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的发展，走着一条超越与回归之路。综观国外和国内，都是如此。从世纪之交到新世纪，美学这个学科走过了20多年，种种新的情况层出不穷，艺术在变化，社会生活的大环境在变化，美学也在变化之中。

　　当代美学的危机与新生

　　关于“美学”一词，有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各种西方美学通史，都是从古希腊写起，一直写到当代。种种中国美学史著作，也是从先秦时写起，一直写到今天。然而，朱光潜指出，德国人鲍姆加登“1750年用‘埃斯特惕卡’来称呼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从此，美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就呱呱下地了”。这说的就是美学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分。狭义的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由维柯提供了“诗性思维”、夏夫茨伯里论证了“审美无功利”和“内在感官”、博克清晰描述了“崇高”范畴、休谟引导了人们对“趣味”概念的关注、鲍姆加登造出了“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巴托系统总结了“美的艺术”体系，由此，众多的美学学科的关键概念在18世纪逐渐形成，到了18世纪末，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得到了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此后，在19世纪以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那里，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所依托的是古典的艺术，他们的理论是当时艺术理想的曲折反映。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使这种美学面临种种挑战。黑格尔的美学遵循“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公式而展开，黑格尔认为，最理想的艺术是古典型的艺术，即理念与感性显现相互融洽，成为一个整体。在此以后出现的是浪漫型艺术，理念超出它的感性显现。

　　20世纪的西方艺术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艺术流派种类繁多、层出不穷，新的技术和媒介也在推动艺术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艺术的发展也潜藏着危机。先锋艺术的发展在发挥艺术家原创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与美分离的危机。艺术不再能创造美，不再是现实美的集中体现，甚至与任何的审美感性体验都无关。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像杜尚的《泉》、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这样一些所谓的艺术品，它们与审美感受已脱钩。阿瑟·丹托、乔治·迪基等分析美学家们在评论这些作品并为艺术下定义时，已经将艺术与美的关系区分开来。先锋艺术给美学出了一个难题，使康德、黑格尔式的美学面临着挑战。

　　传统的艺术与美的关系，建立在作为“美的集中体现”基础上的艺术理论，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现代的艺术生产，或者说艺术不再是个人原创，而是以生产的形式被制作出来之时，艺术就不再以过去的那种创造无功利的审美对象的形式出现，而成为各种产品生产中的一种。这时，康德所总结的“无功利的审美”就显得过时。

　　无论是先锋艺术还是文化创意产业，都对原有的艺术及其概念构成冲击，也带来了艺术的危机。

　　美学需要超越，也需要重建

　　20世纪艺术的种种变化，使立足于17至18世纪的艺术创作之上的美学面临着危机。一些18世纪建立起来的美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在这时经受了种种冲击，从而显得过时，不再能解决20世纪所面临的问题。面对先锋艺术和文化产业的挑战，美学陷入了困境。不仅如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潮流使美走向了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和乡村改造等等。美走向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艺术也开始逐渐脱离美的追求。

　　面对这种状况，沃尔夫冈·韦尔施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美学的消解》（Undoing Aesthetics)。这本书中描绘了美学所面临的危机，当然，其中也开始探寻美学重建的可能性。这本书的中译本的书名被译成了《重构美学》，就是想突出这方面的意思。旧的美学需要消解，一些传统的观念不再适用，要在旧美学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美学来。带着这样的愿望，韦尔施在那本《美学的消解》之后，写出了一本新书《超越美学的美学》。在这本书中，他分析了各种对传统美学构成挑战的现象，探讨从中重建美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话题，例如传统的美学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而超越美学将包括超越人类的界限，走向自然的视角和动物的视角，探讨自然与人的融合以及从动物到人的连续性等。

　　传统的美学具有无功利的倾向，而韦尔施所想超越的也正是这一点。艺术是感性的，但这种感性不是康德所说的知解力与想象力的和谐运动，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例如，他举戈雅的《1808年5月3日的枪决》这幅画为例，它不仅是提供了“色彩活力、构图的创新”，而且“完成了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阐释”。关于审美，他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反思比静观更为重要。”

　　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即体育运动所具有审美的功能以及它们与艺术的关系。确实，体育运动常常要吸引比艺术品更多的观众，一些对抗性的运动，例如足球，使得无数的人为之发狂，能否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思考它们，这样的思考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韦尔施的论述可带来这方面的开放性。除此以外，他还探讨了电子媒介对人的审美的影响问题，娱乐社会所带来的精神堕落问题等等。最终，他集中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后现代以及它在艺术中的体现。

　　在当今的这种局面下，美学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旧的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的需求，美学已经不再能通过小修小补解决问题。这个新的开端就是美学的重构，是在超越传统之后，重新建构美学。

　　当代性美学提出的背景

　　当代性美学不是后现代美学，美学本身就是具有现代性的。前面说到，朱光潜认为美学这个学科是18世纪才形成的，在此之前，他说有“美学思想”而没有“美学”。他写道：“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不过两百多年，美学六年是非成败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当我们引入了美学的消解和重构、超越美学的美学等一系列的概念之后，就有了从更长时段的对这个学科进行考察的视野。

　　“美学思想”是“美学前的美学”，这时没有“美学”之名，却有着各种关于艺术和美的概念和思考，这是第一阶段。此后的第二阶段，就是一部从18世纪至20世纪所出现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史。从18世纪所形成的各种美学范畴和概念，到19世纪的一系列美学的大体系的形成，再到20世纪所出现的英美分析美学对美学的体系的反拨，以及欧陆美学对体系的更新和深化，构成了现代美学史的核心内容。

　　20世纪后期所兴起的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浪潮，席卷了各门学科，也对美学和艺术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后现代”所起的作用，主要还是对既有体系和观念的冲击。“后现代”带来了去中心化、多样性、反理性。它们的价值常常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通过破坏既有秩序而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在艺术上，反形式、反理性、主张美与艺术的分离成为后现代美学的典型特征，造型艺术中杜尚的《泉》、音乐方面凯奇的《4分33秒》都是如此。这些艺术可以认为是具有“后现代”的特质，对“现代”美学所主张的艺术之美的反动。这种艺术上的先锋派革命在彻底改变艺术的面貌，在艺术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然而“后现代”毕竟只能是一个过渡时期，艺术与美不可能长久地脱离。艺术不能没有美，尽管这种美会变化，新时代会产生新的美。

　　许多研究者提出一个口号“建设性的后现代”，实际上这种口号本身就体现了对“后现代”的破坏性的不满。“后现代”不建设什么，只是以破坏为建设。然而，破坏以后还是要建设，因此“后现代”之后，一种“后后现代”是否可能？一些学者将这种“后后现代”称为“当代”，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因此，不是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被称为“当代”或具有“当代性”。“当代性”有着其特别的内涵，它是对“后现代”的反拨，在“后现代”代表着一种批判性和否定性之时，重回建设性和肯定性；在“后现代”具有一种姿态性的话，那么“当代性”则更具有时段性。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走出抽象的思辨，面向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和当代艺术，进行建设性的研究，仍应是主要任务。

　　当代性的内涵

　　“当代性”的美学是回归的美学。思想的历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现代美学的基石，就是美与艺术的结合。当艺术高于生活，以追求美为目的时，一些重要的美学概念就相继形成，最终形成了现代美学体系。“后现代”的美学以“美”与“艺术”的分离相号召。后现代的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不一定美，甚至艺术不再追求美。这种主张，在最初也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古典式的美，在崇高、滑稽等概念出现以后，就受到质疑。美的概念后来就被美感所取代，而美感也被广义地理解，指the aesthetic，即感性，将各种能引起感受的审美特性都包括在内。

　　美感的扩大，原本也是有底线的，即它仍必须是某种感觉，与对象的某种外在特性相对应。这是美在感性的最终底线。然而，后现代美学则冲破了这一底线，因此成为反美学。当人们说杜尚的《泉》成为艺术品是由于它的光泽和造型时就成为笑话，它成为艺术品与光泽和造型等任何的感性特征都无关。同样，《4分33秒》成为艺术品也与这段时间所出现的某种声音，或者“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说辞毫无关系。它们只是一种美术史上或音乐史上的事件而已，无关乎它们有什么感性特征。这是一种美与艺术的彻底的分离，是一种脱离美的概念艺术。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现代思潮对美学构成了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美学是一种否定的美学。然而，否定以后还需再否定，正像艺术终结以后还需再开始一样。美与艺术的关系还需再勾连，艺术还是不能离开美的。

　　具有当代性的美学，克服了现代性美学的统一性要求，却继承了后现代所追求的多样性、区域性，与各地方的历史传统和现代要求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生长在各自文化之中的美。在“世界文学”的大潮之下，反对整齐划一性，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坚持“复数的世界文学”的取向。在图像接受跨文化共性的意识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

　　当代性带来了对文学艺术历史书写的新意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读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历史叙述遵循从古到今的顺序，而历史解读后形成的概念的支配具有逆向性。这时，就会形成双向互动的关系。同时，文艺理论的历史也具有双向性，一方面依附于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新概念和新方法的形成也造成理论史的改写。由此，有必要提出一种作为理论抽象的“美学时间”，来说明时代与文艺繁荣的关系。

　　回到本文的论题上来。美学超越以后还须回归。这种回归，要重新回到感性，建立新感性。这种美学要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变化，要面对市场的大潮，新技术带来的新语境，要思考艺术的边界，也要将民族、文化、时代的因素容纳进美学中来考量，还要考虑美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当代的美学，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的时期。美学一方面要服务于文学艺术实践，也需要理论自身的完善。在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学艺术中，出现大量的审美与艺术现象，也有着迫切的理论需求，这是美学发展的契机。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美学。

　　（作者：高建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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