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宽广与深邃

——关于主题创作的思考

近年来，主题创作由美术界、音乐界、影视界辐射到文学界，引发了文学创作的诸多新变化，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现象。主题创作有时也称为主题性创作。关于“主题”，《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解释：1.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2.泛指谈话、文件等的主要内容。如果从词源学角度去解释主题创作，那就落脚到了中心思想或主要内容，这能否完整准确地概括“主题创作”的内涵呢？

为了把这个概念梳理清楚，不妨先从主旋律创作说起。

主旋律本是音乐术语，指的是出现在交响乐各个声部、贯穿始终并决定乐曲基调的旋律。文艺创作中的主旋律用的是比喻意义，指贯穿于文艺作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它集中而又鲜明地体现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对于建构主流价值具有重要作用。主旋律的说法最早出现于1984年5月贺敬之的《迎接我国城市雕塑事业的黄金时代——在全国城市雕塑第二次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要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是多种思想倾向不分是非，多种艺术表现不分优劣和主次，一概兼收并蓄的大杂烩。我们要以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更能表现这种内容的主题和题材作为主旋律，以民族风格为主调，以能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为重点。”在1987年3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明确提出，要“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大众文化勃兴，主流意识受到挑战，文艺主流话语权遭到冲击，逐渐呈现弱化趋势。针对这一状况，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强调突出“主旋律”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应对新变化，实现了强化管理的目的。“弘扬主旋律”成为一项国家文化政策，表明党和国家加强了对文艺的宏观调控和导向把握，以文艺的手段去管理文艺，而不再采取简单的、具体的行政命令方式。由此，主旋律文学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就属性而言，主旋律文学属于社会主义文学范畴，它在处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等的关系时，更加强调凸显自身的主导和主流地位，在美学风格上则具有高亢、雄浑、厚重、壮美的特点。

主题创作（或主题性创作）这一概念的出现比“主旋律创作”更早。它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最早出现在美术界，叫“主题性美术创作”，指的是有情节的历史题材绘画、风俗画，也译为“情节性绘画”。其实，“主题性”也是音乐术语，指乐曲中最具感染力的一段核心旋律，即一段乐曲的主旋律。从题材上讲，主题性美术创作表现的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或具有特定深刻寓意的事物，具有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叙事性和纪念性等特征。描绘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体，但是，有些讴歌时代精神风貌、记录人民美好生活、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传播正能量的作品，也被视为主题性美术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题性”创作主要应用于美术领域，具有突出的社会教化功能。随着时代发展，“主题性”的内涵和外延在文艺实践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也常见“主题音乐创作”“主题杂技创作”等说法。到了2013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次年1月1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汇聚正能量 抒写中国梦——文艺创作塑造中国梦座谈会”。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的孟祥林在发言中谈到，组织有关中国梦主题的文艺创作，要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此后，主题创作的说法始在文学界流行。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省作协在2021年10月主办了江苏省主题创作优秀作家作品研讨会，对章剑华、张新科等四位作家的主题性创作进行深入研讨，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主题创作与主旋律创作一样，都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凸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举措。从本意来看，“主题性”与“主旋律”具有相似性，都强调凸显主流、主调，但也存在细微区别：从价值角度来讲，主题创作是一种立场鲜明的人民叙事，描写人民生活，抒发人民情怀，为时代记录，为国家存史，具有突出的国家书写的特点。从实践角度来讲，一方面，主题创作更加强调党和国家的组织、策划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创作者自觉与时代同行，热情投身火热生活，积极回应时代召唤。从传播效果来讲，主题创作坚持为人民书写，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更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情与共鸣。简而言之，主题创作是指作家胸怀“国之大者”，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和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创作的能够彰显民族精神和揭示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鲜明主流价值倾向性的作品。主题创作有点像高考命题作文，固然在内容和主题方面有所规定，但依然给创作者提供了自由发挥的巨大空间。也就是说，“写什么”有了限定，“怎么写”依然具有无限可能。

要说最早的主题创作，可以追溯到南朝的宫体诗、明代的台阁体诗。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小说勃兴，文学对社会大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时代精神的建构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不同历史阶段，均有主题创作呼应时代发展主潮，推动着社会进步（当然，同一时期往往会出现多种主题创作并存的情况）。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党领导的左翼作家就创作了不少鼓吹革命的主题作品，唤醒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自由。抗日战争爆发，抗战主题创作更是鼓舞着人民的斗志，像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街头诗”，激励着无数人奋起反抗、英勇战斗。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指明了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主题创作成为进步作家的自觉选择。像孙犁的《荷花淀》聚焦抗日战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聚焦新婚姻法，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聚焦土地改革，都是名噪一时的优秀主题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反映革命战争、合作化运动等内容的作品，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将主题创作推向了高峰。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词，记录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大气磅礴、文质兼美，堪称主题创作经典。只是，当时还没有文学主题创作的概念而已。到了“文革”阶段，由于受到错误文艺政策的影响，主题创作陷入“假大空”误区。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景象，主题创作依然存在，譬如以《新星》《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小说，记录社会变革，发出了时代最强音。每个历史阶段的优秀主题创作，都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时代，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精神世界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所发生的必然变化，体现了时代发展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文学受到市场化、大众化思潮影响，但是，依然有一大批作家自觉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投身主题创作，热情为时代和人民书写。譬如1998年抗击特大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少作家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一线，在抗击灾难的国家行动中大显身手，展示了作家的使命担当，创作了《98中国大抗洪》《绝地重生》《非典启示录》《非典十年祭》《如果来日方长》等一批广有影响的作品。譬如针对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祝建党百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作家们能够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用心用情观照，深刻记录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顽强斗争、勇于探索、艰苦奋斗的历程，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苍茫大地》《乡村国是》《世纪江村》等，用饱含深情的书写参与了时代主流价值建构。这些生动而鲜活的中国故事，以诗意的方式塑造了中国形象，揭示了中国经验，表现了中国精神。

这些作品集中呈现了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只有当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情感与党和国家、人民的意志完全吻合时，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主题作品。优秀的主题作品总能将真实性与艺术性、历史性与政治性、审美性与教育性巧妙融合，实现高度统一。

毋庸讳言，当前的主题创作也存在一些偏差：有的作品图解主题，概念化地解读生活，缺少艺术感染力；有的作品故事俗套，缺乏想象力，更缺乏对时代新生活、新变化的细腻体察和感受；有的作品人物形象苍白，未能深入探究人物的心灵世界；还有的作品情感空洞，只有肤浅、干巴的抒情。这样的作品显然偏离了主题创作的根本要求，沦为了肤浅、庸俗的宣传品。

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人民的需求。从创作实践来看，主题创作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为了推动主题创作的深入发展和整体水平提升，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还需深入思考和探讨：一是，既要有现实关怀，还要有人文情怀。主题创作是为国家书写，为民族铸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特点。要聚焦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希望与梦想，描绘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深入剖析人情人性，表现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奋斗与奉献。只有深入到生活之中，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观察、体验，从生活中精心提炼、萃取素材，才能避免简单化、庸俗化地图解主题。主题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讲述英模人物的故事。书写英模人物容易出现两个误区：

一是无限拔高，把英模写得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脱离人民群众；二是过于干瘪，把英模变成了政治符号，没有深入揭示其丰富而崇高的精神世界。对于前者，需要将英模还原为“人”，从生活出发，贴着人物的思想、情感、经历去书写，通过生动的细节着力展现其人性美人情美人格美。对于后者，需要通过“伦理中介”——“政治伦理化”的途径来解决，即采用“泛情化”叙事策略处理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着重表现他们克己奉公、死而后已的伦理道德境界和集体本位精神，以达到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目的。另外，主题创作不是肤浅的歌功颂德，还应秉持人文精神，对时代生活进行审视和反思，批判丑陋，针砭时弊。在主题创作中，歌颂与批判并不矛盾，它们在弘扬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上殊途同归，都体现了作家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担当。

二是，既要有历史视野，还要有世界眼光。主题创作往往聚焦“大题材”，采用宏大叙事模式记录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揭示历史进步的本质力量，这需要作家秉持正确的历史观，拥有宏阔的历史视野。但是，波澜不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是人类恒常的生存状态，主题创作如何发掘“小题材”——普通人日常实践的“传奇性”以及探寻常态生存中的人性幽微，进而抵达宏大叙事，成为考验作家的难题。怎样将宏大的观念落脚于日常细密的叙事，以实现“琐细到不能再琐细，宏大到不能再宏大”的效果，作家除了拥有开阔的历史视野之外，还须以世界眼光来捕捉和处理日常生活素材。当今世界，金融资本的流动和勾连使得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又矛盾丛生、冲突不断、分崩离析，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到人们具体而微的生活。处在当代社会中的人，其实已是“世界”人。作家必须以“世界眼光”来审视生活，否则无法准确把握微渺个体在历史巨澜中的位置，难以深刻理解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这种“世界眼光”与“人类眼光”有所不同，它更强调将个体命运置于世界整体与分裂的结构性矛盾中来审视，强调人性在世界性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因素作用下的多维审视。在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的双重观照下，从事主题创作的作家将会获得关于个人与历史、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新定位，从而建立起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世界更加紧密而有效的联系，为创作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人民史诗奠定基础。

三是，既要有传统意识，还要有未来意识。从事主题创作，首先要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善于把艺术创造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探索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与方法。要想充分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还须拥有未来意识。当代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在奋力开辟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道路，构建着一种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崭新文化模式。一种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正在形成，它为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新范式。从事主题创作应该以前瞻性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努力表达当代中国人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考，表达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望。像人类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等等，都是主题创作题中应有之意。倘若实现了传统意识与未来意识的有机融合，主题创作不仅更具文化底蕴，还将更具超越性价值。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2022年7月/上旬

蔡家园，1974年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著有评论集《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怎样讲述中国故事》、散文随笔集《松塆纪事》《书之书》等7部，发表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证——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合著）等。曾获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艺评论奖、湖北新闻奖、《写作》优秀论文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文、韩文、尼泊尔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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