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寄语】 黄药眠（1903—1987），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家、作家、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其写作范围涵盖诗、小说、散文、文艺理论、美学、政论、文学翻译等多领域，参与筹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全能型作家兼理论家。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是中国文艺学学科奠基人之一，创建全国高校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有诗集、小说集、散文集和译诗集等作品多种，出版《论诗》 《论约瑟夫的外套》《走私主义的哲学》 《沉思集》 《初学集》 《批判集》等著作，晚年与童庆炳先生合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在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回应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的挑战、创建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体系方面作了富于前瞻性和原创性意义的建树，值得今天重新总结、反思和阐发，以便为当前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参照。

（王一川）

——以《论食利者的美学》为中心

【内容摘要】 黄药眠在“美学大讨论”发动初期发表了《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提出了美在“社会存在”的重要观点，并与朱光潜争论，对此后的美学的论争和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关注。黄药眠的其他一些美学论文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他对“价值论”的重视，给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关 键 词】 美与阶层对立 社会存在 美是评价

黄药眠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中。这篇文章主要针对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书，选择了朱光潜在美学上的几个观点，逐一作了批判。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讨论的深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分别在1951年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提出“百家争鸣”以后，在1956年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美学大讨论”发起于1956年，这是该方针在美学领域进行试验的产物。黄药眠的这一文章写于1956年，是作为“大讨论”发动标志的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发表后最早参与讨论的文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黄药眠的文章是注明1956年4月15日脱稿，并发表在《文艺报》1956年第14、15号上的。朱光潜的文章是发表在1956年6月出版的《文艺报》第12号上。黄药眠在这篇批判朱光潜的文章中，对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并未提及，全篇内容都是在批判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文艺心理学》一书。根据朱光潜回忆，他当时参加“美学大讨论”，并写出《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是有计划地组织的结果。照此推断，黄药眠的这篇《论食利者的美学》也是组稿的结果，是这次大讨论发动期的一篇重要稿件。并且很有可能他的这篇文章是与朱光潜的文章同时约稿的。黄药眠的稿件虽然晚两期发表，但他在写作时，显然并没有读到朱光潜的这篇自我批判的文章。将此文发表的时间放在朱光潜的文章发表之后，可能是那场讨论的发起者的特意安排。这样就能形成先由朱光潜自我检讨，再有人批判，从而形成“美学大讨论”的节奏，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这场讨论中来。

一、关于“反动”“静观”和“功利性”

当然，黄药眠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并不是从1956年开始的，而是要追溯到1943年。当时他读完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书，就开始写批判的文章。这篇名为《论美之诞生》的文章，于1945年3月在香港完稿，1946年4月在《文艺生活》(光复版)发表，当时有一个副标题——“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当时这篇文章已经批判了朱光潜的“形象的直觉”“心理距离说”“移情说”“游戏说”等等，成为《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的预备版。

从1943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朱光潜作为一位学者也有很多变化。他从写作《文艺心理学》时的一位刚从国外回国任教的年轻学者，到抗战及抗战胜利后，他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产生了种种变化，相应的在观点上也有很多改变。1949年后朱光潜的思想有一些重要的转变，这些变化在后来的论争中有所体现。然而这里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论食利者的美学》与《文艺心理学》在观点上的对立。

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主要是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中消极退隐的思想作了批判。该文的主要内容是讲他一方面受西方浪漫主义的消极颓废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退隐思想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了三本书的毒害，即《庄子》《世说新语》《陶渊明集》。这些书在文学上主张消极避世，是“反动”的，不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的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同时，他也将这种思想脉络与西方的一些美学思想挂起钩来。当然，朱光潜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还是对文艺思想的自我批判，美学问题只是一带而过。而黄药眠的这篇文章，则主要是讨论美学问题。

黄药眠的文章主要围绕《文艺心理学》一书来批判，其内容多讲该书在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美学中以康德为线索的西方主流美学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美学的区别。

二、关于“直觉”和“形象思维”

第一点是批判朱光潜的“直觉”。他认为，朱光潜的“直觉”有四种含义：第一是像初生儿一样混沌的“知”；第二是因物生情的“知”；第三是与创造、想象、抒情、表现是一致的，从而是多义的“知”；第四是等同于“观照”，直观事物的本质。因此，“直觉”的意义含混不清。这一批判说明了黄药眠与朱光潜对话的艰难之处。他们所依据的哲学体系不同，所依据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也不相同，由此产生了种种误读。朱光潜在秉性上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表述有时很灵活，只要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不像一些职业哲学家那样，在术语使用上追求严谨。但是他的意思是明确的，即“感性”包括“感觉”“情感”“灵感”“想象”，再加上克罗齐所论述的“表现”，与“理性”所包含的“逻辑”“思辨”“推理”相对立。黄药眠将当时流行的构造主义心理学与巴甫洛夫式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相结合，对心理要素进行辨析，从而指出朱光潜用词的模糊之处。同时，黄药眠已经开始将生活实践的观点引入到对“直觉”形成之中。这里包含着此后思想发展的诸多萌芽，同时也显示出黄药眠已经看出克罗齐式的“直觉=表现”公式的致命的缺陷。

接着，黄药眠讨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朱光潜认为艺术是无功利的，即与“实际人生无涉”，而黄药眠则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出发，反对这种无功利论。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谈。他还是从美感经验谈起，即批判朱光潜的“意象的孤立绝缘”。

关于“直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联想”。关于“直觉”是否需要“联想”，黄药眠指出，朱光潜在这里的用语是模糊的。他有时说，“直觉”不需要“联想”，有时又说“直觉”需要“联想”。这种用语的模糊，背后隐藏着一种理论框架上的问题。朱光潜坚持用克罗齐的理论框架，不想打破它，但现实感却又迫使朱光潜对这种理论框架作了一些修补；黄药眠则相反，不受克罗齐框架的影响。

针对“形相的直觉说”，黄药眠认为，“直觉是建筑在人们对于事物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它不是和逻辑对立的”。关于这一点，李泽厚也说过。他们都使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人底实践，不知重复亿万次，在人底意识中以逻辑底格固定下来。”这是李泽厚“理性积淀为感性”思想的发源地。从时间上讲，黄药眠提出这一观点要更早。只是随着这种思想变得清晰化，这种观点的弊端也显示出来。经验可以影响感觉，但这不等于理性积淀为感性。黄药眠在这一点上与李泽厚一样，对两者有所混淆。经验是感性的，不能说过去的经验影响当下的直觉，就是理性积淀为感性。经验本身可以积累，一个人可以“经验丰富”，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时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熟练地认知对象，并处理当下的事务，而不必是理性的积淀，理性也无法积淀成感性。

黄药眠以欣赏一朵梅花为例，强调联想和记忆对欣赏的作用，强调关于花的文学作品对当下的花的欣赏的作用，这都是建立在联想和记忆的基础上的。这可以看成是过去经验对当下感受的影响。黄药眠将之用来对朱光潜的审美欣赏需要“孤立绝缘”的批判的例子。其实，经验影响当下的直觉和感知，也不必是联想。联想是将两个事物或形象联系在一起，而经验影响直觉是直接赋予能力。

不仅如此，黄药眠认为，欣赏梅花时的主观心境，也在影响审美欣赏。这进一步导入了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李泽厚曾区分“美的社会性”和“美感的社会性”，将后者归为“美感的社会性”，这种区分是与黄药眠不同的。黄药眠将“心境”引入，并且指出这种“心境”与人的“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着的意识”有关。这一点在此后的讨论中被蔡仪指出是一种主观论。李泽厚后来加入，指出这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因此是客观的。从这里导向了李泽厚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但面对“心境”，李泽厚还是有所保留，这就创造出一种“美的社会性”与“美感的社会性”的区分。从这些区分中可以看出当时思想发展的痕迹。

更进一步，黄药眠提到“思想倾向”的影响。他认为，有“孤芳自赏，自命高洁”的品格，就会将眼前的梅花看成是“孤立绝缘”的形象。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人的社会意识、生活理想所决定的。在这里，黄药眠提出，对事物的美学评价，以致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是为“整个阶级斗争的总形势所制约的，是为他的社会存在所制约的”。他将“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引进到审美评价之中，实际上，就与李泽厚一样，提出了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尽管在具体的用语上有一些细微的区分。当然，笼统地归结为“社会性”，与具体指出在哪些环节上体现“社会性”，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总结那一段时间的美学史时，还是应该总体上作归类为好，而不要动辄就提这是“第五派”，那又是“第五派”，从而出现众多的“第五派”。笔者对黄药眠的看法是如此，对蒋孔阳的看法也是如此。黄药眠、李泽厚、蒋孔阳以及当时的许多人，如赵宋光、李丕显、梅宝树、杨恩寰、刘纲纪、洪毅然等人的观点都接近。而黄药眠提出美归结于“社会存在”最早，特点也鲜明。可惜的是后来他很快就被剥夺了参与讨论的机会。

总结黄药眠对“形象的直觉”的批判，他强调认知对感觉的影响。例如，一个人被炸死了，如果这个人是抗日战士，我们就难过；如果发现他是汉奸，我们就高兴。立场决定审美评价。他对这个例子没有进一步说明。其实，是不是存在美丽的恶人(“美女蛇”)和丑陋的善人？即美与善是不是要作区分？美仍是属于感觉的，而善则是属于理性的。美与善固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如果不作区分，美学就无从谈起，就转化成了伦理学。然而，这一点在当时的语境中，还无法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

黄药眠在讨论到这里时说了一句话：“抽像思维乃是所以帮助作家准确和深刻地了解事物和事物的意义，帮助作家选择形象和组织形象的工具。这种思维也渗透到形象思维之中。”这里提到了形象思维问题，说到“抽象思维”对“形象思维”的渗透。他认为，作者不是将头脑里的形象“全部倒翻出来”，而是要选择和提炼，而这种选择和提炼有赖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研究，在中国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概念和命题史，无论在当时的“美学大讨论”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美学热”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都是以后的故事了。黄药眠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影响是积极的。

朱光潜批评克罗齐，认为克罗齐只讲“表现”而不讲“传达”，其实“传达”也很重要。黄药眠认为，朱光潜实际上还是将既有的“美感经验”作一番“技术上的翻译”，其实是回到克罗齐的老路上去的。这一批评本身很中肯，但问题仍在于如何解决这种理性与感性的对立。黄药眠指出了问题，但说到这里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接着探讨下去，是很有意思的，许多有价值的结论要从这里开始。然而，他仍然是受限于哲学的框架。只是讲理性积淀为感性，讲无数次的重复形成了“逻辑上的格”，于是就转化为感性了。这还是在认识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相互循环中兜圈子。其实，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上来，即指出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对认识和感知的作用。克罗齐的“表现”不涉及作为实践的感性活动，朱光潜的“表现”加“传达”，将“认知”与“传达”分成了两段。认识依赖于实践，人是在感性活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认知能力的。“表现”与“传达”也不能分开，它们是同一活动的两个侧面而已。

三、“距离说”与“旁观者传统”批判

下一步黄药眠的批判涉及到了朱光潜所转述的“距离说”。“距离说”即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的“心理距离说”，讲的是一物要成为审美的对象，就要与实际的人生功利性摆出一种“心理距离”。这种思想从属于一种“审美态度”的理论，认为对象能否成为审美对象，是由于审美者主观上形成的一种对于对象的态度。这种“心理距离”是心理的，既不是时间距离，也不是空间距离，但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有时会有利于形成这种心理距离。

黄药眠所提出的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距离”代表了一种脱尽人间烟火气，进而是懒汉的哲学。这是与朱光潜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的自我批判在性质上是一致的。朱光潜在那篇文章中说自己的消极退隐思想“反动”，这里联系一种美学观，即以“距离说”来批判。正是这一观点，完成了一次“点题”，即将朱光潜的美学看成是“食利者”的美学。

朱光潜所引用的“距离说”，的确来源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然而，在有些地方，朱光潜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地背离了布洛的学说。布洛并没有讲消极退隐，而只是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他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越近越好，但不能失去。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近，艺术作品常常就更有吸引力，但是如果失去了距离，就不是艺术而成了生活了。朱光潜引用中国的旧戏为例，说“不远不近”才是正好。因此，布洛所强调的是艺术中的现实性因素，而朱光潜所强调的是艺术中的抽象和形式因素，可谓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朱光潜还把这种“距离说”与他的“形象的直觉”说联系起来，认为人所欣赏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对象的形象，这是后来种种“意象”思想的来源。

将这种美学说成是“食利者”的美学，确有道理。这代表的是欧洲美学史上有着悠久传统的旁观者美学。毕达哥拉斯就曾说过，参加奥运会的有三种人，即参会的运动员、为运动会提供服务的商人，以及观看比赛的旁观者，并且认为这种旁观者“最高贵”。正是这种“旁观者”传统，后来形成了希腊人的“为观看而观看”“为艺术而艺术”和“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即人们总结为对全部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非功利”的精神。这可被看成是一种“食利”的有闲阶层所形成的精神。“有闲”才能逍遥，才有科学、艺术和体育运动。当然，对这种“有闲”的批判，也绝不是从黄药眠开始的。参与生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欧洲左翼美学的共同特征，也在中国的左翼美学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黄药眠接着批评了朱光潜所列举的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海上遇见大雾。这原是布洛所举的例子，说明取“不切身”的态度，就能使雾中所见变成美景。黄药眠的批判是，“艺术文学不是要远离开生活，而是要更深入生活”。水中月、雾中花，固然也能成为美景，但不能由此扩大到一种普遍原理。现实生活的经验，应该成为审美感受最初的源泉，审美经验从现实生活的经验中升华而来。

第二个例子是海边农夫对门前的海景不能欣赏，却喜欢屋后的菜园。这个例子说明了审美与生活的联系。菜园是农夫劳动的成果，使他满心喜悦，而大海却不能构成他的对象。问题在于，农夫的审美就不算审美了吗？黄药眠用马克思所说的只有“音乐的耳朵”才能欣赏音乐为例来说明对海的欣赏能力，并将之归结为教养。然而，仅仅讲到这里，还是有理论的缺环。人类对大海的欣赏能力的形成，其实应归结到经济社会生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黄药眠认为，劳动人民对劳动成果的欣赏，应该成为审美对象形成的重要来源，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蔡仪的美学不承认这一点，将黄药眠的观点与朱光潜的观点同归为主观派。美学要超越认识论，看到美的来源不是纯然离开人的“客观”，而是人的活动的对象。这一美学观，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才逐渐变得清晰。美国美学家门罗•比厄斯利提出“现象场”概念，区分“现象上的主观”和“现象上的客观”，对解开这种理论的纠结，有一定的帮助。

第三个例子是讲，东方人初到西方，或者西方人初到东方，都有新异之感。原因在于，所见所闻还没有实用化、工具化，还只是图像，因此感到美。这种现象固然存在，这也是人们要离开常住地到远方去观光的原因。但是，这也是片面的例子。黄药眠的批评，是说如果要描写一个地方，不能只满足于一开始就有的新鲜的印象，而是要深入了解。用他的话说，“反复去接触和研究”“产生出情绪的记忆和许多联想，以至于想象”，才能写出一篇好的文学作品。后来，李泽厚曾总结出美感三层次，即“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这也是说美感本身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过程。那种初接触有美感，熟悉了就丧失了美感，“为学日益，为美日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接触、熟悉，在实践中深化了解，对事物会产生情感上的认同，这是美感的一个重要来源。看事物，如果只是观看，久之则生厌，而如果生活在其中，久之就会习惯和依赖。

审美有过程和层次的区分。对一物一地的感受，就像与人接触一样，最初感到新异，然后产生喜爱，出现情感上的认同。当然也有从喜爱到厌倦，从而产生欲望去观看新的物与地，接触新的人。但是对审美的理解，不能局限于这样表面的层次。审美活动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黄药眠从创作的层次来批判朱光潜理论的片面性，其实最终还是要还原到生活的层次。人对一物一地的新异感、喜爱感、认同感和厌倦感等等，归根结底还是人在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反应的折射，最终要从人的生活实践的活动中来得到解释。

“距离说”应该批判，其根源在于从古希腊的“旁观说”到康德时的“无功利说”，以及它与中国的“超脱”的思想脉络的结合。将之归结为“食利者”的美学，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文化传统的精华、美学的主流，都是由统治阶级所创造的。这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道理。然而，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不是强调历史上的阶级对立，而是努力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华，并加以改造。

四、“移情说”与审美上的主观主义批判

黄药眠对“移情说”的批判，主要是在批判这种思想的主观唯心主义，即“自我”与“非自我”的同一，并且这种同一不是由于实用，而是由于欣赏而产生的同一。在这里，黄药眠讲得不多，这实际上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移情说”通向许多的思想：对物的移情，涉及到“物活”的观念；而对人的移情，涉及到反求诸己，从而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今天还有人用“镜像神经元”来进行生理-心理的解释。这些都是当时的讨论所没有涉及的。朱光潜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后世通过对朱光潜理论的讨论，可以生长出许多有益的理论来。

下一点，是寻求对“忘我”和“灵感”的心理学解释。这是美学与心理学关系的一个突出的难题。黄药眠所批判的朱光潜的著作名称就是《文艺心理学》。其中所提到的“直觉”“心理距离”“移情”，以及“灵感”，所讲的都是心理学。但是，朱光潜所谈到的心理学，恰恰都不是实验心理学。爱德华•布洛曾多年从事实验心理学研究，但他的这篇论“心理距离”的名作，也没有用实验来证明“心理距离”的存在。黄药眠也指出，强调有距离，也无法说出究竟需要多长的距离以及如何测量。黄药眠批判朱光潜，这里所取的立场，还是回到实验，用实验心理学取代朱光潜的内省心理学。在这篇文章中屡次提到巴甫洛夫，这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心理学水平，可能还包含着黄药眠在苏联时所积累的对巴甫洛夫这位学者的好感。心理学在发展，要不要利用心理学发展的新成果，使美学研究跟上心理学发展的水平？这是美学路径问题。李泽厚遵循相似的路径，将人的心理因素归结于遗传物质中要素的变化。这是一条与朱光潜将心理学人文化，与蔡仪将美学与哲学认识论联系在一起完全不同的独特路径。在那个时代，用科学实验来解决美和美感问题，是各家各派的共同期望。这种倾向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逐渐弱化。受分析哲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等20世纪哲学美学的影响，在中国的美学界出现了远离科学主义，重视人文学方法的另一种学术倾向。

回到对朱光潜的美学体系的批判上来。朱光潜讲主客观的统一，认为美既不在物，也不在心，而是在心物关系上。这又不是“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而是“心借物以表现情趣”。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是朱光潜的原创，而是当时在西方占据着主流的美学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黄药眠对朱光潜思想的分析是正确的。

五、“社会存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生发点

黄药眠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概念。他说，“在我们看来，艺术家、作家之这样或那样铸造形象，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是决定于那个历史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总形势，决定于作者的社会存在。”这一思想后来被李泽厚发挥，从而形成了“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观点。在黄药眠那里，“社会存在”原本只是与文艺创作有关，而李泽厚则进而以此来论证美的本质，即事物之美是由于事物具有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具有客观性。

黄药眠进一步指出了这种与朱光潜观点相区别的本质。他说，朱光潜认为艺术与现实没有什么关系。对现实的知识越丰富，就越难有对现实的“文艺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为学日益，为美日损”。与此相反，黄药眠认为，要很好地反映现实，艺术家和作家要认真研究客观事物，认真地去体验它们。这种区分，其实就是“出世”与“入世”之分。

回到对克罗齐的批判上来，正如前文所说，黄药眠的这篇文章并非是对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的回应，而是回应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是把自己的“反动性”说成“出世”，而新社会所需要的是“入世”。黄药眠当然没有绕开这一争论。但是，他是将此引向美的本质之争。这对此后“美学大讨论”的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黄药眠回到对“形象的直觉”的批判，将之与西方19世纪后半期艺术上的一些流派，如后印象派、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联系起来，说朱光潜的美学观与之合拍。这从其分析本身来看，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也正是朱光潜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欢迎，而黄药眠的思想不受重视的原因。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还是要先有客观分析，说明其意义。

接下来黄药眠所做的，仍是回到心理学。然而，那时的心理学还处在低级的水平。用当时的实验心理学来解释美学和艺术上的问题，还是很艰难、很勉强的。我们要肯定他的这种努力，但也要看到利用当时的心理学来分析美学问题会带来的局限性。尽管如此，黄药眠思想中有一点对此后的美学发展是影响深远的，这就是他所说的文化积累会改造感觉，生活实践会修正我们的感觉。这一观点如果仅仅说到这一步，仍然是正确的。但沿着这条路，李泽厚总结出“理性积淀为感性”的公式，就片面了。使感性得到改造的，是文化积累和生活实践，这不能用“理性”一词来作简单概括。

黄药眠总结他与朱光潜的“基本分歧”时说，朱先生认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绝对对立的，形象思维应该排斥逻辑思维。但在我们看来，在艺术创作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互相渗透而又交错地作用着的，逻辑思维协助了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既然要用分析和概括来铸造典型，那么它就不能不有具体的抽象”。这一观点，也与后来李泽厚关于形象思维的观点相近。李泽厚总结出了“自始至终不脱离形象”“饱含着感情”两条，将这一思想更加明晰化了。但后来，李泽厚在《形象思维再续谈》中就放弃了这种思想。所有这些对“形象思维”的论述，都夹杂着经验性的描述和政治的考量，对这一科学的思维问题采取的态度都不科学。艺术创作是如何思维的？对这一重大的问题，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互渗透”这样模糊的表达一笔带过，显然是不够的。所有的思维都不可能是离开外在物质符号的纯粹的抽象，只是要区分思维运用什么样的符号而已。符号的抽象程度和不同程度抽象的符号的相互交织，构成了思维的不同特性。“包含感情”的命题也是如此。并非只有形象思维才有感情，相反，感情是所有思维活动时的状态。人们不是只有兴奋或悲伤时才有感情，而是时时刻刻处于一种感情状态之中。

六、黄药眠的“评价说”

最后，笔者想说一下“评价说”。这涉及到《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一文。这是一篇根据黄药眠讲演记录整理的稿子。文中注释是1957年6月3日的一次讲座的讲稿，但又说是根据记录稿整理的。一般说来，讲稿是黄药眠先生自己所写，记录稿就是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是讲稿还是记录稿，这一注释似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篇文章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那时黄药眠已经逝世十多年，可见此文的发表并没有得到黄药眠本人的审定。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在那时每一位美学家都要自成一派的风潮下，黄药眠就被定义为“评价派”，认为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美是审美评价”的观点。这样一来，一篇不清楚是讲稿还是记录稿，又未得到黄药眠自己审定，文中也自称“也许有很多漏洞”的文章，却在后来的阐释者那里成为他的美学思想的代表性成果。

这篇文章显然有反驳蔡仪的批判的痕迹。在文中提出美是社会生活现象，不能离开人而存在。那种“离开人去谈物的属性，将美归结为类的典型”，是错误的。这显然是在批判蔡仪。然而他的结论是，“离开人的生活去谈线条色彩是不对的，因为线条在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才有意义，故美不是存在于事物本身中，而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美的评价”。这成了该文的核心观点。如果在“美学大讨论”时期依照这样发表的话，是肯定要被划归为“主观派”，从而像吕荧和高尔泰那样被严厉批判的。

在这里，他的用词与李泽厚有所不同。李泽厚是说，美不是事物的自然属性，而是事物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可以是客观的存在，离不开人的社会，又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社会属性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但这是人的群体实践，而不是个人的实践活动。黄药眠则用了“审美评价”一词。评价是个体的行为，是个体基于认识的判断活动。如果美是评价的话，那么，这就违反了黄药眠所说的美的客观性，而正如蔡仪所批评的是一种主观论。当然，这种主观论有客观理由，但又有哪一种主观论没有客观理由呢？

很有可能，他所要表达的是事物由于其社会属性而具有价值。这种价值离开审美鉴赏者而存在，而审美鉴赏活动是对这种作为“社会存在”的价值的评价。价值是客观的，而评价是主观的。如果要建立价值论美学的话，更为确切的表述应该是：美是价值，美感是评价。

在该文的后面，据称黄药眠写到：“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说到我们对于某种事物的感觉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的反映。假如这样说，我们也可以说美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审美的评价。”这就明确地指出美是主观的，是一种“反映”或“评价”，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这时所说的“美”，就成了“美感”。显然，这与他在《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中所坚持的客观性是不一致的。

当然，黄药眠在有些论述中还是回到了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即反对“感觉加上意识形态的反映就构成审美现象”，认为要从“生活与实践中去找寻根源”，并且“要从原始社会讲起”。这样一来，他还是认为人的生活实践应成为美的根源。

黄药眠将之归为一个词：“主观力量”，说有人的活动增加了“主观力量”，随着“劳动的发达”“对于对象的意义的把握，人的主观力量不断发展，人的情感与审美评价也日益变化” 。这些观点都处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只是“评价”这个用词有问题。

当然，“评价”一词还会带来另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即康德所挑起的审美是先判断后愉悦，还是先愉悦后判断的问题。那已经超出了这里的论述范围了。

下面的这段话总体上接近正确：“美的原始形态与功利直接相联系，和好、善很难分开。美存在于能满足我们物质生活与精神需要的对象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们为追求人类幸福生活而斗争的生活中。”一物之美应该是将此评价为美的原因。对象是美的，因此人们才评价它为美。这一逻辑关系不能颠倒。

结语 黄药眠美学研究的意义

黄药眠在当代中国美学建构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早在1945年，他就提出了与当时的朱光潜和蔡仪不同的美学观。在1956年“美学大讨论”发动之时，他写出了《论食利者的美学》这篇代表性的论文，对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书中的观点进行全面分析，提出了依托于“社会存在”的美学观。这种观点是重视进取、劳动和奋斗，而不是消极、退隐和静观的。从文艺观上看，他的这种观点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是积极向上的。他的“社会存在”的观点，对后来众多认同美在物的社会属性、美在社会生活实践的美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后来提出的“美在评价”的观点，由于发表时依据的只是讲座记录，且是在他逝世后多年才发表的，并没有得到他的亲自审定，在术语的准确性上很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当然，这种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研究美，能够自成其说，也与国外的一些持相关观点的人不谋而合。然而，将这篇并未得到他自己审定的记录作为表明他的美学观的代表作，是不太妥当的。遗憾的是，他对“美学大讨论”的参与，到1957年中期就截止了，他后来失去了发言的机会，也使他的美学观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对黄药眠美学思想的研究，仍需要以《论食利者的美学》为核心来展开。

作者：高建平 单位：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2期（总第101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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