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既是文化进化与传承的时代课题，亦是影视文本生产观照文化传统的内在需要。古装剧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样态和推进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媒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开辟了一条青春化、轻松化的道路。在古装剧中，传统文化围绕道德观、法治观、民本观三个维度与当代文化进行价值适配，并通过内涵的提炼与补替、话语的时尚表达、情动与情感召唤三个环节实现当代转化。在未来发展中，应当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民族个性与人类共性三组关系的平衡统一，在更高层次上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国际传播。

关键词：古装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代转化 影视强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血脉，是国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设的丰厚滋养。正如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报告所指出的：“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传统文化的延展性与动态性，决定了它本身是一个活泛且包容的系统，需要辩证吸收每一个“当代”的思想与行为，紧扣时代脉动，方能更好地推衍与兴革，满足时代的实践需求和现实要求。

《清平乐》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为加速国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影视剧不仅是大众娱乐产品或艺术表现作品，而且被置放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核心地带，承载着传统文化资源当代转化的实践功能。近年来，在《天下长河》(2022)、《清平乐》(2020)、《芈月传》(2015)、《琅琊榜》(2015)等一批古装剧集中，一方面，诸如民惟邦本、忠孝仁义、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跨越时空屏障，借由影像话语充分展现出古老文明的历史光晕，温暖又照拂着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平等意识、个体意识、法治意识等当代思维也越来越多地渗入古代叙事空间，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类似如上匠心制作的古装剧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由抽象到具体的生动实践。在此背景下，本文以近十年的古装剧集(含电视剧与网络剧)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影视文本中的价值适配与通变之途，以期对影视剧的现实创作与生产，以及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借鉴。

一、当代转化：文化进化与文本创作的共同支点

当代，并不仅仅是“过去”或“彼时”层层推进下的“绝对现代的今时”(absolutely modern today)，按照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线性流向的“串联式”时间单薄而空泛，当代应该是不同时代可重叠、可交织的结构化存在，它“不仅将‘过去’作为一个异质性要素唤醒”，还要将“过去”填充进现在的时间结构中，让时间空间化、空间意义化。相应地，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转化的根本性问题也不止于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谱系置于当下的时间状态和文化日常之中，而是需要依循现实与实践需求，将既有的经典分梳出来并填充进当代意义空间，使其在与当代文化理性交互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生命的再次激活以及对社会各类存在的价值效用。对于影视文本而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既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传扬的现实需要，也是影视创作回应现实、观照社会的逻辑支点。

(一)文化进化的内在要求

爱德华•泰勒曾谈到，文化的道路是向前的，“假如偶尔它设法往后退几步，它很快就会感到孤立无援，遇到挫折而中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时间与智慧的集合装置，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不会因其“亘久”或“传统”而凝滞。相反，为了适应历史发展与时代进步，传统文化与自然生物一般，在多样文化系统的穿梭流通中动态演化、缝合意义，表现出模仿、激荡、生长和与环境适应的进化特质，即文化人类学家们所谓的“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文化进化固然不是文化本体自发的内在行为，而是文化主体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需求有意识的主动改造，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在于从既往中寻求智慧，在传承中启迪未来，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个体人生追求与精神境界的滋养作用，对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纾解，对某些社会问题因势利导、补偏救弊的功能。

当前，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交锋较为频繁，传统文化若要实现更好的传播，必将需要融入当代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文明成果，辩证结合当代青年所熟知、所认同的话语模式和思维方式进行转化，在自我适应、衍续嬗代的同时，走近年轻一代，走进社会发展与问题解决的智囊系统，进而“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二)文本创作的核心支点

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和影像时代传统文化内容展演的生动载体，古装剧虽以古代为叙事时空，但其真正目标在于当代，当代的媒介、当代的书写者、当代的观众、当代的话语与叙事、当代的价值理念与现实关怀决定着影视文本创作应以当代为鹄的，以时代诉求和观众需求为参考，在主题内容、情感演绎和价值表达等方面回应现实状态、创造社会共情。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球化带来了新窗口、新信息，互联网带来了新思维、新认知，市场化带来了新机遇、新关系，消费主义、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也渐渐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时尚议题。当这些新现象、新意识、新思潮涌入影视剧的生产与创作，文本的价值表达也就需要因时而动，在符合社会语境与现实指向的基础上联动今昔、吐故纳新。譬如，对于以青年女性为核心观众的作品，类似“三纲”的封建传统思想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需要作出面向时代、面向大众的调整与扬弃，理性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陈规”，开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此，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与精神方能更加适应当代的主流价值体系和大众的文化审美旨趣。

相较于其他影视剧，古装剧在时空搭建、美学元素、文化事象和人文精神等方面有着更为丰沛的中国风格和东方调性，对历史故事、传统哲学的融入和再现是绘声绘色的。在与剧集人物、故事情节的交相融汇中，中华传统智慧和传统美德得以活化再现，而在景观化、故事化和情动化的观剧体验与文化触发中，青年观众、“网生代”观众能够沉浸式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能量，提高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与追随。可以说，古装剧丰富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强化着传统文化的叙述效能，拓展了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青春化、多样化路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社会影响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价值适配：传统文化的当代表征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影视文本与传统文化应当是同频共振的。在古装剧中，传统文化主要围绕道德观、法治观和民本观三个维度与当代价值进行辩证融合，于文本中表征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与现实指向。

(一)道德观：正义仁爱的自觉彰显

道德是人们对自身和人际间的特殊规范，道德观即是对道德现象的认知、判断和选择，涉及正义、良善、诚信、仁爱等内容。由于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道德判断存在不同侧重，本文所论及的道德观主要指整体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建设。影视剧作为社会思想的传播媒介，同样承载并反映着当代社会的道德观念。不少古装剧以“善与恶”“君子与小人”“清流与奸佞”的对立冲突为基础，以正面人物从逆境到顺境、从被压制到反制，追寻真相、铲除奸佞的叙事为线索，通过正义良善的胜利指向一种“正取向”设定，召唤出当代向上、向善、向美、向前的时代品质。

在《少年游之一寸相思》(2020)中，左卿辞、苏云落等一行江湖少年看似羽翼未丰，实则侠肝义胆、正气凛然，而威宁侯、金虚真人则是权倾朝野、谋害忠良的反面势力。在善与恶的对抗中，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毅然担起家国重任，为除奸臣甚至以身犯险，少年们的赤子心与正义感充实了剧集的“真善美”，更加容易引发青年观众精神上的共鸣，让观众在人物和故事的并行中体认良善、仁义等传统文化的力量。再如《鹤唳华亭》(2019)中，太子萧定权面对狞厉威严的父亲，虽有伴君如伴虎的小怯，但更具伸张正义、兼济天下的大勇。春闱案中，他为保护师友，与李柏舟等恶势力斗智斗勇；军马案中，他秉公办案，即使家人牵涉其中也不徇私情。善与恶的斗争艰险重重，但萧定权初心不改，始终正气凛然，他对正义、仁爱的坚守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尺度和主流价值理念。“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墨子•天志中》)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浮躁之气时隐时现的今天，同样可能存在《鹤唳华亭》中李柏舟那样的见利忘义者，但也必然存在太子萧定权那样的仁义君子。影视剧对邪不压正的自觉表达正凸显了正义良善对于克服当今社会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某些潜在弊端的价值效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一种精神补益。

《鹤唳华亭》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法治观：法理思想的潜在穿插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家庭单元到国家系统，文明阶段和社会体系都需要一些规范和制度来维持社会的运作。“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法律属“国之重器”，是社会最基础、最根本的制度形式，尽管古代与现代的法律条文、制度内容并不相同，但古与今的制度意识与制度精神仍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中国古代自夏、商、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天命”“天罚”“以德配天”等神权法的法理启蒙，到春秋战国时期，以管仲、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又逐渐发展出相对系统的法治思想。他们主张“以法治国”，要求以法判断奖赏功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些法家思想和法治实践在古装剧中也有所展现。电视剧《芈月传》第一集以“商君之法”开篇：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傅等人告发商鞅意欲谋反，商鞅逃亡途中欲借住旅舍，但因无住店凭证而被自己立下的法令拒之门外，最终殒命车裂之刑。诚然，《芈月传》中秦国的法律制度根本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统治秩序，与当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有着本质区别。但是，一部女性传奇历史剧对“商君之法”的频繁表现也在有意无意地呼应某些当代社会的法理意识：第一，通过宣太后依照秦律处死叛乱的秦国公子的情节编排，表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理意识；第二，以秦国的“众民知法”对应当今的普法。无论是边境旅舍老丈，还是引车卖浆之流，人人皆能言“商君之法”，而“法使民知”放置于当代依旧是法治实践的基本前提，具有相当的现实价值。与之相似，在《鹤唳华亭》中，太子的内弟不慎误入贩卖军马的勾当，但身为储君的他耿直刚正，并未因私废公、刻意偏袒，同样将其依法严惩，“法不阿贵”既完成了对太子严明公正的形象塑造，又实现了当代法治精神的自觉表达。通过对法理内容的巧妙穿插，影视剧激活了中华民族历史中法治思想的本土资源，唤起了当代观众对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感知，呼应着当代社会“法制”与“法治”的重要地位。

(三)民本观：对生命的尊重与对平等的追求

中国古代儒家有“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信仰，释家有“人无贵贱，众生平等”的理念。“虽然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但其中也包含许多进步思想，并在古代社会里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制约王权、保护生民的作用。”而在现代古装影视剧的创作中，古代民本思想同样可同当代人民文艺观结合起来，将生活于“过去”的平民百姓塑造为主动追求人格与生命平等的行动者，而非被动附庸、淹没于权威的边缘存在。

《琅琊榜》中梅长苏之所以重返帝都展开复仇计划，重要原因是为12年前平白蒙冤、无辜丧命的七万赤焰军洗雪污名。这一心愿体现的不是为报家仇的心机城府，而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敬畏之心。它超越了社会等级的高低差别，指向人的平等诉求，是一种“人本思想”和现代人所具有的思维，“正是这种现代意识和思想精神，观众才能够与剧中角色共融共情，通过回望历史寻找身份认同”。与《琅琊榜》自上而下的社会关怀不同，《楚乔传》(2017)讲述的是奴籍少女自下而上反抗与成长的故事。在楚乔心中，人人生而平等，没有尊卑贵贱、敌我族类之分，不卑不亢、自尊自爱的“楚乔精神”正是当代女性意识与平等意识的呈现与表达。当然，由于受到叙事语境的限制，文本没有刻意将主题强拉至彻底否定君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源自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人民至上”的民主观念尚有距离，但其当代价值在于勾连出自我尊重和敬畏生命的社会心态与时代愿景，即使剧中没有直接呈现庶民地位与权利的绝对上升，但已然抖擞出争取平等的意识。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对平等的渴望既是戏里的主题传达，也是戏外的价值信仰。

《琅琊榜》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通变逻辑：内涵、话语与情感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扬弃之间，不少古装剧既保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又融入了当代社会的某些文化基因，归纳其通变逻辑，离不开内涵的提炼与补替、话语的时尚化表达，以及情动与情感召唤三个环节的贯通。

(一)内涵的提炼与补替

任何思想文化的创生都对应着相应时代的历史语境，传统文化若要古为今用，首要步骤就是将其中“囿于封建时代的东西剔除出去，把超越其时代的精神解放出来”。事实上，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提炼萃取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资源抽丝剥茧地“去语境化”的过程，通过准确的思维辨识与理论抽象，摆脱传统文化生成之时封建主义的原始语境，批判性地解码、分梳、凝练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实质，使其资源化当代化。在此过程中，诸如君尊臣卑、嫡庶有别等封建等级秩序已是与时代脱节的流弊，应当被淘汰摒除，而如正义仁爱、崇德向善、天下为公等具有进步意义的积极内容则被继承下来，进入到时代的实践当中。故而，我们在古装剧中看到的不是君权和父权的绝对控制，而多是对君权和父权的质疑与挑战；不是贵贱有级、嫡庶有别的封建秩序，而是对人格平等、人性独立的积极追求。

在内涵提炼的基础上，还应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再语境化”，将传统文化精髓糅合于现实意义空间，选择性“补替”(supplement)某些当代的意识与诉求，融入当代社会的新思维，丰富传统文化的当代新内涵。古装剧中传统与当代价值意识的调适是弹性的，既要符合文本的叙事语境，又需体察社会文化心态，更应考量意识形态的整体导向，在传统文化原初性意涵的基础上，补充富有时代性的思想内容。在性别文化上，从“男女有别”到“男女平等”，如《芈月传》等剧将当代女性在生存、情感与主体性建构层面的现实困境及其自我赋权、自我成长的时代形象部分地投射出来；在义利之辨上，于“价值理性”补充“工具理性”，如《赘婿》(2021)等剧在“义”的谱系上延展“利”的合理性，将“因义成利”“义以生利”的新型义利观巧妙编排进剧集当中；在德治与法治上，从“德主刑辅”转向“德法并举”，如《鹤唳华亭》等剧展现统治阶级修身立德美好品质的同时，突出法制规则对于改革旧弊的强效力量；在忠孝观念上，从“愚忠愚孝”到“孝亦有道”，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2018)等剧，主角不仅有忠孝之心，也拥有更多个体意识和自由精神，因忠于内心甚至勇于“以下犯上”，这种略带反叛精神的个性表达是能够引发当代观众共鸣的，观众不仅希望看到英雄人物的忠孝两全，同样也希望看到作为个体的、本我的“人”的七情六欲。

(二)话语的时尚化表达

有学者认为，伴随数字与智能技术的深刻渗透，人们正在进入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谓的“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时代，即晚辈的知识信息能够反哺长辈，仅仅让年轻一代重复老一辈的文化阐释方式，“已经无法大规模、持久性地打动年轻人的心”。这意味着古装剧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仍然沿用20世纪末文言对仗式或高头讲章式的话语风格，难免与青年观众、“网生代”观众产生隔膜，就像雷蒙德•威廉斯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哪一代人会同其前辈讲完全相同的话”，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s)。故而在话语模式、场景搭建与表现形式等方面，可以适当采纳年轻一代所熟悉的时尚修辞，并借鉴数字时代的影像视听技术，丰富叙事的可能性和多样性，令青年观众不仅成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更能自发地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在此方面已有不少剧集作出尝试与创新：《唐砖》(2018)中使用“黑科技”指称制盐术，《手可摘星辰》(2020)以网游场景仿制宫廷拟像，《御赐小仵作》(2021)以漫画元素展现古代器物工具……当这些凸显网感的语词符号、游戏片段、动画场景从它们的原始语境中抽离出来，重新进入影视剧的跨媒介空间时，当代与古代、真实与虚构、文艺与游戏之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明白这些隐语和符码的观众听到、看到时，一种出人意料的观剧惊喜和“震惊效应”(shock)便随之产生。正如克利福德•格尔兹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乐此不疲地生产着各类符合当时审美、趣味和流行的表意符码，这些符码同样会被编剧、导演、资本所“征用”，作为影视剧对传统文化时代化书写、时尚化表达的新要素。但对此也须取之有度，毫无节制地挪用、拼贴网络符码或流行话语非但无法准确表征传统文化的内在意涵，更有可能消解剧集的文化品格，遭到过度娱乐、猎奇刺激的质疑与批评。

(三)情动与情感征引

我们姑且不论影视创作的初衷多是“为情而造文”，还是“为文而造情”，可以确定的是，影视文本的生产和鉴赏过程均是以情节召唤情动(affect)，以情动召唤情感。在吉尔•德勒兹那里，情动是与感知、身心和情绪相关联的“‘存在之力’(force of existing)的增强或减弱”，是“存在之力”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绵延变化。而影视剧恰恰具备这种情动魔力，它不仅作为被观看的客体存在，同时也是作用力的生产者和施为者，能够从荧屏中的拟像世界跳跃到外部行为世界，以具体可感的视听语言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知觉、经验及行为。如此一来，借由观众对剧集人物与故事的情动体验，唤起观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深层次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便成为可能。

影视剧本质上是一种讲故事的文艺形态，讲故事的目的无外乎是让观众产生美的体验。按照李泽厚的观点，审美活动分为三个境界：一是感官上的悦耳悦目；二是心绪上的悦心悦意；三是道德上的悦志悦神。三个境界层层推进，由浅层娱乐转向深度娱乐。比如《天下长河》从形貌到内容，从内容到内核，逐步调动起观众感官、情绪与情感的丰富体验。电视剧首先通过精致的舞美设计与细腻的视听语言巨幅式地铺开康熙王朝的浩荡历史；其次在靳辅、陈潢的治河主线中穿插党争权谋的悬念和英雄赴死的悲怆，给观众以强烈的情绪刺激和情动体验；而在精致、动情的视听语言与情节叙事之下，又成功地投寄了中国式的价值内涵，足以形成观众对尊民爱民、气节大义、家国情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厚体认与情感共鸣。经历数千年历史陈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精深，但若仅仅作为符号、文字或典籍被束之高阁，就会显得悬浮而有距离，而当传统文化的思想要义埋设于影视文本的内里，以故事化、情动化的形式从情节与情感中流露出来，再深入人心时，那么观众对中华文化的吸收消化就是自然而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便能够在情感自觉与精神文化的实践中有力地建构起来。

《天下长河》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影视强国：古装剧的高质量发展

电视剧是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正餐之一，其中古装剧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需要担负起重要的文化责任。纵观当前古装剧的生产场域，我们需要承认，部分古装剧文化责任与商业效益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若要从整体上提升古装剧的思想内涵、艺术思考和哲学思辨，还需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民族个性与人类共性之间的协同关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现代精神文明，以文化自信自强推动影视强国建设。

(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

古装剧的身份多重且游移，既可以是作品，也可以是产品；既可以为娱乐所用，也可以为宣传发声；既拥有文艺虚构的自由，也需要恪守历史精神的本真。然而，不同于世纪之交《雍正王朝》(1999)、《康熙王朝》(2001)那样在叙事时空、主要人物与主要事件和历史真实相对接近的“正说”历史剧，在市场思维、创作环境、政策规约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古装剧逐渐衍生出戏说历史剧、架空历史剧等样态。这些新样态试图冲突历史的“原本”(original)，或将历史作为素材，或作为氛围，以一种模拟历史的形式展演非历史故事，仿制一个“看起来类似”历史的“拟像”(simulacra)。当历史的“原本”被稀释，便可能削弱历史意义的厚重感，以致“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

对于那些过分玄虚、低俗鄙薄的古装剧应当保持警惕和批评，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影视剧有其自身的文艺规律和创作诉求，缓解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一“早已上升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矛盾，需要回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上，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与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

一方面，坚持文本内容与历史精神的辩证统一。事实上，在时空、人物与事实等方面均有史可考并谨守史范、符合“标准”的正统历史剧十分有限，多数剧集在内容上挣脱时空科学的框限，寻求更大的创作自由和诗性的虚构过程。这种超时空的虚构逻辑离不开创作、生产、市场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考量，但重要的是，“拟像”之下应当支撑着真实的历史情感、历史精神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要义。尽管说优秀的古装剧需兼顾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其文本内容或虚大于实，但价值精神自当是历史的、真实的、向上的。例如，《琅琊榜》《芈月传》《天盛长歌》(2018)、《长安十二时辰》(2019)等剧集在内容上虽然虚实混合，但在价值内涵上仍以历史的思维展现了中华民族兼济天下、道义担当、百折不挠的文化传统，具备一定的历史情感、历史思想及人文关怀，这种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上的真实性恰恰赋予了人物与情节以艺术虚构的合法性，同样可以在古代故事的叙事语境下传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韵。

另一方面，立足现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艺作品的创作源泉、创作主体、表现主体和鉴赏主体。古装剧以“过去”作为叙事时间，但其根须则要伸入当代生活与文化的不同层面，将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的年代结合起来，借由古代之镜观照现实，反映和书写当代人民群众的生存境遇、现实焦虑和内心渴望，理解和表达大众与时代的所想、所感、所愿。正如《天下长河》并未单纯展现帝王爵贵的叱咤风云，而是更加聚焦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理念，在对黄河治理的历史回溯中，回应了当代百姓安居康泰的现实向往，激起观众自强不息、责任担当的深刻思考，从而超越“感性愉悦”，升华“智性愉悦”，以华夏儿女砥砺前行、矢志不渝等美好品格筑起现代观众的精神堡垒。

(二)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结合

在文以载道的同时寻求市场效益，在市场化、产业化的同时引领主流价值，那些既能统合社会效益与商业规律、既有文化责任担当又能唤起观众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的新主流影视剧，正在成为缓和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时常错位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根据《德塔文2022—2023年电视剧市场分析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2022年，18至30岁的青年观众占电视剧观众总数的54%。这些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原著民”有着自身独特的话语、认知与思维模式，他们既追求娱乐至上的狂欢，又身怀至真至善的正气；既享受亚文化的戏谑，又褒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信念。面对年轻一代的观众群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视呈现与传播需要适应青年观众的感觉结构与文化接受逻辑，通过青春化、类型化、戏剧化的主题内容和叙事策略寓文于乐、寓教于乐，让主流价值以引人入胜的形式自然释放。那么，当主流价值迈向主流市场，是否意味着意识高点、思想深度和中华传统智慧的世俗放逐？事实上，文化研究取向下的影视观众与粉丝群体并非单向度地固守网络IP、穿越玄幻、感性直观等快感叙事，相反他们同样乐于融入主流文化生活，寻找根植于文化基因里的身份认同与国族认同。新主流影视剧的意义恰恰在于打通主流价值与主流观众的对话机制，在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为身处剧烈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与中国观众，建构起一种对秩序和意义的信任感，一种有利于文明传承与现代政治共同体发展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

具体而言，古装剧可从以下三方面联动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在价值内核上，坚守、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传递积极向上的青年气质与时代精神。在叙事策略上，不仅需要全景式、巨幅式的史诗格局，也需要生活化、接地气的平民视角，并适度增加解谜、互动、“剧本杀”等现代观众所热衷的体验式、创意式叙事模式，强化观众对剧情之下传统艺术与文化力量的共振。在制作水平上，需要承认，成熟的IP剧本、优质的演员配置、细腻的视听语言、精良的工业化制作可以为传统文化的“活现”锦上添花，文化呈现的形式同样影响着文化传播的效度与力度。如同《琅琊榜》《长安十二时辰》等剧集本身改编自网络文学，在富有质感的视听呈现和人气演员的加持下，以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将戏剧冲突和情绪调动置于前台，以环环相扣的“爆点”“爽点”制造“看点”“兴奋点”，令观众拍手称快，而在市场的包装下又不乏惩恶扬善、奋发有为、家国天下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觉，将观众的逐乐本能与精神欲求较好地结合起来，可以视为主流价值与大众文化的一种双向奔赴。

(三)民族个性与人类共性的融通

早在20世纪末，诸如《西游记》(1986)、《三国演义》(1994)等古装剧便已走俏海外，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社会赞誉。进入2010年代，《甄嬛传》(2011)、《青云志》(2016)、《大唐荣耀》(2017)等古装剧陆续迈向美洲、欧洲、非洲，向全球观众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东方魅力。然而，不同的文化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如同千差万别的、流动着的“漂浮的能指”，如何让国产影视剧更好地展现国家形象、传递中国精神，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横向空间，让中华文明更多地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机制，这便需要在个性与共性、本土与全球之间寻找合适的“纽结点”(nodal point)，使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通意义固定下来，迈向“美美与共”的互鉴之境。对此，可从“由内到外”与“由外到内”两条路径并行考虑。对于“由内到外”的问题，中国影视与中华文化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拿什么贡献给世界？除了精致独特的服饰、建筑、异域景观、器物与形式之外，东方智慧的价值与影响力何在？体大思深的传统人文又有哪些精神可以为世界普遍致用？有学者通过对美国、日本、俄罗斯、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实证调查发现，“仁”“恕”“和”三种价值理念的海外认同率达90%以上，这恰恰说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能性与价值点。而对于“从外到内”的问题，则要超越“中西之争”的狭隘，尊重差异、开放包容，意识到不同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补充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价值。

综合来看，中华传统理念与西方人文精神等之间存在不同文明间的接触区(contact zone)，异质文化在此相遇、比较、融通共生，桥接起我与我们、民族与世界。由此，就可以理解《大唐荣耀》《琅琊榜》《青云志》等剧集海外畅销的原因，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古老中国的江山风貌、传奇故事，同时择善而用，采纳各文明之长，将正义仁爱、忠恕之道的传统规范与个人奋斗、个性表达的时代观念结合起来，拓展了不同文化之间认知、理解与互动的接触区，使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华文明以更加生动、丰满、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

五、结语

古装剧作为时间之媒，也作为文化之媒，制作于当代，而又连接过往、召唤未来，从形式与内涵等方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现、转化与传播提供了生动的路径。但同时也应看到，其中仍然存在部分过度娱乐、文化失当、历史意识淡薄的剧集，对此需要管理主体、生产主体、传播主体与消费主体多方联动，共同营造一个更为积极向上的影视生态。事实证明，古装剧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适当结合某些合宜的青年文化、网络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方有可能在更高水平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当代社会文化心理，彰显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作者：许孝媛 单位：云南大学新闻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6期（总第93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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