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正确的历史观（张德祥）

2019-02-11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张德祥收藏

　　内容摘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是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文化自信的文艺。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有筑就艺术“高峰”的底气。要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史诗”，是历史与诗的统一，首先是史，然后成诗，所以，正确的历史观是前提、是基础，是筑就艺术高峰最坚实、最牢固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新时代文艺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文化自信　文艺底气　历史观　历史自觉　史诗

　　文艺，既是时代所赋予，又是时代之表达。文艺，只有热切地呼应时代，回答时代，才能与时代共振，也才能为时代所标举、所标志，这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文艺的时代精神，就是文艺对时代的回应与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就“新”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富到强是新时代的使命。时代之使命就是文艺之主题。文艺要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回答“强起来”的时代课题，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我以为，有两个重要前提不可忽视，这就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一、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艺的底气。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刘勰说“情与气偕”，韩愈说“气盛言宜”。中国古人非常重视文气，可以说，气，文之帅也！孟子的文章为什么大气磅礴？夫子自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养气？“配义与道”，就是说，个人的情感要合乎道义，以道义充实精神，就能养成“浩然之气”。可见，养气，就是以文化、思想、道义充实自己，也就是培元固本。万物皆有本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国文艺自然也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因此，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培元固本，就是接通根脉，涵养文化元气，增强文艺底气。没有文化元气，就会底气不足，就不可能有“气韵生动”，就写不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信心，奋发图强。可以说，这是一个需要文化自信的时代。文艺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其品质如何，直接影响着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如果文艺不能完成文化自信的提升，就不可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凝聚中国力量。相反，会滑入文化自卑、民族自卑的泥潭。2016年上映了一部巨资打造的“大片”，把神话中的饕餮、现实中的长城、宋朝的军队、宫殿以及众多当红明星拼贴在一起，制造了一场大战饕餮的视觉盛宴，除了场面宏大之外，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符号，没有个性，没有神采，更没有骨气。一切铺垫，都是为了把两个偷盗黑火药的西方白人塑造成拯救宋朝子民的大英雄、救世主。虽然主流媒体对这部大片大加褒扬，遗憾的是，观众并不买账。因为该片没有给人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新思想，更与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格格不入，无非是西方白人“拯救”世界的陈旧逻辑。这种严重缺乏中国文化自信、缺乏文化主心骨的文艺套路肯定是过时了，无法适应新时代。相反，2017年上映了一部并没有大牌明星加盟的作品，却引起了观众的追捧，刷新了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为什么？因为这部作品表达了中国人的尊严，表达了中华民族维护和平与正义的精神与担当。影片固然传达了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但个人英雄主义也比那种“集体被拯救”的“懦弱”“软弱”“无能”要有尊严。2018年上映的《红海行动》，反映中国的撤侨行动，表现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责任与能力，再次引起观众强烈反响。为什么？因为这些作品让观众感受到了长期缺失的民族尊严与国家力量，一扫被列强“拯救”的窝囊局面。实际上，什么样的作品能够适应新时代，观众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彻底告别那种文化自卑心理，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增强中国文艺的底气，表现中国人的骨气，挺起胸膛，堂堂正正走自己的路。因此，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艺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是新时代文艺的底气，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是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文化自信的文艺。那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自信，是从事任何创造的前提。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有筑就艺术“高峰”的底气。因此，新时代文艺必须告别长期作祟的文化自卑心理。

　　二、树立正确历史观，增强历史自觉。

　　无须讳言，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作品热衷于曲解历史以哗众取宠，传播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念，主要表现为：否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抵抗外侮的抗争精神；否定中国人民艰苦创业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奋斗历史，从而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亵渎嘲弄为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为某些掠夺中国利益的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张目，从而瓦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根基。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实质是“历史颠覆主义”，就是通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来颠覆人们对近代历史形成的共识，从而颠覆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片面的、错误的历史观对中国文化和文艺造成了严重影响。

　　片面的历史观在艺术中的表现特点是“以点代面”“以偏盖全”，无限放大局部而代替历史整体。比如把民国时期某些富有阶层的“优雅”生活无限放大，以掩盖大面积的民不聊生的真实历史，或者以少数人物在历史变革大潮中的不幸命运，否定历史的整体进步，给人一种民国比新中国“更好”的假象。再比如对新中国历史的描写，无视历史的连续性，而是站在片面的立场上，把特定时期的某一点无限放大，以偏盖全，刻意制造两个30年的相互否定，给人一种历史对立的错觉。还有一种现象是以抽象的“人性”解读历史，认为人都是凡夫俗子，那些超越个人七情六欲的所谓英雄是不可能的，雷锋与活雷锋都是虚假的。这就通过解构一定时期的英雄人物而解构了一定时期的历史，等等。种种现象都是通过“艺术修辞”手法而达到歪曲历史的目的。比如给“民国”的镜头都是阳光明媚、热情温暖，给“新中国”的镜头都是破败不堪、凄惨暗淡等。虽然极尽各种艺术修辞手法之能事，但因背离了整体历史的真实，得不到历史逻辑的支撑，终究是站不住的。

　　新时代的文艺，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品质。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整体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待历史，看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整体进步过程。只有整体地、全面地看历史，才能看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脉络。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作为文明体系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是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相反，只能依靠全民集体的奉献精神以积累工业化的资本，形成整体的国家力量以推动工业化起步。这就是集体主义，团结起来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主权独立与现代化建设互为促进。否则，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完全依靠外资，还会重新沦为买办资本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因为起点不同、基础不同、强弱不同，从而形成不平等竞争，国际财团很快就会重新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必须先“建国”，后“富家”；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先站起来，再富起来，再强起来。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模式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所在。这是实事求是，因地因时制宜的必然选择。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模式硬套中国道路，否则，就会陷入脱离中国国情、脱离历史时序的“刻舟求剑”。先发和后发是不一样的，东方和西方是有差异的。实际上，某些人之所以陷入错误的历史观，就是因为无视差异，把西方模式当作“普世”模式而教条式地膜拜，从教条主义滑入历史虚无主义。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整体进步，才能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2018年央视播出的《最美的青春》《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等电视剧，都是写几十年持续不断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的故事，叙事时间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可喜的是，这些作品打破了流行多年的两个30年相互否定的叙事模式，打通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提高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这就是正确历史观对艺术创作的积极意义。只要整体地、全面地看历史，就必然打破狭隘的历史观。

　　历史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而形成的结果。艺术对历史的反映，是一种形象化的“修辞”叙述。修辞立其诚，更要达于真。如果不能达于历史之真，艺术“修辞”就会变成一种“矫情”，顾影自怜，顾此失彼，不可能产生史诗性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3]要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史诗”，是历史与诗的统一，首先是史，然后成诗，所以，正确的历史观是前提、是基础，是筑就艺术高峰最坚实、最牢固的基础。

　　三、文化自信与历史观的辩证关系。

　　坚定文化自信，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个时期，之所以出现某些历史观的偏差，除了游离唯物史观之外，也在于文化上滑入了自卑主义，觉得中国文化缺乏哲学深度与科学理性，认为阴阳五行八卦中医缺乏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是文化的低级形态。从文化不如人，到一切不如人，低人一等，于是言必称“西方”，导致崇洋媚外思潮漫延无度，奴颜媚骨成为时尚：从学术界对西方文化思想的亦步亦趋，食洋不化，到国产的销售给国人的许多产品都不用汉字标识；从对西方的各种艺术奖项的膜拜，到染黄头发的盲目模仿及对西方节日的热衷等，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媚外”“哈外”现象，都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已经习惯于把“西方”当成“世界”，当成“标准”，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视而不见甚至自轻自贱。仰人鼻息、拾人牙慧，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更不是一种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自卑主义，不可能整体地、客观地看待中国历史，必然否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意志和厚德载物的品质，否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进而滑入历史虚无主义。加之这些年来在中国流行的“世界历史”著作，大都是西方学者所著，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也对人们的历史观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些人从文化自卑主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成为“精神乞儿”与“历史弃儿”，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往哪儿去，只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精神不能自立，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识，怎么可能创作出振奋民族精神的作品？怎么可能承担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4]文化自信的本质是精神自立，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和骨气。有了这种自信，才能创作出“有筋骨”的作品。

　　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了，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有惨痛的教训，但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追赶历史步伐的决心和努力，从来没有放弃学习世界文明成果的努力，这是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看到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上下求索的奋斗精神，看到中国由衰亡到复兴的伟大转折，就能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相反，片面的历史观，只看到落后而看不到历史的进步，就可能导致悲观主义以至于丧失信心。因此，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历史，形成怎样的历史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态度。历史观与文化自信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就文艺创作而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文艺题材最丰富、历史意蕴最广阔，思想内涵最深刻的矿藏，是完全有理由产生史诗性伟大作品的。因为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经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可以说，是古老民族、古老文化经历了一次再生，是浴火重生、浴血新生，是蜕旧变新、向死而生。没有任何一次变局有如此的广泛而剧烈，没有任何一次变革有如此的严峻而深刻，从救亡到革命，从新生到复兴，阵痛的呐喊与探索的困苦，血泪斑斑，曲折回环。有多少仁人志士中外求索，有多少英雄儿女九死不悔、筚路蓝缕、前仆后继，感天地、泣鬼神。我以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觉醒、抗争、求索、突围，从衰亡到复兴的转折，从古老向现代的转变，是中华民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的第二次创世纪，是精神、意志、鲜血、灵魂谱写的悲壮的创世史诗。创世史诗从来就是全民族参与的生死存亡的大突围、大牺牲、大裂变，以确立新的生存空间、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是全民族的共命运。因此，同样是走向现代化，中国与西方的境遇、道路、代价完全不同，用个人主义、个人利益完全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相反，中华民族的突围是依靠千千万万个体凝聚起来的集体力量，是通过个人牺牲换来的民族新生。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史诗都是建立在崇高观念上的原因，没有崇高，就没有史诗。有些人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来解读和诠释近代中国历史，看到的必然是“一无是处”，无论是救亡、革命，还是建设，都不是个人主义的“独唱”，而是集体主义的“合唱”。团结起来力量大，个人主义担当不起这段悲壮的历史。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个人主义的价值，而是说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历史境遇中，个人主义解不了中华民族的燃眉之急，救不了中国，因而不可能被历史所选择。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价值观，都有自己适合的历史情境。脱离具体历史情境而抽象强调一种价值观念，反而使这种价值观显得极为尴尬，更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这就是不合时宜，不合历史之宜。真理向前挪动一步就变成了谬误，一切都在于是否适合于历史情境的需要。因此，正确地认识历史，就是找到历史前进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拿一种观念去剪裁历史。可见，正确的历史观之于文艺准确传达历史内涵至关重要。艺术是个性化的，真正的个性化是把历史的逻辑转化为性格化的表达。

　　文化自信是底气，正确历史观是眼界，二者相辅相成，是筑就文艺高峰的前提与基础，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