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关 键 词】 汉魏 乐论 和 琴器

[东晋]顾恺之 《斫琴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汉魏是中国思想史和美学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多将这种转折的节点定位在魏晋，实际上思想观念和审美倾向如同一条绵延的河流，优美的浪花或灿烂的景象绝不是突然之间的产物，它需要源头的底蕴，需要奔流过程中的积蓄，最终才会在某一时间或某一阶段呈现壮丽的景观。因此，讨论魏晋离不开轴心时代，也更加离不开作为其近邻的两汉。“和”不仅是中国美学的元范畴，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其与音乐关系密切，在不同时代的乐论中都有“和”的身影。可以说，乐论是“和”产生、发展、成熟的重要疆域，汉魏乐论对“和”的建构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考察“和”的演变线索，并试图强化古代乐论对美学史、艺术史的价值。

一、气和：汉代乐论的自然转型

早在中国文明发端期，“和”的内在潜质便已经蕴蓄。只要谈“和”，《尚书•尧典》便是无法绕开的材料。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古代音乐审美的原型，这个原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教胄子”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道德改良。通过音乐熏陶，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境界。其二是“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体系，这个体系强调音声形式对神与人的感召性。如若抛开第一个体系的限定，第二个体系包含着对音乐形式、技巧等因素的肯定，这些因素构成了万物和谐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这两个体系的存在，导致后世对“和乐”的认知出现复杂情况。就周代雅乐而言，在义理层面和技艺层面都达到了和谐水准，且两者相得益彰，但春秋以后的礼崩乐坏导致了义理与技艺的分裂，这也就形成了后世对“和乐”的不同认知。

《乐记》中含有大量关于“和”的论述，可以将“和”看作《乐记》的重要关键词。“和”在《乐记》中起码包括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三个维度。就天地之和而言，《乐记•乐论》篇纲领性地指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就人性之和而言，《乐记•乐本》篇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论断，进而又有“乐以和其性”的补充，遂将静、性、和勾连于一处。就社会之和来讲，《乐记•乐化》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强调乐在社会中发挥的和谐作用。蒋孔阳曾对《礼记•乐记》在中国思想史和美学史上的地位加以肯定，认为《乐记》“不仅是第一部最有系统的著作，而且还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客观而言，尽管《乐记》对“和”的讨论仍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将之看作先秦“和”论的缩影亦并不为过。或者换个角度说，它如同一个路标，为后世乐论对“和”的言说提供了中介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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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代乐论视域下中国美学范畴形成与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BZW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韩伟 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6期（总第93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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