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英文话剧《宝川女》是留学英伦的中国学者熊式一在20世纪30年代面向西方观众而对传统戏曲《王宝钏》的创造性改写。这一跨文化的戏剧创作和传播译介实践，曾轰动英美剧坛，引起巨大的反响。熊式一及其话剧《宝川女》对当下戏剧创作、研究及教育的启示有三：其一，当代戏剧创作应在跨文化的视野和立场上，展开具有文化自觉的对话，实现传统素材面向现代文明的创意改写;其二，当代中国戏剧研究和教学应力避狭隘的功利主义思维;其三，“ 一带一路”背景中的中国当代戏剧教育应强调文化融通。

　　关 键 词：《宝川女》　王宝钏　跨文化　英文话剧　戏剧教育

　　20世纪30年代，一位精通英文、热爱戏剧的年轻才俊熊式一，虽然对欧美戏剧有深入研究，在戏剧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却因未曾留学欧美获得博士学位，不符合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因而申请大学教授职位屡屡碰壁，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他“一怒之下”，愤然留洋，出国深造。在留学英伦期间，他接受了英国戏剧研究权威聂可尔(Allardyce Nicoll)教授的建议，将中国戏曲题材中王宝钏的故事创造性改写，向海外译介，创作了英文话剧《宝川女》(Lady Precious Stream)[1]。该剧上演后，意外地大获成功，在欧美几国连演三年，累计演出上千场，可谓盛况空前，创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戏剧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传奇。

　　英文话剧《宝川女》，是身处异乡的中国作家将本土戏曲题材向另一语境的观众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实践。然而由于时间的疏离和空间的隔阂，熊式一的《宝川女》八十多年前在欧美成功上演的案例，以及这一跨文化戏剧编创与传播的历史经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严格地讲，英文戏曲译介话剧《宝川女》，既算不上纯粹的中国话剧，也不是真正的外国戏剧。作为一种贯通中西的创造性改写，它既非原创，又不是简单地移植，而是跨文化的夹缝中长出的一朵奇葩。也许，正是这种“不伦不类”性质，才导致了学界对其研究的空白。

　　英文话剧《宝川女》鲜明的跨文化气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无论是从繁荣戏剧艺术，还是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而言，以跨文化的视角，重新观照英文话剧《宝川女》，深入挖掘其海外成功演出的原因及内涵，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新时代的中国戏剧创作、传播以及戏剧教育和人才培养，都不无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自信、自觉”的跨文化对话及其对戏剧创作的启示

　　《宝川女》是中国作家利用中国传统旧戏《王宝钏》的情节素材进行的“二度创作”。传统京剧《王宝钏》(又名《红鬃烈马》)讲述了一个坚信宿命安排的烈女王宝钏恪守贞节与妇道的故事。她用18年苦等和坚守，最终获得了荣华富贵和姻缘美满。而译介剧《宝川女》则突破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为西方观众讲述了一个包含现代意识的中国爱情故事。与当下中国大陆多数的跨文化戏剧不同，《宝川女》不是对诸如《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朱莉小姐》等西方经典名剧的直接改编，而是用中国戏曲的“旧瓶”装西洋现代的“新酒”。身为一个对中西语言和文化有高度融通的跨文化作家，熊式一的戏剧创作是中西方戏剧之间一次超越“勾兑”的“二次酿造”。

　　《宝川女》虽是用英文话剧的形式来讲故事，但在舞台语汇、服装道具等方面，却传神地保留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风格与技巧。熊式一遵循中国戏曲“以虚带实、虚实相生”的情境表现原则和“一桌二椅”、简约空灵的写意化舞台样式，就连突破了“第四堵墙”原则的中国特色的“检场人”传统，也刻意保留下来，并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作了耐心的说明。演员表演的虽是话剧，却大量运用了戏曲元素，如人物上场的“自报家门”，服装行头的乌纱帽、厚底靴、挂髯口，舞台表演的四方台步等。这样的处理，即便在当代中国剧坛也不多见。而八十多年前的熊式一，却以足够的文化自信与自觉，让西方观众领略了中国戏曲的特征与魅力。为了确保该剧的演出效果，准确传达自己的戏剧观念，熊式一还亲自担任了导演。据报道，1934年伦敦首演大获成功，英国玛丽皇后携儿孙亲临观赏。1935年，该剧作为第一部由中国人创作的戏剧在美国百老汇上演，引起轰动。罗斯福夫人接见了作者和剧组，并合影留念。

　　在剧情处理和主题意旨上，熊式一摒弃原故事中男尊女卑、因果报应、行孝守节、宿命奇遇等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思想观念，侧重于弘扬勇敢奋斗，歌颂真诚爱情，将戏曲中苦命烈妇守贞操的情节改写为王宝钏与薛平贵真心相爱、诚意坚守，不屈服于命运，顽强奋斗，终获幸福的现代爱情故事。从现代性的进步意义而言，本剧的改写可以说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剧的开头，熊式一删掉了原戏曲中招亲前宝钏与平贵私下相见的神秘宿命设定，将薛平贵的身份设置为王府的园丁。这样的情境设置，使得薛平贵在王府的家宴时，有机会介入剧情，在凑巧场合中举石凳、吟诗句，展现其能文能武的个人魅力。通过主人公这些富有魅力的行动的表演，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薛平贵的才华与能力——他远远超过宝钏的两个姐夫苏龙、魏虎。由此，就清晰地交代了王宝钏对薛平贵一见钟情的倾心爱慕，为她后来苦守寒窑18年的行为动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证爱情的纯洁性，熊式一在《宝川女》中还删掉了薛平贵入赘为西凉国驸马的情节，改为代战公主虽猛烈追求，薛平贵却一直婉拒拖延，直到最后，薛平贵和王宝钏夫妻团圆。追随而来的代战公主，只被礼节性地册封为了“御妹”。换言之，代战公主直到最后，都没有机会“分享”薛平贵的爱情。原剧“苦守贞节得富贵” 的叙事，被改写成了 “信守真爱获幸福”的主题。戏曲中，只有王宝钏恪守寒窑18年，而话剧中，除了王宝钏的苦守，薛平贵也拒做驸马十多年。一个是“贫贱不能移”，一个是“富贵不能淫”——一对有情人，两种情境，却坚定不移，可歌可泣。

　　这一凸显爱情主题的重要改写和现代性转换，和具有陌生化效果的“中国戏曲”式的风格化、写意化表演，是话剧《宝川女》能赢得海外观众、大获成功的两个关键原因。这是在文化自觉与自信立场上，中国戏曲和西方话剧的交流对话的跨文化戏剧实践。“在跨文化戏剧中，借由演员的表演，我们也检视了经典文本改编后在不同文化和特殊国情下，所呈现的新时代意义。”[2]

　　当今，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梦”的宏阔背景中，跨文化不仅成为越来越广泛的实践，同时必须适应更高的要求， “今天我们振兴中华文化，一定要站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上，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去伪存真的提炼，才能够海纳百川，与其他民族共同前进。”[3]更具体一点儿说，八十多年前熊式一先生创作《宝川女》时所秉持的文化立场，对于我们当今“一带一路” 背景下戏剧创作和国际传播，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高度自信和自觉的跨文化对话来扩大影响，促进交流，是当代中国文艺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熊式一先生的功绩，在于他向全世界献上中国人的真心诚意，从而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中西对话。发扬和继承熊式一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用文明对话去化解文明冲突，正是关系到当今全人类命运的重大话题。”[4]

　　二、 “歪打正着”的杰作及其对中国戏剧当代发展的启示

　　熊式一创作英文话剧《宝川女》完全是一个“歪打正着”的意外收获。20世纪20年代从北京高等师范的英文科毕业后，“熊式一先生便开始了写作和翻译生涯。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戏剧，并翻译了大量英国名著，如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巴里的《彼里•潘》和《可敬的克莱敦》”[5]。诗人徐志摩对熊式一大为赏识，称他为“中国研究英国戏剧的第一人”[6]。徐志摩的推崇引起了学界瞩目，一些大学拟聘熊式一为文学教授，但均因他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和外国学位，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而遗憾作罢。

　　熊式一“冲冠一怒”，下决心留洋补拿学位。他来到伦敦大学，师从莎士比亚研究权威聂可尔教授。当他表示要撰写莎士比亚的博士论文时，聂可尔建议他改写少有人研究的中国戏剧，打消了他怕写中国戏剧研究论文无法拿到英文文学博士学位的疑虑。因为，在伦敦大学，只要你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任何国别的戏剧论文都可以拿到英文文学博士的学位。

　　饶有趣味的是，身为戏剧研究权威的聂可尔教授，颇有名士风度，他认为戏剧本身比其研究论文更有价值和意义。而且他能因材施教，慧眼发掘学生真正的特长。熊式一在《八十回忆》中说：“在我论文还未动笔之前，聂教授夫妇在一次闲聊之中——我们一见如故，常常在校外聚会——他们提议说，假如我不去写论文，把功夫用来翻译一出中国剧来，那就比做论文读博士强多了!”[7]同样具有名士风度的熊式一，也欣然接受提议，旋即开始创作。他深入剧院一线，以观众为师。在《八十回忆》中，熊式一写道：

　　说实话，我最得力的导师，是伦敦歌剧院的观众!在这一段期间，凡在伦敦上演的戏剧，成功的也好，失败得一塌糊涂的也好，我全一一欣赏领略，我专心注意观众们对台上的反应，我认为这是我最受益的地方。[8]

　　他用了六个星期完成了四幕英文话剧《宝川女》。这是个很愉快的创作过程，与其说是中国旧戏翻译，不如说是现代创新改编。“其实我只是借用了它的大纲，前前后后我随意减削，全凭我自己的心意，大加改换……总而言之，我把一出中国旧式京剧改成合乎现代的舞台表演，入情入理。”[9]

　　最终，熊式一并未拿到伦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但话剧《宝川女》却大获成功，成为跨文化戏剧史上的传世经典。该剧1934年11月至1936年12月在伦敦上演九百多场，随即又在法国、德国、捷克、瑞典、荷兰等国巡演。1935年，在美国的纽约、中部和西部又连演三季。该剧的剧本也由麦勋书局出版，伦敦大学亚柏康贝教授亲撰序言。《新英格兰》文学周刊主编阿拉舒先生高度赞誉，称该剧让外国观众充分领略了中国古典戏剧的高潮与美妙。

　　历史没有假设，但当我们八十多年后反观熊式一《宝川女》的创作经历时，我们不得不说，这真是一次“歪打正着”的意外收获。如果没有当时的教育部的僵化规定，熊式一就会在武汉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不可能负气留洋并创作英文话剧《宝川女》;如果伦敦大学聂可尔教授也一味强调科研与论文，不给他译介编写中国旧戏的建议，《宝川女》的诞生也绝无可能。可以说，“死规定”和“活建议”催生和成就了《宝川女》的成功演出和历史辉煌。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熊式一《宝川女》“歪打正着”的创作经历和成果经验，对当代戏剧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毋庸讳言，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被浓厚的功利主义思维和工科化管理模式所笼罩，导致了各个大学无论在教师评聘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一刀切”地强调论文、课题，以简单的量化考核严重压抑了个性创造的空间。就戏剧教育，尤其是综合大学的戏剧教育而言，“重科研、重课题论文，轻创作、轻实践教学”的倾向十分明显。教师的创作成果，很难进入体制的评价体系;不少带实践课的教师严重缺乏实践创作经历和经验，也是不争的事实;艺术创作和实践教学的个性与灵活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从熊式一创作《宝川女》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是，当代中国高等戏剧教育，应力避狭隘的功利主义思维，不仅要借鉴国外一流的量化标准管理模式，而且更需吸收一流大学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灵活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像聂可尔教授那样——对艺术规律的深刻领悟和对人才个性的充分尊重。理想的高等艺术教育体系，既要教学、科研并重，同时还要高度重视艺术创作。就艺术人才培养而言，创作作为一种综合实践，本身既是科研，又是教学，是避免艺术人才培养“隔靴搔痒”“纸上谈兵”，把教学效果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这也即是古人强调的做学问的“知行合一”。对当代中国高校的艺术类学科和专业而言，说“唯科研、唯课题、唯论文”的褊狭思维是扼杀艺术特性规律和人才个性创造力的“凶手”，绝不是危言耸听。如何纠偏反正，改变现状，是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必须严肃反思的现实问题。

　　三、文化融通及其对戏剧教育的启示

　　戏剧教育以人为本，是落脚于人的角色体验、意志行动、情感审美的综合性艺术教育。现今的戏剧教育，一般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以艺术院校、院团为主，对学习者进行谋生手段等专门培训的教育活动;二是以普及化教育为主，对学习者进行素质培养的教育活动。”[10]前者我们称之为“专才”教育，后者我们称之为“全人”教育。

　　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戏剧还是教育，其观念都在不断变革、演进。就戏剧教育的“专才”培养而言，过分强调编、导、演分立的狭隘的传统培养模式，越来越不符合现代艺术教育的规律。在专业技能过硬的基础上，强调素养综合会通，实现“通专结合” ，向“通才”目标迈进，是当代艺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而就以戏剧为手段的“全人”培养而言，无论理念还是实践都有了深入发展。过去，戏剧仅仅是作为附加的素质教育，针对个别有兴趣、有天赋的学生来进行，其他更多的学生，只能是旁观者欣赏欣赏而已。但随着教育戏剧理论的提出和相关实践的普及，戏剧辅助学科教育，作为一种生动而有力的教育手段，在人格成长、心理健康、艺术审美、社会化体验等多方面都蕴含了强大的社会功能。通过“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和具有高度整合性和创造性的审美实践来文化育人，教育戏剧彰显了深刻的现实意义。总而言之，打破专业学科壁垒，打通理论和实践的融合，甚至打开校门面向社会的积极实践，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戏剧教育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创作话剧《宝川女》之前，熊式一只写过一部英文喜剧《财神》，根本算不上专业剧作家。他是因英文好才开始翻译小说和戏剧，又因为翻译优秀而关注研究，来到伦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最终，在导师聂可尔教授的建议下，译写中国戏剧。剧本完成后，为保证戏剧质量，他又涉足导演——由于对戏剧的由衷热爱和天赋才华，熊式一由英文而翻译，由翻译而研究，继而又开始参与创作和导演，涉猎多个领域，在跨文化戏剧方面大放异彩。继《宝川女》的成功之后，他还创作了英文话剧《西厢记》。1936年，熊式一曾短暂回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 后，他又重返英国，1939年创作了话剧《大学教授》，1943年出版长篇小说《天桥》。[11]1955年，翻译了巴蕾的三幕戏剧《难母难女》。最终虽未取得博士学位，但熊式一却曾先后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1955年，他还在香港主持创办了清华学院。

　　熊式一不是戏剧科班出身，但却横跨戏剧、文学、教育几大领域，成为了成就斐然的“通才”。和一般编导演合一的专业通才相比，熊式一的“通” 还超越了专业技能的会通，达到了语言文化之通和人性情理之通。从语言文化之通而言，熊式一在英文方面的才华和造诣令英国人都惊叹不已。作家巴蕾称赞《宝川女》的“文字非常优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也夸奖熊式一，“你的英文可喜之至，英国人也绝写不出这样好。”[12]正是语言的精通，使他在中西跨文化传播交流中游刃有余，自由挥洒地从语言之维深入到文化之基，实现东方传统和西方精神的融通。1945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到英伦治疗眼疾时，熊式一将《天桥》赠予陈。陈获赠后欣然题诗几首，其一曰：

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平量。

北都旧俗吾不识，爱听天桥化故乡。[13]

　　陈诗中，把熊式一和另一位中外文化交流“大使” 林语堂相提并论。借用初唐四杰的典故评价二人，认为自己“不识”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北都旧俗”，却偏爱熊式一《天桥》中的故乡。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从人性情理之通而言，熊式一颇具个性风采。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熊式一把一生的社交都拿来当作拜师学习的机会来实践。他自言“我一世遇事都想取法乎上，所以交往的朋友之中，年轻相上下的极少;我专心高攀当时当地的名士” [14]，“我在年青时，专门喜欢和老前辈来往，获益最多” [15]，即便出国留洋，他也是同样的习惯，“当时我到英国去的时候，私心中最大的愿望是见三个人：一个是高斯华绥。一个是巴蕾，还有一个是萧伯纳”。[16]正如文学创作的“功夫在诗外”一样，对于实践性更强的戏剧艺术来说，创作者在人情事理通达和个性精神养成方面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目前中国戏剧教育的现状，在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上，存在明显的短板，需要认真弥补。

　　在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宏阔的社会背景，是文化艺术繁荣和教育发展重要的现实语境。而“一带一路”就其根本而言，天然带有跨文化的交流、开放和汇通的性质。“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一带一路’就是互联互通。”[17]那么，在这一背景下谈及戏剧教育，其文化逻辑的关键，应在一个“通”字上大做文章。未来，随着“一带一路” 跨文化交往的深入，沿线国家戏剧人才的互派学习，戏剧作品的交流巡演以及戏剧研究领域的合作，一定会越来越频繁。

　　在此多元融合的新背景中，戏剧教育人才培养必然会超越技术贯通的基本面，探究语言文化的沟通和人性情理融通的时代新命题。熊式一八十多年前创作《宝川女》，作为典型的生动个案，至今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独特而丰富的启示。

　　*本文系西北大学2017年度“本科质量提升计划”教学研究与成果培养项目《高校美育“多元课堂”协同联动育人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X17035)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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