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除了故事还有爱（蔡益怀）

2018-12-17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蔡益怀收藏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文章目录与摘要朗读版

　　内容摘要：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又不是纯粹在说故事，相反是在表现作者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的洞察。小说的创作始终讲的是洞察力、表现力，即对社会人生的体察与烛照，以及故事的精巧、圆满，给人带来阅读乐趣，同时又让人得到一种人生的启迪。

　　关键词：小说　文学　真诚

　　一、真正的创作是一场恋爱

　　小说是一种艺术，产生于真见识、真性情、真功夫，笔底作不得假，文字一伪饰就面目可憎，荒腔走板。所以，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我特别看重作者的真情、真意、真爱，即真诚的文心，以及对艺术的痴爱、对人的真切关爱。有这种艺术心性的人，自然会在小说技艺方面下功夫，努力写出高质量的作品，做出成绩。相反，虚的情、假的意，或偷来的情、袭来的意，都做不出真的文章真的爱。在此，特别结合《香港作家联会会员小说作品集》的阅读体会，就小说创作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真正的创作是一场恋爱，这是我对文学创作所抱持的一种信念。通读本小说集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艺术上用了心的作者，笔下的文字总有值得欣赏的质量。在香港作家联会这个文学群体中，刘以鬯、陶然、周洁茹、葛亮等，都是小说名家，他们的创作也都各有胜场。

　　刘以鬯是作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创作一向以手法多样、求新求异著称，在香港文学界享有盛誉。其代表作品《雾里街灯》创作于1961年，是一篇别具意趣的极短篇。故事是一个少年怀春的绮梦。作品中的“他”坐在西书摊上，透过雾里灯光，凝望对面街头一位浓妆艳服的老女人。他怀着“青春秘密”，做着一个“未熟的梦”“一座满载狂热的升降机，从心脏直升喉咙”“欲念脱下了外套，赤祼祼地站在雾中，鼓足勇气，向道德宣战。道德尚未竖起白旗，但快乐已在火屋里舞蹈”。他目睹这位已无法用白粉掩盖皱纹的老女人，被酒醉的美国水兵掌掴脚踢，却不曾哭泣，这是一个已经没有眼泪的女人。他对她怀着幻想，甚至知道10块钱就可以带她走，但始终“没有勇气踏过斑马线”。最后他在春雾中看清了对面，灯杆旁站着的不是个女人，“而是一个邮政信筒”。好一幅迷离水彩，营造出湾仔修顿球场附近酒吧街的醉梦幻象。这个小说的笔法和语言风格，与作者的代表作《酒徒》相当的接近，似乎可视之为后者的前奏。

　　“故事新编”，旧瓶装新酒，赋予经典元素以新的意蕴，实乃二度创作的极佳形式，是香港读者颇为受落的创作类型之一。在当代香港作家中，刘以鬯、陶然在这方面都有广为人知的创作实绩。以陶然的《迷魂阵》来说，将三国人物诸葛亮带入现实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写出一个执法人员的困境，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间。故事中的“我”是食环署的资深员工，可是在执法过程中连番碰壁，在内部升迁中也失意受挫，奈何他纵有孔明之才聪明一世，也有百密一疏留下祸患的时候。小说巧借经典文本中的人物与情节，形成今与古的互照，无疑是对传统故事的创造性发挥。毛姆说过，作家的骰子是装铅的。确实，小说说穿了就这么回事，一种文字的“游戏”，它靠故事吸引读者，带来欣赏的趣味。小说的情节是吸引读者的圈套，离开了故事情节，小说什么都不是。但是，除了故事，小说还是人生。骰子里的铅是智慧的晶体，是一个作家对生命的洞察与发现。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小说。

　　对于小说，我有一个相当固执的想法，作品要好看一定要有生动的情节，充实的内容，绵密的细节，富于质感的肌理，同时又要有思想的铁质，能够带出一种洞见，给读者以阅读的满足感。所谓情节，其实就是卖关子，设机关，引君入瓮，产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惊奇感。而这种能力又同传统的写实功底分不开。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不具备一定的情节组织能力，没有细节描绘功力，那就好像画家没有素描功底一样，只会是一个蹩脚的写作人，他/她的作品一定不会好看。

　　巴桐的《摩罗街孖宝》、张文中的《豺狼的微笑》，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写实能力，以及情节的起承转合能力，是值得欣赏的力作。《摩罗街孖宝》以细致的笔触活画出一个古董商的形象。故事中的陆润庠是摩罗街的“古董师爷”，吃进沽出，鉴真辨假，眼光精准，有“老猫”称号。作者潜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人物的内在视角审视摩罗街，这样人物的一举一动、所见所闻，也就有了一种现场感，氛围也有了在地气息。有了这样的笔力，一个古董老猫的形象自然也就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小说人物就应该是这样的，能够让读者见得到、听得到、想得到、甚至触摸得到。《豺狼的微笑》取材于商业活动，真实反映了商场上尔虞我诈的利害关系，同样是一篇有分量的小说。作品中的两位商界奇才，邓玉倩、韩大伟，既是同事又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二人既暗通款曲，又明争暗斗。故事的情节峰回路转，不到最后一刻真的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豺狼”。我特别欣赏这个作品，其一是作者的写实功力，其二是题材的社会性。这个作品的情节安排尽显传统小说的章法，故事起伏跌宕，张弛有度，又回环照应，读来意趣盎然。而在题材方面，也充分体现了香港社会的特点。都说商场如战场，这是一个考验人性、鉴识人心的场域。香港是个工商业社会，当是一个可以产生《子夜》式巨著的地方。但遗撼的是许多香港作家不具备这样的视野和经验，在这个方面无从发挥。《豺狼的微笑》尽管只是一个短篇故事，却已呈现出值得肯定的创作特质与倾向，对于文学后进的创作方向当不无启示。

　　另外，温绍贤的《替身》也是来自于生活的用心之作，故事真实反映了老一代内地移民在香港艰难求存的遭遇。作品中的李之焕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家，曾参与过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移居香港后因学历不被承认而沦为掘路工，后来进入一间结构工程师事务所做技术助理，才改变了境遇进入上流社会。尽管如此，却不等于他已真正出人头地，活出尊严。李之焕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同行的承受，且得到老板的信任，名分却不相称，所以只能一直以“技术助理”的身份做吃重的工作，做老板的技术“替身”，替他写论文，让对方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赢得掌声。小说所揭示的现象，是香港职场畸形现实的真实写照，相信许许多多的新移民读者都有类似的遭遇，对作品的主旨不难产生感同身受的意会。小说的社会价值大概也在此，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小说这种“游戏”，有千百种“玩”法，但凡有心在这门“游戏”中显显身手的人，都可以各显神通，“玩”出新花样。这也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所在，不断自我演化、自我更新。当然，无论这条艺术的变形虫如何幻化变形，都有一些基本的特质是不能忽略或丢失的，如故事、如人物形象、如见识，都不可或缺。再说，小说的创作始终讲的是洞察力、表现力，即对社会人生的体察与烛照，以及故事的精巧、圆满，给人带来阅读乐趣，同时又得到一种人生的启迪。

　　二、爱才是最坚实的内核

　　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又不是纯粹在说故事，相反是在表现作者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的洞察。故事只是小说的物质外壳，高远的思想境界、生命的洞见才是小说最坚实的内核。流于情节本身而缺乏思想的小说，只是徒具小说之名的故事；只有能够在故事之中显现出某种境界，具备了相当文学质量的故事，才真正称得上是小说。好的小说，让人看到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颗慈悲心。

　　在我所读到的这批小说中，但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大都是直视人生的佳作，是从本真的胸怀中流溢出来的本色文字、肺腑之言。如周洁茹、周蜜蜜等，都从个人经验出发揭示家庭婚姻生活和两性关系的复杂面相。周洁茹一向以“他者”的视角讲述香港故事，她的《旺角》写出了一种离乱人生的苍凉与无奈。故事中的“她”有一个体面的家庭，“教授丈夫，名校的儿女，工人不偷东西又很会做菜”，但她抑郁，她出轨了，和一个警察上床。“他们上太多次床了，有时候一句话都没有，各自脱各自的衣服”，那同样是有性无爱的苟合，“高潮过去了就会特别厌倦”“又没有爱，做爱都做不出爱来”。最终，她还是跟他分手了，“没有情的出轨，背叛也是残忍的”。好作家就是这样的，不做作，不编故事，也不掩饰，而是坦荡荡地将人生的真相和盘托出。周蜜蜜的《少女时代》反映青春期的性问题，作品双线并行、今昔交织，将当下香港社会的援交少女现象，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知青”的风化案相对照，意在对少女的性萌动及性苦闷作出较为宏观的审视，以期引起社会关注与正面省思，读来也是荡人心旌。

　　文以气为先。深谙艺术之道的作家，创作往往靠的是深厚的内功，即以内在气场与气韵来运笔，意到笔随，而不是靠笨功夫，下蛮力，在生活的表层、外围打转，在故事桥段上胡编乱造。艺术创作固然需要苦心孤诣，却不等于在编造上下功夫，创作更要紧的修为是涵养艺术心性，砥砺创作力，那是一种忘我的沉浸，一种全身心的付出，一种生命与艺术的交媾。

　　葛亮就是一个善于发挥内功的作家，长于利用内视角展开绵密的叙述，如他的《英珠》即通过一段旅程透视一个藏族女子的人生状态。英珠是一个寡居的女子，因为生活的压力，做起租马带游客进山的生意。她赶着两匹矮马，视它们为自己的娃，十分的爱惜。山里的气候说变就变，一行人遭遇大风雪，英珠脱下身上的大衣为小驹子御寒，结束旅程后，她自己却发烧住进医院。一个如此纯良的女子，原来有一个伤痛的人生，她的男人三年前为了做旅游生意，在进山考察时马失前蹄跌进山沟而身亡。她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坚韧地活着，又尽心尽意地守护着她所拥有的一切。作者以散淡的方式，波澜不惊的笔调，讲述出英珠的生活状态与幽微心结，让读者领受到人生的不测与生存的不易。有生命的省思与发现，这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小说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之一吧。

　　在作联会众中，刘文是一位后起之秀，由内地来港求学，学成留港，任职高级审计师，业余笔耕不辍，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组冠军。刘文是个满世界跑的年轻人，除游学法国外，又毅然放弃香港的工作，到美国修读工商管理课程，毕业后留美发展。近作《公路旅行》就是她在美国期间的作品。一如她过往的创作，贴近现实，直视人生，其作品总能在个人化的经验中提炼出普遍的情感体验，让人领受到人生的苦涩况味。在这个作品中，“我”和男友杰瑞正准备做一次公路旅行，在出发前男友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病了需要人照顾。杰瑞虽然讨厌母亲，也早就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但他想“死亡好像又和缺席有点不同”，于是回到了她身边。这个读书不多的男人，没有什么企图心，享受的是过平淡的日子，他自己过得很节俭，对朋友却很大方。故事写出一对年轻人在现实面前的种种无奈，表现出一种“无计可施，无路可走”的无力感。但他们又没有被现实所挫败，他们暗怀着一种改变现状的心愿，“想要任性地完全为了我自己生活一次，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人生始终有让他们开心起来的念想。这样的作品直接来自于生活，不用刻意编排情节制造波澜，已别具磁力，着实是难得的手笔。

　　写作说难不难，但难在真诚。马雪蓓的《梅姑姑》就是一篇难得的诚挚之作，同样妙在不编造也不虚张声势，真实讲述出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故事，笔底流溢出的是一个写作人的同情之心、关爱之意。作品中讲述的都是寻常人家的寻常之事，然读来不乏意趣，说来就在于有恳切的写作态度。作者打开了记忆之门，深情地回望过去，将梅姑姑的身世与情感遭遇真实展示人前，确有可观的文学质量。作者是以童年的视角看成人的世界，但又是用一种经历过婚恋之苦的过来人心境回望过去，故而又带着一种设身处地的心态与一个苦女子作心灵对话。正是这种写作状态让这个作品表现出不凡的质量，娓娓道来，淡然中见真醇。另外，作品中写公共浴室的一幕，宕然一笔写出了人情世故，足以令人击节叫好。

　　写作，无论有多少理由和说辞，一个基本的向度是不变的，即面向社会现实，揭示人生的本相。在当前的作品中，可以欣喜地看到，无论是老一辈作家还是年轻新秀，都自觉地把目光投向社会，直视现实人生。如郭艳媚的《菩萨低眉》，以赤祼的笔触直探社会暗角，揭示残障人士不为人知的悲苦人生。故事中的默默是一个双腿肌肉萎缩的女子，身体残障，心灵也一样苦楚。阿虫走进了她的生命，让她得到爱也感受到灵肉的饱满，且有了骨肉。可惜好景不长，请假照顾母子二人的阿虫被解雇。生活累人，阿虫不辞而别，回到自己的家。默默的姐姐为妹妹打抱不平，找上阿虫的家门，她看到的一幕是更不堪的人生景象，于是默然而退。社会的现实就是这样，有太多不幸人生超乎想象，而他们就这样苟活着，生如草芥与蚁类。值得一赞的是作者有高远的创作追求，自觉地将目光投向底层一族，真诚地走进他们的人生，叩问他们的灵魂，又真实地展示他们的悲喜人生，无论那是偷来的片刻欢愉还是看不到尽头的哀戚。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走进去的状态，给了作者一种运笔的自由，赋予了文字一种细致、感性的质地。

　　锺毓材的《青春祭歌》和林湄的《边教授》，则以写实的笔法反映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境况。《青春祭歌》记录了一个“竹星女”的悲剧人生，故事中的玛利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中国女孩，由于受不了家庭的封建式管束离家出走，与人同居，以至穷愁潦倒，精神异常，最终自杀身亡。《边教授》讲述了一个中国女教授在荷兰做黑工的故事，让人看到一种挣扎求存的坚韧生命力。除了上面所述的这些作品，东瑞的《为了爱的缘故》、海伦的《客栈》、梁科庆的《有薯条的地方就有海鸥》、谢越芳的《梦碎香江》等，也都各有看点，不乏引人深思的笔致。碍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言。

　　最后重复一句，文学的生命在于真，真性情、真情意、真功夫，其内核是同情之心与爱的襟怀，离开了这些就什么也不是。但愿我们的小说作者，继续秉持这样一种文心，俯仰天地，品类万物，体察人情，鉴识世故，写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