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3月29日，中国文联十一届二次全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修订稿）》。新修订的《公约》在保留原有内容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新的精神，增加了新的表述，并修改了个别文字，以进一步体现时代性要求，拓展和强化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教育和自律要求。修订后的《公约》，面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坚持爱国为民、坚定文化自信、潜心创作耕耘、追求德艺双馨、倡导团结向上、引领社会风尚。为积极推动《公约》的宣传工作，《中国艺术报》特开设专栏刊发系列文章，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就学习贯彻、落实践行《公约》进行系统解读、深入阐释，供文艺工作者学习参考。

以新的文艺创造坚定文化自信

——谈谈文艺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养

60多年前，上海音乐学院在校大学生何占豪、陈钢等，独出心裁地尝试以西洋乐器组合和协奏曲式结构去演绎中国地方戏之一的越剧曲调，并在此前所未有的中西融合新形式中讲述他们采撷自民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传说，创作出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举蜚声海内外，成功实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西洋乐器的珠联璧合般交融。这一后来被誉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经典范例的作品，至今仍能激发起一代代听众对于我们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高度信心。这样的创作实例，在当前文艺界早已数不胜数，突出说明：在当代中国做一名文艺工作者（文艺家、文艺研究者和管理者等），正像其他任何文化行业一样，应当有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这就是以新的文艺创造坚定文化自信，既包括观众也包括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内涵和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曾明确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特别是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可见，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必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它要求依托中华历史自觉，对中华文化传统及其丰厚资源持有充分信心，对中华文化价值的创造性和影响力葆有高度信心，并且自觉地让自己创作的作品成为坚定观众以及自己的文化自信的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一、史家之心：历史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在当下谈论文化自信，有着具体的针对性：回望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置身于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及其价值观之间的剧烈震荡和激烈交锋中，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能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保持起码的信心吗？我们还能在国外诸种文化浪潮的强大冲击和巨大诱惑面前保持足够的定力吗？我们还能在外来异质文化的百般引诱下保持坚定立场而不致被带偏节奏吗？

说到底，文化自信应当建立在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上，这就是历史自觉，即对中华民族历史及其独特的世界文明特色持有清醒而坚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信心。鲁迅在1934年批评过一种错误态度：先是“自夸”，后来改为相信“国联”，再后来既失掉“自信力”、也失掉“他信力”，变得“自欺”、变态发展为“自欺力”，其具体表现就是“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他强调“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具体表现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历史上诚然有过深陷危机的时日和惨状，但重要的是看到那些坚强挺立的“筋骨和脊梁”式人物，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的重量和希望，并且实际作出过大义凛然、力挽狂澜或中流砥柱般的民族伟业。只有首先稳固我们的历史自觉，深刻认识和领会我国历史上的“筋骨和脊梁”及其“光耀”，才会在此基础上牢固树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

可以说，文艺工作者诚然不是史家，不一定像唐代刘知几所要求的那样具备“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和“史识”，但应当具备必要的史家之心，形成历史自觉。这种史家之心或历史自觉意味着自觉地了解、熟悉和崇尚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演变轨迹以及历史传统遗韵，以便让它们真正成为我们进行文艺创作的宝贵资源。

这样的史家之心，简要说来应当包含三方面：一是对数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有着充足的自我识别和觉悟，二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高度的自我觉察和确认，三是对当前和未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创造有着清醒的自我洞悉和热烈憧憬。在当前，比较而言，后两者变得更加迫切而要紧：当中国古代史业已成为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久远传统及遗存时，正是继续向前奔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中国现代文明史，已经和正在构成我们据以产生历史自觉和自豪的新型生活主流，而正在不断地从未来变成已来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景将成为我们奋勇向前的信心和力量之源。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应当屹立在这样的既往中华古代历史、现代历史和未来历史之间交相辉映和共同形塑的坚实根基上。

二、“文心”之源：文化自信的丰厚资源

拥有史家之心的文艺工作者，更能形成文化自信，因而更能涵养成中国文艺家所需要的创造的心灵即“文心”。按照刘勰等古代文艺家的论述，“文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个体心灵对于天地人在其运行中所形成的斑纹图式及其精华的深切领悟和创意渴望，如今可以推演为具体的声文、舞文、言文、戏文、画文、书文、影文等，从而形成音乐之文、舞蹈之文、文学之文、戏曲之文、绘画之文、书法之文、电影之文等。对于当代文艺家来说，坚定文化自信正具体表现为涵养自身的“文心”。在这方面，中国有着丰厚的传统资源。

首先是古典文化传统资源。这是数千年中华历史形成和馈赠的深厚传统底蕴，它通过先秦《诗经》、诸子散文和《楚辞》，通过两汉乐府民歌和“魏晋风度”“盛唐之音”“宋型文化”以及元曲、明清小说等，滋养着一代代文艺家及其文艺高峰创作，创造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和独放异彩的中华古代文明和中华古代艺术。

其次是现代文化传统资源。这是在中华古代文明和古代艺术遭遇深重危机时面向现代生活而展开的筚路蓝缕的崭新创造。它虽然时间长度不过百余年，但已经产生了享誉中外的一代代现代文艺家，他们中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沈从文、艾青、丁玲、赵树理等文学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等美术家，欧阳予倩、田汉等戏剧家，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张石川、郑正秋、洪深、夏衍、袁牧之、费穆等电影家。

再次是与上述现代文化传统资源紧密交融而无法截然分离的现代革命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资源。特别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中国文艺确立了新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方向和形成了“人民文艺”新传统，通过解放区文艺和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化、现代化和大众化创造，产生了歌剧《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以及“三红一创青山林保”（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至今仍然闪耀光彩的现代革命文艺经典。

最后，还应当看到，近现代以来我们以对外开放的宽阔胸襟和主动姿态，所包容和吸纳的世界各国的外来型文化，例如希腊神话和史诗、希腊雕塑、文艺复兴文艺，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还有“美学”“美的艺术”“艺术史”等美学和文艺理论，它们作为来自异文化的“他山之石” ，已经和将要继续对于我们文化自信的养成起到不可替代的镜鉴作用。

三、“文心”的涵养：文化自信的自我要求

面对上述多样而丰厚的文化传统及外来型文化，文艺工作者需要主动制定相关自我要求，并且始终不渝地实行，才可能将它们转化为能够涵养文化自信的有效资源。

首先需要保持主见，以我为主地面对和梳理所有的传统资源和外来影响。这些资源无论多么美妙、多么迷人，都不能代替我们凭借自身主体性而对它们进行主动或自觉的认识、理解、加工和改造。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有主见的作为，它们才能真正转变为我们的创造的资源。

进一步说，需要按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与策略，对所有的传统和外来影响都加以甄别、检视和改造，让其服务于当代文艺的新的创造性需要。假如只知复述甚至照搬，那就只能产生仿制品，而不会有新的自主创造。

这就要求文艺家要有明确的价值观立场。毛泽东在1938年对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的演讲中，发出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号召。他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把这三个条件同毛泽东随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发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等结合起来理解可知，文艺家在面对各种传统资源时，需要以人民的立场和感情、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标为引领，将“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结合起来。

四、文艺作品：文化自信的标志物及其创作途径

文艺家是否拥有“文心”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固然可以看其基本的和一贯的创作态度，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其创作的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凭借自身的艺术媒介、艺术符号、艺术形式、艺术形象、艺术品质和艺术余兴等多层面意义及其美学成就，当其确实呈现出对于本民族历史的高度自觉和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充分自信等时，才是文艺家坚定文化自信的真正标志物。因此，文艺作品，准确地说，文艺佳作或好作品，是检验文化自信的基本标志物。离开了文艺作品的检验，空话说得再多，高调唱得再响，也都无济于事或于事无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流行文艺风潮或时尚趣味，例如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群众和英雄等，它们都与文化自信背道而驰，应当坚决抵制。

这就要求文艺家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自觉地和主动地创造出足以保持和增强文化自信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意义系统来，通过观众的鉴赏，实际地促进他们树立或增强文化自信，并且反过来帮助自己增强文化自信。在当代，文艺工作者如何创作才能有力地传达文化自信呢？简要地看，大约有三条文艺创作途径可以通向文化自信。

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可以称为引创型途径。这是在引进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艺成果基础上而展开的中国现代文艺创造之路。中国文艺家基于本土现代社会生活体验和社会历史变革的表达需要，以鲁迅所说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开放精神和“拿来主义”的自主选择姿态，大胆引进和借鉴现代小说、现代诗、话剧、交响乐、歌剧、舞剧、芭蕾、油画、电影和电视剧等文艺门类或样式，从事了现代中国文艺的新创造，诞生了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和剧本《茶馆》、徐悲鸿油画《田横五百士》、曹禺剧本《雷雨》、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中国现代文艺杰作或佳作。这些作品伴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而汇合成为现代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流，百余年来有力地培育和增强了一代代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还有一条途径可称为传创型途径，即传承和延续本土艺术传统而展开的创造之路。它虽然无法形成上述途径那样波澜壮阔的盛大规模，但小巧精致地和意味深长地起到在现代条件下延续古典文艺的博大精深的底蕴和深广文脉的重要作用。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张恨水、汪曾祺等画家和文学家，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向现代观众传达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深厚魅力，同样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

还需要提及的一条途径为移植型途径。这是一条纵向地复演或改编古代文艺作品及横向地复演或改编外国文艺作品的路径。前者如《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后者如《李尔王》《天鹅湖》《卡门》《剧院魅影》等。这些复演和改编的作品，虽然其创造性力度和强度无法同以上提及的引创型作品和传创型作品两种情形相比拟，但也毕竟有某种程度的二度创造性或再造性，因为现代人需要跨越漫长的时空距离、民族界限、时代隔阂或“文化折扣”等，才能尽力贴近地理解古人或外国人，找到学习、理解和鉴赏其作品价值的途径。这样，移植型作品也应当有助于演员和观众分别去学习、感受和品味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魅力和外来优秀文化的借鉴价值，在开放地和有主见地了解和掌握古今中外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遗产基础上，不断地提升和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

这些创作途径之间虽有不同，但实际上相互渗透和交融，有时难以清晰区分，共同构成当代文艺工作者创作文艺作品、坚定文化自信的主要途径，也反映出文艺趣味的丰富性和文化资源的多彩多姿。

（作者：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暨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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