传工具在民族危亡之际发挥了揭露现实、宣传国难、鼓舞士气的武器作用。沙飞将摄影视为“暴露现实”和“宣传国难”的有力武器，深入前线拍摄了大量反映抗战现实的摄影作品。“摄影武器论”成为解放区文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也存在着过度工具化、忽略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倾向。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勇胜讲师探讨了延安文艺对战后日本“生活记录运动”的影响，成为其构成了延安文艺的世界回响之一。“工农兵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延安文艺观念，体现在同样强调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并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战后日本“生活记录运动”之中，二者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也存在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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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民族性话语与当代艺术理论及实践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卢文超教授在《当代艺术创作的社会学转向》指出，当代艺术创作的社会学转向改变了艺术与社会的传统关系，艺术家角色、艺术作品形态、创作手法等都发生了变化。艺术家们不再仅仅是“物品制造者”，更是“社会制造者”，他们通过艺术介入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王志亮副教授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界关于“形式美”“自我表现”和“现实主义”的话语进行再检验，并分析了理性绘画这一原创概念的生成与探索。指出批评家关于理性绘画的认识，体现出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到后现代与禅宗、再到艺术本体三元论的深入思考过程。北京舞蹈学院闫帧帧副教授以《黄河》和《踏歌》为例，探讨了中国古典舞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转型：从早期借鉴戏曲和芭蕾舞剧到逐渐探索自身发展；从关注动作的运动原则，发展到探索舞蹈结构的创造原则；对文化“自我”的态度从向“外”呈现转向向“内”追溯。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学院张小迪讲师汇报《“中国画”如何从舞台进入银幕——以〈梁祝〉电影的改编谱系为核心》，分析不同版本电影如何运用“中国画”元素，例如越剧电影中“人在画中游”的构图和黄梅调版中“画屏”与“画中人”的运用。报告还探讨了社会主义风景的“中国画”谱系，以及当代艺术重访“影戏”传统的方式，为理解中国电影视觉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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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中期汇报与推进

专题分享完毕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艺术理论发展研究”课题组进行了项目的中期汇报。唐宏峰首先从整体上进行了汇报，项目按照规划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在合理的执行制度保障下，导论、四个子课题，按照统一的思路与研究框架，逐步推进章节写作，已发表16篇阶段性成果。其次，吴键汇报子课题一“创造转化：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的历史生成（1898-1949）”的研究进展，石天强汇报子课题二“万变归宗：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的大潮确立（1949-1978）”的研究状况，卢文超汇报子课题三“开放融合：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的多元发展（1978-2012）”的工作成果，胡一峰汇报子课题四“新时代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的自觉推进（2012-2022）”的研究进展。课题汇报完毕后，刘旭光教授和王一川教授作为评议专家分别对课题进行了剖析与指导，充分肯定了课题中期的完成进度与阶段性成果，同时提示后续工作的问题与难度，鼓励课题组再接再厉、高质量完成后续的研究与结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