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河北省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罗汉造像是以琉璃工艺制作的罗汉像，民国期间发现于易县八佛洼半山睒子洞中，而后被国外古董商带到世界各地，现存世仅11尊，收藏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博物馆中。这批罗汉造像在西方被认为是非常罕见的中国写实主义雕像，从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深受美术史学界的关注，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原产地点进行补充论证，对其造型风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与山西、山东两座宋代寺庙中的罗汉造像部分表现形式接近，极有可能与这两地的宋代罗汉像参照了同种绘本或彩塑，进而对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的艺术特点及陈设配置等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探讨易县三彩罗汉造像极高的艺术价值，认为其代表着中国古代写实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并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 键 词】 三彩罗汉 造像 琉璃 文明互鉴

提到罗汉造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莫高窟的罗汉造像与宋代寺观的罗汉造像，而在中国河北省易县也曾集中发现了多尊三彩琉璃罗汉造像，这批造像单尊体量与真人等大且制作精美，是中国古代雕像中少有按人体比例进行创作的作品。那么这批罗汉造像在当时有着怎样的用途，又是谁出资建造的？目前缺乏这批造像的相关史料。根据国外学者对这批三彩罗汉造像进行的热释光断代鉴定，显示结果约为1210年，上下浮动100至200年，大概相当于中国的辽金时期。在当时，辽国的统辖范围东起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及克鲁河，南到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今之山西大同(云州)、北京(幽州)、河北定县(定州)、河北邯郸(磁州)以及河南的开封(汴州)等地均属辽的势力范围，易县八佛洼在当时同样受辽国管辖。这批造像自民国时期失窃以来，现存造像均藏于国外，前辈学者对其现藏地均有罗列。但学界对这批造像的原产地及存放地还存在争议，带着诸多疑问，笔者在2023年末赴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考察原作，回国后又考察了其发现地，随后又考察了同时期的宋代寺院，如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崇庆寺、山东省济南市灵岩寺等。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批三彩罗汉造像产地进行推论。

一、易县三彩琉璃罗汉造像的源流

学界曾对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的发现地进行梳理，指出其旧藏于河北省易县白玉山峨眉寺八佛洼山洞中。德国人帕金斯基(Friedrich Perzyński)在其所著的《神佛在中国：中国行记》中公布了1912年所拍摄的八佛洼山洞照片(图1)。书中记载道，洞里只保留了一尊没有上釉的弥勒佛像和两个同伴，剩余的是一堆瓦砾，祭坛上还有淡蓝色釉料的碎片。显然在帕金斯基去之前，该洞窟的三彩罗汉造像已遭盗窃。

图1 帕金斯基拍摄易县八佛洼山洞内照片

图2 今易县八佛洼山洞内照片(笔者拍摄)

易县在辽代属其管辖范围中的易州，民国时期改称易县。19世纪30年代《易县志稿》中记载：“峨磨山在州西北五十里……山上有龙门寺，山峰有洞名百佛窟，相近又有山子洞……千福山在县西北二十里山腰有石佛洞……乡人祈福于此。”金申在其文章中也提到《易县志稿》中记载：“在县西北五十五里峨嵋寺后，百佛洼亦称百佛洞，或称百佛山、八佛洼，山腰凿石虎，内有大慈(瓷)佛八尊，小慈佛七十二尊，又依山建阁，内有三彩慈(瓷)观音一尊，后为邦人盗去售诸国外，今在英伦者有三，彼邦人士以为唐三彩慈(瓷)云。”上述记载可见这里原有瓷像多达八十多尊。通过史料记载、前辈学者的研究及笔者实地调查可印证这批罗汉像发现地为易县八佛洼山洞，据当地居民描述，此处不只一处山洞，部分已坍塌。

有关罗汉的产地，学界推测这批三彩罗汉造像产自北京龙泉务窑，为官家定制。辽代窑址分布较广，其中赤峰缸瓦窑、林东辽上京窑为官窑，林东辽上京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辽阳江官屯窑为民窑。北京龙泉务窑的性质是官是民还存在争论，此窑生产具有双重性，出土瓷器精粗并存，少量的精产品为供奉辽代贵族使用，其余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销售，使用对象为广大平民。目前只在北京龙泉务窑发掘出土过与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同种釉料与风格的菩萨像(图3)。

1983年，北京龙泉务窑遗址出土几尊三彩佛像以及有“寿昌五年”字样的琉璃三彩器残片。寿昌五年(1099)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第五个年号，属于辽代晚期。鲁琪将龙泉务窑发现的白瓷与北京地区辽代墓葬出土的白瓷进行比较，发现两处器物形制与釉色基本相同。根据辽墓主人生前年代判断，龙泉务窑在辽代初期就已经设立。学界根据龙泉务窑出土铜钱将龙泉务窑烧瓷年代分为四期，第一期为辽代早期，时间约在辽太宗会同元年(938)至辽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第二期为辽代中期，即辽兴宗重熙元年(1032)至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第三期为辽代晚期，时间约从辽道宗咸雍元年(1065)至金代初期，这一期的出土物有三彩琉璃器座及彩绘佛、菩萨像等；第四期为金代，时间从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年间(1123—1135)至13世纪前半叶。葛雾莲分析龙泉务窑出土的佛像袈裟细节处理与易县罗汉袈裟相似，认为二者有密切联系。笔者将其与现藏在国外各大博物馆中的三彩琉璃罗汉造像比较来看，认为龙泉务窑出土的三彩菩萨面部塑造流露出的严肃且略加愁苦之态与易县三彩罗汉造像面部塑造神态相似；二者都是按照佛教造像传统塑造，远比常人大的耳朵、袈裟上的纹路，以及衣料的质感都相似；且二者都以坐姿形态表现。这三点足以让人推断二者可能产自一地。

在2017年伦敦大学学院举行的“早期高技术陶瓷”(Early High Technology Ceramic Meeting)研讨会中，英国古陶瓷研究学者奈杰尔•伍德提出，在对冬宫博物馆馆藏易县罗汉碎片晶体进行分析时，发现里面含有一种“硬绿泥石”的矿物质，这种矿物质在中国唯一有原料的地方就是龙泉务窑。龙泉务窑琉璃瓷片样品与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含有同种硅酸盐矿物。早在1994年，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召开的北方陶瓷学术研讨会中，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陈尧成提到，在对龙泉务窑的四片绿釉琉璃样品测试时发现其中含有硼绿釉、铅绿釉，氧化硼含量(10%—12.3%)、钾钠氧化物含量(8%—12%)、氧化钙含量(4%—6%)、氧化铅含量(0.4%—1.34%)，说明它是一种碱钙的硼硅酸盐釉。奈杰尔•伍德曾对部分罗汉造像进行了热释光断代，认为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罗汉像年代约为1210年(上下200年浮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藏罗汉像年代约为1210年(上下100年浮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馆藏罗汉像年代约为1200年(上下200年浮动)，也就是1000年至1400年间。此测定年代与北京龙泉务窑的烧瓷时间相符，那么结合龙泉务窑发掘出土有明确纪年“寿昌五年”(1099)的三彩琉璃瓷片及三彩琉璃菩萨像与科学检测分析，强有力地证明了这批三彩罗汉造像可能生产自北京龙泉务窑。

关于这批造像的原存放地问题，学界一直难以厘清。英国学者史密斯伊司•瑞查德通过释读原藏地碑文推测这批罗汉造像可能来自太原或西安，两座城市与五台山寺院联系密切，经易县大道可到达五台山北部。但由于缺乏实际证据，瑞查德的推测仍待商榷。

二、易县三彩琉璃罗汉造像与宋代彩塑罗汉比较

通过风格分析，笔者将易县三彩罗汉造像与山西崇庆寺的罗汉造像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崇庆寺始建于北宋，与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属同一时期。所以笔者推测这批辽代三彩罗汉造像与宋代彩塑罗汉造像可能存在一定联系。崇庆寺内现存清嘉庆三年(1798)《崇庆寺重修碑记》，其中记载道，现存实物中，千佛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崇庆寺现存的18尊罗汉造像为宋代原作，按照前文对易县三彩罗汉造像时间的推断，它们极有可能处于同一时期，前后相隔不远。山东省济南市灵岩寺经宋代重修，千佛殿内有32尊罗汉像塑于宋治平三年(1066)，被梁启超赞誉为“海内第一名塑”。两地宋塑罗汉像与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现实人物为基础，区别于传统造像风格，以写实的手法刻画罗汉的不同形象，彩塑尺寸均为真人大小。这些罗汉彩塑塑造技艺精湛、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是辽、宋时期的精品之作。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这尊三彩罗汉造像(图4-1)，罗汉前额突出，长眉，双目凝视，鼻直，耳垂阔大，双手相握，着左衽僧衣，内服长裙，结跏趺坐。双手结禅定印，静坐在岩石形态的底座上，底座与罗汉造像分离。造像采用高度写实手法，通体施三彩釉。此尊像可能为十八罗汉中的静坐罗汉，与崇庆寺(图5-1)宋塑静坐罗汉比较，二者都为青年僧像，表现的都是虔心坐禅的形象，不同的是在面部塑造上，崇庆寺罗汉像面像更加圆润，曲眉杏眼，而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则双眉紧皱，表现出一种愁苦的神情。

图4 易县八佛洼辽三彩琉璃罗汉造像(图4-1为笔者拍摄，其他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5 山西崇庆寺宋塑罗汉像(笔者拍摄)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尊易县三彩琉璃禅定罗汉(图4-2)，与大英博物馆馆藏的罗汉造像相比仅袈裟样式有所区别，其他部分表现相似，二者都为青年男子的形象，表情凝重，似禅定时的苦行僧。这尊罗汉像所结禅定印较为标准，双手手心向上，仰放在下腹部，右手置于左手上，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习道时禅思入定的象征手印，具有相同表现的禅定罗汉造像也见于山东灵岩寺的宋塑罗汉(图6-1)。

图6 山东灵岩寺宋塑罗汉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两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第一尊(图4-3)罗汉造像端坐台座上，年岁较长，面部肌肉下垂、颈部皮肤松软、眉骨颧骨高高凸起，双眉和嘴角向下，尽显严肃，结跏趺坐，着僧衣，双腿双脚包在僧衣之下，右手抓衣服一边，左手拿经卷。汝信在其主编的《中国雕塑艺术史》中写道：“此像为低温彩釉陶，是盛行于辽代的仿唐三彩色釉陶器。釉色以黄、绿、蓝为主，分别表现了肤色与不同衣装的颜色，袈裟和底座上的黄色线条亮丽突跳，起着协调和统一全局的作用。”通过这尊罗汉像手持经卷的特征来看，应为捧经罗汉。山西崇庆寺中有一尊同样手捧经卷的宋塑罗汉像(图5-3)，不过其经卷表现为另一种样式。崇庆寺的这尊造像面部为中年梵僧形象，双手展开经卷。此尊罗汉在造像形象上与易县三彩罗汉造像有所差异，但在其他地区寺院中极少出现捧经罗汉造像，这也证明了两地有着一定的文化渊源。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另一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为青年形象(图4-4)，其面颊丰腴，皮肤略显光滑，眼窝深邃，鼻梁挺直，眉骨凸起，结跏趺坐，露出跣足，头看向右侧，有望远思索之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的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图4-5)与崇庆寺宋塑儒罗汉像神态相似(图5-2)，二者均为文人儒生的形象，应为儒罗汉。受到宋代文人风气影响，儒罗汉面相长圆，眼神注视前下方，神情凝重，身体微微向左侧坐。二者坐姿不同，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呈盘坐姿态，崇庆寺罗汉像呈半蹲半坐式，双手施印，像是在讲经说法，目前这两尊造像面部表情最为相似。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这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图4-6)，原造像头部已毁，后经过两次修补，前者以明代罗汉头替代修复，后者为现代复原的头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貌，相比之下后者更加符合整组造像的风格。从其胸部和手部可以看出这尊罗汉像十分消瘦，是一位苦修罗汉。崇庆寺罗汉殿也塑有苦修罗汉像(图5-4)，其人物姿态与易县三彩罗汉像不同，但二者服饰都是内着僧祇支，外披袈裟，袒露胸怀。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这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图4-7)头部也是后期补塑的，其面带微笑，双手作抱膝状。《罗汉传•抱膝罗汉》中提到：“尊者见父不令其出家，默默无言，终日不食，维抱膝长叹而已……尊者亦粗能办应，无疑漏脱。晚间卧不贴席，惟抱膝嵬坐。”笔者判断，此身罗汉很可能就是抱膝罗汉，但其面部表情不应该是微笑状，根据《罗汉传》中的描述，其面部应该是严肃、愁苦的，可能是后来修像者不清楚此罗汉的身份，在修补时有所改动。在山东灵岩寺发现的一座抱膝罗汉像(图6-2)同为宋代彩塑，其罗汉手部抱膝十分自然，更加生活化。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这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图4-8)前额突出，长眉，双目凝视，鼻直，耳垂阔大，着左衽僧衣，内服长裙，结跏趺坐。其双手握礼佛珠，静坐在岩石形态的底座上。这尊造像面部刻画逼真，通过罗汉手中持佛珠这一特征分析其应当为戏珠罗汉。《罗汉传》中记载：“国王惠我以无价宝珠，物之美者也；我亦以无上宝珠惠施其子，人之美者也。”还有一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现藏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图4-9)，可惜造像只残存胸部及头部，无法辨别其身份。另外最为神秘的一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原为日本收藏家松方小次郎旧藏(图4-10)，现藏地不明，其头部也是后补的。此外，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藏一尊(残)还存在争议，暂未见其原貌。

综上，根据这批流失海外的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特征对其身份进行识别，又通过与崇庆寺、灵岩寺两地的宋塑罗汉进行比较，可看出宋辽两地在文化艺术交流中往来密切，所塑罗汉造像亦有可能参照同种模本。这批易县罗汉造像的材质为三彩琉璃，在质地上与宋塑罗汉有明显区别，但在整体风格特征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三、易县三彩琉璃罗汉造像的陈设配置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易县志稿》中记载：“内有大慈(瓷)佛八尊，小慈佛七十二尊，又依山建阁，内有三彩慈(瓷)观音一尊”，可知这组罗汉造像是与观音组合的。崇庆寺西侧罗汉殿亦为观音与罗汉组合，殿内正中塑跨犼观音、两侧为文殊与普贤，南北依次环墙供十八罗汉。殿内有题记，该殿造像制作于北宋丰元二年(1079)，可见两地造像的题材组合是相同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也有相关记载：“至敕护圣禅院，先拜十六罗汉院木像、等身中尊千手观音。”辽代五台山罗汉造像制作兴盛时期在辽圣宗时期。《辽史•圣宗纪》载：“景宗皇帝长子，母曰睿智皇后萧氏……统和元年五月辛未，次永州，祭王子药师奴墓……言宋除道五台山，将入灵丘界。”圣宗(在位时间982—1031)，契丹名文殊奴，其父景宗(在位时间969—982)，景宗之母与妻子萧氏都是回鹘人，有学者提出回鹘萧氏对辽代佛教艺术有一定影响，根据佛像组合样式还提出沙洲回鹘洞窟罗汉像与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相似这一推论。刘玉权在对回鹘时期壁画的分类中发现，在莫高窟97窟、39窟内绘有罗汉像与观音像组合，莫高窟97窟的罗汉像绘制年代为1070年—1127年，榆林39窟罗汉像与真人等大，绘制年代为1019年—1070年。而八佛洼作为通往五台山道场的必经之路，为各地罗汉信仰流传流通提供可能。根据以上内容可以推测，回鹘罗汉像与宋塑罗汉像的塑造时间前后接近，与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的样式特征与题材组合类似，说明此时期罗汉信仰盛行，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可能也在此时期塑造。按照前文所述在龙泉务窑发现的辽道宗时期(1055—1101)三彩瓷片，再次印证其在此时期烧制的可能。

通过上文所述，罗汉不是作为单尊造像流传而来的，而是以与观音组合配置的形式流播，这种形式与辽代观音信仰盛行有关。辽代皇家和上层贵族崇尚观音，极为推崇佛教文化，辽太宗时期称观音为护国护法神。《辽史•礼志一》记载：“太宗兴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辽史•太宗纪下》记载：“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七月乃俞。”辽代景宗、圣宗时期建立规范僧官制度，管理佛事。在辽代王室支持下，大肆建造观音阁、塑观音像，如山西大同观音阁、天津独乐寺观音阁等，阁内皆绘有十八罗汉或十六罗汉图，罗汉以壁画形式表现。目前罗汉塑像形式与观音同时表现的除了易县三彩罗汉，还见于近年在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的辽代泥塑罗汉造像，这种组合样式在敦煌及山西等地也有发现，可以推测三者之间存有一定联系。

罗汉尊者组合有五百罗汉、十八罗汉、十六罗汉。唐玄奘将《法住记》译出后，便成为后人塑罗汉的经典依据，使罗汉有了组合人数、姓名等。晚唐时期，流行十六罗汉，如贯休是以画罗汉为名的，其笔下的罗汉形象夸张。罗汉造型有固定样式，以便人们从手持物和其他特征来辨识罗汉尊者，如捧经罗汉、抱膝罗汉、戏珠罗汉等。目前，中国最早的罗汉造像是出土于杭州石屋洞的五百罗汉像，近年，浙江省石窟寺调查发现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即建造于吴越广顺三年(953)的杭州烟霞洞罗汉造像，其中前16位与《法住记》中记录的名号吻合。其罗汉像的塑造特征明显，与易县三彩罗汉相似的有正坐罗汉、抱膝罗汉、执经卷罗汉。敦煌西千佛洞也塑有十六罗汉造像，但经历过清代重修。易县三彩罗汉尊者组合尚不明确，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其与观音搭配组合，根据罗汉特征可以判识罗汉尊名。虽然《法住记》中介绍了十六罗汉起源、十八罗汉变迁，确定了十六罗汉、十八罗汉的名称，但通过对比山西崇庆寺与易县八佛洼的罗汉像来看，崇庆寺的罗汉像与《法住记》中的名号可对上十尊，而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可对上其中三尊，其他罗汉与《法住记》中的记载不符，说明塑造这批罗汉像时罗汉名单仍存在流动性。易县三彩罗汉造像与明代《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中描述的特征较为相符。那么宋塑罗汉与辽代罗汉到底参照了何种模板与经典进行塑造？是南方粉本流传北方，还是在这一时期宋辽本土就已经流行二十四尊得道罗汉组合？又是否结合了五代唐时期画家笔下的图本自创的罗汉造像？还有待进一步结合文本与图像进行综合比对。

四、易县三彩琉璃罗汉造像的艺术价值

从易县三彩琉璃罗汉造像的样式上来看，其造像姿势有两种：结跏趺坐与单腿屈膝坐。结跏趺坐的造像身形挺直，有的将双脚全部包裹在袈裟下，有的将一只脚露在袈裟之外，正襟危坐，有头正面和头看向侧面两种形式，未发现有大幅度动作，样式变动较小。其罗汉僧衣有两种形式：双领呈现“V”形、袒胸露乳形。罗汉面部塑造上以表现庄严、禅修的形态为主，并不像其他地区罗汉面部露出滑稽、愤怒等多样的表情，整体表情呈严肃状，眉头紧锁，从眼神中可看到坚定的修行毅力，造像风格上借鉴了汉文化风格，同时兼具北方民族特点。

虽然辽史中未见描述建造罗汉造像的相关记载，但在同时期的宋代，画罗汉的画家十分之多，也是塑罗汉造像的黄金时代。宋代各个阶层都信奉罗汉，民间百姓求罗汉图用于祈雨、治病。龙泉务窑所处的燕京地带，是辽宋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辽宋使节来往的必经之地。辽代与周边各国保持密切往来，也不缺乏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交往。《契丹国志》记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可见当时城内经济繁荣，契丹统治者问鼎中原后接受汉人的传统习俗并进一步发展，这对龙泉务窑瓷器制作及中原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批易县三彩罗汉造像与宋塑罗汉风格的相似无疑也印证了辽宋时期二者在文化上的交流互鉴。同时在塑造时保留了契丹人高颧骨、高鼻梁、尖脸的样貌特征，与宋塑罗汉相比，易县三彩罗汉造像流露出的悲苦之相更加明显，可能与当时战乱有关。辽代俘虏了大批陶瓷工匠，为其生产陶瓷器。《契丹国志》载：“天禄元年二月，初，辽帝北归，至定州……时麻答等焚掠定州，悉驱其人弃城北去。”定州从唐代开始就烧制定瓷，由于战争导致大量人口迁徙。罗汉信仰在此时也更贴近劳苦百姓的诉求，其中以造型题材表现居多，工匠在塑造时极力表现罗汉入世救度苦难时呈现出的悲悯情怀，三彩琉璃瓷器也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易县三彩罗汉造像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在塑造手法上使用琉璃技术，陶质为胎底，其外表上低温釉，三彩颜色较为固定，用三彩中黄、绿、白颜色区分皮肤与袈裟，釉料用颜色写生的方式绘制在陶质胎底上，人物形象生动，仿佛真人在悟禅的情景。造像既有东方禅意之美，又注重人体解剖学，人物面部棱角分明，脸部骨点清晰，更接近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不像唐三彩人物那样抽象。在风格上脱离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丰厚为美”，注重面部骨骼结构刻画，以写实手法表现人物样貌。辽代的匠师不仅对人体结构进行了写意刻画，对人体解剖学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衣料质感、肌体结构等方面的表达都近乎完美，人体比例恰当，结构精准。同时，在造像着装方面突破了源自印度的贴体湿衣和犍陀罗程式化衣褶的旧传统，衣服的质感随着肢体结构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等真人比例的三彩琉璃像制作成功率较低，而辽代制作的等真人比例的三彩琉璃像更是少见。而这批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烧制数量多、保存完好、材质特殊、制作精美，又兼具辽、宋时期的审美风格，在中国雕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梁思成曾经这样评价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其貌皆似真容，其衣褶亦甚写实。或容态雍容，或蹙眉作恳切状，要之皆各有个性，不徒为空泛虚缈之神像。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皆由对于平时神情精细观察造成之肖像也。不唯容貌也，即其身体之结构，衣服之披垂，莫不以写实为主；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

相比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写实艺术，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的塑造更加符合真实人物，不似西方写实艺术偏理想化、浪漫化，这种写实的观念在传统彩塑罗汉造像中少有。一般我们认为中国的艺术是写意的，西方的艺术是写实的，实则不尽然。纵观古代艺术，中国写实艺术也有着自身的发展脉络，中国写实与写意是双向发展的。早期中国写实就以人为本，以真人为模特，秦汉时期出土的陶俑中，秦始皇兵马俑体量庞大、参照真人塑绘，写实传神，十分逼真。汉代注重礼乐文化，出土的陶俑是现实生活中生活享乐的真实写照。秦汉时期人物塑造风格以朴实、敦厚为主。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探索出一条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此东西方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交融汇聚。佛教文化的东传，更使中国的写实艺术迎来了发展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窟造佛像之风兴盛，到了唐代衍生出三彩琉璃技术，烧制、彩绘工序复杂、风格多样，表现出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丰富性。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的出现可以看出辽三彩技术达到了顶峰，工匠用特殊技法表现个体生命，在创作审美上超脱于唐代，逐渐转向对个体生命领悟的追求。

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文物数不胜数，有不少文物流失海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以探险为由前往中国采集文物，在这一时期不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世的每一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都有着漂洋过海的经历。如今，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成为文明互鉴中的中国文化大使。2012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录播节目《追踪海外三彩大罗汉》，探寻易县三彩罗汉造像，讲述了一本发黄的德文探险书上记载的罗汉造像流失海外的秘密。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易县三彩罗汉造像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形象大使，有着非凡的文物价值与文化价值，那些古代的匠人用匠心塑造精品，把美好的技艺传递到了今天。

结语

易县三彩罗汉造像是我国古代罗汉彩塑的经典之作，别具匠心地选用三彩琉璃制作，造型风格独树一帜，既表现出浓厚的唐造像遗风，又有宋时风韵，整体风格具象写实，形象逼真，釉料的变化进一步升华了罗汉造像的神韵。与同时期的山西宋塑相比，二者题材相近，部分样式相似。但易县三彩罗汉形象体现了辽代人物审美特征，罗汉表情庄严，亦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审美观念。造像体量身高近似常人，整体呈现出庄严、神圣的气质。易县三彩罗汉造像表现的并不是常见的十八罗汉，而是混合了二十四尊得道罗汉，这些罗汉题材的搭配组合在唐代贯休笔下的十六罗汉图中也有发现。这批三彩罗汉造像是继唐三彩人物俑后，三彩釉陶人物造像的巅峰之作。更重要的是，易县三彩罗汉造像影响着世界，是文明互鉴与东西文化交流的最好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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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修建 单位：河北美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8期（总第1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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