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高建平）

2018-12-07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高建平收藏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文章目录与摘要朗读版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三次转向来概括。第一次转向是“新时期”，在突破“文革”期间的思想禁锢方面，文学方面的论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活跃了思想，开拓了眼界。第二次转向是“新世纪”，与世界接轨，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的国际对话，成为时代的主流。第三次转向是“新时代”，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本文提出，当下的文论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

　　关键词：新时期　新世纪　新时代　自主创新　中国文论

　　2018年，人文社科界都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但在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40年前，中国思想禁锢，经济落后，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使国人警醒，开启了改变中国、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走向了繁荣与兴盛，寻找出一种与时代同进步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从中国文论40年来的变化出发，将之分为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并总结出相应所发生的三次转向。

　　一、新时期：思想解放、“形象思维”讨论和文艺“向内转”

　　新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表现为中国社会走出“文革”阴影的“后文革”的现象。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运动，但它仍是以文化始和以文化终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线。此前，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理论界围绕艺术创作是否要用“形象思维”，曾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也终止于1966年。这一年的5月，一位名叫郑季翘的文化工作干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据说，该文在1966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该文认为，“形象思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是唯心主义的，它强调文学艺术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是“向党要独立性”，是“反党言论”。此言既出，“形象思维”论也被排除在“文革”时期的文艺理论之外，此后整整11年的时间，这种观点无人提起。直到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一讨论才重新开始。这封信原本确定刊登在《诗刊》1978年第1期上，《人民日报》提前发表，以示重视。在这封写于1965年的信中，毛主席提到“诗要用形象思维”，由此重启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

　　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成了“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在同一期的《诗刊》上，刊登了一个座谈会记要，题目是《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取这样一个标题，就将“形象思维”的讨论纳入到当时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战略部署之中。同期发表署名文章的有林默涵、臧克家、李瑛这些著名的理论家和诗人。此后，文艺界、美学界和其他人文社科界的许多人士都加入进来。

　　在这场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哲学研究所的李泽厚都连续写了多篇文章。由钱锺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叶水夫、杨汉池、吴元迈等许多重要学者都倾全力参与编译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一书，共50万字，于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推出。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外，形象思维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在这一时期写了多篇关于形象思维的文章，还特地在他完成于“文革”开始前的《西方美学史》一书的结论部分，专设一节对“形象思维”进行论述。复旦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学校的中文系教研室都专门编辑了《形象思维资料选》《形象思维论文选》等书籍。

　　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40年，是将“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是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此后的对“三家村”的批判。而“形象思维”的讨论起到了在思想上结束“文革”的作用。文艺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先声。“形象思维”的讨论，是那个时代的报春花。这一讨论为文艺界解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推动了精神气氛的改变。

　　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邓小平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走出“文革”思维，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创造条件，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第四次文代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再将文艺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再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转向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再到国外美学研究的引入、介绍和借鉴，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展开，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美学研究的热潮。这一美学热潮给文艺理论界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推动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化。

　　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话题不断转换。从80年代初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到从“手稿”引发的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形成了不少理论的生长点。80年代的理论争论与50年代至60年代的争论，在气氛上、词语的运用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当年那种“大批判”的用语少了，剑拔弩张、要置对方于死地的用语也少了，摆事实、讲道理、探讨商榷的风气逐渐形成。

　　如果说1978年是“形象思维年”的话，1985年对于文学理论者来说则是“新方法论年”。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等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从而形成新方法热潮。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科学”。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春天”。以科学的名义，为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转型寻找契机，这一诉求激发了许多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理论热情。到1985年形成了大爆发，出现了“新方法论”热潮。

　　今天再回顾当时的这一热潮，还是会引起学界的一些争论。有人认为，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文艺和文艺理论是正确的。尽管当时的研究有一些缺陷，但方向是正确的。也有人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不能适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照搬到人文学科中来，只能造成无益的猜想，产生学术泡沫。对此，我的观点是，具体的争论当然还可以继续下去，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照搬，要有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选择”和“拿来”，摒弃那种将“科学”当作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的做法，对“科学”持“科学”的态度。同时，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还是要看到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新方法论”热潮所具有的冲破旧有文学理论体系的积极意义。

　　80年代还形成了一股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热潮。对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当然不是从80年代开始的，早在50至60年代就有。商务印书馆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学术名著。但在当时，这种翻译介绍还有一些禁区，入选的书目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为主。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后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只有一套“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还是“内部发行”。到了80年代，这一禁区就被突破了。一些新的美学、文论，以及各门社会科学的译丛出现了，国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被译成了中文，对中国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众多的翻译著作给国内的学术界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视野，使国内的学人大开眼界。这些理论热潮，与当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的新时期文学相互呼应，推动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当然，这种短时间的大规模的引进，也带来了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问题。新时期的文学研究有探索精神，有对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渴求，但是，在新的热潮不断出现的同时，一个又一个曾经风行一时的流派、观点和人物也在不断被宣布过时。新理论像走马灯一样地转换，有人讽刺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这种状况的积极意义是，中国文论界打开了眼界，活跃了思维，突破了过去僵化的体系。这种成就与新时期的思维调整、政治调整与政策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不足的一面是，学风浮躁，新理论、新名词层出不穷，研究者不断追新，不断制造新话题，而不去做扎实的研究，跟风现象严重，让人无所适从。更严重的是，这种只引进、不消化，不断追逐时尚学术思潮与生涩的新名词术语的做法，促成了理论与文学实践加速脱离的倾向。

　　简言之，“新时期”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精神起点，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在那个时期扮演了独特的角色。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美学大讨论”，是从“美的本质”到“形象思维”；而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美学热”，则是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走向了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具体到文学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向内转”。从引进“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到在批评中重视文学文本研究，重视文本细读的倾向，给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许多新理论的引进和阐发，都与这一理论指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新世纪：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跨界和扩容

　　在文艺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上，一般都将进入到90年代以后、直到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之初这一时期称为“新世纪”。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大学，特别是所谓的“七七”“七八”“七九”这新三级的大学生，经过了十多年的学术历练，逐渐开始发表文章，走进学术界，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

　　在新时期，前一时期讨论的一些话题渐渐远去，但仍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前一时期的“形象思维”大讨论，在李泽厚的文章《形象思维再续谈》发表以后，就逐渐淡化。但是，这种讨论化身为几个方面的研究，在这些领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一，古代文论的研究。从“形象思维”到“意象思维”，从“比兴”到中国古代诗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著作的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二，文学人类学研究。从“形象思维”到诗性思维，再到原始思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得到发展。第三，文艺心理学研究。从“形象思维”的命题，走向对文艺心理的研究，引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第四，符号学的研究。从“形象思维”走向符号思维，探讨具象的符号与思维的关系。

　　在90年代，文论界的学术风气以及文学话题讨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文论研究者致力于推动学科建设，总结研究成果，纠正前一个时代浮躁、焦虑的风气。他们不再不断引入新话题，不追逐时尚，而是深入研究、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那种不追逐热点问题，持续一段时间保持对一个主题关注的做法，日益成为常态。他们编写新的文论教材，编撰较大部头的著作，严守学科边界，逐渐形成学科间的分工。

　　当然，国际间学术对话的局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研究全球化的热潮。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也影响着学术界的潮流发展，学术要与国际接轨，经济全球化要在文化和文学研究中反映出来。在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了一套七本全球化丛书，研究文学和艺术中的全球化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中外文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对于西方美学和文论著作的翻译呈现出一种与世界接轨的现象。从5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从事美学和文论翻译的学者大致有三代人，他们的选题各不相同。朱光潜、宗白华、缪灵珠等老一代人，翻译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这些经典著作，将注意力放在20世纪以前的西方美学经典的翻译上。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也是写到20世纪初的克罗齐为止。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等人组织的译丛，以翻译西方20世纪前期至中期的著作为主，其中包括像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的著作，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世纪之交，新一代的翻译者则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翻译同代人的作品。通过翻译与国外学者互相了解、互相对话、互相交流；在对话中借鉴，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这种翻译的代际变化有积极的一面。翻译者有着积极的意愿，要与西方同行平等对话，并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利用中国的资源，考虑怎样加入当代世界美学的建设之中，并向世界提供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在这一期间做了几件事：第一，推动中华美学学会加入国际美学协会，与国际美学界直接交流；第二，组织或参与组织了几次国际美学会议，包括2002年的国际美学会议、2006年的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和2010年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并在中国美学学会的年会、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的年会以及其他一些会议上邀请一些世界知名美学家参加并在会上作讲演；第三，组织了一些国外当代美学著作的翻译工作；第四，编辑《外国美学》集刊，发表介绍和研究外国美学的文章和译文。

　　80年代是文学理论向内转的时期，那个时期的风气是提倡回到文学的文本本身来讨论——文学研究要研究文学。到了90年代，几位年轻一代的学者，受西方当代思潮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更加引人注目并成为争论焦点的“文化研究”方向。这些文学研究者提出文学研究要跨界、扩容这样的新口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学是人学，是不是关于人的事情都要研究？文学研究的学者开始研究青年亚文化、吸毒群体和同性恋问题等社会问题，固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外延，也带来了新的争论。

　　旧的文学理论模式过时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理论模式，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在经历了“向内转”之后，出现了新一轮的“向外转”。然而，扩容之后，是用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还是放弃文学研究，转向对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是在研究中受到各门科学的启发，深化文学的研究？还是从文学找例证，来证明这些科学的道理？这成为争论的焦点。当我们说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的事情，那么作为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人，是不是文学都要研究？

　　这个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是：一些人的研究更加严守学科边界，更加学院化、体制化，另一些人则走出学科边界，不再局限于文学。

　　在“美学热”时，知识界有着一种普遍的理论热情。人人读马列，读康德、黑格尔，读当代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名著。这个时代被人们称为新启蒙时代，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新知识。今天常有人讲，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但恰恰是这种躁动，使人文学术充满着生机。许多最有价值的思考，都是在那个时代生长出来的。在这种躁动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美学热到了1985年就开始降温，社会对美学的关注度急剧下降。美学作为公共知识论坛的地位丧失了。到了1989年以后,“美学热”就逐渐消退了。

　　“美学热”之后出现了学科的分化，美学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在大学继续讲授。在这一时期，中外文论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从西方找真理、不断追逐最时尚的文论流派，惟恐落后，不断宣布某一流派过时，要引入更流行的思潮和流派。新世纪则开始与国外学者直接交流，在对话中相互借鉴。这是“新世纪”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特征，经济上的全球化促成了文论上的新一轮国际对话。

　　9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内部，学科进一步分化，也各自为政。不同学科之间进一步小圈子化，没有超越学科分支的更大的关注点，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不少研究学者琢磨着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说了什么，从理论到理论，无法深究理论背后的意义，也无法与中国的现实相联系。这是新世纪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所遗留下的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很多地方都还存在。

　　三、新时代：建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

　　“新时代”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当然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理论先是“向内转”，后来又“向外转”，先是打开国门，后来又进而与世界接轨。几十年的文论发展到了今天，一个突出的任务被人们提了出来：如何在吸收古今中外的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这一点中国与日本有近似之处。日本的古代是中国的，近代是西方的，至于是不是有并非古代中国、也非近代西方、属于日本自己所独有的东西，一些日本人在怀疑，也在探索。中国也是如此，我们有一些古代传承下来的文论资源，有从西方借鉴得来的资源，但是，在此之外，是否还能有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理论？

　　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提到，美学这个学科是在18世纪中叶出现的，此前只能称为“美学思想”。“美学”这个概念在1900年前后才传到中国，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是在20世纪才在中国建立起来。然而，中国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美学并没有很好地总结。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还是古代和西方的学者。与此相呼应，一些西方汉学家也认为20世纪的中国美学是不存在的，没有独特性。

　　那么，如何吸取古代文论的资源，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转换？如何借鉴西方文论资源，又能避免生搬硬套？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当下的文论建设应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当下文论研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文论与文学的关系，也有两种偏离的情况：一种是以理论为中心，从理论出发，由理论推演出新的理论，不涉及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实践，倡导建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另一种是空谈“接地气”，以此反对理论，用文学批评代替文学理论，甚至把文学理论等同于时文写作。

　　姚文元的《照相馆里出美学》是50年代很有影响力的一篇论文，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他主张不要从哲学思辨出发，不要从美学理论出发，呼吁到照相馆的橱窗里看陈列的照片，到生活中去寻找美，说从那里才能出美学。这是把学术研究等同于时文写作。我们需要写时文，需要写报纸文章，但学术研究背后要有理论的厚度，而时文只是对于文艺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及时反馈。

　　理论要有理论的品格，理论也要接地气，但是，理论有理论自身的连续性。马克思就说过，理论的建设，要以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吸收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要在自身的理论前提基础上，关心当下的新情况，及时研究新问题，将一些新的思考容纳到理论中去。要调整理论和批评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关注同代人的学术思考，在当下中国学术共同体中展开深入的学术对话，产生植根于中国传统、又具有当代性的理论。

　　我们也需要有各种文化研究的理论，但这不能取代文论研究。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才是家园，不能丧失这个家园。“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无家可归的理论。

　　当下文学艺术处在新的环境中。这个新的环境，是由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繁荣所造就的。网络新媒体对文学带来巨大影响，特别是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给文学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产生一批网络新媒体的专门研究者。同样，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文学的处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新时代的文论建设，要吸取多方面的资源，回到文学中来。作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超越文学、跨界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来。是运用多方面的知识、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通过不同的视角，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文学，还是放弃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去研究青年亚文化、同性恋、吸毒群体，或者经济学、政治学？搞文学的人，需要你对什么都发议论吗？走出文学之外，你还是文学家吗？文学家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这恰恰是一个正在出现的严重问题。针对很多不熟悉的学科，进行一些二流的、三流的发言，人家认你吗？你说你研究社会学，人家社会学家认你吗？你说你研究政治学，人家政治学家认你吗？说的都是一些外行话，但是有人却乐于说这些外行话。所以，不要画地为牢，要吸取各方面知识，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上来。我们鼓励跨界，但要回归，回到文学专业领域中来。文学是我们的家园，艺术是我们的家园。

　　四、结语：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从“拿来主义”到“实践检验”，再到“自主创新”之路。一些专门从事外国文论研究介绍的人，固然可以只是“拿来”，但仅满足于这一层次的介绍还是不够的。研究的下一步是要用实践去检验，用“拿来”的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有所取舍。再下一步，就是自主创新，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近些年，中国文论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世纪之交的文论的种种变化，为新的文论建设准备了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这种话语体系的建设，要吸取古代文论的资源，借鉴西方文论资源，致力于创新。这种创新，当然不是空谈，而是通过付诸实践来检验。

　　还要克服前一阶段的理论脱离实际之风，倡导理论与批评的结合。针对在文学实践中出现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市场、文艺与科技以及在文艺批评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理论的探索，在新的时代推动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美学正在经历低潮以后的复兴，要重视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次讲美学，强调崇高之美，信仰之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文艺展现自然的美、心灵的美，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来评判作品。这是时代使然。通过文论与美学的结合，呼唤文学艺术的精品，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要打造精品，使之流传后世，推动文艺创作中有高原还要有属于自己的高峰。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结合，才能有效深化文论研究，建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