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国内以“图像”为核心范畴的研究正从新世纪前十年的萌芽期走向当下的蓬勃发展期，从初涉文学、哲学、视觉文化、艺术等领域发展到与各学科广泛深入融合，“图像”在国内人文科学研究中已然成为备受欢迎的热词。在学界的努力下，图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尤其是2010年以来，建构学科的自觉意识愈见明显，不仅在哲学深度上进行了理论分析，还从跨学科的广度上进行了实践运用，总体呈现横跨纵深的基本趋势和特征。更为可喜的是在批判应用西方图像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还探索了中国本土化出路。

　　关 键 词：图像研究　本土化　语图关系　视觉文化　图像理论

　　上世纪初，德国汉堡学者瓦尔堡（1866-1929）提出将视觉图像收集起来创建“可视的历史记忆库”，其读解图像的历史研究方法后被称为“图像学”。自此，图像研究作为历史研究方法进入了学术视野，之后司空见惯的各类图像历史、图像文明史、图像军事史、图像科学史、图像医学史等都源于瓦尔堡的方法。近年来，国内以“图像”为核心范畴的研究正从新世纪前十年的萌芽期走向当下的蓬勃发展期。从初涉文学、哲学、视觉文化、艺术等领域到与各学科广泛深入融合，“图像”一词在国内人文科学研究中由史及文，由文及哲，已然成为热词。图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建构学科的自觉意识更加明显，不仅在哲学深度上进行了理论分析，还从跨学科的广度上进行了实践运用，总体呈现横跨纵深的基本趋势和特征。更为可喜的是在批判应用西方图像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还探索了中国本土化出路。

《红楼梦》图像

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图像研究呈交叉融合、多元深化的总体格局

　　在国内，图像学（iconology）与图像志（iconography）作为美术史、艺术史、设计史、出版史的研究方法一直是传统图像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图像学研究也是国内艺术理论界近年来着力较多的一个领域。一是对图像本身的历时性考察，观照文图关系和图像特征。如李彦峰博士通过对中国美术史中语言和绘画图像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提出中国绘画史上语图之间主要存在语图一体、语图分体、语图合体三种关系形态，在语图关系演进的历时性考察中，对语图关系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观照、总结和研究。[1]颜彦博士“采用以点穿线的方法，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辨析勾连起整个插图的发展历程，力图通过每个环节的立体建构进而凸显小说插图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特征。”[2]二是以出版史视角透视图像制作方式的演变。如陈骁博士通过对清代《红楼梦》图像传播方式流变的考察，探讨了小说插图发展与图书出版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对世俗生活与伤感文化、红楼仕女图源流与文人画家的生活、西洋风与民间画家等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红楼梦集体性视觉形象集群的生成。[3]田建平从出版史的角度，对宋代雕版书籍设计理念、雕版印刷基本形制深入研究，指出先进的编辑版面语言及其书籍体例使宋代书籍插图应用更加普遍，从而增加了宋版书籍的形式美感。[4]张青飞通过对明刊戏曲插图本发展历程的考察，发现插图本中插图在位置、形制、内容、功能等方面发生着演变。[5]三是从设计史角度探讨图像与门类艺术的关系。如邰杰基于明清园林艺术史之“图像园林史”或“园林图像史”的历史经验意义，以明清戏曲小说版刻插图的园林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建构园林设计和园林古迹保护传承方法论。[6]对于图像的历史研究，英国彼得•伯克指出，“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7]国内有研究者认为视觉图像资料在当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并就如何把图像资料作为更全面地还原历史情境的方法进行了探讨。[8]事实上，图像学作为史学方法在国内应用最为成熟，虽然“以图证史”被认为是传统的研究手段，但我国拥有历史留存下来数量极为可观的图像资源“富矿”，图像学在此领域仍然有挖掘的潜力。

　　图像的历史研究既为国内图像研究沉淀了学术沃土，也为国内其他类型的图像研究找到了突破口，并借以打开了局面。早在数年前，就有学者注意到，“国内的‘图像’研究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有一个骤然升温的情形”。[9]研究指出，2000年是图像研究的分水岭，之前该领域较少有人关注，之后逐渐走热，并于2007年前后达到一个小高峰。[10]日前，笔者以“图像”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哲学与人文科学”范围内进行初级检索，据粗略统计显示，在经过一段沉潜反思期后，从2012年开始，文献总量突然猛增，呈现大放异彩的景象，图像研究可谓方兴未艾。自2010年至2017年，其文献量历年变化情况如下表：

以“图像”为检索词（检索时间：2018年2月）

　　而以与“图像”切近的“插图”为主题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哲学与人文科学”范围内进行初级检索，从2010年至2017年，其文献量亦达1418篇之多。同时，从以“图像”研究立项情况来看，通过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里以“图像、插图”为关键词查询可见，数据库里共有65项立项项目，其中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仅八项，2010年至2016年则达57项，近六年的立项量是新世纪前十年的七倍之多，按年分别为3、6、7、11、6、12、12项，基本呈逐年递增态势。从数据库查询可知，学界围绕“图像”研究申请课题主要涉及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体育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等学科，图像研究从2010年开始逐渐走热，近几年更是势头不减，业已走向了深层次。

　　如果将“论文”的发表喻为“散兵突击”，相关著作的出版则似“兵团作战”。笔者通过“标准书目网”查询统计，2010年以来，图像相关的著作共出版了二百九十余种，研究内容已从美术史逐渐扩展到哲学、美学、文化研究、文艺理论等方方面面：一是立足美术史、以图证史的，如《佛像、图像与遗产：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秦臻）、《〈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邢千里）、《汉代神灵图像考述》（张朋川）、《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陈平原，夏晓虹）、《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陈长虹）、《北朝-隋时期敦煌法华图像研究》（张元林）、《中国美术考古学的风格谱系研究：以中古时期平面图像为中心》（李杰）、《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沈语冰）、《遗址与图像》（巫鸿，郭伟其）、《图像与仪式：中国古代宗教史与艺术史的融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二是立足文学、艺术理论的，如《文学与图像》（赵宪章主编）、《空间叙事学》（龙迪勇）、《此在的图像：传统话语与当代艺术》（彭肜）、《音乐图像学的文化学阐释》（李丽芳,郝朴宁）、《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舞蹈图像研究》（王玲）、《图像：主题与构成》（韩丛耀）、《明清杨家将文学与图像的接受史研究》（付爱民）等；三是立足哲学、美学理论的，如《图像暨影像哲学研究》（尚杰）、《图像与本质：胡塞尔图像意识现象学辨证》（耿涛）、《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肖伟胜）、《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刘云卿）、《图像与存在》（李鸿祥）、《存在与图像》（孟剑东）等；四是立足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如《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丁宁）、《图像文化人类学》（吴秋林）、《图像与观看》（谢宏声）、《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曾越）、《科学图像传播》（王国燕）、《视觉的愉悦与挑战：艺术传播与图像研究》（段炼）、《新闻图像在现代传播中的作用研究》（宁海林）、《图像传播引论》（范文霈）、《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图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图像化审美与传播互动研究》（赵晓芳）等。此外，还有新近翻译的国外著作，如《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E.H.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汤姆•米歇尔著，陈永国译）、《在图像面前》（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著，陈元译）、《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柯律格著，黄晓鹃译）、《图像的肉身：在绘画与电影之间》（莫罗•卡波内著，曲晓蕊译）、《图像何求：形象等生命与爱》（[美]W.J.T.米歇尔著，陈永国译）、《摇曳的图像》（[德]霍斯特•布雷德坎普著，贺华译）等。以及还有一些借用图像概念，使其内涵和外延都得以扩展的，如《不断延伸的思想图像：塞缪尔•贝克特的美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指思想脉络、形态）、《中国历代孔子图像演变研究》（指人物造像、形象）、《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指事件呈现出的面貌、特征）等。从出版的著作可知，与图像有关的研究已渗透到各个人文学科，在深度和广度上已成一定气候，成果丰硕可观。

　　总的来说，当前图像研究主要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图像研究的队伍更庞大，研究机构和团体更重视。图像研究不仅吸引了各个研究者关注和参与，还成为了高校、科研院所重点研究领域。国内重要的研究“阵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南京大学文学院和艺术学院、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相关研究部门等，并以“图像”为专题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金惠敏、高建平、周宪、赵宪章、陶东风、金元浦、吴琼、王逢振、顾铮、孟建、韩从耀、范景中、曹意强、乔光辉、龙迪勇等一批学者，都是较早关注视觉文化和图像研究并成果卓然的研究者。近年来，继之而起的青年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关于图像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大量增加，不难看出，图像研究已经从译介和推广普及阶段而步入了浪潮滚滚的“深水区”。二是学理性探究更加深入，跨学科研究更加广泛。国内人文学科中涉及“图像”的研究，虽然仍以传统美术史、艺术史、文化史为主，但在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深度介入下，以图像与文字之争、文学性和图像叙事为主要范畴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为之注入强大活力。同时，哲学、美学中的图像研究从存在论角度发思，或著或论，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拓展，视觉文化的转向，图像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逐渐耦合，其跨学科和前沿性使其成为图像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三是建构学科体系的意识更强烈，探索本土化出路的意向更加明确。随着图像热的骤然升温，图像学研究的肆意蔓延也引起了学界的担忧，确立明确规范的学科乃至建立适合本国本土的学科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因而一些学者已旗帜鲜明地提出建构“文学图像论”、明清小说插图学研究体系等，并已初见成效。

从文图关系到图像文本：图像自外部关联深入到内部研究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无疑是图像研究作为史学研究之外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自“视觉文化转向”以来，“图文”或“语图”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前沿话题，对此，国际国内学术界予以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显学。

　　2011年10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南京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与形式”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届年会召开，来自海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名专家参加。其中，围绕“语言与图像”重要议题，赵宪章、王宁、肖伟胜、邹广胜、包兆会、赵勇、陆涛等学者从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相互模仿、语图转向、文学与图像关系、视觉文化和图像文化区别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还以汉赋、汉画像和《红楼梦》小说插图以及影视改编等实例进行了个案分析。次年10月，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学与图像”学术研讨会举行，来自各地的一百余名学者提交了近百篇论文，再次围绕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基本理论、中外文论史与美学史上的相关问题研究、中外文学史与艺术史上的相关个案研究、大众文化与图像问题研究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探讨。

　　2017年8月，为顺应读图时代学术研究新趋势，开辟古代小说研究新领域，探寻古代小说研究新方法、新观点，进一步拓展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由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广东省中国小说研究会共同协办的“读图时代的中国古代小说创新论坛” 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重点围绕“古代小说插图与文本”这一议题展开了讨论，探讨了明清小说插图与文本的关系这一重要研究课题，与会学者不仅对小说插图本身的风格形式进行了分析，还就插图与小说的图文关系、小说插图的叙事以及批评功能进行了探讨。连续数次重要的学术会议无疑提高了学界对“图像”研究的关注度，该话题成为高校、国际国内科研学术会议以及研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在现状分析、理论研究、阶段研究、个案研究上取得重大进步，其蓬勃发展的势头可见一斑。

　　近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围绕图文关系展开了争论。比如对于小说插图研究中存在的“从属性”与“独立性”问题，有人指出插图并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所谓“插图”，是指文学文本载体内以作品内容为蓝本创作的图画插页，内容和载体都以文学作品为依存基础，离开文学作品这一“原作”，就无所谓“插”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而插图的独立性是相对于文学作品而存在的，插图从属于文学文本[11]；也有人认为图像或插图具有独立意义，因为图像是区别于语言的另外一种媒介，且不用分享语言理性的思维特性，甚至在叙事、批评、审美、传播等方面具有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功能，拥有自身独特的文本属性和话语权利[12]；还有人认为插图与文字的地位相互平等，价值没有高低之分，两者之间既有差异，也有联系，既相互模仿而具有互文性，也存在解构篡改而具有背离感，插图与文字两者应当“平等对话”[13]。但无论如何，在对图文关系的认知过程中，插图从从属文学的地位，逐渐被抬升到了与文学等而视之的地位，因插图特有的媒介传播、符号能指以及批评诠释功能而具有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

　　有鉴于当下学界对文学遭遇“图像时代”这一突出问题的关切，以及一些学者对语言和图像关系争论不休的现状。赵宪章呼吁作深入的学理分析，而不是止于情绪表达和表态，并从学理上指出语图之间存在“一体”“分体”与“合体”三大历史体态，与之对应的“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三大特点。[14]特别通过对“语象”和“图像”间“统觉共享”特性的阐释，为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搭设了新平台。龙迪勇也跃出图文地位优劣的价值判断层面，从更具深度的理论层面对图文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认为从符号属性来看图像与文字实质上是各不相同的两类媒介，因而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但在叙事活动中，两者在内容和形式层面又存在互仿的密切关系。[15]吴昊、吕复娟则借用了语言学的“语境”功能理论，从微观研究视域和方法上探讨“互文语境”在文学与图像研究的合法性与功能性问题。[16]

　　还有一些学者将语图关系的理论直接应用到文学插图研究实践之中，对具体个案进行研究，让理论深植于厚实土壤，让理论“骨架”有了有血有肉的生命气息。有研究者提出，“古典文学插图的文本属性决定了对其研究的核心应该是从图文关系的角度对图像理论加以建构。”[17]实际上，近年出版的几部古典文学插图研究正是践行的这一路子。比如乔光辉教授以陈洪绶《水浒叶子》等大量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为例，对其中文本意义增值、插图与文本主题关系进行了梳理。[18]陈骁博士以清代小说《红楼梦》图像为对象进行了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在叙事（展现故事）上互相转化的问题”[19]进行了探讨，主要考察了图像如何再现文字以及插图与文本如何共处、转换和相互作用。

　　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另一个范畴则是对插图本体进行研究，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推进，这一范畴的研究已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学界不少人士认为，在图文并存的版本中，插图与文字一样具有文本属性。让插图从依附于文学文本的附属性地位独立出来，从图像结构、主题、叙事、风格等方面着手研究，发掘插图在文本再现中独有的艺术特征和文学表现力，彰显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运用叙事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等进行插图文本本身的审美分析是此种研究的主要特征。从叙事角度来看，小说插图的图像叙事功能主要体现为对某个情节的“最有包孕性的顷刻”的把握，把这个“顷刻”通过时空转化的方式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形成图像叙事。比如乔光辉教授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中借鉴古典形神论与互文性理论研究插图，提出化时间叙事为空间叙事的四种模式，并在具体事例研究中对师俭堂《六合同春》和建本《西游记》的艺术表达进行了具体解读，并就“剪灯二种”插图本以及《镜花缘》插图进行了剖析。[20]陆涛受龙迪勇图像叙事理论中单一场景、纲要式、循环式三模式启发，提出小说插图单情节叙述和多情节叙述两种叙事模式。[21]张伟在明清江南坊刻小说插图研究中，认为江南坊刻小说插图从表意范式转换为叙事模式，使文学空间的意义生成得到强化，既突出了“预叙”功能，又彰显了“溢出”效应，文本、插图与评点在叙事上相互“共谋”，构建了多维合一的特殊形态。[22]颜彦从空间叙事角度对《水浒传》插图中“酒肆”空间进行研究，探索和确认图像空间叙事的多种表现方式和意义。[23]还以明清小说插图为研究对象，总结小说插图时空呈现的形式技巧，归纳出“一时一地、同时异地、同地异时、异时异地”[24]四种时空表现的构成类型。

　　对图像形式和风格的分析应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内部研究”，相对于对图像社会性的探究这一“外部研究”，更能将图像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彰显出来。如陆庆龙、邰杰从园林图像版刻制作的角度，在设计学视野下分析了造园制图的程式化中园林图像凝聚的类“摄影术”、类“图谱式”、类“精致化”等三个层面形式美。[25]袁行霈先生通过对明人杜堇、陆治、项圣谟等所作“诗意画”，以及对《唐诗五言画谱》《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等明代版画插图的表现方式与艺术风格进行细致分析，指出诗画有别，两者属于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26]孙晓娜以《红楼梦》绣像插图文本为对象，诠释了其中蕴含的艺术辩证法，剖析了绘制者运用辩证布局的艺术表达方式，对绣像插图的创作思路和文本进行了解读。[27]

　　概言之，图像的文本即风格形式研究更能使我们进入图像的“内部”，不过其局限性也在于此，对于图像形式风格的分析，切近于图像学家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前图像志，也即其所反对的沃尔夫林风格学方法，主要关注图像的形式结构，切断了图像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关联，因此，往往失之于宏观视野。

从艺术理论到哲学：图像理论的独立建构迈出仅从西方译介的阶段

　　从哲学、美学乃至艺术理论的角度观照图像，一直以来西方多于国内。在西方哲学领域里，远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至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都曾予以关注。对图像或图像与文字的关系也常常见诸于福柯、拉康、利奥塔、巴特等人的著作。20世纪以来，在瓦尔堡、潘诺夫斯基、米歇尔等人的努力下建立的图像学理论风行于世。

　　在国内，对图像学的关注在进入新世纪后才逐渐升温，前十年哲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专门独立的研究，更多的只是译介或在阐释西方哲学思想时顺带涉及。不过随着图像理论的推进，图像理论对图像的构成要素与人的理解和认知关系的关注，使之被进一步推进到了哲学、美学领域。近几年几部重要的关于图像的哲学著作相继出版，纷纷从现象学、存在论、视觉主义等角度思考图像的本质，为国内图像学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其中，沿着胡塞尔现象学致思之路研究的有耿涛、肖伟胜、陶建文。耿涛从图像客体出发，对胡塞尔现象学中如图像意识理论的“物理客体、展示性客体、被展示性客体”三种类型、叙事艺术审美中的设定等有关图像与本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28]肖伟胜从认识论和存在论两个层面着眼，阐释胡塞尔现象学的图像意识，并从哲学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探讨了图像意识中的认知与审美，为视觉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现象学的理论基石。[29]陶建文从视觉主体出发，将“理性”“感觉”之觉与“心灵”“肉眼”之觉对应起来，专门探究了肉体视觉的技艺最终是如何通过图像中介转化为技术化科学的。试图采取科技哲学的认识视角，借由图像探究“理性之觉”与“感性之觉”的显现过程，以此找寻科学与哲学的关联性，并对视觉技艺科学化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描摹。[30]从科学哲学领域应用现象学理论，并与视觉主义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开拓性的工作。

　　此外，还有学者从存在主义切入图像理论研究。刘云卿主要以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尼•马格利特的艺术及其思想为研究对象，阐释了其“图像行为”中存在的哲学思想和悖理。[31]孟剑东则以当代艺术为个案解读存在主义，并以此反思了当下中国油画的创作与发展。[32]李鸿祥直接从视觉图像的哲学本体论出发，力图从西方文化视野和话语方式，以及以往认识论意义上的图像研究中超越出来，在自身思想文化传统中探索图像规律，从人的存在这一根本哲学问题入手，以存在论立场思考图像和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历程。他认为，“只有从存在出发，才能克服图像研究中的认识论和存在论困难，只有以人的存在为目的，图像研究才会获得持久的动力。”[33]从存在主义出发对图像作形上思索，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对图像研究本体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与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切入有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坚持图像学本位建构图像理论。如尹德辉在《视觉与图像：作为人的本质显现方式和图像研究》[34]一书中继承图像学奠基人瓦尔堡的图像学研究，将生理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艺术作品形式关系、艺术作品时代文化语境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形上研究，与众多着眼文本和史证研究者不同，其具有较强理论性的研究为图像理论发展贡献了新的维度。尚杰在《图像暨影像哲学研究》[35]一书分析了哲学“图像转向”的历史逻辑，勾画了从思想、语言到图像的演进图景，对涉及图像、影像相关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力图建立图像哲学新体系，颇富原创性和前瞻性。丁勤的《图像学》充分挖掘考古实物与古代文献，从历史渊源、偶像的塑造与权力象征、图像的形式与功能意义探究等方面入手，结合图表、图幅和文献展开论证，探讨艺术观念的演变在视觉图式表现上所引起的变化，有着较为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审美理念。[36]美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作为图像学研究重要代表人物，研究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图像学理论的形成脉络，展示其研究方法、操作模式以及阐释效力，指出其图像学的理论局限，对中国图像理论的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罗小华的《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37]是国内首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专著，对此有较深入的论述。以上著作从学理深度上探讨图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国内缺乏思辨性、原创性和基础性理论支撑的缺憾，鼓舞了学界向图像研究领域更深处漫溯。当然，对图像的形上分析，还需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沉思和关怀之上，唯如此才不至于理论蹈空沦为虚谈。同时，还应该挖掘本土的理论资源，找寻并建构本土图像理论与图像文本互文共生，总结符合历史发生和现实情况的理论规律。

从视觉文化到跨学科：图像研究对象和方法在融合激荡中更新

　　视觉文化研究由来已久，自上世纪末国内学者开始介入视觉文化研究以来，在大批学者和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已形成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景象。同时，由于网络媒体时代“视觉转向”或“图像转向”的加剧，使视觉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又由于其跨学科的性质，使其成为最能激荡学界思想、最具活力的前沿学术领域。

　　视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互渗。由于视觉文化研究不同于图像文本研究，它更多的是关注图像或视觉的外部内容，正如英国柯律格所指出的，视觉文化更关注的是图像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他在自己书中运用了视觉文化研究手法试图“处理中国规模庞大的图像制作（picture-making）以及图像观赏（picture-viewing）活动的某一部分”，并非局限于绘画，而是借鉴视觉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研究明代社会生活包括漆器、陶瓷、织物上的各类图像样式以及人们的“观看”方式。[38]在国内视觉文化研究中，不少学者已将其与人类学、传播学、解释学、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使视觉图像研究的方式更加多元，也使其时代社会背景更加宏阔深厚。如吴秋林的《图像文化人类学》，仔细分析了图像学系统中音乐图像学、美术图像学、科技图像学、动态图像学等各种门类，更重要的是与文化人类学结合建构了自己的图像文化人类学，同时还介绍了图像文化人类学图像的拍摄等具体操作方法，为图像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足资借鉴的方法。[39]段炼的《视觉的愉悦与挑战：艺术传播与图像研究》也探讨了视觉文化与美术研究、图像研究、当代摄影等内容之间的关系。[40]丁宁在《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41]一书中撇开艺术的艺术性问题，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探讨传统美术学所忽视的命题，如艺术品的归属问题，以及艺术品的偷盗、修复和艺术博物馆，拓展了艺术研究的文化维度。在经历了新世纪前十年的转型期，新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对文本的深入，对中国当代社会潜在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并对中国古代图像理论作了更自觉的总结与挖掘，使固有的中国古代图像理论获得当代阐释。

　　视觉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是与传播学和解释学等学科融合研究。图像的制作往往意味着制作者和观看者对图像意义不同层面和侧面的接受，甚至隐含着制作者对文学作品或现实社会的文化批评，因而通过对图像符号的解码，可以逆向推求图像在传播和解读中所隐藏的寓意和被重新赋予的意义。在文学插图研究中，就可认为插图作为文学文本“失真”的“镜像”，是以美术形式直观再现特定时期的文本接受状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和“改编”，通常是在再创造中对文本进行审美和伦理上的价值判断。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由图像考察文本的传播、接受和批评。比如何萃、解玉峰通过对清代神怪小说绣像的考察，发现“绣像图本身也有非常‘自觉’的表达意识”[42]。周欣分析明末刻书插图的发展及传播过程，将社会风尚、文化思潮和审美趣味等图文背后的各种面相一一呈现。[43]曹院生指出，明清戏剧小说与插图之间并非一种单向传播，而存在的是一种互动传播模式，插图的传播无疑提高了戏剧小说的受众接受度，甚至影响了读者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判断。[44]田海龙、张向静运用语言学理论中视觉语法以及传播学，对中外媒体报道中使用的图像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揭示两者体现的不同意识形态。[45]从传播功能上研究图像，不仅是对图像符号能指的解码，更是对其社会历史图景的“再现”，因而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径向。

《荔镜记》剧照

　　另外，视觉文化研究还拓展了地域研究方法，将图像地域空间与图像风格表达联结了起来。比如乔光辉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里探讨了金陵地域书坊、建阳地域戏曲插图特征。[46]欧俊勇、温建钦对明本潮州戏文《荔镜记》《荔枝记》插图叙事功能进行了探讨。[47]周辰对明代浙江武林版画插图的艺术特征进行了研究。[48]他们都通过对一系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在长期发展演变中形成独特地域风格的插图进行研究，透过插图，就可以了然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特定时空环境对插图地域风格形成带来的影响。显然，视觉文化或图像交叉融合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图像本体研究的补充，文化研究和文本形式研究共同构成了图像的“内部”和“外部”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图像研究视角，两者不可偏废。2010年以来，各学科纷纷“嫁接”图像，各种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充分说明图像研究在横向的广度和纵向的深度上均有所拓展。这不仅拓展了图像理论本身的研究疆域和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图像与视觉文化在历史、社会大背景中激荡融合，合谋共生，推动了整体人文学科研究向图像发生转向，也因此建构起了新的范式。反过来，新的图像变革，突破传统学科边界，也为各门人文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使各学科研究在“互馈”中获得互惠多赢，并由此开掘出旧有范式所未有的学术价值。

从骤热到反思:当前图像研究面临困境并积极探寻本土化出路

　　图像研究在国内大放异彩，但并不意味“图像”理论有着广泛适用性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意味着在学理建构上体系完备严丝合缝。事实上，国际国内一些学者对有些过热而失之规范的图像研究已有警惕。因此，对图像学自身局限的反思以及未来如何发展进行研究已显得尤为迫切。

　　对于图像研究受到的质疑和批评，英国彼得•伯克总结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图像学方法被指责为过于强调直觉，带有过多猜测，难免主观。相反，研究中往往缺乏社会的维度，忽视了图像的社会背景；二是实践者对图像的多样性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三是图像方法过于强调字面的解释，过分重视以逻辑为中心，思想高于图像本身。[49]换言之，图像学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从图像到图像，缺乏更宏阔的知识视野；图像学的跨学科优势有待发掘；图像表达的“时代精神”值得怀疑。对于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彼得•伯克提出历史学家要更加系统地实践图像学以彰显其多样性，同时还要运用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以及接受理论。这样的看法可以看成是希望图像学在研究中借鉴其他规范的学科理论，使图像方法为历史研究或文化研究所用而非滥用。

　　在国内，不少学者对于当前图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亦有深刻的认识。例如金惠敏的《图像的增值与文学的当前危机》，高建平的《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周宪的《当代视觉文化与公民的视觉建构》等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赵宪章也认为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中由于“过分迷恋现代西学，本土意识不够明晰，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50]对当前语图关系研究“这一问题的阐发远未触及文学和图像关系的根本，宏观的、情绪性的和表态性的论述仍然是这一话题的主流，学理层面的深度阐发仍然显得相当薄弱，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学术调查。”[51]在分析建立“文学图像学”时，认为国内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长期以来由于“不仅缺乏语言学的知识积累和充分介入，也缺乏对于语言问题和语言本身的感觉”，同时还缺乏“图像认知的理论和技术”，故而新理论的建立困难重重。[52]也有学者认为“图像理论研究并不致力于任何学科疆域的划定而具有了更进一步的跨学科、反学科特征”。[53]但同时，图像研究的跨学科趋向，又使其他学科陷入学科自足性迷失的境地而面临困境和危机。比如美术史研究中忽视了图像的艺术性，文学图像研究中忽视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问题，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图像本身的价值，以及重校观看、选取、判断图像的方式，建立有特定价值取向、有规律可循的学术范式。

　　有鉴于此，对于未来如何开展图像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比如建立“文学图像论”，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小说插图学研究体系并对此设想予以了实践。赵宪章认为，“应更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与小中见大”，[54]并尝试参照维特根斯坦“语言图像论”，将其新世纪之“新学”命名为“文学图像论”，提出“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符号体系之两翼的比较研究”作为“新学”的方法。[55]乔光辉的《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即以明清小说戏曲的插图为研究对象，旗帜鲜明地建构明清小说插图学研究体系，打通美术、文学与文化，探讨明清小说戏曲与插图之间的关系，尝试开拓小说戏曲研究与美术史研究的新领域。乔光辉认为新学科的建立需要特定的理论、方法、研究对象以及为新学科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范例。他指出中外文艺理论的相关论述已有足可支撑插图学研究的理论，如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意境论等以及西方诗画同体、诗画差异、镜像论、解构理论和互文性理论；方法上有文献法、考据法、美术学、文化学等；浩如烟海的文学插图则为插图学提供了大量研究对象；同时，在研究中例举大量个案，为学科范例研究作了有益尝试。颜彦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插图的研究应该是朝着建构具有自身民族性和身份特性的理论方向发展”，并提出确立明确的古典文学插图研究学术规范的设想，建构区别于西方图像学而更加切合中国古典文化特质的古典文学插图理论体系，并确立静态文本研究和图像动态研究两个方面的范畴。[56]以上学者对建构古典文学插图理论体系的有益探索和实践，以及学科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正是对“本土化”理念、实证精神的践行。图像研究的跨学科性，虽然要求不拘一格的开放性，但与体系自足的学科建构并不背离。图像的跨学科研究作为对自身开放性和发展性的内在诉求，是一种理论内在生命张力的表现，可以不断为自身注入鲜活的生命力，而规范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避免误读和过度阐释，真正发掘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而不至于使海量的图像信息如洪水漫灌无章无法。

　　综上，图像研究既要解决深层的理论问题，也要关注当下现实问题；既要注重图像本身的审美价值，也注重图像指向的艺术功能、叙事功能、传播功能和批评功能；既要在各个学科交叉研究中获得新意取得突破，也要以解决中国问题、建立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为旨归。如果说学理上的逻辑性和本土化的实证性是图像研究的两翼，那么相应地运用有中国特质的哲学美学理论，对中国丰富的图像资源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图像世界、视觉主体、图像文本，阐释图像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经济、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在跨学科视野下建构中国不同类型的图像理论体系则不失为一条值得期许的研究路径。

　　延伸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图像理论及其本土化径向——2010年以来国内图像研究述评

　　国际期刊《丝路艺术》创刊，聚焦艺术考古和图像研究

　　关于九鼎图像的追踪：“铸鼎象物”与“民知神奸”（文韬）

　　观图——图像中的展示和叙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