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建国大业》开始把明星镶嵌进历史影像之中，到《建军大业》体现为一种自觉的“年轻态”美学追求，至此明星工业由电影明星迭代至年轻偶像，可看作是主旋律影片的一条青春化进路探索。其青春气息搅动的远非历史和记忆本身，更多的是一种关于现实颇具意味的建构，并准确地刺到了粉丝文化的神经。这是“主旋律”的一种“人性化”诠释策略，就文本构成和观众接受而言，完成了青春版“主旋律”对年轻观众的召唤。

　　关 键 词：主旋律的青春化 明星偶像 粉丝文化 叙事的质量

“主旋律”的青春化：

革命历史的另一副面孔

　　主旋律献礼片如何达成历史与美学的平衡？怎样在讲好规定性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完成主流文化对广大观众的召唤？怎样面对新世纪以来电影市场的商业化挑战？从《建国大业》开始把明星镶嵌进历史影像之中，到《建军大业》体现为一种自觉的“年轻态”美学追求，选取青年偶像担纲主要角色，可看作是主旋律影片的一条青春化进路探索。

　　“主旋律”这一概念于1987年被正式提出，直接来源于国家电影局在该年3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的“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要求。主旋律片往往指称与国家体制有着密切关联的影视文化生产类型，体现在资金、机构、发行运作渠道和影片固定的讲述模式等方面，一般说来要兼具“导向性”“开放性”和“大众教化性”[1]。三十多年以来，主旋律片在类型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多面向的变化：一是娱乐片化，重心从“艰难境遇中的雅奇性演绎，转向平常生活中的俗韧性塑造”[2]，如《中国人》《蒋筑英》等；二是儒学化，主要指价值取向层面对仁、中和、文质彬彬、成圣成贤等品质的强调，如《五颗子弹……》《亲兄弟》等；三是群星贺节化，明星群集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四是港风北融，香港导演北上，港片基因注入到影片的制作当中，如《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等。这些均可看作是主旋律片面向商业化、市场化所做出的拓展受众群体的努力。

　　其中，贺节类主旋律片与明星的结合，如献礼片《建国大业》等并未因“明星化”而减弱其现实针对性，反而让观众更易代入、产生认同，明星偶像化、主旋律青春化的路径则进一步有效地整合起女性和青少年观众——作为“明星神话的主要传递者，既是我们社会中最少参与文化生活的‘粗人’，也是现代社会文化中最活跃的力量”[3]。《建国大业》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为主线，反映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风云岁月，《建党伟业》聚焦于辛亥革命爆发开始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建军大业》以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为题，讲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发动南昌起义从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经历。随着影片呈现历史时期的推移，革命先辈形象年轻化，选角也相应的青春化，如领袖毛泽东的扮演者由唐国强变为刘烨。尤其《建军大业》启用了刘昊然、张艺兴、马天宇等青年偶像明星来出演主要角色，让青年观众首次成为了主旋律片的观影主力军[4]： “90后”的年轻观众贡献了本片近六成的票房，并在观影后被激发出爱国热情，他们这样写下观影心得，“我相信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是出于对自己偶像的喜爱踏进影院，但会怀揣着一颗对革命先辈们崇敬、感恩的心走出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完影片除了震撼、敬佩，也很惭愧对这段历史了解得不够多。”[5]

　　概括来说主旋律青春化的内涵是：对于“主旋律”内涵的年轻态演绎，既而对于革命英雄形象青春化的重写，用历史真实逻辑将革命往事高大上的概念化诠释人性化。这些影片对偶像明星符号的征用，消解了以往主旋律影片脸谱化的枯燥与沉重，最大限度地贴近了观众。让青年观众、尤其是粉丝的认同迅速被缝合到家国历史书写之中；正是借助于蒙太奇的平滑剪辑，它完成了革命历史的连续性讲述。《建军大业》中南昌起义发生于1927年，革命先辈还是青春热血、甚至是各方面尚不够成熟的少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同样在曲折中探索前进的道路。历史正在发生，时代亟待书写。革命的历史不只有辉煌定格的一刻，也有需要直面挫折、吸取经验教训的一面，或许才是明星工业美学藏在皮囊之下的意义。

　　选用年轻演员塑造角色以讲述革命的历史与传承，是帮助观众想象历史的一种较为直观的方式。青年偶像的出演“不期然”却准确地刺到了粉丝文化的情感逻辑，能够将观众的认同快速缝合到国族历史中来，从而解决了过去主旋律片面对的认同空悬问题。演员、角色和观众之间的三次投射，完成了主旋律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询唤：第一次是演员将自己投射到其饰演角色；第二次是观众对明星的认同—投射；第三次则是观众将自己对偶像明星的认同投射在角色身上。它让我们看到了主旋律片的一个新拓展：明星工业美学语法的使用——一种更为年轻态的美学追求，成为“主旋律”的一种“人性化”诠释，在主旋律表意策略方面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尝试。

　　同时，偶像工业美学也提示着有关男性审美的变化：当坚船利炮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西方的健美肌肉和其先进的技术一样，成为了东方世界钦慕的对象。尤其在战争片类型中，英雄形象的范本多是李云龙（《亮剑》）或石光荣（《激情燃烧的岁月》），好战的性格被叙述为阳刚之气、男子气概。而《建军大业》中朱德对青年士兵的叮嘱“当勇士、不要当烈士”于影片高潮处三次闪回，此处设计既是对“留存革命火种”的强调，也是和平年代里对英雄气概的另一种理解，它巧妙地将过去朝向牺牲的男性魅力置换为一种保存生机的青春气息。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在我们的传统审美中其实一直有着白面书生与白袍小将的秀美一脉，“中国观众，至少是女性观众，终于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期对粗鄙力量的崇拜。仓廪实而知礼节，入小康而慕风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里不应只有‘狼图腾’，还应该有‘美丰仪’”[6]。当中性化审美成为偶像明星的一脉审美，其间固然夹杂着青年人对于日韩二次元文化的接受，但也应该看到他们并非完全是海外娱乐工业的舶来品，而有着我们自己的某种民族记忆，识别这一点，对审美传统“再发现”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中找寻自身的位置。

明星工业美学：一种“粉丝性缝合”

　　《建党伟业》中饰演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谢绍敏的井柏然、饰演杨开智的杨洋、饰演邓小平的韩庚，《建军大业》中饰演粟裕的刘昊然、饰演林彪的马天宇、饰演卢德铭的张艺兴和饰演何长工的李易峰等人，均是时下被称为“小鲜肉”的青年偶像明星。诚然，偶像明星并不能看作是“万灵药”，这并不能代替整个叙事的质量，如同为杨洋参演的IP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口碑和票房的双失败正验证着这一点。影片只有倚靠自身的质感——涉及情节场面的生动感人、主要人物形象塑造、思想题旨的表达力等方面，才能与观众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但所谓的“小鲜肉”明星并不能是影视行业“原罪式”的存在，其价值与功能取决于影片怎样去打磨他们、怎样去发挥明星偶像作为“粉丝缝合”性符号的作用。

　　在展开论述前，首先需稍加辨析一个概念：何为“小鲜肉”？这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2013年[7]，2014年春晚节目的排演是其进入主流视野的契机[8]。同年，媒体将一批国内选秀出身的男艺人与海外归国的男艺人两个群体捏合、攒出这一类型[9]，用以指称年轻帅气、形象健康阳光的男性艺人。其被接受的潜在前史是“长腿欧巴”[10]在国内的火爆——2013年两部“现象级”韩剧《继承者们》和《来自星星的你》让“长腿欧巴”一夕间成为了万千女性的理想情人。不同的是，“小鲜肉”并非是直接接续这一审美的，反而是作为抵御“韩流”的一股本土青春力量——他们证明除了“都教授”[11]，我们也可以派出自己的“老干部”[12]。如果说此前“追星”流行的是“禁欲系”的审美，其前身是电影《追捕》中的硬汉高仓健，作为“奶油小生”的对立面，她们欣赏的主要是男性编码后的文化魅力，爱他们粗粝外表下的隐忍执着；而后消费主义兴起对男色的欣赏和消费，于是“小鲜肉”也迅速落入粉丝经济和消费主义这两股饱受诟病的物化力量之窠臼。

　　因此，《建国大业》曾被讥是“数星星”式的作品，《建军大业》更是在上映之前就站在了争议中。在笔者看来，这首先是影片高调的商业营销与主旋律献礼定位之间的落差带来的争议，但争议的内核其实是：该如何拍革命历史片？换言之，这是“必须形似”还是“可以神似”之争。一般来说，出于“形似”的考虑主旋律影片往往会选用容貌相似的特型演员来出演为世人所熟悉的著名历史人物或当代名人、领袖，如毛泽东特型演员古月、古小月等。正是源于这一传统，“像”的基本要求即尽可能的还原，从外形到细节巨细无遗，荧幕上要隐去演员只留下角色；而青春化的主旋律其做法更多的则是“神似”。尽管“像”是还原真实一种常见的路径，却不能以此标准扼杀其他的艺术可能性。尤其，随着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身处那段历史当中的人不断离开，当事件亲历者逐渐缺席，我们又该怎样去唤起这一代人之认同呢？这样的观看，于他们而言，可能仅仅止于“观看”。“似”在操作层面上指对人物精神气质的一种提炼，进而为他们重新“塑形”。“神似”之“神”的抽象化、精神化的要求往往主观性较强，这就要求我们从接受的角度去考虑电影的观众。

　　这便是偶像明星在主旋律青春化中发挥的作用，他们给予了观众想象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建军大业》塑造的“脏兮兮的小鲜肉”，“脏兮兮”和“鲜肉”这对颇具张力的词组，前者勾勒出的“无畏前进、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形象与后者的青春热血气息拼合为荧幕上的人物，或许正是当下年轻人得以想象革命历史的一种方式。或许这个故事内部复调交织，但对于粉丝而言，它解决了过去“献礼片”常遭遇的认同悬空问题。他们在大荧幕上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偶像，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很快的将对偶像的认同再次投射到角色身上，进而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个人羁绊情感缝合到更大的家国书写中去。《建军大业》中张艺兴饰演的秋收起义总指挥“建军五虎”之一卢德铭，最终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他手持钢枪怒视敌人，神情刚毅凛然，表现出少年英雄的勇气和无畏。他的粉丝正是借助这组蒙太奇，翻开了卢德铭的故事，他们将对张艺兴的守护之情，变成了对卢德铭的守护——卢背后的军队，这份羁绊很快被影像编织为对起义军的守护之情，认同经由现实（娱乐）层面进入了历史层面，经历了由实到虚、再实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与肉身化的偶像并置的理想化的祖国形象在青年人那里悄然立了起来，那是一个或许还不够强大，但会和他们共同成长、并由他们来守护和建设的、可以让他们终身奉献的对象。粉丝们爱自己的“爱豆”[13]，也会像爱“爱豆”一样去爱祖国[14]。

　　“羁绊”是这套逻辑得以运转的情感机制，其背后勾连的是明星工业由电影明星到年青偶像的迭代，更是粉丝文化从“追星”到“饭爱豆”的变迁，主旋律青春化的道路探析也从明星化走向偶像化，如果说《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中的演员多是明星，《建军大业》的演员身份更多的是“爱豆”。与作为好莱坞直接舶来物的“明星”不同，“爱豆”的词源虽是英文词汇idol，但经日韩二次舶来之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作为职业偶像，以自身魅力为卖点，重点在于和粉丝共有的成长过程，他们不是由娱乐制作方打造的完美“产品”，而是由“饭”[15]来“支撑供养”的“半成品”。粉丝对于“爱豆”的追捧，是与追星的神话式崇拜相异的情感结构：如果说，明星文本联系着关于人类身份更广泛的信仰体系，现代人会把自己想要又无法证明能力，自恋性的投射在偶像身上，成为自己想象中的一部分[16]。粉丝对明星的追随追的是一个“人造神”——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一整套完整造星体系打造的“超人格”。那么现在观众不仅是追随，还有与文本更为积极的互动，粉丝也不再幻想偶像来爱自己，而是自己主动去守护他们——即“羁绊”情感，守护共同的梦想或一份关于亲密关系的想象。更进一步说，当明星的“典范生活”不断被拆穿为假象和骗局，不朽的神话失效，现在的粉丝迷的不再是明星的“超人格”，而是他们人格被纯化后的“人设”罢了，比如《建军大业》中的演员张艺兴，其人设是“努力”（他微博id：@努力努力再努力x）与“爱国”（作为湖南共青团宣传大使），而这与他在片中形象又是互文的，影片独特地为粉丝开放了诸多进入文本的开口，他们对“爱豆”如数家珍般的了解，是接受文本的潜在资料库，方便他们代入故事。

　　明星偶像作为“粉丝性缝合”符号被主旋律表意策略所征用，让观影的粉丝重新建构起了自己与祖国的理想关系，让这一代生于历史的终结之后、成长在历史扁平真空的想象下、对革命先烈形象模糊化的青年观众，得以再次走近历史。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亚文化收编策略，反而是粉丝作为“过度的消费者”（excessive consumer），主动地补全信息与积极地建构认同。

偶像明星的使用：一次重新建构

　　主旋律青春化的作用主要在于认同的建立，以主打“热血献礼”的《建军大业》为例，这有赖于影片“爱豆”见证者视角的叙事手法和充满仪式感的“召唤”。

　　一方面，在当下文化工业中，作为粉丝的观众其消费的其实是既有数据库中的角色形象，通过这一表征形成了固有的意指内涵，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因此，一些观众在《建军大业》的热血中看到了比漫威电影《美国队长》更“燃”的“中国队长”的故事，并为之感动。有时，粉丝对于文本的消费强度，并非取决于创作者投注其中的故事，而是“数据库”的配置是否投其所好[17]。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影视作品甚至只是“素材”，而非具备独立完整意义的“作品”，相较于一般观众，他们会更主动地对影视文本的“缝隙”进行填补，这是“粉丝性建构”的另一层含义。

　　另一方面，电影观众的认同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同：“每一次我都是在电影中成为自己目光的受抚对象。”[18]以《建军大业》为例，影片讲述了革命前辈/后辈两代人，使用了一种类似父/子的影像修辞，将伦理关怀的情感最终转化为主旋律式的“国家为重”的主题形态。片中多次出现革命前辈对后辈照顾呵护的温情镜头，如“小划子会议”上，叶挺在讨论之余给粟裕（刘昊然饰）做了一碗鱼片粥，让他不要饿肚子；朱德宽厚的手掌拍在林彪（马天宇饰）的肩头，给予无言的安慰；尤其是井冈山会师毛泽东眼含希望地对粟裕和林彪等人说出，“新中国就靠你们了！”这些颇具象征意味的时刻，也对观看故事的现代个人直接发出了召唤。当青年观众将认同投射在刘、马二人身上，他们感受到了归属感与责任感，并达成革命理想的一种现实中的传承。

　　刘昊然、马天宇等几位演员各自在《建军大业》中的命运构成了叙事的一条暗线。张艺兴饰演的卢德铭为掩护部队而牺牲，与“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革命教训形成同构；饰演粟裕的刘昊然参与的南昌起义，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经验形成同构；饰演林彪的马天宇见证了三河坝惨烈一役，最终革命希望之路指向了井冈山大会师。饰演粟裕的刘昊然和饰演林彪的马天宇，两人既是这段革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同时也占据了一个旁观者位置，在大的情节段中，穿插着刘、马二人的视角：影片开始是革命紧急关头召开中共五大，粟裕与林彪为会议站岗开始；紧接着粟裕作为叶挺手下，参与并见证了南昌起义的全过程，随后又以林彪的视角目睹了三河坝战役，最后两人再次重逢，共同见证了井冈山会师。这一见证者的视角，由演员和观众共享。对于革命历史的讲述，《建军大业》将其处理为两人亲历的过程，当观众将认同投射向演员时，革命重大转折也成为他们直接观看的对象。

　　献礼片要呈现重大历史事件，群像故事的流畅的讲述有赖于蒙太奇对革命历史有选择性的剪辑。这种精心裁剪过的“平滑”历史，正是法国哲学家让•佛朗索瓦•利奥塔曾指出的，传统构建的叙事方式、“大叙事”正在崩溃，而与之相反，一种“虚构的传记”作为对现实中历史大叙事消失的一种弥补开始流行。我们发现，许多把“故事”作为历史、“角色”作为“近代的个人”的创作手法早已植根于当下的影视创作当中。这呈现为《建军大业》中一种“由果观因”式的回溯性视角。比如，片中有一处细节，南昌起义军在广东作战失利，部队损失惨重。刘昊然饰演的粟裕向朱德敬了个军礼，说自己将来一定要打到南京去。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构成一种“真实”：历史中的事件是，1949年1月粟裕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指挥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从现实出发追溯、连缀起历史，在片中多有体现，再如影片末尾毛泽东喊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其实是他在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才提出的。《建军大业》的处理方式更为戏剧化，革命史实通过人性化的诠释方式向荧幕前的观众发出了召唤。

　　片中还有两个关键性场景是：卢德铭的牺牲和“敢死队”的死守三河坝。卢德铭牺牲后，刘烨饰演的毛泽东为他主持火葬，卢身上盖着党旗，此时响起了毛泽东“继续挺进井冈山”的旁白，这是一个象征着“浴火重生”的镜头，这个死生相继的时刻，完成了粉丝认同由偶像的牺牲向革命经验的一次转移。片中最隆重的死亡仪式则属于主动请命死守三河坝的蔡晴川。他面对汹涌而来的追军，最终引爆了炸药，将影片壮烈的气氛引至顶点。而在这个悲壮的场面前，有一场动员会：朱德决定留下200人组成敢死队，挑选的标准是“父子同军的，儿子出队。兄弟同伍的，兄长留下。” “留存火种”的意识形态从“家”的秩序中溢出、被巧妙的移植到“国”，这不仅是“家—国”的同构，也是“国家为重”意识形态的一次建构。这些都强化着观影时观众的民族自豪感，那一刻，观众似乎瞥见那个“想象之共同体”凝为实体，充满希望。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种不灭、薪火相传的使命感，这不仅是置身当下全球化格局中对国家、民族身份的重提，同时也是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某种新的共享模式。

结语

　　从明星到“爱豆”，主旋律青春化道路的探索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靠近当下观影主体的尝试。对于“千禧世代”——未经历过战争、饥饿、残酷政治运动的一代甚至之后的几代人来说，刘昊然、马天宇、张艺兴等“爱豆”被青年人选择为欲望表达的符号，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看起来从未受过欺负”的脸——要能代表这一代人的生活，还要负载他们保护性情感的输出。在这个意义上，“爱豆”是有生机的、尽情释放的、彰显天性的、没有压抑着生命力的诠释者。我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艺术，目前影视消费主力军的年龄结构逐步下沉，不再一味地忽视、压抑青年人的欲望和诉求，去倾听他们的表达就变得尤为重要。

　　主旋律影片的青春化为年轻观众的影像认同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美学铺垫，在“爱豆”的符号下，这一代青年人被他们的“可信之物”——羁绊的情感所召唤，将许多曾站在历史外的粉丝缝合到了主流历史当中来。这不单是“粉丝经济”中的上座率保证，还是偶像工业美学的叙事语法重新唱响的青春版的“主旋律”。同时，这也是内在于主旋律类型化与类型片主旋律化的双向互动中的艺术发展潮流之中，在清醒的创作意识基础上，通过对商业元素的有效配置达成主旋律影片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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