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原指婴儿的本心，具有真诚无伪、自然淳朴的特点。道家借以阐发个人心灵的纯洁、独立，儒家将之看作性本善的依据。它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求真尚实、情真意切的审美价值要求与批评尺度，是中国美学的生命所在，与中国美学精神息息相关、互为表里。时至今日，这一范畴仍然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培养人格精神、提升国民素质发挥着生生不息的思想价值。

（图片选自《典籍里的中国》）

一、“赤子之心”与美学生成

在中国美学中，“赤子之心”既是指一种婴儿般纯洁无瑕的童心，又具有抗争世俗、坚守素志的赤诚，其通贯于审美与文艺创作领域，在中国美学与文艺发展中生生不息，影响巨大。

“赤子之心”生发于老庄和孟子的思想体系中。老子最早提出“赤子之心”这一范畴，他指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老子对他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人性异化、大伪盛行的恶浊风气深恶痛绝，从道家的人性价值观提出最高的德性在于“赤子”。赤子也就是婴儿，其特点是童真未凿、精气未散，这种童真是最高的和谐之美。

混沌未开、不谙世事的婴儿成为老子理想的人格范式，由此影响到审美理论，他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开门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所谓“玄鉴”就是持一种虚静的心态，老子认为这种心态以排除嗜欲与理性思维为特征，与审美的超功利性相暗合。《文心雕龙》对此进一步阐发，《神思》篇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即是直接从老子的思想中深化而来。由此也证明老子的“赤子之心”在中国文学与美学中的强大生命力。庄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赤子之心”，但是他所追求的自由无待人格境界是与“赤子之心”的内涵相通的，他笔下的至人、神人是道家“赤子之心”人格的最佳典范。所以道家的“赤子之心”关注个体浑然天成不受污染的精神状态，彰显独立逍遥的人格精神与美学追求。

儒家孟子正式提出“赤子之心”这一概念。《孟子·离娄下》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里的“赤子之心”指人的本性、初心。孟子认为人皆有善良本性，具体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心，将此扩而充之，即可达到“充实之谓美”的境界，这就触及到了孟子的人格美思想。孟子心中的“美”与人的道德紧密相连，“美”之上还有“大”“圣”“神”等人格境界。所谓的“神”就是将赤子之心发展到极致，不仅自己能够实现道德的自省自律也能感染他人，成为他人精神上的榜样。“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在礼崩乐坏的年代，作为“士”的孟子自觉肩负文化传承之重担。“赤子之心”可谓儒家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的人格写照。

由此可见，老庄的赤子之心和孟子的赤子之心同名异实，老庄强调赤子之心的任真自得，不受世俗的干扰，儒家则突出赤子之心中的社会伦理力量。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高扬了内心的赤诚与人格的独立。这种人格精神恰好与审美的自由与自律的特性相通。人最可贵的是具备一个孩子的童心，这种心境能够使人超越所处的现实世界，进入一种心灵的自由境界，整个人也表现出一种真性情。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产生真正感动人的力量。

西汉《淮南子·齐俗训》融合儒道，提出：“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这既继承了儒家诗言志、诗缘情传统，又强调言志缘情皆应发于自然，融合了“赤子之心”中儒道互补的蕴涵，从道家自然观出发对文学中的个体性问题作了较好的阐述，影响到六朝美学。

魏晋时期嵇康承续这一影响，对老子与孟子的“赤子之心”作了进一步阐发。其《养生论》中提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主张人们少私寡欲、服食养生，追求平和淡雅的生活。其本质上是注重精神的调和以及对人内在性情人格的塑造。嵇康明确反对孔子所追求的道德养生方式，在《答难养生论》中提出：“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骛于荣辱之涂，俯仰之间，已再抚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内视反听，爱气啬精；明白四达，而无执无为，遗世坐忘，以宝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嵇康更多地汲取老子思想的影响，其“养生论”与“声无哀乐论”均表现出反对儒家先入为主的教化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提倡一种回归赤子之心的心态，追求不为外物而扭曲自己的人格。东晋陶渊明以“赤子之心”将人生审美化，他身心合一、洒脱自由，其诗歌干净简洁，辛弃疾道：“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鹧鸪天·晚岁躬耕不怨贫》）所谓“清真”，实际上就是指赤子之心，他以真来反对虚伪，将人生审美化、诗意化。

及至唐宋时期，“赤子之心”这一范畴又与禅宗思想相结合。“赤子之心”虽然是从儒道两家思想中生成的，但对于唐宋时期的禅宗文艺思想有着直接的关联。老庄的自由思想对于禅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启发。南宋严羽以禅喻诗，反对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提出“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一思想同赤子之心的思路有着某种相同之处。

综合来看，“赤子之心”这一范畴自儒道思想体系中生发而来，作为带有本体论色彩的原发性概念，通贯于中国文学与美学的发展中而生生不息，成为中国美学的价值内蕴与批评尺度，与中国美学精神息息相关。

二、“赤子之心”与批评标准

“赤子之心”不仅是人格精神与审美境界，同时也成为文艺批评标准。“赤子之心”所内蕴的“真”的价值尺度为批评标准提出两方面要求：其一要真实合理，毫无伪饰；其二要真情真意，自然直率。这一批评标准贯穿中国美学与艺术发展的始终。《周易·乾卦·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与“赤子之心”的要求相贯通。孟子讲：“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即反对言行不一，主张人内在心灵活动会通过言辞体现出来，我们可以循外入内，沿波讨源。刘勰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强调文辞风格与内心精神的一致性，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文化观念之上的。

“赤子之心”不仅要求真实合理，更重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情真意切。王充在《论衡·超奇》中提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王充感叹那些真正的文章是作者生命意识的凝结，而不是游说之士矜夸之下的调弄口舌的产物。真诚无欺的文章才能产生夺人心魄的力量。他反对矫情之作，指出：“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刘勰《文心雕龙》倡导情感真诚说，认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极力指斥“为文造情”的行为。钟嵘提出“直寻”与“自然英旨”等观念，同样将真情看作重要的审美原则。

明代李贽的“童心”说是对“赤子之心”的重要继承和发展，他在《童心说》里说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在工商市民阶层兴起的背景下，他借赤子童心的真诚、不造作，来肯定人的私心、物欲，对抗“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明清以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为代表的作家开始强调“重情”“本色当行”“性灵”说等新的审美价值，对于那些重情尚真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以李煜的词为例，说明“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的道理。作为词人，只有不为地域环境所干扰，才能保持性情和感情之真。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同样看到了童心的可贵，他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作题目来论述艺术与游戏的关系。

自古以来，真善美是中国美学与文艺的价值尺度与批评标准，而“真”是最根本的尺度，没有真实，善与美都无从谈起，“赤子之心”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三、“赤子之心”的当代启示

中国美学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表现在它的哲学思想与文艺批评的融会贯通之中。“赤子之心”作为儒道思想也是这样，一方面融入文艺理论中，浸润了《文心雕龙》这样的体大思精的经典，另一方面在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得到创造性的转化。中国美学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其生命力之所以生生不息、延续不断，同它的内在的精神蕴涵直接相关。“赤子之心”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范畴，其基本特点是强调人性的自由无待、真诚无伪，它既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因素，又是审美创造的原初动因，同时也是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的价值论与批评论都与此有着重要的联系。

时至今日，这一范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对文学创作与审美理想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人类目前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审美活动的个体自由日益受到压制，“赤子之心”的保持面临诸多挑战。100多年前，王国维提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借指作家应如婴儿般自然纯真、超越利害的心境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惟有此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给人以美感的作品。同时倡导通过美育来洗涤国人内心功利主义倾向。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有志之士同样痛心于国力的衰微、国民的愚昧，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将美学与增进国民道德相结合。百年美学的精神，主要就是“立人为本”的启蒙精神与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结合。“赤子之心”作为中国美学核心术语自先秦以来不断被提倡，贯穿着中国美学发展始终，已然成为中国美学继往开来的人格精神、审美标准与批评尺度，值得认真反思与开掘。

（作者：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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