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的话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发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明泉和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肖雅心合著的论文《文艺人口学论纲》。全文如下：

#摘要

基于对马克思美学思想和人口思想的认识，文艺学与人口学可交叉整合为一门新兴学科——“文艺人口学”。主要研究一定时期内社会环境和艺术生产方式中的社会人口、创作人口、读者人口与作品数量和质量相互关系及发展规律，将“人口”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结合，建构以“文艺人口研究”为中心、四要素双向同构的新图式，展开文艺人口与经济、社会、文化、城乡等相互关系的“环境研究”，着力创作、接受、传播、人口迁移等“主体研究”，强化作品思想内涵与人口审美素质、人口综合质量之间的“质量研究”。以文艺人口学视野观察特定时期作者地域分布、空间变化，分析创作资源多寡与“审美贫富差异”问题，以期通过调整文化政策，优化国家文化艺术版图。

#关键词

文艺人口 新兴学科 人口质量 美的建造

目录

从各自为阵到融汇奔流

“文艺人口学”框架结构

将文艺学与人口学交叉整合为“文艺人口学”，缘于我们对马克思美学思想和人口思想的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是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主体，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的主体。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提出“两个尺度”的概念：“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美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7页。）这里提出的“物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深刻指明了客观事物的客体的尺度与作为人的主体的尺度的区别与联系，强调以“人的尺度”来把握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美的规律”，衡量艺术生产及其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学从“人的尺度”研究“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问题，人口学从“人的尺度”研究如何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建造和表达“美的规律”，促进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全面实现，二者都将作为动物属性的人的“物种尺度”与作为社会本质属性体现的人的“内在的尺度”统一在美的发现、美的生产、美的传播、美的育化、美的生活、美的创造之中，从而使文艺学与人口学具有交叉互渗的可能性、关联性、粘合性和内在一致性。这是我们提出“文艺人口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

从各自为阵到融汇奔流

文艺与人口、文艺学与人口学由于各自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不同，此前难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它们犹如两颗不同轨迹的行星，各个闪烁，独自运行，罕有相互瞭望。近年来，从文学角度看人口，仅有王干的《文艺人口》一文，他认为：“一定数量的文学人口，是文学得以发展、提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文学人口与丹尼尔·贝尔说的“文化大众”有相似之处，包括创作者、传播者和阅读者。他简要分析介绍了女性作家群、海归作家群、网络作家群三类作家群。（王干 《文学人口》，《北京日报》2003年7月14日；同文，以《文学人口与作家形态》为题刊发，《大家》2003年第5期。）王干提出了“文学人口”问题，但没有作进一步的拓展研究。从人口与文艺的联系方面，在1993年成立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之后，文艺创作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生产、抚育后代、婚丧嫁娶、德道教育以及族类群落、生存状况、生态环境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题材，积极宣传计划生育、倡导健康向上生活理念，创作生产了电视剧《急诊科医生》、纪录片《本草中国》等，共开展了十六届中国人口文化评选，包括四大门类十一种艺术形式，推动了“人口文艺”关注“人口”题材的书写与表达。这属于“人口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还不是学科意义上的专门学问。

文艺学主要以文艺为研究对象，揭示文艺发展规律，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由文艺理论、文学艺术史、文艺批评三个部分组成，聚焦文艺创作、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等理论和创作实践问题。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的文艺学，多从文学艺术本体进行研究，探寻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亦可称之为“内部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者们对中国历代文艺思想中提出的“天人合一”“文以载道”及“意象”“风骨”“神气”“格致”“童心”等概念范畴予以系统梳理和阐释，借以观察中国文学艺术发展。西方文艺理论家们提出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的“古典主义”，倡导自由平等的“启蒙主义”，凸显主观精神表达的“浪漫主义”，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主张艺术干预人类生活的“现代主义”，以阐释各类艺术现象和流派。这些纷繁复杂的文艺研究，主张各异、方法多样，都集中在作家、作品、读者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为我们展开了广阔瑰丽的艺术世界和美学天空。但究其根本，这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欣赏的受众以及艺术传播的媒体人，才是我们需要跳出作品看创作、直面作家察动因之所在，把创作人口、接受人口和传播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才能聚焦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正如周作人1918年12月7日在《新青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中所说，现代文学发展的任务即提倡发展新文学，也就是人的文学。钱谷融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中主张在文学领域中坚持以“人”为本，遵循人道主义美学原则，发扬人的文学精神。（钱谷融 《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页。）“人”，不仅是作品所反映的对象、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也是对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在“人的尺度”上的观照。美味佳肴的背后，是厨师们的创造性劳动。人们一般品尝佳肴时都会忘记大厨，忽略传菜员。我们的研究视野就是转向那些“厨师”“传菜员”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问题，为文艺学开辟新的思维空间。

人口学，由拉丁 demos（人民）和 graphein（描述）两字复合而成。最早研究人口问题的是英国学者约翰·格兰特( John Graunt，1620～1674) ，他于1662年出版了《对死亡率自然和政治的观察》。他被后人推崇为统计学的“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乔晓春 《人口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中国的发展》，《人口与社会》2019年第2期。）“人口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855年法国学者基亚尔《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一书中。基亚尔认为，人口学是关于人类或人口的一般变化和他们体质、智力、精神和文明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或数学知识。在1882年日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人口学”被正式认可。联合国1982年出版的《多种文字人口学辞典》将“人口学”定义为主要是对人口数量、结构和发展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门学科。“人口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口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诸现象间的本质联系。”（刘铮主编 《人口理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6页。）现代人口学已发展为包括诸多分支学科的学科群，如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物学、人口生态学等，而人口统计学是其本体，算术、变量、概率论、数理逻辑、有效需求原理等成为人口学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方法，形成了新马尔萨斯主义、社会学派人口理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适度人口论、人口转变论、人口爆炸论、人口零增长论、人口安全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理论等，这为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去理解人口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参照系和理论架构。特别是“人口红利”理论，强调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据专家测算，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一直维持高达70%的比例，总抚养比低达37%—45%，到203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到66.3%，总抚养比上升到50.9%，“人口红利”时期结束。（中共中央党校教学部《人口理论概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第74页。）因此，一方面需要提高“人口红利质量”，促进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另一方面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教育红利”“文化红利”转变，注重以文化人、以文培元，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浸润心灵的特殊功用，不断提升人口综合文化艺术素质，扩大审美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约瑟夫·斯彭格勒（J·Spengler）在他的《人口经济学》中认为，人口问题不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文化与审美价值的问题。美学的组成部分在价值系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一因素既对人口增长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又可通过人口增长得到修正；过快的人口增长，会贬低审美价值。他主张适度人口理论要强调美学，在人口经济学的发展中，应给审美价值以充分的重视。（转引自张文贤《人口经济学》，上海:上海岀版社,1987年，第211页。）从现有学科史料观察，“人口学”更多的是关注出生、死亡、迁移三大核心问题，以数学统计方法研究人口数量、质量、构成等变化情况，文学艺术的创作人口、接受人口还没有被纳入“人口学”研究视阈；“文艺学”即使在强调“外部研究”时，也多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探讨文学艺术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文学经济学、文艺政治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几乎很少有从“人口”视角去探究文艺与人口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的疏忽与缺失。“人口学”从狭义角度看属于一门独立学科，从广义角度看则属于一门综合性学科。一属于自然科学，一属于社会科学。从事狭义人口研究的人口学特点比较突出，研究问题的方式也比较单一；而从事广义人口研究的学者则涵盖了各领域，而且有不同的知识和理论，使用不同研究方法，所以差异比较大。（乔晓春 《人口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中国的发展》，《人口与社会》2019年第2期。）

列宁在1914年3月《现代世界》杂志上提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这一观念，预见了当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交融之势。任何自然和社会的问题已不是单一学科所能有效研究和解决得了的，必须用多学科、多视野、多方法去解决某一问题，这种趋势十分明显。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健康和社会保障、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领域的不断渗透，人口学原来的知识基础对于解释新问题，包括文艺新类型新形态的出现就难施其策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学通过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范式和研究方法，跨越人口学的知识边界，在更综合的知识体系中去寻找问题的解答。由此，人口与文艺的交叉融合，就会拓展学科研究的新空间。

值得敬佩的是刘跃进先生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运用自然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运用文献统计方法对秦汉文人分布进行“系地”文献整理工作，为文学地理的“系地”工作及文人分布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78页。）文化的土壤如何，生长的文艺之花也就千姿百态。刘跃进通过对《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后汉书·文苑传》《郡国志》以及《隋书·经籍志》等记载，对秦汉时期八个文化区域的文人、著述进行了统计，见下表1：

刘跃进先生根据《汉书·儒林传》所列204位学者的分布分析，齐鲁地区占据第一位，占西汉学者总数的55%，超过了半数；而河西地区竟无一人入选。这些数字表明，西汉时期，齐鲁区域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根据《汉书·艺文志》所列184种著作，齐鲁地区依然占据第一位，占西汉著作总量的30%。其次是荆楚地区，约占19%，而第三位不是河洛，而是幽并地区，占17%。河西地区依然排在最后。根据《后汉书·儒林传》所列56位学者的分布，河洛地区上升为第一位，占东汉学者总数的44.6%，齐鲁地区降为第二位，约占30.4%，而巴蜀上升为第三位，约占10.7%。河西地区还是排在最后。根据《后汉书·文苑传》所列28位学者的分布，河洛依然为第一位，约占东汉文人总数的30%，三辅地区上升为第二位，约占18.5%，齐鲁地区又降为第三位，约占15%。《隋书·经籍志》综括了秦汉著作的总量，共计294种，而占第一位的是河洛地区，约占这个时期著作总量的33%，齐鲁地区占据第二位，约占20.2%，三辅地区上升到第三位，约占16.4%。其余地区依次为：荆楚地区、幽并地区、巴蜀地区、河西地区、江南地区。上述归纳说明，西汉时期，文化中心在齐鲁地区，荆楚地区为另一文化中心。而东汉则转到河洛地区，而三辅文人则上升为第二位。这可能由于三辅地区曾经是西汉的政治文化中心而积累起来的结果。尽管西汉和东汉的文化中心有所差异，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多集中在黄河流域和江淮流域。（刘跃进 《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8-49页。）刘跃进先生根据统计分析得出的五点结论极富开创意义和学术价值。他直观生动地说明地理环境与文人生长的内在联系。相比较而言，河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齐鲁、河洛等地相对落后，教育及文化艺术滞后，文人及创作也相对贫乏。这种研究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与“文艺人口学”所关注的人口地理、人口分布、人口变迁等具有一致性，《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可视为“文艺人口学”的奠基之作。

“文艺人口学”框架结构

文艺和人口要素整一的基础

人口学学者任远在《对中国人口学未来发展的思考》中认为，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之后，人口数量问题已经不是人口学的核心问题，影响中长期人口发展的更主要的因素是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变化以及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人口移动和空间布局调整。因此，“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学研究需要更加重视对人口结构学、人口素质学和空间人口学的研究。在回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迎接重大挑战中寻找未来的发展空间，在解决城市和区域发展切实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知识的价值。（任远《对中国人口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这种趋势使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和空间人口变化成为“文艺人口学”聚焦的研究范畴。

人口与文艺的契合点在哪里呢？在什么范围和基本概念上得以使它们相互粘合呢？美国康奈尔大学M·H艾布拉姆斯在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作家、宇宙、读者。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第二个要素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个要素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的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来表示；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其文艺思想以“作品”为中心，摹仿理论关注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实用理论关注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表现理论关注作品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客观理论关注文本细读。这四要素除“作品”似乎与人口隔得稍远外，其他三要素直接与人口问题相关。

华裔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刘若愚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对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作了改造，将四者重新排列。刘若愚认为：“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反映宇宙；基于这种反映，作家创作了作品，这是第二阶段。当作品及于读者，直接作用于读者，是为三阶段。在第四阶段，读者对宇宙的反映因他对作品的体验而改变。这样，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与此同时，因为宇宙影响读者的方面也作用于读者对作品的反映，还因为通过体验作品，他又同作家的心灵产生联系，从而再体验作家对宇宙的反映。这样，循环便按相反的方向运行。同样，作家与读者之间也没有箭头沟通，因为唯有通过作品，他们才能互相联系。”（刘若愚 《中国文学理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13页。）

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以“作品”为中心，刘若愚以顺时逆时运动构成正反循环，他们都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艺批评与这四要素的相互关系，缺失了文艺理论的思想介入和批评的价值判断。刘若愚的四要素之间虽描述了双向运动，但作品如何反映宇宙、作家如何尊重读者之间没有建立联系，更没有批评机制的直接链接和全面融入，不能不说是其观念图式的缺陷。我们在研究“文艺人口学”时，力图将“文学四要素”与“人口”结合，把“宇宙”变为“社会人口”，构筑一个以“文艺人口研究”为中心、四要素双向同构的新图式( 如图1) 。

从顺时针方向观察，一定数量的“社会人口”为作家艺术生长奠定了基础。如人口太少，不利于作家艺术家成长；有足够的“作家人口”，包括军旅作家群、女作家群、海归作家群、打工作家群、校园作家群、网络作家群、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等，能够持续不断地创作生产文学艺术作品，表达艺术家们的审美追求；丰富的“作品数量和质量”为读者受众提供精良优质的精神产品；众多的“读者人口”是文学艺术得以传播接受和产生“二度创作”的坚实基础和关键所在。没有读者也就如入无人之境，一拳打在空气里，毫无反应。读者受众的阅读兴趣提振和精神生活日益多姿多彩，是提高全民综合文化素质、提高整个社会人口质量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

从逆时针方向看，“作家人口”的思想观念、艺术修养和审美创作对“社会人口”的结构和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凸显精英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社会人口”因对文学艺术追求日益增多，个人的艺术天性得以不断释放，人们的阅读爱好和审美趣味得以增强，美学生活方式更加突出；“读者人口”的审美鉴赏水平日益提高，对艺术作品的选择更加多样，甚至更加挑剔，迫切要求作品的分众化、小众化、针对性和价值观更加符合读者的口吻，形成“众口易调”的文学艺术景观；“作品数量质量”如何，通过接受反馈，可以直接影响和调整作家艺术家的题材选择、表达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促进文学艺术创作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之中。

因此，“文艺人口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外部研究”方面设计，着力“创作人口研究”，包括作家艺术家数量、性别、人口分布、迁移流动、人口成才基本规律；着力“人文环境研究”，分析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对作家艺术家人口形成生长的关系，破解影响艺术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营造以“人的尺度”构建美美与共的社会环境；着力“受众人口研究”，探讨读者受众数量、职业、分布、阅读方式、阅读偏好、接受心理、审美期待等，分析细化全民阅读指标，不断为提高“受众人口质量”提出策略方略路径。

从“内部研究”方面思考，“文艺人口学”将改变过往重内轻外或重外轻内的研究路径和格制，将内外研究纳入一体，这对“文艺人口学”的建构是一个挑战。直观地看，“文艺人口学”很难进入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肌理、内生动力和内涵评析领域，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学科设计之初，应辩证统一地将文本、意蕴、意象、情感、价值等思想内涵自觉地与“外部研究”熔铸到“艺术生产传播过程”之中，通过“过程”的形成、生发、推进、延展、浸润、育化等与“人口质量”和“作品质量”整合为一，把“作品数量质量”对人口的情感影响、审美、趣味、思想观念、价值引领作为“文艺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这样，避免了就人口说人口，在“人的本质”上使人口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得以拓展。这种研究，不是无边界无疆域的放大，它集中于文学艺术作品对人口审美质量的影响因子分析上，其研究内容的选择也就相对聚焦而不致于散光和盲目。

在整个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人口学的核心优势是人口统计和人口数据。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质，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万物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事物的数量关系具有内在的美的规律，它的形式美、对称美、算术美构成了宛如音韵的符号，把美抽象为数字，赋予其哲学思想内涵，是人类的独创。2010年10月20日首个“世界统计日”向全世界宣告了数字在影响人们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当今社会发展，离开了数字，我们将陷于盲目与无知。可以说，“数字”是嵌入和总括人类社会和一切学科的基因基础。文艺发展的深层次掘进一刻也离不开数字。人口学的核心就是数量关系的计算与分析。文艺学虽然侧重于感性与理性的辨析与判断，但二者整一为“文艺人口学”，纳入科学与感悟的范围，就会生发出别开生面的“灵魂之花”，绽放出新科学的清香与光彩。

“文艺人口学”的学科设想

我们认为，文艺人口学是研究一定时期社会环境和艺术生产方式中的社会人口、创作人口、读者人口与作品数量质量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探究分析适度人口（非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生长创作人口、培育读者人口之间的文艺与人口生长曲线和数理关系，探讨文艺人口同人文地理的内在联系及其基本法则，探索文艺人口与人口质量的基本运行模式和特殊规律，为促进文艺持续健康发展和提高全民审美文化素质提供科学依据和发展方略。

“文艺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文学艺术四要素，研究文艺创作人口、读者受众人口的数量、分布、迁移情况，讨论社会人口与创作、受众人口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基本规律，分析作品数量质量与提高人口质量的相互关系、与创作人口数量质量的联系，力图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探寻数理逻辑与创作方式的因果关联和基本法式。

“文艺人口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人口统计的基本数据分析之外，还需要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人类社会学、民族地理学、文化环境学、历史地理学、人才生长学、艺术审美学等方面的专业理论的介入，在文献、统计、建模、比较、辨析、描述等方法中，综合地考察文艺人口的数量、死亡、迁徙、变化等问题。它需要多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集成和适宜性运用。我们认为，文艺人口学研究既不能是一堆数字的枯燥罗列，也不能无视文献、数据的客观性而天马行空地评析，必须将数据与分析、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性、演绎与归纳、逻辑与思辨等结合起来，探索形成“文艺人口学”独具数字审美的研究方法。

“文艺人口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为“环境研究”，探讨文艺人口与经济、社会、文化、城乡发展等的相互关系；第二板块为“主体研究”，探讨文艺人口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传播主体、人口迁移等问题；第三板块为“质量研究”，探讨文艺作品思想文化内涵与人口审美素质、人口综合质量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内容可从九个方面展开。

1.文艺人口与经济关系

经济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总和，是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口与经济既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的制约，又体现出一定数量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文艺人口学”致力于探讨经济与文艺人口的正增长和不平衡关系，在辩证统一中揭示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

文艺人口因其独特的社会分工和精神生产性质，受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影响。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胡焕庸提出的“黑河—腾冲一线”反映了中国东南与西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形成的人口分布密度不一，带来文学艺术创作实绩和群体分布的变化。东南部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文学艺术人口明显多于西北部。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如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欧洲，虽然物质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却没有出现艺术上如古希腊那样“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的繁荣景象。（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113页。）恩格斯曾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也是如此。”（《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63页。）

另一方面，文艺人口不一定完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落后的地区仍然有强劲的文学创作势头，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四川巴山作家群、新疆石河子诗人群、大西北作家群等，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文学的发展，一大批网络写手并非居住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生活创作在边远山区或贫困地区的小县城小乡镇。如网络作家“天蚕土豆”居四川德阳、“焚心”居大凉山冕宁、“醉卧西风”居宜宾长宁等。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地域限制和传统书写方式，涌现出满族作家宋丽晅、壮族作家“江边傩送”、苗族作家朱双艺、瑶族作家赵磊等。

2.文艺人口与社会关系

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形态，人口发展是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价值。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把人口作为社会形态学的研究内容。法国社会学家A.迪蒙创立“社会毛细管现象学”，将社会学与人口学予以融合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把美国人口研究置于社会构造论的中心。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人的社会》一书中论证影响出生、死亡、迁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社会制度的关联。

文艺人口与社会人口紧密相联，它是社会人口类别中的特殊组成部分，是对专门和业余从事文学艺术创作、不同程度接受文学艺术影响群体的分类研究，着重对文艺人口数量、文艺人口结构、文艺人口素质、文艺人口族群关系等进行研究，将文艺生成规律与人口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力图描述“文艺人口发展曲线”和建构“文艺人口社会内生机制”，在“文艺人口版图”上观察一个国家和地区文艺人口分布与更迭图式，探寻引导文艺人口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朝着艺术均衡发展方面迈进，减少或抚平因文艺人口分布不均，结构不周、流动不畅所带来的文艺审美不充分、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审美的“贫富悬殊”是一种比物质贫富差异带来的更深层次、更具非人道的价值矛盾。

每个人的欣赏习惯不一，审美要求各异，在社会制度安排上，要着力探寻解决社会各阶层艺术审美资源分配不均，文化空间、阅读场所、传播平台、审美资源配置布局不合理等全民艺术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河西地区的文人和作品数量都远远少于齐鲁、河洛等地，其文化艺术资源的贫瘠和人口综合素质的相对贫弱，尤其对文化创新性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不得不说要稍逊风骚。这给我们以历史的启示，在国家文化版图上，我们要如何通过解决文艺人口分布和艺术资源配置问题来推动摆脱边远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制约而实现文化艺术差异化、特色化的相对均衡发展。

3.文艺人口与文化关系

2001年11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这是对“文化”的权威定义。在“第6条促进面向所有人的文化多样性”中，强调“在保障思想通过文字和图像的自由交流的同时，务必使所有的文化都能表现自己和宣传自己，言论自由，传媒的多元化，语言多元化，平等享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科学和技术知识——包括数码知识——以及所有文化都有利用表达和传播手段的机会等，均是文化多样性的可靠保证。”（联合国《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新华社2001年11月2日电。）促进每个人平等享有多种艺术表现方式，是当今人类社会应履行的职责。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因此，面对互联网和新技术带来的新变化，应“加强对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的团结引导，把千千万万文艺从业者、爱好者凝聚起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11月30日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5年10月14日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文艺人口”既关注一定时期一定文化对人口素质的审美影响，又探寻历史文化地理积淀对文艺创作及其人口的“集体无意识”内化作用；既关注文化精神价值对文艺人口思想意识的浸润、濡化，又探究一定数量的文艺人口对文化建设的促进推动作用；既关注民族文化多样性对文艺人口审美情趣的塑型和消费特征，又探索文化软实力支撑、扩展文艺人口群体健康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

这里，可以把“文艺人口学”视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尽管目前“文化学”还没纳入我国学科门类，但“文化学”的建构势在必行。（参见李明泉 《为“文化学”正名》，《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1期。）“文艺人口学”从一个侧面丰富着文化学的内涵，在文化价值、审美精神的照耀下规范着“文艺人口学”的思想内核和学科取向。

4.文艺人口与城乡关系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大陆总人口（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为141178 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从人口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 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中部地区下降0.79%，西部地区上升0.22%，东北地区下降1.20%。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 36.11%。（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5月11日发布。）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大多在 75%以上，我国还差11.11%，也就是说我国按发达国家标准来看，大约还有15700万人将会进入城市。

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城市化水平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出现“滞后城市化”现象；另有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谓“虚假城市化”现象。城市化的过程分为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地域城市化。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今后更多的将会出现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城市之间的结构优化，而西部地区将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人口将进一步聚集，城市规模效应会进一步凸现。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尤其是一大批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壮劳动力将涌入城市，形成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潮流。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些立志乡村文旅新经济和艺术创作的城镇居民也纷纷入驻乡村，或做文旅项目，或设创作工作室，或从事村民技能培训等。这种城乡人口江河般的大流动与小溪般的渗入，汇成了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壮阔景象。

“文艺人口学”将从人口分布、人口变迁、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等视角研究城镇与乡村艺术人口的比例，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文学创作，如“打工文学”。“打工文学”的开篇之作《深夜，海边有一个人》于1984年刊发在《特区文学》上，作者林坚抒写到深圳打工的生活和感受。从此，“别人的城市，自己的文学”成为农民工文学创作的情感表达。农民工创作中的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问题，“打工文学”中都市与乡村、工厂与乡愁的矛盾困扰情绪，构成了现代化浪潮中当代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独特文本和人性测试的别样景观，丰富着“文艺人口学”的文本资料和艺术滋养。

5.文艺人口与创作主体

作为专业创作群体的作家艺术家，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比不高，但一定数量的创作人口（包括业余文学创作者、网络写手、影视戏剧编剧、美术书法摄影创作者、社区自编自导文艺爱好者等）会直接影响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创新指数，甚至出类拔萃的艺术家群体的多少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的强弱，生动体现着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向度和高度。十九世纪欧州作家群、英国戏剧家群、俄罗斯作家评论家群，成为他们民族精神创造的先驱，成为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和典范。

“文艺人口学”重点研究创作人口数量、地域分布、迁徙环境、流派特征、伦理修为、审美风格、成才因素、群体变动等问题，从文艺与人口交叉互渗地带解剖阐述创作主体与社会文明进步、文化繁荣兴盛、审美供给能力、艺术想象表达、地理人文因素、本质力量对象化存在方式等的关系，力图在“文艺人口学”视阈之中寻求内外因子、主客体统一的科学测试与基本法则。它不同于“作家学”注重作家人才特点、伦理行为、母语特点、心理特点、创作心理、情绪心理等研究，（参见邹忠民《作家学论纲》，《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而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致力于全社会人口素质提升、审美价值传递、思想道德引领等探索，为从“高原”向“高峰”攀援提供学术支撑和原创动力。

6.文艺人口与接受主体

读者、观众对作品的接受，是创作价值得以最终体现的根基和确证。接受人口因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差异，对作品的选择、欣赏和感悟认知是不同的，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鲁迅说，同是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5页。）读者对作品的不同角度理解往往超出作家的“创作期待”。

“文艺人口学”通过接受主体的数据采集（这种数据多以样本采集方式进行，难以覆盖全部接受者），通过对阅读期待分类、“阅读态”研究、欣赏偏好分析，尽可能地描述接受心理曲线走向，为文艺创作主体和社会审美走势提供某一时期的大众阅读报告，力图为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和勾勒“全民阅读”愿景。对这种现象，接受美学把关注的重点转向读者受众，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解释循环”“效果史”“水平融合”“期待水平”等主要概念，强调“文本”研究。他们认为审美经验在艺术接受中具有独特作用，是美学实践的中介。

“文艺人口学”对接受主体研究，尽可能避免接受美学只重文本的孤立研究，力图将创作与文本、文本与接受、接受与社会整合起来，通过研究接受人口进而关注社会人口的阅读指数和美学生活，从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上探讨和阐释文艺人口比重对社会文明进步的独特意义。

7.文艺人口与传播主体

传播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传递信息、理解符号的活动。表情、态度、动作、声调、语言、文字、影视、画片、数字、电话、视频、微信等媒介传播信息，不断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加强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和彼此关怀。

这种传播过程和方式与文艺人口密切相关，它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将文学艺术信息有效地传递给读者受众，切实发挥艺术审美育化作用。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写道：“一砚一铫，主人俱绘形作册，传播艺林。……惜无人题咏，终年蕴椟而藏。物亦有幸有不幸焉。”（［清］袁枚著，陈君慧注译 《随园诗话》第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536页。）可见，传播作品是艺术最终实现的唯一方式。

从事文艺传播的群体，应包括从作品创作到出版制作发行到媒体宣传到社会组织到接受个体等全过程，因此，“传播人口”关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广告中介、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等的从业人员构成、传播方式、调节能力、信息质量、传播效果等问题，促使文学艺术作品小众化、分众化、有效化传播，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浪潮中，改变了传统的书写方式、制作方式、展现方式、阅听方式和评价方式，将形成5G时代的大创作观、大阅读观、大传播观、大评论观。通过对“传播人口”的研究进而改进传播人才培养和精准传播方式，达到与艺术的有效整合，形成传播过程美学化、美学精神受众化，在“过程”中让接受者感悟感知艺术的细腻舒畅和清澈通透。

8.文艺人口与人口迁移

社会的活力和文明的进步来自人口的迁移。古希腊人生活在爱琴海域，善于与其他民族交往，吸收不同文化艺术养料，被称为“百纳衣”民族，成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唐朝“安史之乱”，“明皇僖宗幸蜀”，两宋之交“靖康之变”，建炎南渡，（建炎，即赵构建炎元年、靖康二年，即公元1127年。）朱元璋统一天下后的明初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明朝中至民国初四百余年的“闯关东、走西口”，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线大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民工潮”以及“北漂”“海归”等数次移民浪潮，不断增进了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交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文艺人口学”主要考察创作人口由乡村迁移都市、城市之间的迁移及其影响。譬如挂职( 如柳青挂职长安县，定居皇甫村；路遥挂职铜川矿务局；叶广芩挂职周至县；张炜在山东龙口挂职等) 带来的写作题材和创作风格的转移与变异。

接受人口因其迁移的无序多变，只能抽样分析，如城镇新建社区读者人口数据采集、移民搬迁的阅读人口分析、农民转变为新市民进入城市之后的阅读兴趣变化，等等。据统计分析，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递进的规律。由于中西部地区是中国主要的人口迁出地，流出大量年轻人口，人口迁移流动大大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而东部地区作为中国主要的人口迁入地，人口迁移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人口老龄化率最高的是人口流出地区，即省域范围内的山区和市域范围内的老城区；最低的则是人口流入区，即省域范围内的珠三角地区和市域范围内的新城区。（朱宇、丁金宏等《近40 年来的中国人口地理学——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的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4期。）

城乡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爱好文学艺术创作和阅读的老年群体大幅度增加。审美欣赏人口的扩大必然刺激艺术创作的热情。而对传播人口迁移分析，将遇到从业人员频繁“跳槽”的难题。新媒体、自媒体人员的复杂波动而难以准确采信，也只能从出版、影视、传媒、中介等行业作样本分析，以观察他们在文化艺术平台建设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何种作用而展开评析。现在国内每年的传播发展报告主要从行业发展入手，几乎没有把传播人口与文艺人口结合起来评估。因此，从人口迁移视角把握文学艺术空间转换、内生动力、创新活力，具有特别的学术意义。

9.文艺人口与作品内涵

从文艺学角度研究作品内涵属题中应有之义，从人口学角度去研究作品内涵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与学科性质不沾边，但从“文艺人口学”角度来思考，除了丰富文艺“外部研究”外延和边界之外，关注精品力作，将作品生产数量、审美价值与对人口质量尤其是对读者接受者的影响力纳入研究范围，或许能寻找到学科的独特生长点，拓展文艺“内部研究”的空间，形成文艺“过程研究”“中介研究”“数量质量研究”，把作品同人的审美创作、艺术表达能力与人的接受程度、滋养方式融合起来，让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相及”，融化出“文艺人口学”气韵贯通、合理嫁接的新研究景象。

这就需要对作品生产数量与接受人群关系、作品思想价值与社会人口影响、作品创作动因与作家主体意识、作品传播方式与社群接受效果等展开考察，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瑰丽想象力和新奇创新力的艺术作品的内涵和价值进行挖掘，阐释它们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如何成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对提高人口质量的切入点、关键点、内化点在哪里，以期探寻“文艺人口学”审美属性、价值追求在“人”身上得到实实在在的完美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一段关于人口的生动形象的话: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驰，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会料想到在社会劳动力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8-29页。）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高度发展与大量人口涌现之间的关系作了有趣的描述，阐明社会生产力是呼唤人口的根本动力。由此观之，艺术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作品琳琅满目、银屏佳构迭出、舞台华美絪缊，也必将呼唤更多的审美人口，提升全民文化审美素质，方能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文艺人口学”的学科架构和学术养料，应建立在文化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借鉴、吸取和熔铸，搭建一座独具求索魅力的大厦，迎接八面来风四方乐章，形成开放式、整合式的逻辑之“格”、知识之“网”、学理之“场”。这是我们努力之所在，也是新学科提出与践行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李明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李明泉专页

新时代文艺的科学内涵与审美品格（李明泉）

新时代文艺胸怀天下的美学品格（李明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