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进入现代性的审美进程中时，人们对音乐意义的诠释呈现出了一种宽容，甚至是鼓励多重意义存在的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基于审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甚至是否定。在这一形势下孕育出的精英审美文化具有超越世俗、强调自由的品格。音乐艺术文本的意义诠释是一种“同化”的过程，听众的精神世界无法回避，且应当卷入创作者的精神世界，以一种重建的姿态来诠释音乐。但在此过程中，对音乐诠释中歧义的宽容仍应以作曲家为轴心，以听众的精神世界为外延。

　　关 键 词：审美现代性　音乐诠释　音乐意义　接受美学　音乐文化

　　音乐，以一种特定的符号传达意义，在此过程中同时传递着社会价值观念。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对音乐意义的解读产生了深刻转变。总体来说，随着音乐进入现代性的审美进程，人们对音乐释义的实践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对歧义的宽容，甚至是鼓励歧义的存在。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与音乐的创作、演奏以及理论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更与西方社会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对“美的艺术”态度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审美现代性”与音乐文化

　　“审美现代性”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概念。从哲学观念来看，现代性代表着启蒙思想的开始，意味着人们开始抛弃宗教的统治地位，转而相信人的主体力量。冷静客观的理性逻辑，成为了改变世界的主要动力。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渐渐被忽视、遗忘。然而，审美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活动常常否定甚至对抗逻辑理性带来的冰冷。因此，审美现代性常以自由和超越的品格拒绝现代性的理性分析。在审美现代性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审美现代性的感性形式：“大众审美文化”和“精英审美文化”[1]。前者迎合消费主义潮流，在不自觉中沦为现代性的战利品，丧失了自由而超越的审美品格。后者则是一种超感性的审美形式，以精英知识阶层为主体，具有超世俗性、反叛性、精英化和非理性主义的特点。在我看来，精英审美文化代表了人本主义的审美现代性，它具有深厚的审美意蕴和形而上思考，抗议人的异化，强调自由的品格，追求个体性，趋向精致化，承担起了唤起生存自觉和保持自由精神的任务。

　　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自18世纪开始，西方音乐世界经历了审美现代性的转型。18世纪是浪漫主义萌发的时期，也是世俗社会取代神性的现代化转折时期。人类本来视为权威的东西此刻正在消解。人的主体最终取代神的位置。尽管大量文献表明，音乐现代性的转型和裂变在 20 世纪前期表现得极为剧烈，但事实上，音乐审美现代性的萌芽自18世纪“美的艺术”的确立就已经开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如此定义“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促使包括音乐在内的“美的艺术”导向自律性和去功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作曲家对音乐的掌控力日益增长。比如，莫扎特和海顿的音乐在宗教和世俗目的的委约之外，开始关注人自身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并非来自作曲家自身的情感，但他们的音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分音乐已经走下神坛，降临人间。清唱剧原本是以基督教教义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声乐体裁，但海顿的清唱剧《四季》却采用了英国诗人汤姆逊的同名世俗诗歌改编的脚本写成。这首清唱剧并不是为了满足宗教目的，转而采用具有浓郁乡村气息的音乐主题。全剧分为四个乐章，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标题，剧中人物老牧人西蒙、牧人的女儿哈娜，以及哈娜的爱人卢卡斯都像是温暖的、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戏剧情节，也基于发生在当时的人们身边的事件。如第一乐章《春》中，作曲家用混乱的音响与和弦描绘可怕的风浪，用半音阶进行到凄惨动人的旋律来再现旅客的惊呼、海洋的咆哮和狂风的呼啸等，直到音乐回归美好，象征着风浪归于平静……在18世纪海顿的手中，用音乐的戏剧性来反映现实社会和自然场景，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同样，阿多诺认为，在贝多芬晚期的大多数音乐作品中，客观地展示了19世纪前期作曲家对现实不可和解的主观精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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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杜鹃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5期(总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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