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理论中的诗化主体——从克里斯特娃的中国接受谈起（冯庆）

2019-07-05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冯庆收藏

　　内容摘要：克里斯特娃是一位观点鲜明的理论家。她对西方传统符号学理论中的“文本”概念和理论作了继承和重新阐发，尤其凸显了主体依赖“诗性语言”不断参与并打破现象界符号系统的层面，开启了一种主体凭借原初力量自我生成的激进解放视野。克里斯特娃这种蕴含诗性主体的文本理论具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特征，其核心根基在于文本内在无限性中可能创造的主体的内在无限性，对于推进当下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克里斯特娃　文艺理论　西方文论　符号学　诗性语言

　　一、“作品”变为“文本”的学术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涵盖一切人文社会学术知识、以政治关怀为基本导向的大写的“理论”开始在西方学界兴起，并逐渐形成一门特殊的学术研究领域。[1]这种大写的“理论”具有批判性和症候性特征，往往紧密关注时代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难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理论”研究的范式已经获得中国人文学术界的认可，其影响力正在逐步上升。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与文艺批评家都热衷于援引“理论”，对社会、文化乃至于公共政策话题提出批判性的见解，以求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就文学研究来说，“理论”的风行往往与关于文学本体的讨论相关。一般认为，从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是“理论”出现之后的必然趋势；但只要对积极介入文学批评的“理论”派别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有起码的了解，就会发现，大多数试图以“理论”视角展开伦理政治批判的学术实践，实际上更加依赖对“文学”本身亦即作品文本的剖析和阐释。排除掉少数简单粗暴的“强制阐释”，回顾国内外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工作，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对“内部研究”传统的或隐或显的延续。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者已经形成共识：脱离“内部研究”，单纯靠援引“理论”开展的批评实践并没有值得继续发展的意义。

　　“文学”的本体研究，往往被归结为文学文本内部的分析与解读。在“理论”潮流逐渐生成的过程中，“文本”也随之受到重点关注。因此，围绕文本问题开展的“理论”思想史，也就值得不断回顾。对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进行语境式梳理，进入其理论的复杂系统中展开剖析[2]，可以提供理解西方当代“文本”理论的重要材料与观察视角，还能从中体味到中国新一代学者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心态，并尝试提出一些由古今中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论内部的问题。说到克里斯特娃，文艺理论界并不陌生：光“互文性”的概念，已经足以让她长居西方文学理论引用率前几位。然而，在2015年的《克里斯特娃学术精粹选译》[3]出版之前，克里斯特娃本人的文艺理论著作，却甚少被翻译为中文。在一定意义上，翻译的热度往往可以代表研究的热度。这难道是因为克里斯特娃比福柯、巴特这样广受关注的西方学者更驳杂丰富？或者是因为她比德里达更难读难懂？实际上，克里斯特娃是一位思路清晰、观点鲜明的体系型理论家，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她对“文本”概念的传统继承和重新阐发方面。

克里斯特娃

　　西方文艺理论界将传统“作品”概念逐渐改造为“文本”的历史，也正是“内部研究”和“文学性”逐渐得到体系化、理论化表述的历史。而“文本”概念的泛化实际上意味着一切符号存在均可被视为“内部研究”系统之下的文学作品，因此，文本解读者可以作为“文学/文化批评家”积极介入现实中的符号表意机制，以怀疑主义的方式对其生成肌理进行剖析，使之背后隐藏的精神品质与意识形态暴露在外。所以，一旦走出文学作品的概念，以广义“文本”的概念取而代之，那么“内部研究”也就将发展为面向普遍文化生活的“理论”，文学批评的权能由此扩大为社会批评的权能，批评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力也将随之扩增。哪怕如克里斯特娃所揭示的符号学的“自我怀疑”，本质上也是要强调批评家自身具备一种不断怀疑社会表意机制的批判能力，有时这种批判能力甚至等同于某种洞察本真的哲学视野。

　　而一旦“文学”概念弥散为“文本”，文学研究的重点就会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研究，并且事实上对构成经典序列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扬弃，暗中可能贬低了那些在政治、宗教与社会维度与真实世界息息相关的作品的价值，反过来又将具备“纯文学”色彩、以纯粹审美和思辨为目标的作品摆置在中心位置。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作为“文本”而可以得到解读的对象却又在不断扩增，以至于在影视、传媒乃至于日常的审美生活当中，文学理论往往会宣告自身具有权威的解释权。“理论”正是借助这一“文本”的本体论化，让文学研究由“内部研究”拓展为当前流行的文化政治学（cultural politics）。克里斯特娃对“文本”理论的发展，也正体现在这一方面。

　　对“文本”及其相关概念的这一泛化/本体论化，具有强烈的政治介入意识，并且往往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联姻。比如，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揭示了符号的交互传递是以货币流通为典范的，研究符号系统和研究货币作为“共同尺度”具有逻辑上的一致；而克里斯特娃则试图从这一维度的符号学跳出，走向关注交换阶段之前的“沉默的生产”阶段，就像揭示劳动的深层生产过程一样，揭示符号背后意义的深层生产过程，由此更加“及物”地把在固化形式之下的异质因素全面暴露出来。进而，克里斯特娃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策略，对这一前形式化阶段进行分析。无论将这一阶段所发生的活动称作“劳动”还是“生产”，其中总是蕴含着对个体意识如何由潜在到显在的“发生”过程的关注。[4]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预设了这一个丰富潜意识体验的个体在社会中展开体验与反馈的客观实存性，这一维度的客观实存性，构成了其符号和文本表达的可分析性的前提。

　　二、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的主体旨趣

　　其实，上述这一符号生产过程，往往伴随着一种“主体”的重构。克里斯特娃“符号态”主体的理论建构，引用了来自柏拉图《蒂迈欧》中关于“容器”（chora）的描述：“一切生成的载体，如同养育者”；在克里斯特娃自己的语境里，“容器”的主体阶段，意味着“真实界”和“象征界”尚未分割、符号表达仅仅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生存阶段。其实，一旦注意到克里斯特娃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的种种激进思想中包含着存在主义，并且意识到存在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对这一前象征界的意识涌流阶段的发现，就能在克里斯特娃的“容器”与海德格尔的“此在”之间发现逻辑上的一贯。尽管理论资源来自弗洛伊德和拉康，但我们不能忽视海德格尔对法国思想界的决定性影响。

　　只不过，海德格尔依然试图从关于存在者之存在属性的分析来展开哲学探究，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的身影偶尔也会在他的理论中闪现；而克里斯特娃的一代人则更加注重以“经验科学”为外衣的精神分析理论，“克里斯特娃反对在现代哲学‘超验自我’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认为只有借助精神分析学说，才可以阐明主体问题”[5]。尽管如此，克里斯特娃关于主体存在状态的结论却和加缪、海德格尔甚至是尼采的存在主义的结论非常相似。[6]

　　发现这一希绪弗斯般的存在者之境遇后，克里斯特娃的态度，是通过回到“文本”中包蕴的强烈诗性特质，对这一语言能指的生涯给予积极判断。她相信，创制“文本”的行动需要依赖“诗性语言”的拟真特征：作为言语行为的诗性语言，其自身具备语言规律的客观要求，能够与客观世界发生一种看似赋加真值的判断，但实际上又不必承担赋值的真诚性负担。比如，作家说“上海有个人叫张三”时，他并不保证上海真的有个叫张三的人。在此基础之上，“诗性语言”还可以超出单纯的主谓差序的语法关系，颠覆指称和陈述的一般规律，这样一来，“诗性语言”就能承担发现“他异性”（alterity）的任务。

　　主体通过诗性的能指陈述就此构建出一系列存在于文本内部的拟真客体，这些文本中的拟真客体将会涌入到象征秩序中，参与打破和重构的任务，这一过程又反过来影响到主体自身在其中的定位。克里斯特娃就此发现了一种生产性主体对世界的整体意义进行再创造的契机。只是，不同于解构主义预设象征界秩序立足于意义混乱状态的悲观意识，克里斯特娃坚信，要在现实世界产生真正的革命性主体，首先要不断遵循语言、符号和文本本身的设定原理。唯有在设定原理的基础之上，拟真的符号指涉活动才会发生，意指活动的多元与丰富才能够实现。[7]这也许就是她相对于其他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更为严谨且传统的地方。她并不渴望再度造就新的目的论色彩浓厚的象征秩序和大写的革命话语，而是要找出文本内在的生命冲动和自然终点：“这种文本实践与某种目的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能量没有任何关系：它不生产任何其他东西，仅生产它自身的死亡。”[8]

　　这也就引出了“文本”之上的“互文性”所生产的意义的性质问题。由于“文本”必然具有“互文性”特质，其意义的性质也就处于“定”和“未定”之间，主体的冒险创造在其中也就体现出超越形而上学的生成力量。在克里斯特娃看来，当下文本的前代文本是已经形成稳定意义系统的文本，这种文本叫做“现象文本”，其意义显现机制就像“代数学”那样明晰；而在“现象文本”具备的稳定意义系统和交流机制背后，还有着一种被她称作“生成文本”的潜在的意义网络，这一意义网络的显现方式就像“拓扑学”那样，和接受者、解读者密切相关，进而充满了强大的、原生态的生成创造力量。从而，对生成文本的创作和解读，也就能够通达主体力量的召唤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诗性语言”还是“互文性”，这一系列文本理论的表述，最终都旨在通向主体前社会状态之原初激情与力量的重新解放，这就是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的革命内涵。

　　在这一激进的主体解放立场之上，作为文学理论的文本理论才具有了介入社会的现实感。这就启发我们看到“内部研究”也可能蕴藏积极的社会干预特征。在《反抗的意义与非意义》中，克里斯特娃尤其强调，社会介入或者说“反抗”应当依附在“美学”和“艺术”之上，依附在“想象的权利”和违抗禁忌的一系列实践之上。[9]那么，克里斯特娃乃至于巴特式的符号学理论，如果要在今天获得全面的学理审视，也就需要回应如下的追问：作为阐释“文本”的主体，符号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当时的语境来说，克里斯特娃这代关注“文本”的激进理论家，首先渴望的是将西方主流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欺骗性揭示出来，并以文本批评解读的方式，营造一种对抗性、解放性的新鲜的公共舆论。从历史来看，这是19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批评中的先锋派倾向早已暗中具备的姿态。先锋的思想如何能够进入大众并生成强烈的颠覆性？这一问题在“文本理论”这一代人这里，得到了相对有效的解决。作为先锋思想代表的理论家、批评家具备符号学、文本学的专业知识，因此也就具备对一切文化表征的科学判断能力，公共舆论中上至文学经典作品、下至大众文化的一般看法，也将随着这批人的理论与批评工作而得到重新修正。通过符号学、文本学的批评解读，传统作品中的艺术机关被全面开启，其中可能存在的思想操控乃至于意识形态欺骗也就随之暴露，这是一种亲近、启发和动员社会大众的姿态。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不难看到，诸多持与西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不同意见的学者，试图用科学实证和形式剖析的态度建构“内部研究”的批评路径，这首先使文艺作品的解释权被牢牢控制在少数学院分析家手里，然后又让复杂的文学信息可以通过清晰通俗的方式，被传递给公共舆论。看似科学的语言学、符号学手段，其实只是一种切断外在干预的启蒙途径。这是一种对“科学”的扮演，实则也就是对毋庸置疑的真理的扮演。

　　“文本”的理论史，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学批评承担起大众启蒙使命的思想史。编织一种关于“文本”的理论，并非简单地试图重建文学经典的序列或是仅仅朝向“科学”的解读法迈进，而是试图打开文学教育的方便法门，让更多的人拥有理解经典、创造经典的机会与勇气。“文本”概念当中包含着普及文学能力——包括阅读能力、分析能力和再创造能力——的诉求。

　　举例说来，当瑞恰慈、燕卜荪在中国传播“新批评”的诗学时，一种渴望审美独立地位的学院派生活态度也随之在中国获得一定地位，而其中也蕴藏着一种“实际批评”的普及化诉求。[10]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纯文学、文学自律等口号的重新提出，一种文化启蒙的意味也随之涌现[11]。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理论”热潮，是西方“文本”观的延续，也是文艺理论通过科学化、体系化手法积极介入社会的路线的延续。但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在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用文艺批评的文本实践，来调节日益低俗化、平庸化的大众文化，使之能够反过来构成朝向未来解放的动力。

瑞恰慈（左）、燕卜荪

　　三、“文本”背后的诗性愿景

　　那么，为什么是诗？为什么是“文本”？为什么是文学批评？要回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回到现代文本理论的思想温床。克里斯特娃的理论虽然试图扬弃张扬的浪漫主义主体性，但正如崔柯借用艾布拉姆斯的“灯”的隐喻所暗示的，在“生产”的符号学当中，实则保留了浪漫主义的诗性创造精神。

　　这就启发我们猜想：浪漫主义的美学与诗学，是否为文本理论赋予了观念基础？通常会认为，把“作品”理解为“文本”，对其展开单纯的形式分析，这意味着以笛卡尔主义的“做减法”方式，悬置外间世界和作者主体等因素对文本的内在诗性形式的影响。但实际上，在20世纪以降围绕“文学性”“文学语言”和“形式”而衍生出的各家各派理论潮流中，这种极端的、纯粹的做法并不多见。“文本”的本体限定特征，的确意味着笛卡尔式“限定性分析”思路的延续，但同时也意味着浪漫主义关于“内在无限”心灵的观点的客体化。

　　“内在无限”是现代文本理论的核心问题。相比起浪漫主义的内在无限的心灵，文本理论更愿意相信文本本身的意义是内在无限的，禁得起无数解读的拷问。面对文本追问其意义的内在无限性，实际上也彰显着一种启蒙的或者说解放的意图：在形式上追求明晰和普遍快适（对应康德所说的“美”）的同时，解读者往往也会要求文本提供精神意义，提供一种强烈且普遍的情动感召。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文本意义的无限可能的直观显现，反过来催生解读者面对文本客体时主体意志的内在无限性——这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感”体验，也同样是现代文本理论的题中之旨。这也就强烈要求文本批评拉回对主体的意识活动与情感体验的考量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文本问题最终是语言的表达—使用问题：因为唯有在语言作为行动而实现于此世的过程中，主体意识与世界对象的意向性关系开始变得可以分析，主体内在的无限“潜意识”及其崇高体验，也就将在文本意义的无限性折射当中被呈现出来，进而，更为复杂丰富的主体性将得到综合的开掘。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文本”，也就是谈论“语言”中这种无限主体意识和无限客观意义之间意向性关系的复杂呈现。文本理论家通过解读文本的丰富意蕴，可以促进自我和他人在阅读中发现或建构自我的文化记忆和意识结构。

　　浪漫主义者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批视“语言”为核心思想问题的人，这首先是因为在18世纪后期发现了语言的历史性规律：从习得到完全掌握一门语言，人类对外间世界进行把握的理性认识能力也随之逐渐生成。“逐渐生成”意味着人类个体在每一发育阶段暂时的不健全、不理智与不适应都是自然现象。一旦将这一逻辑扩大为文明论观念，就会有人认为，对于在文明秩序当中暂时居于落后状态的群体来说，只要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进步的潜能与欲求，他们就应当得到与高度发达的文明同等的对待。换句话说，如果语言与语言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能够实现互通有无乃至于对译，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语言所对应的社会群体、民族国家和文明体系之间能够实现地位平等。要证明两种在表征现实世界方面显然差别甚大的语言之间其实并无高低之别（比如，19世纪末的日语已经大规模出现对现代事物的命名，这在汉语当中则是缺位的），理论家会尝试论证，在表征客观方面有欠缺的语言，反而更加具有表征主观内在世界的能力。这就是“表现主义”或者说“浪漫主义”的内在无限观的起源。

　　赫尔德、歌德和浪漫派这代人就宣称，德语将构成与精确明晰的法语地位平等而又独具个性的“诗性语言”。[12]这种“诗性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其中表现着每一民族个体心灵的内在无限性，进而蕴含着无穷的文明潜能。在此之后，凡是后发的民族共同体及其代言人，都会渴望通过诉诸语言在表现内在无限性方面的特性，来和其他的民族争夺文明等级上的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内在”必然要求排斥“外在”；相反“内在”的丰富意味着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更加真实细腻的表现与占有。就此而论，作为主体表征外在世界核心能力的作诗的能力，也就被提升为人类文化生活的首要能力。诗，进而成为主体的内在无限性通过想象力和艺术手段为新世界赋予秩序的最佳途径。譬如，在20世纪后半叶，理查德•罗蒂就基于以上思路，豪迈地描述一种通过语言行动激发思想进步、最终建立“诗性共和国”的理想：

　　……理性唯有随于想象才能发生。没有词语，就没有理性思维。没有想象，则没有新的词语。没有这些词语，就没有道德或思想的进步。……男男女女一旦拥有了充足的对诗歌的记忆，他们就会变成更加完整的人。[13]

赫尔德（左）、歌德

　　作诗的能力或者说“想象力”通过塑造人类的内在世界，最终意味着对自由生活愿景的塑造。这与克里斯特娃的诉求难道并不相似？克里斯特娃曾经动情地声称：

　　由意识最终确定的说话主体的统一性是通过一系列生活和意义的变化来不断巩固的……“我们”、“自我”和“本我”是由许多面组成的。正是这个多面让我们又喜又忧，对我们又贬又扬，使我们的言语交流一语多关，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苦中作乐，为生命增添亮彩。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或思考可以称为对“世界的心理”的永远质疑。[14]

　　这一通过言词意义的多变来激发生活之多元性的诗性期许，基本上构成了浪漫主义以来文艺理论家们普遍的“原欲”：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到穆卡洛夫斯基的“前景化”的审美原则，都并不在于以科学手法落实对文学文本的剖析，而在于借用客观化手法来让人类的内在自由表达获得正当性依据，在揭示自由意志无限可能的同时，使之呈现出可把握性和可效仿性。

　　唯有在把握到浪漫主义内在无限性观念对19世纪、20世纪文艺理论的巨大影响之后，我们才能理解“文本”理论的激进性，并且进而理解以克里斯特娃为代表的理论家为何会从孤立的“文本”观中很快走出，再度提出关于主体、表现与再创造的诗学诉求。在这方面，西方诗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判断，似乎可以永远用来传达“理论”通向“诗”的真实动机：诗比历史更哲学也更高尚，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之事。我们时代的理论家们总是致力于进一步让诗性的文本实践表现更高、更哲学的普遍意味，进而在现实世界中发挥强烈效用。而这种话语实践又必然会不断返回最初的诉求，推动起新的波澜。在今天的中国，随着文艺理论研究的推进，这种大写的“理论”也将不断发挥上述作用，如何对这种学术实践进行宏观定位，则需要有心人仔细思索。

　　[1]　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2]　崔柯的《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对此作出了探索。

　　[3]　原译为《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本文依照崔柯的译法，译作“克里斯特娃”，在引用其他译作时也随之改动。

　　[4]　崔柯：《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52-54页。

　　[5]　崔柯：《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86页。

　　[6]　同上，第89页。

　　[7]　崔柯：《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论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84-98页。

　　[8]　[法]朱丽娅•克里斯特瓦：《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2页。

　　[9]　[法]朱丽娅•克里斯特瓦：《反抗的意义与非意义》，林晓、宦征宇、王琰、黎鑫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21-22页。

　　[10]　季剑青，《“实际批评”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学院文学批评——以叶公超、瑞恰慈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

　　[11]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2-348页。

　　[12]　冯庆：《民族的自然根基——赫尔德的“抒情启蒙”》，《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