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实主义”历来备受关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现实是质料被赋予形式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所直接形成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强调用典型人物展现社会实存的本质。当下，随着虚拟现实的出现，现实所赖以存在的质料是否仍是必需？我们又该如何界定现实主义？本刊以“现实的越界和现实主义的出圈”为主题，约请多位专家学者，或立足理论原点，从虚拟性与实在性、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探讨何为“真”的问题；或置身文艺现场，从虚拟现实的技术本质、文艺与网络社会“新现实”、网络文学与新媒介现实主义等角度，体察文艺新变，以期引发更多思考。

文艺中的真理

——间谍小说、幽灵书写与闪烁主体

【内容摘要】 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自古至今向来是聚讼纷争的主题。在当今这个数字合成异常兴盛的时代，这个问题再度引发我们深思。要对此进行回应，首先要突破真与假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而将其纳入到复杂的互渗、交织和转化的动态关联中。文学创作尤其是间谍小说为审视此种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线索。以勒卡雷为代表的当代间谍小说，不仅深刻延续了克拉考尔等学者所阐释的对空洞现实的诊视，更是围绕背叛这个要点引发我们重思主体性与自由这个根本的主题。结合海德格尔晚期对无基和离基的思辨，以及德里达对幽灵书写的阐发，我们试图将间谍小说中所塑造的背叛性主体视作数字时代见证真理、探索自由的未来可能。

【关 键 词】 真理 间谍小说 勒卡雷 海德格尔 幽灵书写 背叛 闪烁

在名作《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曾作出了一个断言：“艺术的本质就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并随即指出，“可是迄今为止，人们却一直认为艺术是与美的东西或美有关的而与真理毫不相干”。艺术(尤其是文学)何以与真理相关，这是本文的核心主题，下文有待深思。但从历史上看，艺术与真理之“毫不相干”或许恰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哲学史上说，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开启“诗与哲学之争”以来，这场争讼的结果似乎早已盖棺论定。艺术不仅无法通向真理，而且往往反倒是对真理的偏离、扭曲甚至否定，这或许也是大多数人头脑中的常识。从艺术史上看，情况也并没有多少变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艺术传统之中，仅以写实和再现为旨归的作品从来无法真正与以想象和虚构为能事的创作相匹敌、相抗衡。艺术本就是用来激发情感、陶冶情操、唤醒情志的，要想真的去探寻真理，或许还是实证的科学或思辨的哲学更为恰当。

但本文正想对这个根深蒂固的常识(乃至偏见)发出质疑，进而以文学为要点试图回答三个根本问题：在当今的时代，艺术何以与真理相关？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与真理的论断在当下还会有怎样深刻的启示？艺术与真理之关系，又究竟可以落实、展现为哪些基本环节？

一、从虚假之力到真实之惑：间谍小说(spy novel)作为方法

那就先从当下的现实出发，以避免空泛抽象的论述，有的放矢。

首先，如果说以往的人类社会是围绕真理而建构起来的(无论真理背后的依据是理念或上帝、还是主体或历史)，那么真理的降格、虚假的兴盛则恰可以被视作当今世界的主流。如今，不仅在公共空间之中每天都充斥着大量真假难辨的新闻和事件，甚至大家还乐此不疲，很少引以为戒；而且，在这个令人担忧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背后，数字合成技术的极速、近乎失控的发展也为各种造假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利器。然而，面对这个值得深思的趋势，本应该以求真爱智为己任的哲学家们却往往无动于衷，甚至反而击节叫好，这真的令人匪夷所思。比如，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就明确指出，人类已经逐步放弃对大写真理的执念，转而拥护、拥抱小写的真理。但小写的真理是否还配得上真理这个称号，或者不妨直率地追问：在小写真理的时代，为何还要执迷不悟地坚守“真理”这个名号？为何不干脆“弃真投假”？确实有哲学家选择了这个看似更为极端的立场。比如德勒兹在《电影2》中就基于尼采关于“非真理(untruth)”的闻名论述，进而倡导哲学应该高扬“虚假之力(les puissances du faux)”。同样，福柯在其前期的一系列考古学的论著之中，也将真理和权力紧密挂钩，将其视作权力装置的筹码和帮凶。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向来以营造和抒发虚假之力为能事的艺术，难道不恰恰是生逢其时吗？在如今的时代，难道人类不正应该乘上艺术的双翼，纵情于造假与虚构的无尽游戏吗？但上面的这些论断或许本身就隐藏着一个值得质疑的前提，那正是真与假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个世界一定是非真即假吗？真与假之间一定是势不两立、泾渭分明吗？或许不尽然。很多冠冕堂皇的真理背后都是不可告人的心机和谎言，反过来说，很多看似荒诞不经的言论却反而能令人警醒，进而深思真理之所在。由此我们似乎领悟到，当代的那些表面上赞颂虚假、批判真理的哲学立场，其实它们的真意或许恰恰在于颠覆真假之二元对立，进而从虚假这一极入手，去探寻和敞开另一条(或多条)别样的求真之途。

在当代的文化艺术领域之中，也同样存在着近似的趋向。比如，在新近出版的论辩真假的重要文集之中，主编西德尼•霍曼(Sidney Homan)就将这个时代面对真理/真相/真实(reality)的方式区分为四种主要形态，从否认(denying)、操控(manipulating)，再到转化(converting)和增强(enhancing)。这恰好构成了从假到真、从否定向肯定的转变过程。就拿数字合成技术来说，它固然可以成为否认、歪曲、掩盖真相的利器，但同样也可以经由对真实的转化进而以更为丰富、灵活而深刻的方式来展现真理。真理往往并非一目了然、清晰可见，因而总是需要求真者进行艰难而复杂的“去伪存真”的工作。在这个方面，数字时代的种种技术手段恰能够成为极为称手的工具。霍曼进一步将此种便利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数字“造假”能够揭示现实之中那些曲折幽深、深藏不露的方面。其次，数字“荒诞”能够激发人们换一种眼光重审现实，甚至激活大家心中的那种抵抗之力、变革之欲。最后，数字“共情”因而就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维系更为紧密的纽带，进而导向未来共同体之建构。

文集中汇聚了大量相关的资料和思考，从不同角度展现出由假入真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近来也愈发成为各种数字文化的一个明显趋势。固然，对数字造假的批判从来就不绝于耳，但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其中领悟到了那种更具有启示性、未来感和变革意味的“求真之力”。比如游戏研究的巨匠博格斯特(Ian Bogost)在《新闻游戏》一书中开篇就指出，仅就探寻真相而言，电子游戏可能要远胜于之前的各种主流媒体，无论是报纸新闻、电视报道还是电影纪录。他总结说，“电子游戏可以展示文本，图像，声音，以及影像，但它们所能做的还要更多：通过建构起人们能与之互动(interact)的模型(models)，游戏得以模拟(simulate)事物之运作”。显然，电子游戏的求真之力主要体现为三点。首先，它是融合性媒介，因而能够兼具从文本到影像的不同媒介的优势。其次，它是互动性媒介，因而能够让玩家不仅成为消极被动的看客，更是转而成为积极介入的探索者、思考者，甚至行动者。再次，它是系统性媒介，也即，它不满足于如传统新闻业那般仅按照来龙去脉的线性方式去讲述一个故事，而更致力于以数字手段来呈现事件背后的更有纵深的背景与环境。由此他最后得出了与霍曼极为相似的结论，即以求真为己任的电子游戏确实能够更好地激发人们思考，进而凝聚人们的共情。

但除了电子游戏这个数字时代的新生儿和宠儿之外，那些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艺术形态是否也能够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的求真之力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泛泛而谈既不明智，也无法在一篇论文的简短篇幅中有效实现。那不妨具体而微地聚焦于一个点。我们的选择正是文学这个源远流长的艺术形态，并进而选取间谍小说这个更具有现实性、前沿性乃至争议性的特殊类型。

做此选择，至少基于三个要点，几乎为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一语道尽：“间谍生涯和小说写作其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者都要随时准备好去窥视人类的罪过，以及通往背叛的种种途径。”显然，间谍小说之所以能够洞察人心和真相，并非在于直接的描述或直白的抒写，而更是经由“背叛”这个曲折迂回的中间环节。背叛在间谍小说中有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呈现，从背叛国家、背叛信仰，再到背叛家人、背叛朋友，甚至最终背叛自己。背叛之中充斥着种种否认和操控、欺骗与谎言，但它最终所通往的却未尝不是对于真相本身的揭示、转化与增强。勒卡雷自己坦承，“试图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创造一个大剧场”，这本是他的创作宗旨，但他同时也强调，“掩饰是必要的，但是，伪造，则是断然不可能的”。可见，营造广大的文学剧场，来作为通往真实的道路，这才是他孜孜以求的最终目的。这也是间谍小说的精髓所在。下文就将围绕揭示、背叛和书写这三个要点来展开论述。

首先，间谍小说到底揭示的是何种真实呢？又如何揭示？在勒卡雷看来，所揭示之真实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心和人性，二则是现实世界。不仅他自己的文本，即便我们放眼间谍和侦探小说的广阔领域，揭示人心之诡诈和人性之叵测也往往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虽然很多间谍小说都以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为背景，但这些大的背景往往最终总需要落脚于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仅局限于这个方面又稍显肤浅，太过直接。实际上，勒卡雷自己还进一步提出了有关人性的另一种更深层次、也更为复杂的真实。这又展现为外与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写作“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进的路线：越走越宽，直到进入毫无连贯性存在的状态”。显然，写作和人生的格局皆是由小至大，不断突破自己固有的边界，融入更大的社会场域、更错综复杂的力量纠葛之中。他的写作之所以每每呈现出迷宫的样貌，并非只是一种匠心独运的写作技巧，而更是来自内与外、生命与世界不断交织的真实形态。而另一方面，这个迷宫的样态还有着更深的根源，那正是内心的记忆。真实往往不会以直接和直白的方式示人，而总是要经由记忆乃至想象的途径被不断地复制、重释乃至改编：“真的有‘纯粹的记忆’这种东西吗？我很怀疑。……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不断混合自身经历和想象力之后，确实就是这样。”

但间谍小说当然远非仅为内心的写照，而更是要在内心与外界的复杂交织中进一步展现出社会现实本身的谜样的真实。从人心透视世界，由世界反观人性，这或许是间谍小说最令人深思之处。关于间谍小说的深刻的现实内涵，迄今还是当属卡威尔第(John G. Cawelti)的经典概述最值得参考。他不仅从时间线索上将此种文学类型的发展概括为二战前、冷战及后冷战的三个主要阶段，更是结合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展现出迥异的书写之策略及真实之形态。这里不妨仅关注冷战这个重要阶段的三位创作者。起初，在米基•斯皮兰(Mickey Spillane)的笔下，冷战时期所特有的那种对秘密的迷执甚至迷狂已然展现得淋漓尽致，只不过他的处理手法还是稍显粗率，总是以近乎“歇斯底里，暴怒和偏执狂”的方式将矛头指向那些在社会和国家内部进行分裂的形形色色的“敌人”。在他这里，虽然隐藏的秘密和阴谋仍然是主导的动机，但敌我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分明的，善恶之间的对立向来是鲜明的。

但到了希区柯克这第二位代表性人物这里，原本清晰的边界开始模糊，原本自信满满的判断开始动摇。尤其在《西北偏北》这部杰作之中，不仅秘密变成了一个幽深曲折、难觅出口的迷宫，而且，卷入争斗的双方都在彼此欺骗的过程之中不断陷入到自我欺骗的迷局，进而令真相本身变得愈发扑朔迷离。真相是什么？这个追问或许已经让位给“到底是否有真相”这个更具怀疑论色彩的极端质询。我们看到，虽然卡威尔第在这里并未着重论及勒卡雷(这确实令人稍感意外)，但他对希区柯克的分析亦完全适用于勒卡雷的创作。甚至不妨说，希区柯克的绳索缠绕、迷魂颠倒的影像迷宫恰与勒卡雷的文本迷宫形成了一种有几分颠倒的呼应与镜像：在电影之中，导演或许多少还是一个幕后操控、冷眼旁观的主宰；但在文本之中，作者、人物与读者皆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一场真伪莫辨的间谍游戏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的私密性。……首先，你虚构了自己，接着你又相信了虚构的这个自己。”诚哉斯言。作者不再能置身事外，写作已然成为他探寻心灵和现实真相之际所必须艰难跋涉的宏大迷宫。

电影《西北偏北》海报

二、文学中的真理：离基(Ab-grund)的世界

然而，到了以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为代表的第三个阶段，所有这些心灵的挣扎、现实的迷局几乎皆消失殆尽。在007这位新型间谍身上，杀戮源自无可置疑的指令(“license to kill”)，炫示着高超而专业的技巧，最后又以纸醉金迷的纵欲人生作为回报。斯皮兰笔下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不见了，希区柯克和勒卡雷毕生探索的谜题也消失了，余下的只有无尽而空洞的快感。这或许多少是一种自暴自弃的立场：或许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隐藏的阴谋，或许这个社会的暗处还有很多阴险的敌人，但不必担心，总有英雄来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最终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好未来的承诺。

但这当然不会是现实的真相，而更接近“真实的谎言”。由此不妨再度参考另外两部经典的间谍和侦探小说的研究专著，重思其中所蕴含的真实之惑、真相之谜。首先要论及的正是克拉考尔的名作《侦探小说》，虽然成书较早，但堪称给出了迄今为止最具有启示性、也最为完整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大致可将其概括为层层递进的三个含义。第一层含义涉及到全书的立意。诚如克拉考尔的研究专家米尔德•巴赫所言，此作的用意并非仅局限于某类具体的文学类型，而更是要透视其背后的“历史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阐释”。那么，这个形而上学的背景又如何理解呢？戴维•弗里斯比(David Frisby)作出了极为凝练精辟的总结，直指当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症结，那正是意义的缺失。这也正是克拉考尔全书所贯穿的“否定性(negativity)”主题。借用韦伯的经典论述，不妨说在一个日渐祛魅的现代世界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总是“形式化的理性(formal rationality)”，进而将一切都化作冷冰冰的计算和机械性的程式，这不仅瓦解了更高的总体性的意义和目的，也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与人之间凝聚成共同体的可能。由此就进一步形成了一个悖论性的困境：一方面，是被强行以机械的方式被计算、被连接的各种力量；而另一方面，早已失散意义关联的各种力量又总会以意外、偶然、骤发的形态突破着各种看似井然而严格的社会秩序，这正是社会性犯罪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也是蕴生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形而上学”的前提。

由此也就涉及到侦探的地位这第二层含义。如果说罪犯、侦探和警察往往构成了侦探小说的三要素，那么，夹在罪犯和警察之间的侦探几乎总是处于一种尴尬而模糊的地位。无论是罪犯还是警察，他们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相对清晰的，后者是社会秩序的化身，而前者则是无序的混沌力量的代表。可是侦探到底更倾向于哪一方呢？似乎任何一方都不是。他显然迥异于罪犯，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要清除混乱，让社会复归秩序。但他用来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法又与警察有天壤之别。警察所运用的正是克拉考尔所批判的形式化的理性，而侦探正相反，他反倒是想在一个意义缺失的支离破碎的世界之中重探意义。但这又近乎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徒劳甚至堂吉诃德式的荒诞，因为侦探并没有力量去通达更高的意义领域，而只能跟身边的芸芸众生一样，深陷于现实之中，挣扎着、竭尽全力地去编织起那一个个看似牢固但实则脆弱不堪的意义脉络。即使有答案，它也随时随地有可能被揭穿、被撕碎和被否弃；即使能找到答案，它也很可能在侦探的心中激起层层疑虑，而非坚定的信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拉考尔似乎不无悲悯地感叹，侦探如果真的能洞察真相，那最终也无非正是这个世界本身的无意义的空洞以及无可掩饰的苍白。这也是为何在他的文本中，会反复出现“空洞(empty)”“虚无(void)”这样醒目的字眼。这也正是克拉考尔的第三层含义。由是观之，如果说斯皮兰的作品是对这个虚无困境的简单粗暴的解决，希区柯克和勒卡雷的迷宫是试图深入细致展现这个困境的错综复杂，那么，弗莱明笔下的007则更是一种放弃思考甚至抉择的无脑拒斥。

在《侦探小说》之后，对这个令人着迷的题材所进行的哲学阐释近乎绝迹，直到吕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才算是激起了第二波重要的浪潮。在《疑案小说与阴谋诡计》这部近作之中，他的立场看似与克拉考尔相悖，实则殊途同归。首先，他开篇看似与克拉考尔相近，将整个社会区分为两个层次，但手法却截然不同。克拉考尔区分的是高和低的两个层次，前者指向意义的整体，后者则指涉意义缺失的现实。而波尔坦斯基则正相反，他区分的是社会现实的表层与深层。这是否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回应、解答克拉考尔的那个经典批判，进而在空洞而无意义的表层之下去挖掘出深层的真实呢？或许远非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反倒是加剧了、加深了现代世界的空洞深渊。何为表层呢？无非是以各种方式(可能是权威、经验或习惯等)被建构起来的连贯自洽的现实秩序。此种秩序往往构成了人们日常行动的恒常背景和默认前提。但是，深思细究之下，我们反倒会发现，这些平日里隐藏在后台和背景中的秩序，至多只能说是“明显”而绝对算不上“自明(evident)”。明显，意味着它们的那种看似不可置疑的地位；不自明，却最终暴露出它们所缺乏的那个意义和理由的根基。是的，世界就是按照这样的秩序运转的，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但究竟为何如此？为何一定如此？是否有可能不如此？没人能给出确切、最终的回答。

而侦探小说亦正是对于此种终极虚无的极致展现。不妨参见波尔坦斯基的这个根本界定：“一部疑案小说源自某个事件，它即便看起来不甚重要，但却以某种方式突显于某个背景之上”。进而导致了三个重要的效应：一是“特异(singularity)”，即令事件本身挣脱了既定的框架，进而变得无从解释，难以言喻；二是“异常(abnormal)”，即发生的事件总是偏离了既定的规范，进而令人产生困惑和焦虑，从而也对社会秩序本身心生疑虑；三是“断裂(irruption)”，即事件之发生中断了表面的连续性，甚至瓦解了统一的背景，进而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暴露出这个世界的支离破碎、毫无意义的真相。可见，即便波尔坦斯基运用了“隐藏的”“深层的”真相这样的说辞，也并不代表他就已经在克拉考尔所批判的表面秩序之下重新发现了更具有意义的真实。他眼中的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其实依然是意在揭穿那些连贯而自洽的现实秩序本身的空洞与虚无。

当然，波尔坦斯基即便在最终立意方面与克拉考尔保持一致，但又确实比后者有所深化和推进，这重点体现于他尤其对间谍小说所揭穿的现实秩序给出了更为切实的说明和解释。在专论间谍小说的第四章之中，他首先辨析到，间谍小说与其他的侦探和犯罪小说相比，至少有一个突出差异，那正是对所谓“战争状态”的刻画。这其实与卡威尔第的论断大同小异。从斯皮兰到007，流行文本和大屏幕上的间谍形象确实都围绕着各种形态的战争展开，大至国家之间的战争，小至个人之间的恩怨，甚至有时还交织着人与技术、外星、神秘力量等的诡异战争(比如《X档案》)。但波尔坦斯基所谓的战争并非仅局限在这些可见的冲突形态之中，而更指向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隐藏危机，那正是边界与流动之争。对边界的敏感以及由此所展开的各种明争暗斗，其实并非冷战时期所独有的主题。根据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闻名论断，“国界只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这至少提醒我们，边界和领土之争也已经有着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了。不过，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不断有各种流动的力量在逾越着领土的边界，甚至模糊着各种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内部与外部，公共与私人”)，正是这一个主导的趋势给当代的间谍小说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创作背景。

不过这样一来，波尔坦斯基似乎就背离了克拉考尔的那个初衷，因为这就等于对表面秩序背后的隐藏真实给出了一个甚为明确的界定，那就是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散布、蔓延的各种流，从资本流、信息流到人力之流、物资之流，甚至情动之流。但这个颇有几分《反俄狄浦斯》式的阐释思路真的能够给间谍小说的真实指涉给出一个盖棺定论吗？间谍小说，真的就是在德勒兹和加塔利意义上的与资本主义的欲望机器勾连在一起的文学机器吗？或许不尽然。这就需要我们带着上文提出的这些线索和困惑重新回到海德格尔的文本，再度深思艺术与真理之关系这个根本问题。

实际上，即便《艺术作品的本源》这篇文本早已名闻遐迩，催生了无数的引证与诠释，但多少令人诧异的是，很少有学者真正将海德格尔的艺术之论与真理之思密切关联在一起。艺术每每是一个突出的要点，而真理这条线索却往往隐藏不显，甚至含混不清。对这一点的纠偏，还是拉帕波特(Herman Rapaport)进行得最为直接彻底。在《艺术中可有真理？》这篇名文之中，他几乎花费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细致梳理海德格尔真理观的演变，并尤其突出了“离基”这个晚期的核心要点，颇值得参考。首先，在他看来，若要最清晰简洁地概括海德格尔的真理观的要义，那正是从古罗马以来占据主导的“veritas”重新回归古希腊的“aletheia”。二者的区别也很简明，前者是以认识与对象的符合为主导，并最终导向了表象这个古典知识型的主流形态；而后者则正相反，致力于突破表象的框架，令人向着存在本身敞开。但这个界定里面当然有两个疑点尚需澄清。一是存在自身的敞开究竟展现为何种形态？二是人由此所实现的自由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对此，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中都给出了清晰的解答。存在自身的敞开，当然需要被描述为那个学界早已耳熟能详的遮蔽与去蔽的游戏，但反观自由，就成为一个相当困惑的难题。海德格尔首先警示我们，对于自由的一个最为“顽冥不化”的误解就是仅将其视作“人的特性”。人的自由远非起点，更非根本，相反，它要归属于存在本身的自由敞开。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各种高扬人之自由的概念进行了严厉批判，而“体验”和“主体性”更是首当其冲。

但要真正理解这里的自由之辩，还是需要重点参照《哲学论稿》这部总结性的巨作。在其中，遮蔽和去蔽的游戏获得了一个更为清楚的哲学界定，那正是离基。不妨从三个要点对这个晦奥的概念稍加阐释。首先当然是否定性的凸显，“因为存有之本质现身包含着‘不’，所以存有属于‘不’”。而在本有敞开自身的三种主要方式之中，无论是回响、传送还是跳跃，否定与“不”都是论述之中的核心环节。其次，引入这个否定维度之后的离基有着各种复杂形态，而海德格尔主要用“阴森”这个词来描摹。但阴森和可怕，皆不可归结为人自身的种种情感体验，而更是指向离基的那种幽暗渊深的样貌。如何恰切理解离基的深渊呢？比较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海德格尔也明确比照了无基、离基与建基这三个密切相关的概念。无基很接近克拉考尔对于现实秩序之空洞与虚无的批判性总结，它恰好体现出“伪装”与“腐败”这两个鲜明要点，甚或根本弊病。伪装，正是用表面上的井井有条遮蔽根基之处的彻底空无；腐败，正是由此令人陶醉于表面的浮华与快感，进而丧失了向着存在本身进行敞开与回归的决心。而离基则正相反，它首先展现为极端而强烈的否定或“无化”的契机，对各种既定的秩序、现实的框架、连贯的法则进行根本性的拒斥，但却意在由此敞开那个更为幽深且蕴藏丰富的本有之源。

这一番思辨，如果仅停留在哲学论证的层次，确实晦涩难解，但一旦落实于艺术创造的领域之中，或许就变得清晰显豁了。《哲学论稿》全书最后以“艺术作品的本源”收尾，或许亦正是此意。带着这个关键背景反观《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不难发现离基之存有论在其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诚如马克•辛克莱尔的精辟论断，该文中最具启示的当属“大地”这个概念，而海德格尔的相关阐述毫无疑义地展现出离基之意味。“真理是非真理”，而“非”这个否定性维度的最根本体现正是大地：“大地将裂隙收回到自身之中，裂隙于是才进入敞开领域而被制造”。

[德]马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三、幽灵书写：背叛的主体

“适合于一般‘形而上学’的东西，终究也适合于对‘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沉思，而这种沉思可为一种历史过渡性的决断做准备。”那么，何种决断？怎样准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现实世界所深陷的种种无基之症状与困境进行彻底剖析。就此而言，《哲学论稿》中的论断显示出远胜于波尔坦斯基的洞察力。

《疑案小说与阴谋诡计》中最终将侦探小说所揭示的现实迷局概括为边界与流动之争，但这当然不足以触及现实和真相之根本。毋宁说，从流的角度描绘和阐释当下的世界，这也仍然还是仅停留于相当的表面层次。不妨对照参考海德格尔指出的“存在之离弃状态”的六点批判。如果说“计算”“快速”和“巨量”这三点皆鲜明指向技术加速所导致的种种顽疾，那么后三点几乎都指向了对情绪、体验这些主体性维度的批驳。这或许也提示我们，海德格尔对真理和离基的深刻哲思，最终并非意在否定人的自由，而更是要对人的自由进行更为真实而本源的哲学界定。人的自由远非随心所欲，亦非随情而动，更非以表象的方式作为万物的尺度，而是要以离基之洞见来对抗无基之体验。“这个时代以谋制方式——也就是以这个时代自己的方式——使可疑问者得到承认，但同时又使之变得毫无危险。而且，这就是体验活动：一切都变成一种‘体验’”。在一个数字、网络和AI的时代，体验的无基状态更是变本加厉、病入膏肓，它愈发被“谋制”为在一个数字的表面之上无尽连接和蔓延地被计算、被形式化、被程式化的要素与力量。它也可以催生强烈的快感，但那背后只是无基的空洞。它也可以激发主体之意识，但那最终只是无基之游牧。就间谍小说而言，不难发现弗莱明笔下的007或许最为契合此种无基的形态。这或许也是为何他(而非勒卡雷的史迈利)能够成为新时代的间谍模版。

由此反观勒卡雷的创作，会发现他关于背叛的种种深刻启示不仅能够深化间谍小说对无基荒诞的种种揭示，而且更能够对海德格尔的尖锐批判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回应。在《哲学论稿》的最后(尤其第262节)，海德格尔曾提示我们，要对主体性进行重新反思，不再(仅)将其归结为生命与体验这些流动之物，而更是要从离基的存有论角度敞开自由的别样可能。我们想说的是，勒卡雷笔下的那些幽灵般的背叛性人物，或许正是离基主体的一种鲜明形态。这也是本文选择间谍小说对当下时代的真理问题进行重思的一个根本缘由。

背叛，向来是勒卡雷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柏林谍影》50周年的前言开篇，他甚至再度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贯穿他的写作生涯的种种根本背叛：“五十年来，自此之后的每一次采访都是为刺穿我的伪装、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真相而进行的努力”。那么，到底如何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呢？阿隆诺夫(Myron J. Aronoff)的洞察颇为学界认同，那正是把此种背叛从根本上理解为以怀疑论为特征的“自由的性情(liberal temperament)”。自由，但却并非是自由主义。因为勒卡雷笔下的人物及其他自己之所以要面对世界、他人和自身持一种自由的态度，恰恰正是为了对任何一种通行或既定的政治立场保持反思和审慎的距离。不轻易地接受某种立场，而是要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格局之中对其进行考量、审视，甚至批判，这就是所谓“自由”之真意。这最终是为了在一个日趋崩坏的世界之中仍然保持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平衡，进而在各种力量争斗的漩涡之中保持人格的健全(“personal integrity”)。背叛并非只是吸引观众的叙事机关，也不只是对凶险的现实所发出的犬儒式嘲讽，而更是要恪守清醒，直面真实的自我。因此，虽然在他的笔下，众多人物往往都会陷入到自我怀疑、自我否弃甚至自我毁灭的境地之中，但他们及勒卡雷自己每每都会反复强调那种“信念(faith)”之力。信念，绝非是盲从甚或固执，而更是来自审时度势的清醒与坚定。清醒的信念，才是自由的根源。为了追求、实现此种自由，自我才需要一次次的背叛，逾越边界，挣脱框架，撕裂表面。勒卡雷的书写确乎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海德格尔晚期的玄思：究竟如何在一个日渐无基的世界之中重建主体性？以怀疑为手段、以自由为归宿的背叛性自我似乎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

[英]约翰•勒卡雷《柏林谍影》

这里就可以从勒卡雷和间谍小说进一步拓展，对文学中的背叛主体稍加引申。实际上，如果说有一个概念能够对此种主体形态进行恰切描摹和概括，那或许正是在德里达那里被深刻全面阐发的“幽灵书写(ghost writing)”。幽灵书写，原意本来是找人代笔，也即真正的作者隐藏在文本背后不见踪迹。德里达使用这个概念当然也基于这个原意，但也蕴藏着更为丰富深奥的文化及思考的逻辑。首先应看到，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幽灵早已在自古至今的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太多复杂曲折的印迹，但它首次真正成为令学界关注的思辨性主题，或许还是在赖尔的名作《心的概念》之中。虽然“机器中的幽灵”这个脍炙人口的说法本意是批驳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但赖尔确实借幽灵这个形容进而批判了另外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即仅用伽利略时代以来的物理因果的框架来单方面地阐释心灵现象，进而忽视了一个根本事实，即后者本可以、本应该拥有它所独有的阐释和思考逻辑。

在赖尔那里，幽灵(spectral)这个说法倾向于贬义，即突出心理现象从属于物理法则的那种“如影随形”的附属地位，但到了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伴随着德里达的一系列相关专论的问世，“幽灵性(spectrality)”及其独特的逻辑逐渐成为推动文化创造乃至哲学反思的一个更为积极的动力。在代表性的文集《幽灵性读本》的开篇，诸位编者便明确强调幽灵作为一个“概念隐喻”所起到的重要的“理论框架”的功用。在这个框架之中，德里达的幽灵之思当然奠定了最为关键的基础。只不过，诚如编者所敏锐指出的，学界对德里达的幽灵概念的关注大多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这两个方面，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论精神》之中所给出的第三种思路，而该作之中最引人关注和深思的幽灵性逻辑或许正是“裂隙(Riss)”这个本就取自海德格尔的重要概念。考虑到裂隙与“大地”、尤其是“离基”这些基本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它尤其对于本文的论证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上节最后提到了大地作为离基之裂隙的重要形态，而在《论精神》这里，裂隙更是进一步从大地被移置于精神的内部：“裂隙在精神与自身之关联的本质之中切割开痛苦，精神则借此聚集自身、分裂自身。正是在痛苦中，精神给出灵魂。灵魂又反过来承担精神。”这样，我们不仅得以将自我聚集又分裂的裂隙视作幽灵性的根本逻辑，更是能由此与勒卡雷式的背叛主体和苦痛体验这两个要点关联在一起。自我为何要背叛？并非仅仅是出于愤怒、绝望抑或自弃，而更是试图以离基之裂隙去更为根本地直面无基时代的困境。此外，即便勒卡雷自己并未明言，但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毁灭的过程总是与刻骨铭心的苦痛体验关联在一起的，这也是明显的事实。

幽灵书写，正是这样一种以文学和书写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背叛的离基裂隙。在专论德里达的幽灵书写理论的著作之中，卡斯特里卡诺(Jodey Castricano)细致概括了其四个本质特征，而无论是书写之中的他者的踪迹，还是此种踪迹的种种沉默的姿态、召唤的意志乃至真实的见证，其实都是为了以根本而极端的力量在自我和精神的内部去撕裂开种种幽灵性之裂隙。在另一部从德里达的幽灵书写来重释当代文学实践的专著之中，戴维•考弗兰(David Coughlan)也给出了相似的界定：“幽灵书写就意味着此种生命的痕迹，以及我们以幽灵的方式将自身和他者写入(write into)世界的方式。”这里，除了突出了幽灵书写的那种逾越生死边界的离基运动，更是进一步将自我和世界关联在一起，由此也就在离基的世界和背叛的自我这两个本文的关键主题之间建立起本质的关联。幽灵性，绝非是自我的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幽灵性裂隙，也绝非是自我针对自身的毁灭性冲动和否定性意志。自我之所以要不断的背叛，进而以幽灵的形态穿越生死、穿梭文本，正是为了再度找到直面他者、回归世界的道路。这，既是海德格尔所阐发的“自由”，更是勒卡雷所坚持的“信念”。在后文展开的论述之中，考弗兰尤其重点结合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的文学创作进而指出，真正的幽灵书写最终是为了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精神性纽带，再度找到“回家”的路。

四、结语：闪烁(flickering)主体——数字时代的幽灵书写

伴随着文学书写全面进入数字时代，幽灵性的逻辑也同样得到了引申与转化。

实际上，德里达在一系列重要采访之中，很早就已经从幽灵性的角度对数字媒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比如，在《纸或我，你懂的……》之中，他就作为一个资深的写手颇为动情地比较了纸质媒介与电脑书写之间的根本区别。当我们不再用纸和笔，而是终日面对屏幕敲打键盘之时，这所改变的并非只是书写的习惯，而是更进一步抽离了书写原本依赖的那个肉身性和物质性的根基。德里达由此感叹道，“无基(baseless)”的电子书写也正在、将要彻底改变人的主体性的形态，甚而将其化作幽灵之形态。

然而，这篇1997年的采访至多只能算是发出了预警，而尚未全面深入到数字书写的幽灵逻辑之深处。随后，伴随着各种“交互性数字叙事”(interactive digital narrative)的兴起，又有众多思想家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了见识卓然的推进。比如，早在《赛博文本》这部开山之作中，艾斯班•艾瑟特(Espen J. Aarseth)首先就着力批判了以传统的叙事和书写理论来“生搬硬套”电子书写的不恰当做法，并尤其将彼得•伯格•安德森(Peter Bøgh Andersen)对于“幽灵符号(ghost signs)”的尴尬阐释作为重要标靶。幽灵，在安德森的计算机符号学(computer semiotics)的框架之下全然是一个负面而消极的现象，它指的是那些明明在交互系统之中发挥作用，但却难以用传统的符号学理论来阐释的令人难解的现象。它略显多余，但又不可或缺。

这也就激发其他学者去探寻电子书写所独有的、不能被归并入传统的文学符号理论的幽灵性逻辑。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显然是这个方向上最具原创、也最为坚定的开拓者。早自《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这部奠基作之中，她就已经明确用“闪烁”这个独创的概念来区别、进而整合文学书写与电子书写。“闪烁”，本是意在拓展乃至修正拉康关于“浮动的能指”的闻名理论，进而将论述的重心从符号和文本进一步拓展至数字的交互性系统，建立起“技术、文本和人类”之间的连接线路。何为闪烁呢？它既是连接，但同时又凸显出那些偶发的、局部的、不可预测的裂隙。在闪烁之处，数字系统难以形成彻底的封闭，而总是在与人的交互之中保持敞开状态；在闪烁之中，人类主体也得以不断挣脱自身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界定，进而不断地“背叛”自己，从书写者到操作者再到“电子人(cyborg)”，不断抒发着“自由之性情”。闪烁的系统与闪烁的主体相得益彰、珠联璧合，这或许就是幽灵书写的另外一种积极而富有希望的形态。就此看来，数字时代的幽灵写手们真的酷似勒卡雷笔下那些自我背叛的间谍，在一个充满变动、福祸相依的世界之中仍然在探寻着真理、恪守着信念。“写作就是等待”，等待那个即将到来的幽灵主体。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勒兹与加塔利生命诗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1BWW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姜宇辉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4期（总第1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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