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苏联电影输出中国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50年代的顶峰之后，于60年代中期趋于沉寂，80年代后再度开启。苏联电视剧也从80年代后登陆中国。新世纪之前的苏联影视剧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民族记忆。新世纪之后，随着这种民族记忆的唤醒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俄罗斯影视剧在中国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传播，这轮传播的途径和目的也更为复杂。苏联/俄罗斯影视剧在中国的有效传播，对中国本土影视剧的国际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关 键 词：苏联影视剧 俄罗斯影视剧 文化传播 跨文化 《战斗民族养成记》
左：《战斗民族养成记》海报 右：《战火中的芭蕾》海报
苏联/俄罗斯向中国的影视剧输出有着较长的历史，也经历过长期的起落沉浮。新世纪之后，随着民族记忆的觉醒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文化互动日益增强，而俄罗斯影视剧也开启了向中国的新一轮输出，且出现了诸多亮点。这种传播，对中国影视的“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20世纪苏联影视剧输入中国的历史流变
苏联/俄罗斯影视剧输入中国，起始于苏联电影在中国的放映。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上海、延安等地放映了《母亲》（1926）[1]、《生路》（1931）、《金山》（1931）、《夏伯阳》（1934）、《我们来自克朗斯达德》（1936）等苏联影片，这些影片在内容上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斗争历程；在形式层面，这些影片致力于对苏联建国历程中普通人物的刻画，表达了苏联电影艺术家在电影领域的探索，也形成了以蒙太奇美学为主的苏联电影学派。这些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苏联电影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其在延安的放映，加深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启示与指导，助推红色文化成为当时延安文化的主流。这些苏联电影对当时的中国左翼电影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蒙太奇美学成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所遵从的主要电影语法。自此以后，苏联电影的中国输出成为俄罗斯文化向中国传播的主体路径之一。
在经历1930年代的开启之后，相同的政治阵营使得苏联电影在中国的引进于1950年代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马克西姆三部曲》（1935-1939）、《列宁在十月》（1937）、《伟大的公民》（1937）、《列宁在1918》（1939）、《政府委员》（1940）、《被开垦的处女地》（1940）、《丹娘》（1944）、《伟大的转折》（1945）、《青年近卫军》（1945）、《普通一兵》（1947）、《乡村女教师》（1947）、《真正的人》（1948）等经典苏联电影输入中国，并拥有了海量的观影人次。中国观众从这些影片中全景式地领略了十月革命和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以及战争胜利后苏联人民的生活。影片中表现的十月革命、苏联红军、卫国战争等成为中国人共同分享的苏联历史，婉转悠扬的《红莓花儿开》、唯美动人的《天鹅湖》、灯火璀璨的莫斯科、雄伟壮阔的红场、深蓝深邃的贝加尔湖以及伏特加、白桦林、大黑熊等苏联/俄罗斯文化符号构成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这些苏联影片也直接导引了中国电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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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卫防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10期(总第73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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