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有声艺评（2018年第2期）-《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纵览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艺创作实践、理论关照现实和中华美学精神三个层面，对2017年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文章进行学术综述。指出这些文章根植中华美学传统、关注社会文化热点、引领文艺作品创作，发挥了艺术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作用，对探索构建中国艺术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关 键 词：“啄木鸟杯”　中华美学精神　文化热点　文艺评论

　　“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是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激励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推动文艺评论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按照《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案》的相关要求而开展的全国范围内的文艺评论推优活动。该活动自2016年起，每年举办一次。2017年，第二届“啄木鸟杯”推优活动共征集到398件作品，均为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公开出版发行的文艺评论著作和在报纸、杂志、图书上公开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涵盖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书法、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杂技、电视共12个艺术门类。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专家学者经过初评、复评和终评，共评选出年度优秀文艺评论作品40件，其中著作10部，文章30篇。

　　“文艺评论是文艺理论与实践创作彼此结合的产物”[1]，评论家要捕捉纷繁复杂的文艺生态，既评文艺作品，又评文艺现象，还要对当前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有独到的观点。本次“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推选出的30篇年度优秀文艺评论文章立足中国艺术发展现状，吸收借鉴古今中外艺术理论发展成果，聚焦当前中国文艺界出现的热点作品和重要问题，进行了兼具现实意义和学理深度的评析。

　　笔者按照这30篇文章的评论内容从文艺创作实践、理论关照现实和中华美学精神三个层面对本次年度优秀文艺评论文章进行学术综述。

　　关注文艺创作，在个案研究中见微知著

　　文艺评论要关注文艺创作，对文艺作品的研究是文艺评论的重要课题。本次推优活动推选出的优秀文章中，有不少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具体的文艺作品作为评论对象。尤其是在舞台艺术领域，2016年，戏剧和曲艺有了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之舞台表演艺术自身的特性，使得舞台艺术的批评更具时效性，同时也更加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吴卫民教授和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黄波从2016年新上演的两部话剧出发，从正反两个方面剖析了当前话剧艺术的发展状况及面对的问题。

　　吴卫民在《民族•香火•长河——话剧〈淮河新娘〉的舞台意象》一文中，从审美的角度对话剧《淮河新娘》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淮河新娘》在编剧、导演和剧团的艺术创造上都实现了超越，其中“河”“新娘”的舞台意象具有高度的诗意象征意义，将宗族家规与时代生活注入了剧作之中，是话剧民族化道路探索、地方文化特色渲染、个人命运、宗祠社会、民族生活的套层关联意义阐释的一部好戏。

话剧《朝天门》剧照

　　黄波关注了另一部话剧《朝天门》，在《警惕戏剧的“僵化”倾向——评话剧〈朝天门〉的艺术创作与戏剧审美观》一文中，他为当前话剧“僵化”的倾向敲响了警钟。布鲁克在《空的空间》一书中指出：“僵化的戏剧是一种有社会地位的戏剧，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使得它能够作为活生生的东西流行起来。”[2]黄波认为，《朝天门》正是这样一部“有社会地位”的戏剧，这样的戏剧虽然社会关注度高，获得殊荣无数，但是在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作品个性特征的营造以及戏剧情节的设置等方面却呈现出一种僵化的、凝滞的艺术观念和创作状态。克服艺术的僵化和创作的惰性，将影响到戏剧的未来面貌和走向。

　　在戏曲方面，此次“啄木鸟杯”推选出的优秀文章呈现出了对地方戏种和小剧场戏曲的创作的关注，表达出了对弘扬和发展地方戏曲的希冀。

淮剧《半纸春光》剧照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在《豪放舞台婉约声——淮剧〈半纸春光〉观后》一文中指出，人文新淮剧《半纸春光》根据郁达夫的两篇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改编而来，在粗犷铿锵的传统淮剧审美特点中注入了丰富复杂的人性因素，这种人文气息的艺术效果，虽然与传统的淮剧艺术精神不相符合，但却产生了一种婉约之美，提升了淮剧的艺术精神。虽然这部剧在结尾的处理上略有瑕疵，但其创新意识实属难得。

　　同样是对地方戏曲的关注，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艺术》编审赵建新从地方戏的创作和表演机制入手，强调了基层院团在传承和保护地方戏中的重要作用。在《守住地方戏最后的桥头堡——以蛤蟆嗡为例谈基层院团在传承保护地方戏中的作用》一文中，他以蛤蟆嗡这一地方小戏为例，通过山东艺术研究院和冠县蛤蟆嗡剧团合作创排的《武训舍情》的成功演出，指出省级剧团和地方基层剧团的合作是一种新的戏曲抢救模式，从而从国家文化战略和戏曲发展政策层面研究了地方剧团在守护地方戏中的桥头堡作用。

　　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胡晓军主任则在《当代戏曲，终将拿出自己的好戏——“戏曲•呼吸”2016上海小剧场戏曲节随感》一文中，以2016年上海小剧场戏曲节的见闻为切入点，梳理了小剧场戏曲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小剧场戏曲借鉴、仿效小剧场话剧而来，却在小剧场话剧陷入纯商业化之时后来居上，既表达出了当代观念，又运用了古典技艺，满足了当代戏曲观众的审美愿望，是当代戏曲图存求进的正确方向。同时还指出当代戏曲应以大型剧场演出为主体，以“经典折子戏”和“原创小剧场”为两翼的创演格局，为中国当代戏曲的长远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评弹作为一种苏州的地方说唱艺术，也得到了评论家的关注。原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光圻教授将目光聚焦在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创中篇评弹《林徽因》上，在《都市评弹的魅力：原创中篇评弹〈林徽因〉赏析》一文中，他分析了这部评弹作品在题材、人物塑造、表演和舞台设计上的魅力所在，指出都市评弹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反映都市生活的鲜活题材”、“体现都市神韵的杰出人物”、“适合都市观众欣赏趣味的表演样式”和“展示都市风貌的舞台环境”四个要素，为评弹在现代都市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香港回归20周年、邓小平逝世20周年等重大历史性事件的纪念年份，这些纪念年份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素材，也为文艺评论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黄怀璞教授和李睿就以长征为题材的电视剧《淬火成钢》做了细致的点评。在《电视剧〈淬火成钢〉的史诗品格》一文中，他们认为《淬火成钢》的出彩之处主要在于该剧对史诗品格的着力打造上，该剧在艺术叙事、细节设计、人物组合设计和人物群像序列的塑造上均有较高的造诣。由于有具体、生动的形象承载和传达，《淬火成钢》的史诗品格的历史真实之美才更富扎实、厚重的精神内涵，其艺术之美也从而熠熠生辉。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针对近年来涌现出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提出了唯拓展方能超越的观点。在《唯拓展方能超越——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内涵范畴及其未来机遇》一文中，他解析了“主题性创作”的概念范畴以及“主题性”在美术创作领域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应将“主题性”概念置于一个更为包容、开放的空间里，除了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外，还要直面社会发展与日常民生的现实情境，从细节性的现实彰显时代风貌、呈现社会人文的变迁，更应成为当下与未来“主题性创作”的重中之重。

　　对文本和文学思潮的评论一直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副编审刘艳从2016年出版的北村的《安慰书》入手，审视中国先锋文学的转型。在《无法安慰的安慰书——从北村〈安慰书〉看先锋文学的转型》一文中，刘艳思考了先锋文学经验在新世纪、在当下的合法性、在地性问题以及先锋文学作家的转型和未来的可能性。她认为，北村的《安慰书》几乎把限制叙事发挥到了极致，特别是作家对善与恶尤其是恶的思考思辨，是传统文学所没有的，潜藏在其中的，是丰沛的先锋意识和先锋精神。

　　以理论关照现实，剖析当前文艺生态

　　文艺评论要以理论为支撑，深厚的学理对有深度的文艺评论能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当前，“单纯以西方文艺理论马首是瞻、以西方美学为标准思考中国文艺问题，套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艺术的创作实践等现象还比较明显”[3]，在本次“啄木鸟杯”推选出的优秀文章中可以看出，文艺评论工作者们力图立足于中国艺术发展现状，在吸收借鉴世界艺术理论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努力解析“中国问题”，剖析中国文艺发展生态，探索中国艺术理论评论话语体系。

　　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丁晓平主任就对当前文学创作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捡了故事，丢了历史——谈谈我们今天如何避免误读历史》一文中，他认为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盛行的当下，在微观历史、口述史和非虚构写作丰富的今天，我们的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呈现出了一种“捡了故事(微观的局部的片段或细节)，丢了历史(宏观的整体的过程和因果)”的现象，要避免误读历史，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不要轻易迷信权威，要有怀疑精神;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要树立大是大非的大历史视角;不要轻易对历史下结论，要在可信的现代解读上主张正义。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红艳关注了当前戏剧创作中地域性题材过热的问题，在《戏剧创作地域题材应降温》一文中，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当下戏剧创作中地域题材不断升温的原因，并直面地域题材“热”所带来的问题。她认为，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及其精神价值的历史传承性，使其成为艺术创作的富矿，但是地域性题材的急剧升温也暴露了一系列隐含的问题，比如题材指向的单一性、对“地域题材”的浅识或误解、艺术表达的“去艺术化”等。要直面这些问题，重新发掘提炼出题材所蕴含的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内涵意义;在艺术呈现上，须具有地域的人文特点和风格及审美特质;还应对剧种个性和特点有了然于胸的熟悉和把握，有“为剧种写戏”的意识。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杨光祖教授同样关注了地域问题，在《西部文学：西部还是文学——论西部文学及其走出西部的可能性》一文中，他将目光聚焦在西部文学这一地域性文学类别中，认为西部文学虽然在新时期文学和当下文学中有着较为出色的表现，但是相较于全国文坛，力量还比较薄弱。要改变这种状况，使西部文学真正走出西部，要认识到文学的内涵与开放性、纠正西部作家创作时的两个误区，同时，作者的大胸襟、大视野及其人文关怀，悲悯情怀是最为关键的，它是产生大作品、大作家的前提之一。

　　解放军报社文化部编辑傅强则就21世纪初军旅长篇小说这一文学类别进行了研究，在《悲剧意识的觉醒与悲剧精神的建构——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审美超越》一文中，他认为悲剧精神的淡漠或缺失是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重大弊病所在，在相当程度上狭限了此种小说的叙事空间和精神容量。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在悲剧审美、悲剧表达和悲剧精神的建构方面逐渐走向了深入和成熟，从历史与现实、人性与个性、牺牲与价值、理想与沉沦等错综缠绕的人生维度中深入挖掘军旅人生的哲学内涵，拓展了军旅长篇小说的思想宽度和艺术表现力，实现了军旅长篇小说的审美超越。

　　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杂志社副编审杨勇聚焦于当下的书法批评，在《书法批评：在焦虑与困境中索解》一文中，他认为，当下书法批评的薄弱与书法创作的全面繁荣形成鲜明对比，传统批评模式的失语危机与西方话语体系下书法批评的“异化”构成了当下书法批评的双重困境。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关键的两点是：一、构建当代书法评价体系，二、批评家应努力做到学者、读者和作者的“三位一体”。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媒介场域，网络综艺迅猛发展。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盖琪在《“网络综艺”当前价值症候探析》一文中就当前网络综艺的价值症候进行了探析。她认为，网络综艺的价值症候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对身体影像的异化传播，二是对言说内涵的大幅抽空，三是对日常情境的虚浮展演。当下，随着网络综艺影响力的急剧攀升，其美学风格和文化取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反哺”电视综艺场域。

　　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与艺术的结合也呈现出新的样态。戈登•诺克斯认为“艺术与科学是跨越所有历史的、规模巨大的、古老、复杂、具有累积性与合作性的，且仍在进行之中的合作项目”[4]，本次“啄木鸟杯”推选出的优秀文章中，对新媒体、新技术与艺术的关系的探索成为一大热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春全面考察了舞蹈剧场中前沿科技的运用。在《脱离与沉浸——舞蹈剧场中的前沿科技创作观念探索》一文中，他从理论的视角审视身体和技术在剧场科技中角色的变化和地位，思考21世纪艺术家们面临的艺术边界和创作者身份问题。他认为，科技与舞蹈的“互动”重建了剧场幻觉的原则，技术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创作者沉浸内省和编织更大幻觉的机会，在数字技术环境下，表演的主题逐渐模糊化，观众被放置到不再舒适和稳定的观演环境中，也成为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与技术的接触，舞蹈的能量转换、时空关系也启发了技术如何产生意义和延展，舞蹈正在从艺术形式转换为科技跨界和交流中的媒介。

　　时至今日，“动画片”早已不仅仅是儿童的“专利”，拥有庞大受众群体的动画电影、动画连续剧和新兴的网络动画已经成为艺术领域中一支生机勃勃的劲旅。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东川在《2016：全球化视野下的动画之思》一文中，通过对比当前中外动画的发展现状，论证了“放弃技术迷信、回归艺术本体”，才是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的可行性道路;通过研究当下世界动画产业的现状，分析了中国动画业未来拓展媒介空间与改善合作机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分析各国动画作品中所展现出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中国动画的“民族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利用传统文化元素和传统题材的表象，而“必须让作品肩负国家民族的共同关注与思考”的命题。

　　2016年，新媒体和科技的发展和革新，不仅仅影响了舞蹈、网络综艺和动画等领域，VR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纪元。 2016年被称为“VR元年”，VR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技术改进与应用探索，终于实现了技术与艺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联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金尧、博士研究生苏米尔和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助理研究员秦兰珺都关注到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并就VR的叙事问题展开了探讨。

　　张金尧、苏米尔在《VR影像叙事：一场全球新时空的审美之旅》一文中认为，影视艺术和VR技术的“联姻”已使得传统影视从创作美学到接受美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VR影像叙事的创作美学具有“发散性”与“聚合性”的艺术特征;接受美学具有“自主性”与“自觉性”的艺术特征。这四大美学特征支撑起的是一个充盈着无限可能的崭新世界，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必将是一次全新时空的审美之旅。

　　秦兰珺《互动和故事：VR的叙事生态学》一文在VR大举进军影视业的同时提出了如何用VR讲故事的问题。她认为互动性和故事性构成VR叙事的两个维度。对VR技术特征和影视实践等四个层面的分析表明：从传统电影到VR电影，叙事的重心将从“故事”和“讲述”转移到“互动”和“环境”，设计的中心将从“叙事”的设计转移到叙事发生的互动环境即“叙事生态”的设计。叙事活动将在整体上多出一个维度，从一门讲故事的“时间”的艺术变为“互动时空”的艺术。

　　植根中华美学传统，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5]。“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新的重要命题，本次“啄木鸟杯”推优活动推选出的优秀文章中，不少作者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审美方式，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理解和阐发。

　　在文学方面，中国近现代诸多重要作家、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文艺评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这些作家、作品和现象进行解读可以管窥中国近现代文学传统和审美思潮的转变。

　　黑龙江大学于文秀教授回顾了萧红研究八十余年的历史，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一文中，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萧红的书写经历了两个阶段，呈现出先抑后扬的走势。从实际情况看，萧红文学史书写在实然与应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一些深层次问题仍需考量和辨析。对作家进行妥当的文学定位，处理好文学史写作中的关键问题，是决定文学史能否成立和流传的决定性因素。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中文系主任古大勇教授同样考察了文学史中重要人物的书写，他在《经典的另种“面貌”——四十年来台湾学者新文学史著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书写》一文中提出：四十年来台湾学者新文学史著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书写呈现出经典的另一种“面貌”：其一，由大陆的“中心化”变为“去中心化”。其二，“戒严”时期，呈现出意识形态偏见和学理立场相互并存的吊诡现象。其三，在“解严”之后，两岸文学史家对于“鲁郭茅巴老曹”的评价表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鲁郭茅巴老曹”在海峡两岸的不同命运，反映出海峡两岸文学“经典化”的不同路径特征，表现出启蒙、救亡、革命等现实主义维度与人性、自由主义、本土化维度的区别。

　　西南大学文学院李永东教授《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一文涉及了“假洋鬼子”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母题，他指出：“假洋鬼子”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伴生物，与中国社会的二重性相印证，是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意愿与病症的一面镜子。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以留学生为主，分为喜剧型、悲剧型和悲喜混合型。“假洋鬼子”的构型以文化身份为中心，沿着身体身份、民族身份和社会身份三个维度展开，隐含着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特殊的生命境遇与文化心理，映射出半殖民地中国“向西转”的文化建构必然充满的曲折、争议和尴尬。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借镜的意义。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研室主任孙桂荣副教授在《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谈起》一文中对比了201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新闻体非虚构写作与21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盛行的非虚构写作的不同。中国作家对非虚构的理解更接近美国的非虚构小说概念，多为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的结合体。文学新闻化在给新世纪文坛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需要厘定纪实性文体的写作尺度与叙事边界，新闻价值与美学价值，事件性与文学性等一系列问题。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杨四平教授将“诗歌叙事”历史化与系统化地进行梳理性阐释，在《新诗叙事的诗意生成及其诗学反思》一文中指出：在面对新诗叙事问题时，应全面清理如下命题：一、要兼顾抒情和议论对修复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同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二、如何营构一种有别于传统抒情意境的现代事境;三、应该把捏好新诗叙事的自由与节制;四、如何将新诗丰富的叙事经验与古今中外普遍的叙事思想和叙事理论结合起来;五、如何以此回应人们对当前诗歌现状以及未来诗歌发展之关切。新诗叙事最终的目的是促成诗意的产生。这种现代的叙事的诗意，也许就是未来新诗发展的着眼点和支撑点。

　　暨南大学中文系蒋述卓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李石关注了文艺评论视角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评论视角的转换与演变》一文中，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评论视角经历了从审美批评到文化批评的范式转变。这一转变背后，是文艺理论自身的话语转型、文艺市场化的趋势、大众文化的崛起和精英文化的衰微、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强势进入等复杂的文化语境。随着2014年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逐渐形成，他们提出了价值观批评的四个维度：要确认和维护多元的文化生态;进一步深化文艺批评的对象;要以价值重构原则、生态平衡原则和审美原则作为重要的批评原则和视角来推动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价值观批评最终指向的是对多元文化中共同的价值信仰与普遍的文化认同的追求。

　　哈尔滨学院李雪教授则对文学批评展开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在《文学批评也有“自己的宇宙”——谈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时代意义》一文中，她分析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一些核心观点，指出其文学批评以如诗般的语言发出时代强音的美学特征、立足于现实社会的艺术标准以及从印象主义批评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借鉴和自省的学术涵养。她认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处在中西文论的交汇点上，能自然化合中西理论资源，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彰显交往和对话的现代意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和批评实践，对于中国当代文论批评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在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分析上，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王新对中国文人画的内在意韵进行了深入解析，提出了中国古代绘画音乐学艺术分析的新视角。在《中国文人画的音乐韵律及境界研究》一文中，他指出：中国艺术史上，一直隐含着一种“潜视角”即音乐性视角，来实践和研究笔墨。文章详细阐述了文人画寓刚健于婀娜的张力节奏、推挽开合的“龙脉”旋律、“融洽中仍是分明”的水墨和声，由此显明文人画是一个风气韵律流行的乐化空间，其经由画面的音乐性，扣发本源性生命时间，通达“情本体”深层，最终达到音乐的最高境界：生动在深静的景深里。

　　气韵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欣赏和评价的标准之一。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郭必恒教授在《民族艺术理论中的气韵观的源起与演化》一文中认为，以气、韵或气韵来论文艺，是我国传统艺术理论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文艺评价准绳和方式，被称之为“气韵学说”。当下，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成为一个紧迫的命题，中华民族艺术传统观念或固有之艺术精神理应以适当方式和地位纳入这一体系之中。本文对于气韵观的阐释不仅是理论上的回应，也是立足中华民族文艺传统而做出的建立新时期我国文艺批评新话语模式的一个侧面的尝试。

　　吉林大学丛文俊教授在《传统书法审美参照系初论》一文中，在书法史范围内对书法审美参照系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立论分析，包括：楷模的形成与审美参照系的确立，从书家个性到因仿效而成为社会化楷模、再到其放大而具备社会的公共意义，以种种因素的叠加而最终成为正宗大统。其中国家、社会、文化、时尚、个性、伦理道德、观念和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使审美参照系的选择又有不同表现和意义，极具史学和理论价值。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金雅教授首次从美学理论上明确提出了“美情”的概念，并予以了基本的学理建构与辨析。在《论美情》一文中，她认为，“美情”是对“常情”的诗性建构与审美创化，是中华美学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精神特质之一，它与西方经典美学的“粹情”构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向度和学理品格，是中华美学贡献于世界美学和人类精神宝库的重要财富之一。对其思想资源的梳理研究和理论的自觉建设，是推动中华美学精神当代传承弘扬的重要课题之一。

　　结语

　　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推选出的30篇优秀文章，评论视角丰富，涉及艺术门类多样，文艺评论者们主动介入社会文化热点，关注新的文艺创作，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集中体现了2016年至2017年中国文艺评论的整体面貌。

　　首先，文艺是时代的表达，文艺评论者们关注新的文艺作品，深度介入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了解文艺作品的创作机制，并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品评时下热门的作品与思潮，评论具有当下性、现实性和针对性，对文艺创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文艺评论引导文艺创作的作用彰显，评论和创作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未来，在新时代的文艺环境下，文艺评论不仅要发挥“万金油”的作用，更应发挥“方向盘”和“刹车片”的作用。不仅要积极引导正面的文艺创作，还要遏制创作领域内的不良现象和倾向，勇于发声，敢于批评，把握文艺创作的方向。

　　其次，文艺评论工作者们立足自身专业，以深厚的学养对专业发展进行考察评析，就业内现象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抓住艺术门类自身的特点，针砭时弊。但是，在这次推选出来的文章中，某些艺术门类，如摄影、杂技等较少论及。一方面，关于摄影和杂技这两个艺术门类的评论相对比较小众，评论者较少;另一方面，对这两者的评论相对来说缺少文艺理论的支撑，难出佳作。但是，作为艺术门类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艺评论工作者尤其是相关从业者更应加强对此二者的关注。

　　最后，文艺评论者们根植中华美学传统，对中国现代美学精神进行深入理解，从而关照、认识和描绘现实。这对于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实现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换，探索构建中国艺术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总的来说，“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的举办、年度优秀文艺评论作品的评出，“对建立一种综合、科学、客观的文艺评价标准，一种包含着美学价值、思想价值和产业价值等的辩证综合的评价体系有一定推动作用”。[6]发挥艺术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作用，提高艺术评论的现实引导作用，促进中国艺术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是每一个文艺评论工作者不懈努力的目标，也是“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举办的意义所在。

　　*薛迎辉：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研究处干部

　　*责任编辑：程阳阳

　　[1]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16年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444页。

　　[2]　[英]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邢历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7页。转引自黄波《警惕戏剧的“僵化”倾向——评话剧〈朝天门〉的艺术创作与戏剧审美观》，《中国戏剧》2016年11月20日。

　　[3]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16年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42-43页。

　　[4]　[美]戈登•诺克斯：《艺术、科学与大数据》，汪芸译，《装饰》2016年第1期。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28、29页。

　　[6]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16年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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