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乌热尔图作为鄂温克民族文学书写的代言人,将自身对本民族的深沉爱意与崇高使命感融入创作,动情书写着鄂温克族的民族历史。其小说巧妙借助“动物叙事”的表述策略吁求民族精神的复归,灵活自由地选取多维叙事视角以传达族性声音、揭示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诸种问题,构建起富有民族特色、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乌热尔图在不断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与自审的同时,亦不乏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标识、历史记忆与生存观念的整体审视,并将视野延伸至对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可持续发展路径与未来愿景等问题的阐发上。
关 键 词:乌热尔图 鄂温克族 民族文化 叙事建构
乌热尔图的作品
鄂温克族是居住在我国东北边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鄂温克族有民族语言却没有独属本民族的文字,大多时候他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民间故事与民歌民谣,这样难免会造成某些民族文化样式的流失乃至没落。乌热尔图作为鄂温克族第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创作伊始即被李陀先生称为“使鄂温克文学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1]的作家,这大致源于其笔下作品常常将个人命运与民族整体命运联结在一起,用动人的文字忠实记录下鄂温克民族的生活习性与生存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鄂温克族的生存条件,但其也面临着森林家园的毁坏、生态环境的恶化等诸多时代症候。乌热尔图较早地意识到改变此种生存窘境的紧迫性,试图用文字的力量鼓舞人们重燃坚韧果敢的民族品格,探寻改善生态失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实良方。其作品生动再现了鄂温克族所经历与正在经历的命运变化,倾吐人们的心声与真实的民族诉求,以期重塑鄂温克民族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一、“动物叙事”:意象构建与民族文化隐喻
动物作为自然界重要的一份子,自古以来即是文人墨客的关注对象。动物在一般性的文学描述中不仅会作为自然存在的独立个体,也时常被创作者赋予奇特而精妙的象征意蕴,以此寄托人们的主观想象与思想情愫。“动物叙事”的表述方式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叙述策略,在诗词歌赋等多种文体样式中不断操演,其中亦不乏经典之作,发展至当代的叙事范畴,愈发显示出广阔的话语空间。如张承志对“黑骏马”的书写,成功勾勒出草原文化所孕育的独特民族品格与精神气度,成就了“黑骏马”这一文学史上具有标识性的经典形象;阎连科小说中有关乌鸦和狗意象的书写,成就了文本丰富的叙事张力,凸显出作家的思考深度;莫言更是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动物世界”,被赋予众多意旨空间的动物意象传达出其对人与社会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由于长期生活在古老的鄂温克族狩猎部落,乌热尔图对森林里的动物天然葆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一种敏锐的直觉,这让其在有关“动物叙事”的表述上总是游刃有余,其笔下的诸种动物意象既逼真传神,又生动活泛,充满大自然的荒野气息,同时也不乏尖锐而极具震撼力的现实指向性。“动物叙事”之于乌热尔图,似一面明镜,清亮地折射出鄂温克民族的日常生活状态与传统文化习俗,而透过光滑的镜面深入内里,亦可窥探到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所在。
在乌热尔图所精心编织的庞大“动物叙事”架构中,既不乏对民族传统习俗与文化信仰遗失的深层思考,亦有对民族精神、民族原始生命力绵延蓬勃的企盼;有从生态视域介入对鄂温克民族和谐共生之路的吁求表达,亦有对亲情的渴望及对温馨家园的留恋之情,抒发鄂温克人民浓厚的乡土情结等。熊是乌热尔图森林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意象,也是鄂温克族人一直葆有特殊复杂情感的物种之一。熊图腾神话是“鄂温克族初民对自然界和万事万物的最直接而超越自我的感性认识。……鄂温克人认为人类的始祖是熊,熊与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熊创造了人类及其子孙后代”。[2]一方面,鄂温克族人对熊拥有着最为原始的崇拜之感,像长辈一样虔诚而真挚地对待它们;但另一方面,由于森林食物的逐渐短缺,族人为了生存所需也难免会选择杀熊、吃熊,之后再举行隆重的风葬仪式以减轻内心罪恶感。乌热尔图不惜运用大量笔墨来细致描摹这些震撼人心的场景,不仅展现出近年来族人对熊由敬重、仰慕到怠慢、亵渎,从紧密依存到相互残杀的转变过程,更为切要的是,借此传达出对民族传统习俗与文化信仰遗失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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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佳冀 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11期(总第74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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