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国产电影对于当代中国历史文化记忆的表达，部分呈现出伦理化叙事的特征。这些影片从一个日常生活的微小视角切入，通过展现小人物的身世与命运，实现对宏大历史记忆的表达，这正是以伦理叙事面对历史记忆的一种创作选择。另外一些影片则努力呈现“革命年代”的“私人情感”，将真实历史中被普遍屏蔽的个体情感浮现为影像中的历史记忆。其中，历史的困苦常会在艺术创作中获得相应的表达与偿还，这成为通过影像手段疗愈创伤记忆的文化实践之一。作为一种叙事传统，伦理叙事不但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也可以追溯至更为久远的中国古代的叙事历史。于当下，它也表现于其他类型的电影之中，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味的“中国叙事”的创作实践。
关 键 词：中国电影 历史记忆 伦理叙事 电影评论
电影《唐山大地震》剧照
当消费主义成为弥漫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却依然有导演执着于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像叙述，但此种历史叙述通常未获得正面显影，而是通过伦理叙事得以表达。这种创作现象，既可以读解为当下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角力的结果，事实上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谢晋电影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叙事传统的一种延续。在因了对于当下电影创作的不满，而重返《高山下的花环》之于现代战争的银幕叙事的怀旧情绪里，也可以清晰地读解出伦理叙事之所以成为观众集体无意识的某些征兆。也就是说，这种叙事传统不但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也可以追溯至更为久远的中国古代的叙事历史。
宏大历史与个体命运
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叙事中，20世纪70年代成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是一个关于结束与开始的转折时期。“唐山大地震”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征兆意义的灾难性事件，成为切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标识，也让我们不自觉地回忆起1976这个意味深长的转折年份。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正面呈现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剧情片，32年之后的汶川地震同样没有。当然，由于两场地震所处的媒介环境有着本质的不同，造成了信息传播上的巨大差异。作为主流的传播媒介，电视频道的连续报道，构成了后者影响巨大的影像叙事。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作为改编自张翎小说《余震》的影片，起始在动物异常的渲染下持续数分钟时间的“地震”，更像是一个主体故事的背景、由头，或者说叙事的“借口”，而非叙事主体。影片的叙事核心，乃是徐帆扮演的主人公元妮在作出类似“苏菲的选择”之后，所经受的伦理困境与道德折磨。或许是为了推避人物所面临的道德责任，影片将元妮“只能救一个”的两难行为表述为被动之下的无奈之举，然而“救弟弟”这一看似脱口而出的选择背后，却不可避免地隐含着那个年代的人们在儿子／女儿这一选择上的基本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至今依然存在。对于影片中的人物来说，其真正的伦理困境还在于，不但弟弟方达以手残之身成为地震的幸存者，姐姐方登也意外在死人堆里复活，被一对军人夫妻收养后成为“王登”，并且上了医学院校。元妮面临的伦理纠缠，似乎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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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晓云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2期(总第63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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