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精品产生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条件（林岗）

2019-07-08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林岗收藏

　　内容摘要：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维持了文艺生产正面的价值诉求、高尚的趣味和健康的文艺水准。建设健康的文艺生态，在做好文艺普及的同时，还需强调文艺的提高，如此才能保持有益的均衡，才有助于文艺精品的产生。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文化复兴需要精品的滋养，这不仅倚重于创作者内生的努力，也离不开外在条件的保障和外部力量的激发。文艺评论是外部力量中的有效手段之一。有建设性的批评对形成有利于精品出现的创作氛围必不可少，而这种批评必须是善意的，有洞察力的。这是所有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目标和职责所在。

　　关键词：文艺精品　文艺评论　文艺生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统一简称为《讲话》）将文艺工作的提高和普及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当时的国内局势是抗战进行中，“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由此，毛泽东作出结论说，“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1]毫无疑问，《讲话》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局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是“旧貌换新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完成了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历史性的转变，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智能社会迈进的过程。当年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群众“不识字，无文化”的状况那一页已经彻底翻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一方面大大提升了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的欣赏水准，另一方面又大大降低了进入文学艺术创作和评论的门槛，已经把昔日士大夫视为“独门绝技”的舞文弄墨大大地“白菜化”，成为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日常需求。于是日常生活的文学艺术不再呈现高高在上的面貌，而是与百姓日用衣食住行融为一体。在社会已经实现历史性转变的条件下，如何认识评估文艺的普及和提高，从而创造出精品，是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人需要再思考和再认识的。、

　　一、精品的产生需要相对平衡的文艺生态

　　其实我们不应该静态地观察普及和提高，而应当将它们放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态持续中来理解。不同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的国家基本情况存在不同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动态状况下的普及工作有点像经济学里面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它只有平衡问题，没有完全实现的问题。特定的供给满足了特定的需要，但又产生了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又有待于新的供给去满足。步行的年代需要自行车；自行车普及后就产生了摩托车的需求；摩托车需求满足了，汽车的需求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因为需求永远是一个变化的概念。战争年代，推动普及的文艺，就是包括识字在内的利用民间通俗形式所发展起来的说唱、秧歌、街头剧、口头诗歌等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普及性的文艺工作，就是让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记者、通讯员和民间文艺家组成创作的新队伍，写出社会进入和平建设年代的新的文艺篇章的工作；到今天，普及性的文艺工作涉及面更广大了。与过去相比，普及性的文艺工作不是完成了，而是还在进行中；不是做得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加努力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总之，人民群众的文艺需求提升了，普及的具体内涵也就随之提升，但它本身归属普及这一范畴是始终没有改变的。不能因为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准提升了，就认为普及的工作可以告一个段落。

　　相比较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文艺工作普及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尤其是近40年。无论是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评论，雪中送炭的角色都扮演得卓有成效，成绩有目共睹。因为普及工作一要指导，二要队伍，三要资源。由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讲话》奠基，战争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文艺问题发表了讲话，确定了不同形势下的指导方针。有了目标明确的指导方针，各部门成为落实指导方针的健全而强有力的队伍。健全而强有力的队伍再加上资源持续的投入，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艺产品的期待，让社会主义建设各时期党的声音和号召及时传递到了基层。如果把相关部门推动文艺发展所做的普及工作比喻成一片一片的马赛克，将这些马赛克拼在一起，就组成了一幅相当令人赏心悦目的文艺工作成效的图案。

　　当下，文艺的普及工作之所以重要，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是因为它维持了文艺生产正面的价值诉求、高尚的趣味和健康的文艺水准。党的方针路线方略需要以大众百姓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灌输。普及性质的文艺正是扮演这个角色。古人讲教化，如今不怎么用这词，但实质是始终保持着的。唯有教化的成功、灌输的成功，才不至于让粗、恶、俗的东西在社会泛滥、通行无阻。教化和灌输的必要性是建基于对人性不过于理想化又导之向善的认知。普及性质的文艺正是落实这种认知的好抓手。

　　在生产力和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建设健康的文艺生态，在做好文艺普及的同时，还需强调文艺的提高，如此才能保持有益的平衡。这对平衡似乎更为重要。缺少有力的、广泛的普及，提高就缺少相应的基础，缺少自觉的提高，普及则会限于低水平循环，二者相互作用，并共同作用于精品的创作生产。一个在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取得骄人成就的民族，同时也渴望精神生产登上更高峰，无论它是呼吁、期待还是追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当代文艺发展必须坚持的理想。可是实际上强烈的诉求和实际状态还是存在距离的。

　　二、内生动力和外部条件共促精品的产生

　　以文学史为例，经得起时光检验而站得住的精品，往往水到渠成地问世，它需要创作者本身自主性的持续用心和精雕细刻，特别是长久的努力。

　　柳青的《创业史》乃是公认的经典巨著。如果我们追寻这部精品产生的足迹，就能找到理解这个问题的入手处。1952年，战争的硝烟才散去，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建设轰轰烈烈铺开的时候，柳青选择落户长安县皇甫村，成为户口在村子里的村民。柳青一方面是作家、干部，另一方面是真正的村民。《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的稿费，都用于村子的建设，连邻居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位作家。柳青在村子里一住14年直至“文革”爆发，他这罕见的选择对创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可以从多方面挖掘。他的弃城就乡，让他有自主的时间贴近观察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状况。《创业史》第一部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事件，有的是大量贴近生活的细节。用胡风的话说，“几乎是完全凭历史真实性说话，没有被那些常见的观念企图所伪化，达到了读者在敌、友、我的具体生活纠葛中受到情操锻炼的艺术境界。”[2]《创业史》的优点是同时期其他几部长篇所不具备的。它们的差异既来源于作家天生禀赋艺术感受力的不同，也来源于选择具体写作道路的不同。柳青的写作道路更加“接地气”。不是说每个作家都要像柳青那样，但如果连自主的时间、贴近的观察和平静的思考等条件都不具备，精品的产生当然就是空中楼阁了。文学巨著首先是作家不凡才华的结果，而文学才华是不可重复的。即使柳青选择皇甫村落户是《创业史》得以问世的前提，那也并不是说柳青的选择具有普遍意义，或别的作家就应效仿。笔者相信，就算有人模仿柳青的做法，也不一定能写出一部与《创业史》水平相当的小说。问题是写作的氛围应当是一个让作家的才华得以自主发挥的环境，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找到了这样的环境。皇甫村空间有限，但足以让他滴水而观沧海。

柳青

　　文艺精品孕育时间之长，作家所付出艰辛之多，超乎想象。更多的作家甚至缺乏柳青的好运气。为了精品不懈摸索，最终却倒在了跋涉的半途。广东作家黄谷柳就是其中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用一部在华南一纸风行此后又盛传不衰的《虾球传》证明了自己卓越的艺术才华。就是在写作理想遭受重挫的20世纪60年代，他转写市井风情，又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十二家房客》。黄谷柳是一个有足够文学功力写出精品的作家，他也有此抱负。像柳青一样，为了解决“与新人物在一起”的问题，他踏上了漫长的摸索道路。他拟议中塑造的人物是从战争到建设时期逐渐成长的人物。为此，他在解放华南和海南岛的阶段，加入南下大军，当起战地记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又作为文艺界入朝慰问团成员，在战争环境中生活一年有半，是慰问团在朝停留最久的作家，足迹遍及阵地、坑道、地洞、战地医院以及百姓村庄。这一切超乎寻常的“深入生活”的努力，极其相似于柳青扎根皇甫村，都是为了解决新人物、新的时代和社会如何进行文学呈现的棘手问题。现实主义文学理念虽然一以贯之，未有改变，但社会毕竟已经是“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了，从对总体的生活持有否定的态度到持有拥抱的态度。这虽然对作家的政治立场不构成问题，却变成了文学呈现和艺术表现的大问题。因为当作家处于对生活持否定立场的时候，个人的直接生活感悟会起作用，个人经验最终会自然而然引导作家到达现实主义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但当作家对生活持拥抱态度的时候，个人经验的直接性就很难起作用了。因为拥抱者和所拥抱的不再是简单的同一，两者之间有了隔膜。对作家来说，他所拥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陌生产生出分隔。或者说表面写写容易，有深度的呈现困难。这与古人说的“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巧”的写作原理仿佛类似。“愁苦之词”切近个人体验，而“欢愉之词”总是离个人经验远一点。要写好“欢愉之词”就需要用“深入生活”来补足个人经验的缺陷。黄谷柳之所以在朝鲜战场停留这么长的时间，乃是他充分意识到怎么写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下有了更高要求。

　　黄谷柳把拟议中的小说取名为《和平哨兵》[3]。他的入朝日记里留有小说的人物表，里面有一位人物叫“夏球”，显然是脱胎于“虾球”。名字的改变暗示了人物从流浪少年到新战士的转变。黄谷柳放弃了《虾球传》流浪汉小说的写法，想把《和平哨兵》写成一部“新人”如何成长的小说。看起来似乎万事俱备了，战地记者和入朝体验给他的创造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然后他回到广州，从留存的资料中，我们知道，他写完了《和平哨兵》，有30万字。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伴随着个人生活的坎坷和政治文化气氛的日渐诡谲，直到“文革”来临，他觉得他的作品无法相容于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不再值得用他的笔来表达，他焚毁了《和平哨兵》。数十年殚精竭虑而一朝付诸一炬，笔者无法揣测“焚稿断痴情”的黄谷柳当时的心情，大概是哀痛和绝望兼而有之吧；也无法断言《和平哨兵》可以达到怎样的艺术成就，唯一能断定的是黄谷柳为了写这部小说而沥血披肝。笔者重提柳青和黄谷柳的故事，不是要泛论作家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而是想说明文学精品的产生，作家内生性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是它最终问世了还是半途夭折，都改变不了这个道理。

　　精品的产生多少都有点儿令人“意外”。平常望去，并没有渠，不知它在何处，有朝一日创作者的才华之水被激发起来，它顺着自然的地势，渠就出现了。因此，创作者自身的内生努力是精品产生的必备条件。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除作家自身之外的一切都不具有重要性，如果那样，就变成了“取消主义”，坐等天上掉馅饼了。

　　相反它强调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路径，要通过创作者的自觉觉悟内化到创作者的思想和价值观里面，成为自身思想与价值的一部分，这样才能产生切切实实的作用。与此同时，外部条件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此处的外部条件并不是指强行利用行政手段过度“催谷”，过度规划，而是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为艺术创作提供相应的保障。特别是集体创作项目，更是如此。以“赶任务”的应时方式去创作，对于精品的出现往往难以奏效，或者适得其反。无论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14年扎根，还是黄谷柳超乎寻常的“深入生活”，他们的罕见选择，都得到了村民、战友等的有益支持。

黄谷柳

　　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需要文艺精品的滋养。精品创作不仅依重于创作者内生的努力，也离不开外在条件的保障和外部力量的激发，需要社会各领域以及相关部门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引导、保障，行所能行，止所当止。

　　三、建设性的文艺评论是精品出现的重要条件

　　文艺评论是外部力量中的有效手段之一。推动对作家的建设性批评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文艺精品的出现并非必定有待于建设性的批评，但建设性的批评有利于形成精品出现的创作氛围。

　　作家只是写作的人。在投身写作的初期甚至很久之后，和投身其他行当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也困惑于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才华对得起这个愿意投身的行当，也苦恼于自信心的不足，当然也还得独自摸索写作的门径。这时候，莫说传世的精品尚在幻想的天际，就算稍微叫好的作品也要“勤学苦练”才能得手。这是通常的情形，因为初啼便是“雄鸡一唱”的天才是例外的，也是罕见的。如果作家在初试身手的时候能遇上真正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忠告，往往会对作家的成长造成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写作的路上，有正路，也有旁门左道；有坦途，也有陷阱。前辈的经验和教训、批评和忠告，是写作者的良师益友，甚至简单的鼓励，也能让写作者在困境中坚持下来。年仅21岁的肖洛霍夫的第一本短篇集《顿河的故事》要出版时，他和出版人提议把校样送给绥拉菲莫维奇——鲁迅翻译过他的名作《铁流》——过目。这时，同是出生于哥萨克家庭的新老两代作家还不认识。绥拉菲莫维奇读过并作序言，称赞肖洛霍夫的短篇“像草原上的一朵鲜花，生机勃勃，色彩鲜艳。朴素、鲜明，所讲的故事使人感同身受，仿佛就在眼前。语言形象是哥萨克说话的那种富有色彩的语言。……作者对于所讲述的事物具有广泛深入的了解，眼光敏锐，能抓住事物的本质。”[4]绥拉菲莫维奇鼓励肖洛霍夫扎根生活的土地，不要“操之过急”，认为他将来可以发展成一个“可贵的作家”。一位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奠基人为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作序，这让肖洛霍夫欣喜若狂，他称绥拉菲莫维奇为“我的教父和导师”。这位苏联文坛前辈的肯定不仅鼓舞了肖洛霍夫继续走写作道路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不要离开生活的土地。果然一年之后的1926年，别人认为是机会来了。他被邀离开顿河下游的出生地维约申斯克小镇到莫斯科的杂志任职文艺部主任，他也去到莫斯科了，可他得到了答案：“住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附近，我绝对不仅不能写出长篇小说，甚至连两篇像样的短篇小说也写不出来。你自己想想：从十点到五点上班，到晚上七点以前（后——引注）只能待在家里，九点以前吃饭等，而午饭以后我的体力已不能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如果这样下去，一般地说就应告别了作家的生活，其中也包括告别了长篇小说。而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5]这时候，日后被称为继《战争与和平》之后的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尚未动笔只在酝酿之中，我们只看到肖洛霍夫对写作的自信与长篇的热情，还看不到他身上大作家的天才气象，但可以推测，这种对写作的热爱与自信，与一年前遇到“教父和导师”是密不可分的。这里特别要补充的是，日后无论肖洛霍夫有了多大的名声，甚至到了文坛泰斗的位置，他都住在那个生养他的维约申斯克小镇。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消息传到他家的时候，他不是守候在电话旁静待佳音，而是干着自己的另一至爱——在顿河上钓鱼。

　　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唯一源泉，作家当生活在人民中间，为人民而写作。这些话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致辞里，似乎老生常谈，但真理确实是质朴的。也许不能回到从前，说这是生活，那不是生活，从而造成对作家不必要的限制。但生活确实存在沉淀成可以扎根的厚土，也存在浮在表面的泡沫。从中分辨两者，远离生活的泡沫，扎根于生活的厚土，这对有志写作的人是一个必经的考验。因为有这样的考验，批评可以大派用场。就像人会迷失一样，作家也会迷失。从热爱写作到写出传世精品，就如同长途跋涉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到终点。当然很多是因为才华禀赋不足，但有才华的作家也会迷失，尤其在才华初放之后，迷失在生活的泡沫里。做批评的人正可以与作家相互切磋，赞也好批也罢，只要说得在理，对作家而言，或许能因此把握住生活的脉搏，即使不能至少也有所触动。当然这种批评必须是善意的、有洞察力的，才称得上是有建设性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风主编《七月》和《希望》时，他的批评当得起左翼文艺阵营有建设性的批评。胡风的批评理念的一大特色是站在作家立场说话。他的批评诉求容或有不同意见，但他的所行所言，力求对写作者有具体的助益，培养认识生活的洞察力而提高写作水准，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正因为这样，青年作家愿意跟他交朋友，形成志同道合的文坛圈子。至于日后被称为“胡风集团”，那是后话。热爱批评并从事文艺评论的我辈，胡风的批评境界是值得追求的。

　　针对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有建设性地回应，这本来是批评的天职，然而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了评论日渐脱离创作氛围的倾向，变得缺乏建设性。本来，当代文学创作的评论队伍是强大的，至少从人数上看是如此。但是近数十年社会的演变，推动评论的力量往高等院校文科转移，绝大部分从业者的谋生之地，由以往传媒、出版、文艺团体等归拢至高等院校，而教育有自己的学术评价取向，这又推动了当前创作的评论脱离创作氛围，转变成与作家创作无涉的自足的学术话语。从业者的数量看起来是多了，发表的阵地也是不少，然而对作家对创作有多少建设性呢？恐怕也只有极其有限的批评能真正助益作家创作，大部分还是脱离了创作成为自说自话的“学术”罢了。加上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传播，各种“后主义”在当代思潮叫阵，即使有心批评，也不得不来一番“学术”的打扮，最终将批评的文本切割成不折不扣的“六经注我”。站在高等院校学术评价的立场，这或许是迷失真性，又或许是无可厚非，笔者在此不作结论。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它绝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在新的文艺格局里遭遇的新问题。要推动文艺的发展，要出文艺精品，离开得力而有建设性的文艺评论是很成问题的。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恐怕也只是将问题摆出来，引起注意和讨论，然后再寻求解决之道。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63页。

　　[2]　胡风：《胡风全集》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8-559页。

　　[3]　黄谷柳：《黄谷柳朝鲜战地摄影日记》，黄茵整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

　　[4]　奥西波夫：《肖洛霍夫传》，辛守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5]　奥西波夫：《肖洛霍夫传》，辛守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58-59页。

　　作者：林岗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6期(总第45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袁正领胡一峰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延伸阅读：

　　喜讯 | 《中国文艺评论》晋身C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